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 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马俊威 研究员 日本政治走向与中日关系 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 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马俊威 研究员

日本政治深层变化 一、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以修宪、亲美、强兵、遏华为主要特点的政治保守化随右翼政党自民党等的不断得势，将其特色集中体现在历届政权的政策右倾化层面之上。2001年4月小泉上台后更是推波助澜，在适宜的社会、政治气候下，将其右倾化特色发挥到极致，使战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和平主义思潮日趋弱化。

经济低迷和政治无为 导致日本新民族主义抬头 主体意识不甚成熟的日本民众长期受右翼政治势力及舆论导向的影响，作为核攻击“受害者意识”渐强，而对曾发动侵略战争的“加害者意识”趋弱。 在政策思想层面，美化侵略历史、修改和平宪法、强调中国威胁、强化日美同盟的倾向持续加强。 此种思潮在日本渐成大势，已被多数进入政权中枢的新生代政治家所接受，在今后较长时间内将影响日本的内外决策。

保守势力控制政坛， 革新政党全线失势 社民党（原社会党）因放弃原有反对日美同盟、非武装中立等基本路线、10间在国会的席位由150余席锐减至20余席，失去单独提案资格；日共也为加入执政行列积极准备，开始承认日美同盟的作用；公明党则完全成为保守政党的“御用工具”，与自民党结成执政联盟。 自民党、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优势不断壮大，基本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格局，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政治生态的保守化。 目前，革新势力在日本众参两院所占比重不足10％，基本丧失对重大问题的发言权，对右翼势力的牵制作用几近于无。

小泉当政反映日本社会的基本诉求，带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 经过“失去的90年代”，日本选民危机感与改革诉求日渐强烈，渴望出现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带领日本走出困境。 小泉借助基层党员和舆论的广泛支持而成功问鼎自民党总裁。小泉上台后注重笼络原本“远离政治”的都市中产阶级，得到“无政党认同”选民的支持，进一步巩固了政权基础。 小泉对华坚持推行“参拜靖国神社”、“宣示钓鱼岛主权”等强硬政策不只是他顽固偏执的“个人风格”所致，而是因其路线根植于持续右倾化的日本社会、政治土壤之中。

实施“正常国家化”战略目标。 日本政界保守势力认为，宪法中的“军事限制”、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影响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主要障碍，这种政治上的天然缺陷严重制约了日本在国际政治及安全领域“有所作为”。

冲破宪法束缚，与世界大国在政治上平起平坐 内政上，向和平宪法等禁区挑战，放弃“专守防卫”原则，行使“集体自卫权”，彻底摆脱“战败国后遗症”，建立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国家精神力量。 外交上，试图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先导，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彻底甩掉“敌国帽子”，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作用。

推进“强军”路线， 挑战防务禁区 小泉的“国家观”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在加强国防力量方面与历届自民党政权相比步子迈得更大，势头更猛。建立自卫军，组建国防省。 小泉上任以来连续出台三部军事立法，一举突破了迄今对自卫队出兵海外的“地区限制”(不再局限保卫本土)、“行为限制”(放宽使用武器)和“国会限制”(无需国会事先批准)三大禁区。 日本已是“核门槛国家”，“核武装论”在日本政坛颇有市场。2004年底，83名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公开表示，如果国际形势需要，日本应当搞核武装。

改变日美同盟的性质， 借美国之力平衡中国 2004年12月，小泉政府对历届保守政权不敢触及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打开缺口，以“特例”方式向美出口MD相关武器部件。 日本还准备接受美将驻守华盛顿州的陆军第一司令部迁至日本神奈川县的计划，助美强化对东亚地区的遏制力量； 2005年2月，日美“2＋2”会议发出明确信息：自卫队和美军将在世界范围内联手应对各种不测事态，其中包括台湾海峡。

安倍的政治路线更具激进色彩 安倍的政治抱负是使日本成为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世界政治大国、拥有正规军的军事强国。 加大军事、安全在国内政治中的比重，加快政治大国进程。 把修改和平宪法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任务。

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 07年1月防卫省正式挂牌。 是日本重新定位自卫队职能的重要手段，目的在于变相取消所受的战败国限制。 提高自卫队的“外向型”军事功能，加强日美军事一体化的程度。 将把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提上议事日程。此举是安倍为修宪铺路的重要举措之一。

着手组建日本版的“国安会” 06年11月22日，安倍牵头召开了“事关国家安全保障的官邸机能强化会议”。 意在仿照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着手组建日本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安倍亲任该会议长，要成员有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军事专家小川和久等人。 就日本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务实性研议，涉及“海外派兵”的集体自卫权问题将成为“隐性议题”。

在国会通过“海洋基本法” 07年4月3日，日本众议院通过《海洋基本法案》。 搭建综合管理海洋政策的平台。为改变海洋政策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在内阁官房设置由首相任“本部长”、新增的“海洋政策大臣”任“副本部长”、以便有计划、统一地推动海洋政策。 在东海问题上向我施压。 一是日本试图以国内立法将东海油气资源权益固定下来，使其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 。二是如果没有国土交通省许可，任何船只不得妨碍日本企业开采行动。

加速推进海洋大国战略 日本加紧与近邻国家争夺海洋权益意图有三： 一是激化与邻国在海洋权益上的矛盾，唤起国民对海洋问题的关注，参与海洋政策的讨论； 二是向国际公海水域扩张，把西太平洋海域的“冲之鸟”礁划为本国领土，宣示专属经济区。 三是通过国内海洋立法推动国际法的确立，在国际海洋法律文件确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体现日本的利益需要。

国会通过《国民投票法》 众议院4月13日通过了旨在修宪的《国民投票法》（简称“公投法”）。 公投法是修宪的“敲门砖”。日本宪法制定于1947年，被公认是一部和平宪法，对日本战后长期走和平发展道路起到了保障作用。但日本国内以自民党为首的右翼保守势力认为，宪法第九条中的有关规定，已经成为日本跻身政治大国的“绊脚石”。

公投法将打破宪法“不败金身”。一是公投法将“投票权年龄特设为18岁以上”，与日本民法规定的投票法定年龄为“20岁以上”明显冲突，其用意显然是瞄准支持修宪的年轻一代。 二是公投法“禁止公务员和教员开展反对修宪运动”，以此达到削弱护宪力量的目的。 三是公投法“不设定最低投票率”，获得简单多数即可通过该法。反对修宪者多会选择弃权来表示不满。

开展“价值观外交” 安倍的外交政策凸显“战略性国家利益”，强调将美、韩、澳、印等作为推进“民主国家群”外交的核心，拟与美、澳、印展开“战略对话”，并使之成为常设机制。 安倍政权提出了“自由繁荣之弧”的概念，宣扬民主、自由、人权等“普遍价值”，借以增加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号召力和地位。

安倍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展开全球大竞争的根据地，并以“共同价值观”为名，推进“亚洲的日本化”和“日本式民主”，主张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以“自由与民主”划线，削弱中国崛起带来的政治影响力，谋求地区合作主导权。 2007年初，安倍出访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意图将日欧关系建成安倍外交的“第三轴心”，为新一轮“入常”外交造势，为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质等问题寻找支持。

“新福田主义”欲提升日战略地位 “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共鸣”政策的深化。首先，东盟成为其战略新重点。“新福田主义”五大战略方向中，“支持东盟一体化”被列于首位。加强与东盟各国特别是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推动湄公河东西走廊建设，构筑多层次对东盟关系。

其次，日美同盟是其新亚太战略基础。福田提出“使日美同盟成为亚太的共同产品”。加强日美同盟可减少亚太一体化的风险，将日美同盟作为新亚太战略重要屏障。 第三，日构建“亚洲防灾防疫网络”，扩大日影响力。福田将日舰印度洋供油及马六甲反海盗合作均视为扩大日本影响力的重要表现,建立多层次协作体系的意图。

“新福田主义”出台的政治环境。 首先，力避在美主导的亚太格局中被边缘化。战后日长期自诩“亚洲代表”，以其雄厚经济势力襄助美稳定东亚局势。而中国与亚洲新兴国家的兴起，使东亚格局剧变，美与中国、印度、东盟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密，日本作用相对下降。福田提出构建亚洲防灾防疫网络，并着力强调气候外交，无一不在抢夺亚洲话语领导权与议题设定权。

其次，借亚太一体化构想整合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为战后日本两大外交支柱，但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矛盾。美对日发展亚洲外交存在戒心，日也面临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孰轻孰重的抉择。而“新福田主义”将日美同盟发展成“亚太共同产品”，将日美同盟与日亚洲外交融为一体，可起到打消美戒心、开辟亚洲外交新路的双重作用。

第三，意在整合东北亚大国关系。4月，韩国新任总统李明博访日，与日确定面向未来的日韩关系；同月底福田访俄，冷却领土议题，日俄经济合作将更上台阶；5月初胡主席访日，确定了“战略互惠关系”的指导纲领地位。3月以来福田加深了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成为新福田主义出台的重要背景。

“新福田主义”对我喜忧参半 首先，日本在亚洲战略上将更为务实。 福田一改小泉轻视亚洲、安倍主动挑起“价值观外交”的做法，顺应全球化趋势，强调合作为先，以柔性战略拉拢亚洲周边国家，与我争夺整合亚洲主导权的做法将更为多样化。

其次，对我借重与制约作用同步加强。中日关系是“新福田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福田鼓吹“亚洲突破国家界限，30年后太平洋应成为内海”的主张，需借助中国支持。但福田着力巩固与东盟关系，把日美同盟变为亚洲公共产品，暗含将日美同盟触角扩展至整个东亚的战略意图，日本可从中扩张势力范围。

第三，借亚太大国关系多重架构提升日亚太地位。中国和平发展造成日亚太战略地位相对弱化。福田认同东盟一体化，将整体东盟视为亚太重要势力，有平衡中国的意图。同时，借日美韩、中美日、中日、八国峰会等大国间战略对话机会，提升日在亚太地位，借东盟、美国、韩国、俄罗斯等牵制中国，将中国纳入其整体亚太战略轨道。

《宇宙基本法》突破非军事禁区 根据1969年国会“仅限于和平用途”的决议，日本对宇宙开发一直奉行“非军事”原则。 《宇宙基本法》的通过则标志着这一原则的松动。顺应世界潮流将太空用于“非侵略”目的，则可视为“和平目的”，在“专守防卫”原则的范围内允许对太空进行军事利用。

《宇宙基本法》通过的背景是，日本对朝鲜弹道导弹发展和中国军事及太空计划的忧虑日益增强。中国反卫星试验也为日本拉响了警报。 新法案的通过为日本发射早期预警卫星、发展更先进的间谍卫星扫清道路，还有助于日本太空工业的发展革新。

中日关系现状与前景 一、中日关系的定位与定性 二、中日关系滞后于时代发展 三、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升温 四、中日关系难有实质性改善

一、中日关系的定位与定性 1、中日关系已超出双边的范畴，具有新的时代内涵。 2、中日关系本身构成了亚洲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3、中日关系也是亚太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关键所在。 4、推进中日关系对双方来说均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1、中日是亚洲的两个大国，两强的关系好坏将对周边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起伏不定或出现问题会影响整个周边地区的稳定，在某种程度上超过美国的军事存在。特别是东盟国家不知道跟谁。 2、亚太地区在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方面进展缓慢，水平低于欧美地区，处于不活跃状态。要想激活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合作，东北亚的中国和日本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六方会谈使人抱有希望，中日共同参加。中国与东盟与10年内完成FTA谈判达成协议，日本也加快与东盟的谈判进程，日韩同步进行。中日两大经济体不能实现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无从谈起。 3、从主观愿望上讲，中日关系在各自的对外政策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方面，16大报告中有个指导性提法，即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因此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从周边国家的角度看，日本都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日本方面，把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并列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日本在经贸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前所未有，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对贸易立国的日本来说中国的巨大市场不可或缺。

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合作 关系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日外交思想的精髓在于把日本少数军国主义者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 2、而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代表的邓小平坚持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对日外交思想。 3、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出发点。 4、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在继承了前几代领导集体对日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发表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第四份政治文件”。 现阶段发展中日关系符合“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对于赢得20年战略机遇期，重点发展经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十分重要。

二、中日关系滞后于时代发展 1、中日两国在相互适应和调整方面出了问题。 2、日本方面难以接受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 3、日本对华仍未摆脱“心里冷战”的思维模式。 4、 日本对华外交“四大矛盾现象” 1．冷战后10多年来，日本追求大国地位，但经济经历了长期低迷。中国经济大发展，对外政策积极活跃。这使中日之间原有的一些心理平衡被打破，需要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需要克服心理障碍，对日本来说尤为重要。 2、中日在亚洲强强并存的时代首次出现。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一种冲击、一种威胁。20年前谈论的“日本第一”、“日本模式”、“日本经验”、“日本奇迹”变成了现在的“日本危机”、“日本体制僵化”、“日本一蹶不振”，同时出现了“中国崛起”、“中国世纪”的说法。换句话说，日本领军的“雁型结构”变成了“马群结构”，较强的失落感，使日本对中国产生一种潜意识的较劲心理。 3．这是一种“心里冷战”。时代发生巨大变化，日本人的心态没能发生同步变化，这种落差形成历史心理积淀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导致日本“厌华情绪”发展成一种社会心态。在日本国民中普遍存在，在媒体的炒作下呈扩大之势。亚洲杯、潜艇事件、反日游行，对华各项舆论调查很说明问题。

日本对华外交“四大矛盾现象” 1、在重视中日关系的同时，坚持错误的 历史观； 2、既加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又继续与台湾保持活跃的交往； 1、在重视中日关系的同时，坚持错误的 历史观； 2、既加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又继续与台湾保持活跃的交往； 3、在推动日亚关系的同时，也在强化日美关系； 4、经济、文化方面表现活跃，围绕能源、资源的开采摩擦激化。

日本对华战略心态 出现“逆反型”变化 亚洲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中日强强并立的格局，日本因其“头雁”地位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而心理严重失衡，不乐见中国发展的“岛国心态”逐步演变成遏制中国发展的“搅局心态”。

面对中国的崛起如坐针毡， 视我为潜在敌手 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对我心态由“优越”转为“失落”，姿态由“慷慨”转为“苛刻”，政策从“友好”转为“抗衡”。 极右翼势力通过媒体恶意放大中国反日示威游行中的“暴力行为”、亚俱杯比赛中国球迷“起哄”、我核潜艇“闯入”日本领海等，“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是威胁”、“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干涉日本内政”等谬论更是屡见不鲜地见诸报章。 这种情绪化的敌对心理不仅严重毒化了日本国民的对华印象，更在深层面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

将对华强硬作为 “政治自立”的标准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已经取代老一代在政坛全面担纲，他们没有从父辈那里继承对战争的负疚感，有的是对日本强大经济地位的自豪感，期望日本根据实际国力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重新定位，重塑国家“自立形象”。 他们主张用强硬姿态“清算历史”，认为对华战争是“殖民统治”而不是“侵略战争”，是“错”而不是“罪”，需要的是“反省”而不是“谢罪”，甚至把中国因素作为小泉不能放弃参拜靖国神社的唯一理由。

三、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升温 1、潜在的危机意识使日本民众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支柱。 2、“新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对外拒不认错。 3、日本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不断出台强硬政策。 4、对中、对韩、对俄的领土问题上引发新争端。

日本民调对中国更加严厉 日《每日新闻》5月4日的民调显示，主张日本对中国应“更严厉”的占51%，主张应“更友好”的占26%，主张“维持现状的”占17%。未回答的占6%。在胡锦涛主席访日前夕，日本民调对中国更加严厉的比例急升，反映出对福田对华温和政策缺少民意基础。

首先，毒饺子事件冲击日民众的对华心理。毒饺子事件久拖不决，加之日媒体不断炒作，已对中国商品乃至国家形象形成负面冲击。 其次，日民众对中国崛起的畏惧心理上升。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东亚呈现两强并举局面后，日民众原有对华优势心理明显受挫。

中日签署“第四份政治文件” 5月7日，访问日本的胡锦涛主席与福田康夫首相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继1972年发表《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发表《中日联合宣言》之后的第四份政治文件。对此日本媒体普遍给予高度评价。

战略互惠关系成为中日关系指导原则 《每日新闻》称，当前东亚已进入两强时代，唯有构筑互惠关系，才符合中日共同利益。《日本经济新闻》称，共同声明将成为中日关系长久发展的政治基础。代表保守势力的《读卖新闻》认为，“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的姿态值得赞赏。

中国尽可能地照顾日方的立场 《日本经济新闻》称，中国首次在外交文件中积极评价日本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中国领导集体重视日国民感情，展现中方“面向未来”的诚意。《朝日新闻》称，历史问题及台湾问题的比重下降，可谓是步入战略互惠关系轨道的中日关系的崭新姿态。右翼的《产经新闻》也认为，联合声明中“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两国互不构成威胁”，以及“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新概念的政治意义不可低估。

2008年是中日关系新历史起点 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0年正式访问日本 2008年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30周年 胡锦涛主席7月参加北海道8国峰会 日本自卫队军舰将首次访问中国 日本救援队首先获批进入地震灾区

中日关系中的国内因素 信息公开化：以往不公开的信息见诸报章，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言论自由化：因特网等网络媒体的发展，负面影响的传播加快。 决策多元化：多重政治势力参政，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决策。 信息公开化：以往不公开的信息见诸报章，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言论自由化：因特网等网络媒体的发展，负面影响的传播加快。 决策多元化：多重政治势力参政，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决策

四、中日关系难有实质性改善 1、“政冷经热”可能演变成“政冷经冷”局面。 中日经济关系空前紧密，政治关系居后。 没有经济方面反制措施，显得苍白无力。 稀土等战略资源非中国市场莫属。 中国大量购买日本国债，可推高日元。 中国观光客拯救日本航空业和旅游业。 中国是节能环保技术、设备的最大用户。

2、历史问题将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国内反省不足，遇何时政治气候会反复 民主党放弃历史弱项，重视领土海权问题 日本政界难以在反省历史方面达成共识 村山讲话应变为政府声明或国会决议

4、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的解不开的“死结”。 日本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及情结根深蒂固 台独势力与日右翼势力不断加强勾连 日美同盟依然具有保护台湾的作用 台湾不愿与中国联手应对钓鱼岛问题

5、东海能源问题可能引发中日领土争端。 日本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主动出击 试图让中国承认日本划定的中间线 中日共同开发原则共识和换文谈判 日本不承认我对春晓的单独开采权 共同开发范围应扩大到钓鱼岛海域

6、日本“入常”可能在中日间埋下百年怨恨 05年中国首次爆发大规模反日游行 中日民间感情上的抵触情绪根深蒂固 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戒备心理空前加强 中日撞船事件引发民间对立情绪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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