第五章 中山先生思想與台灣經驗 第一節 孫中山先生與台灣的關係 第五章 中山先生思想與台灣經驗 第一節 孫中山先生與台灣的關係 孫中山先生自1894年創立興中會至1925年逝世之間，曾經到過台灣三次，其中在建立中華民國之前來台一次，之後來台兩次。1897年興中會於台北成立分會，中山先生於1900年9月28日第一次來台，他是從日本來到台灣，目的在籌謀惠州起義的革命經費，希望當時日本的台灣總督給予中國革命提供援助，但没有結果，於十一月中旬離開台灣，回抵東京，停留台灣約一個半月。

民國2年（1913年）八月初第2次來台，是路過台灣，當時當時民國已成立，因世凱專政，引發「二次革命」，中山先生偕同胡漢民離開上海，搭船欲前往廣州之際，經日本福州領事告知廣州起義失敗之消息，為此遂祕密到台灣隱匿，並經台北赴日本。 民國7年（1918年）5月下旬第三次來台，此次因中山先生在廣州軍政府中受桂系軍人排擠，因此離奧，經汕頭取道台灣、日本，到上海，並希望在台灣宣傳三民主義，喚起民族意識，因受當時統治台灣的日本當局所阻擾，未能有所活動，但仍與在台人士有所接觸，雙方留下良好印象。

民國14年中山先生逝世，以台籍為主的北大同學會，曾致送一幅輓聯，內容為： 『三百萬臺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 四十年祖國未境事業，舍我輩其誰分擔。』 都顯示中山先生與台灣之間的友好關係。

政府遷台後，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在台灣成為建設依據，逐步落實部分，其中以「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改革政策的成果，最為世人所矚目。在台的花蓮耆老駱香林曾寫一首題為「耕者有其田」的五言詩，來描述土地改革政策的真實感受，其內容為： 「人身備百工，到老事稼穡。無田而有田，汗血不虛滴。驀地為地主，陡增萬金值。 鵝鴨樂成群，雞栖接豚栅。諸農本窮民，乃今蒙扶植。萬古無此例，何以報罔極。 報天天弗受，報人人不德。不如阜其財，用之以報國。」

孫中山先生終其一生，為追求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而努力不懈，並為了這個新中國規劃出一套全方位的建國藍圖。如能依此步驟循序建立，自當能成為一自由、平等、均富的社會。只是，中華民國建立後，國內外環境皆未能提供適宜的時機，讓孫中山先生的建國藍圖從而實現。 反而卻在他創立興中會的翌年，清朝割讓給日本，並在抗戰勝利後，重歸我國的台灣，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經過調整後，逐步實，施慢慢實現，並發揮其應有的精神與功能。 因此，就台灣經驗而，孫中山的思想仍具主要影響之所在。

在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民國93年底），曾有人提出孫中山先生是「外國人」之說法，因此，他不是我們（台灣國）的國父，台灣的國父應另有其人。 如從「台灣國」的角度來談，此種說法當然無可厚非，也是言論自由的層次，因台灣內部本來就有「國家認同」的問題存在，因此，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見解與看法。

但就目前我們的國名還叫「中華民國」來說，中華民國是中山先生創建的，在他逝世之後，國民政府為了表彰他對中華民國的貢獻，才於1940年（民國29年）以公報訓令，「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在案」，因此前述說法並無損於中山先生在中華民國上的地位，況且，他卻實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也可以說是政治家，這是許多學者所肯定的，也是兩岸至今一致肯定的人物。 陳水扁在接任中華民國總統時，亦曾經說他是中山先,生的傳人，也曾經接見過來台灣的中山先生孫女孫穗芳女士。

在大陸，毛澤東則尊稱中山先生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和「民主革命者」。 毛澤東在1956年11月12日中山先生誕辰九十週年，發表了「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盛贊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和「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的豐功偉績。毛在文章裡亦寫道：「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並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正在完成這個革命」，此一紀念文具有強烈的政治作用，明白宣示毛繼承了孫中山，日後中共史學界即奉此為圭臬。

2011年創建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將屆滿一百周年，由於廣東是孫中山革命的策源地，目前當地還保留許多與革命相關的史料和遺蹟，大陸廣東東省政府計畫在廣州興建辛亥革命紀念館，館址以黃埔軍校舊址為中心，並與附近近代革命文物史跡做搭配，形成一條具有強大感召力、足以喚起所有人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預計於2008年完工。（2006年7月7日，中國時報）

第二節 台灣經驗的詮釋 「台灣經驗」是當前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一項重要發展經驗，此經驗也一再成為各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所矚目的對象。 就民族而言，台灣因地理環境及歷史背景的因素，其內部曾經歷各不同國家、民族（族群）間的互動與交流，包括有南島語系的原住民、移民的漢族、荷蘭人、西班牙人、以及日本的大和民族，皆曾在此留下遺跡。而台灣內部皆能予以融合、調適，使其能在文化整合、族群認同中，產生一定的影響。

就民權而言，政府遷台後，因政治環境因素，使台灣無法直接邁入中山先生民權思想的所有主張，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普及，讓台灣的政治發展一日千里，已逹成中山先生「直接民權」的主張，並在次第開展之中。 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運動之發展中，台灣自1996年起，即被「自由之家」評比為「民主國家」平穩地走向民主的世界潮流中。當然，要努力的還有很多。

就民生而言，「台灣經驗」的開創，即是以民生思想為主要的依據。在從信仰產生力量的施行下，使台灣在40餘年，生產方面的國民生產總額，平均每年得以有10％的經濟成長率，使台灣獲有「亞洲四小龍之首」的美稱。 而在分配方面，就最高所得與最低所得之間的差距而言，也均能維持在4至5倍之間，使台灣真正逹到「均富」的社會目標。

這些目標的達成，除了政府適宜的政策、國際的適當時空環境、美援的經濟提供，以及日據時期的經濟條件外，台灣地區人民克勤克儉的努力，則是一項重要關鍵之所在。 這些目標使得台灣在發展經驗上，經常成為各國研究的主要對象，其中以現代化理論及依賴發展理論二種詮釋的觀點，較能說明及符合台灣經濟發展的實際情形。

（一）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 此發展理論於1950至1960年代盛行於美國。其透過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傳統──現代」的雙元比較，強調落後國家如想提升至先進國家，則必須努力學習先進國家的技術、制度和觀念。 現代化的社會特質，包括：工業化、都市化、教育水準普遍提高、傳播事業發逹、家庭結構趨向核心家庭、社會流動加速、職業分工精細專門、司法體系漸趨獨立、政治體系趨向民主等

現代化的人格特質，包括：具開放的心靈願接受新的經驗、勇於表示意見但也表現出民主容忍的風度、做事有計劃並注意時間和效率、信賴科學而不迷信盲從、強調個人尊嚴並祟尚公平分配、以及用人唯才而不講究出身背景等。 現代化理論強調改變傳統是走向現代的不二法門，而台灣經驗的成功，顯現出上述各項現代特質，使其能適當詮釋現代化理論的普遍觀念。

（二）依賴發展理論（Dependency Development Theory） 此發展理論起於1970年代未期，它不反對依賴理論學者所提及，落後國家依賴先進國家的依賴事實，但其透過歷史結構研究的途徑，將研究對象的歷史環境背景，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時機，以及隨時間的演進而帶來的依賴情境變化的可能性，運用國家職能的觀點，經由國家機關、外國跨國公司，和本地資本家所組成的「三角聯盟」，做為分析在依賴情境中獲得發展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台灣在發展經驗中，正因威權政治的影響，政府能主動掌控國家資源，同時配合國際經濟的景氣，以及吸引僑外資的投資，再加上本土資本家的充分配合，使能經濟持續成長。上述的詮釋，即是台灣之所以能在依賴過程中，求得發展的主要立論之所在。

「台灣經驗」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所注意的焦點，而台灣的經濟實力也是世界各國所注重的對象。 不過，由於台灣內部缺乏天然資源，國內企業與勞動環境的變化大，以及國際情勢的詭譎多變，一再顯現出台灣正處於發展能否調整得宜的關鍵時刻。 特別是近年來，台灣的國民年平均所得並没有明顯增加，但在高科技社會裡，貧富之間的財富差距越顯著，且財富分配有明顯集中在富人家族的現象。

依據2005年波士頓顧問公司發表的一份最新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台灣的家庭資產大部分集中在少數家族手中，約有百分之七十的財富是集中在百分之二的家族中。 而依據我國主計處公布2004年的台灣家庭所得分配狀況，貧富差距達6.03倍（1980年為4.17倍、2002年6.16倍、2003年6.07倍），最高所得組家庭平均每年有一百七十九萬元可用，最低所得家庭平每年僅二十九點七萬元可用。（註：可支配所戶數分為五等分，最高所得和最低所得分別佔20%戶數。）

因此，在台灣經濟越對外開放，對內越自由化的同時，如何防止台灣經濟資源的日趨集中化與財團化，並出現所謂的「金錢政治」？ 以及如何建構台灣的社會民主制度，透過社會立法的手段，來強化國內的社會保障，加強福利制度，讓社會團結及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建立抑制金錢政治的治理機制，好讓中下階級都能生活的更安心？ 以上兩大問題 ，是朝野上下必須認真思考解決的重大課題。

另一方面，大陸地區是台灣經濟發展的資源及市場所在，兩岸間的關係也已有逐步邁向互利的共識，可是兩岸間的互信基礎仍未完全建立。 在兩岸關係尚未能正常化、明朗化之同時，皆使得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未來發展，埋下一顆不定時的炸彈，也使得台灣是在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中發展。

不過，據最近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95.6.16.中國時報）顯示，中共自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以來，隨著中共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兩岸經貿依存度持續提升，以及台灣政治實況的發展，中共在2004年，也就是在陳水扁贏得第二任總統後不久，在兩岸政策上已逐漸開始改弦易轍。 胡錦濤已經開始低調對待北京長期以來所堅持的-即如果有必要就動用武力收復台灣的誓言。同時把焦點轉變為阻止台灣領導人走向正式獨立的任何舉動，包括以尋求修改憲法方式的「法理台獨」。以往的「武力促統」已轉變為現今的「經濟防獨」。

北京的政策是鼓勵台灣與大陸間在經濟和其他方面進行更多的交流。因此，最近在兩岸直航包機，以及開放大陸民眾到台灣旅遊觀光方面的共識及默契已逐達成，且有所進展。 就中共的考量，無論是推動兩岸直航或開放赴台觀光，只會逐步加深台灣在經濟層面上對大陸的依賴，而台獨勢力將很難在島內喚起熱情。未來無論台灣執政者為何人，考量國計民生同時，將很難逆轉兩岸經濟一體的實現。 並通過中共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發展，讓大陸對兩千三百萬人更具有吸引力，以期望在未來在某個不確定的時刻，隨著中國的進一步變化，和平統一將是可能的。

陳水扁總統於2006年4月12日接見比利時國會議員時，亦指出，未來中國若放棄一黨獨裁、極權統治，而台灣人民認為可以選擇終極統一，這也是台灣人民的選擇；但不能在中國一黨獨裁、極權統治或在中國飛彈威脅之下，迫使台灣人民妥協、被迫接受終極統一。（2006.4.13.中國時報）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於2006年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記者問：你走訪亞洲，根據你的觀察，你認為什麼才是適當的兩岸關係？ 他回答說：維持海峽兩岸的和平與穩定，不要有衝突。没有人要加速統一，中國已明確地表達没有統一時間表。如果我是台灣人，我會去中國投資，但不會只中國。日本與韓國在中國有很大的投資，但他們同時也投資東協國家、澳洲、紐西蘭、歐洲與美國。台灣也可以這樣做，才符合台灣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