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中正

60多年前，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试验、制造细菌武器，并在许多地区施用，致使受害的村镇鼠疫、霍乱流行。仅浙江省衢县就有51个街区，19个村庄受害，感染致死2000余人，并波及邻近的义乌县，而在湖南省常德市则有156个村庄的村民遭难，死者达7000余人。60多年过去了，许多死里逃生的受害者至今仍留有后遗症，或皮肤上仍然溃烂红肿，终身失去劳动能力，或在心理和身体上留下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疤。

活人解剖 　　原侵华日军731部队一队员揭露说：1943年，一个中国少年被严刑拷打后带进了解剖室。他被扒光衣服，几个日本军医扑了过去，将他按在手术台上，挣扎的四肢被皮带紧紧地扣住，小孩全身被消了毒，注射了麻醉剂，不一会失去了知觉。日本军医一刀将他的腹部切开，“按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取出各种内脏，经一一分理，呼呼地扔进铁桶里，再立刻把铁桶里的脏器放入装有福尔马林的玻璃容器内盖好。”“取出的内脏中，有的还在福尔马林液里不停地抽动。”随后，又从小孩耳朵到鼻子横着切了一刀，头皮切开后，就用锯子锯，头盖骨被锯成三角形掀开了。大脑露出时，一个队员用手伸进柔软的保护膜，把脑子取了出来，立即放进装有福尔马林的容器中。手术台上只留下少年的四肢和一具空壳身躯。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恶魔们的手术刀下了。　

27万——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致死中国民众27万多人(日本学者认为，这是相当保守的数字，他们认为，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中国人多于日军于1937年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人数)； 　　3000公斤——侵华日军“731部队”每年可以生产出3000公斤的纯细菌(每135克的纯细菌就可以使400平方公里之内的所有水源遭到污染，每年的生产量足以污染全中国的水源)； 　　3000人——侵华日军“731”部队用活人作试验人数(仅日方承认的)；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937年7月17日，作为当时全国的领袖，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对日抗战。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做事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不管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是如何成王败寇，屈辱以终，他在对日抗战中运筹帷幄、忍辱负重、坚持到底，终得胜利，实在是功在国家。(凤凰周刊)

从1937年7月，日本“卢沟桥事变” 开始，中国军队进行了“松沪战役”， “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太原保卫战、忻口保卫战、“徐州会战（台儿庄）”衡阳战役、贵阳战役、百团大战（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八路军）南昌会战、昆仑关战役、远征军征缅、中条山战役、常德保卫战等较大规模的战役。为此，我国军队（国民党）先后有74名将军战死在沙场，其中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8名上将；吴克仁中将（67军军长） 冯安邦中将（42军军长）等32名中将；邹绍孟少将（124师参谋长）王凤山少将（暂45师师长）等32名少将.。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

名教育家高梓说：“那时很了不起，可以说万众一心，同心同德敌忾同仇，打倒日本。天一亮就听到唱这个歌，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那个时候很振奋，十万青年十万军。我们在青木关马路边上，看着那些青年，站在卡车里开着走，真了不起。” “那时我们处在一种劣势。但我们抗战的意志精神非常的强烈。我们都有这个观念，我们人口比他们多，多多少倍。我们只要打死一个日本人，我们就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就是这样想的。一定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我们有充分的信心。那时在精神生活上可说比现在活得还充实。大家很苦，可是不觉得苦，觉得很快乐。觉得很有希望。”

抗战初期，英美袖手，苏联有偿援助了中国大量的物资，包括1000架的飞机和5亿元美金，这笔珍贵的援助，中国人不应该忘记。中国人也不应该忘记。但是更不应忘记的是，自助才能人助，如果中国撑不下来，重庆一失，苏联可能拿下中国的西北和西南各省，与日本瓜分中国，中国会成为第二个波兰。 美国在1943年到1944年，最高生产记录是每天生产一艘船，每5分钟造一架飞机。6年的战争里，美国生产了8万7千辆坦克，29万6千架飞机和5300万吨位的船只。美国是盟国的兵工厂。

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而中国，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其主要部件和原材料还必须依赖进口。1937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七七事变”前，中国的钢年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中国仅为日本的1/145；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中国只有日本的1/129；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中国是日本的1/121。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也正因为中日两国硬实力相差悬殊，19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里的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问战争所需时间时说：“一两个月就足够了。” 弱国战略谋划的胜利 可正是这个中国，在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之前，独自跟日本鏖战了4年多。这是二十几个“一两个月”。日本“予敌一击，结束战局”的美梦化成了泡影。中国军民是在用血写历史，用血捍卫疆土，用血证明中国不好惹。虽代价之惨重史无前例，可中国在战斗，没有屈服，没有胆怯。英国不是在实力如此悬殊的状态下迎战德国。法国不是在强弱对比这般鲜明的格局里跟纳粹较量。斯大林不是在这样的劣势中跟希特勒对抗。贝当政府的巴黎投降了，重庆还在战斗。中国军人用生命谱写着保家卫国的悲壮旋律。

中国贫弱但不软弱 史沫特莱的《中国战歌》里写道，她刚到重庆的时候，“有多达二十四架的中国战斗机升空拦截那些轰炸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战斗机的数目越来越少。有一次，我看见单独一架中国战斗机追逐一群溯江而上的轰炸机。在那样一种时刻，我曾希望有能力为那一架小小的飞机写一首不朽的诗。”这个故事发生在1940年的重庆。 卫国是一门艺术。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弱国的独立与生存需要大智慧。说正义必定战胜邪恶，那是一种鼓励，一种自信。我们需要这种鼓舞、这种自信。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意识到，古今中外不乏弱国消失在强权铁蹄之下的悲惨案例。中国是一个与日本硬实力相差悬殊的弱国，冷静的智慧和英勇的精神，对于保家卫国同样重要。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正确的战略方针。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他提出：“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两个条件，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在艰难岁月里，中国人流着血，咬着牙，撑下来了。

作为弱国，中国的战略并不是将胜利建立在单纯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之上，争取友国一直是中国抗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时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中国以大西南为根据地，不但坚持到了英美参战这一天，而且坚持到了最后。这是弱国的智慧和远见—面对生死存亡挑战时的弱国的智慧和远见。

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作战12. 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 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党在抗战中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同时，敌后抗日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伤亡60余万人，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 游击战作为一种作战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遍及亚欧的近30个国家。但是，许多国家都把游击战只作为小的战术使用。真正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共运用游击战深入敌占区，开辟了大规模的敌后战场，发动全民，实行广泛的敌后游击战，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整个人类战争历史上也都是绝无仅有的，是中共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 正是在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日本侵略军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还包括东渡黄河的红军，以及正逐步被唤醒的广大中国人。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11月11日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抗战爆发以来，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3个月的战役中，双方都投入几十万兵力。由于中国军队战略不当，武器装备落后，在付出33万多人的巨大损失后，最终被迫匆忙撤退，并直接导致了南京会战的失利。此战日军伤亡5万余人。 太原会战:1937年9月13日～11月 1937年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后向太原进攻，中国军队由于指挥混乱，布置不当，被迫从太原突围。此战中国守军英勇抵抗，付出了重大牺牲，消灭敌军2万余人。但从此国民党军在华北战场的正规战争宣告基本结束。

徐州会战:1938年1月～5月21日 日军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未能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为此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时间。其中台儿庄大捷消灭日军1万多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武汉会战:1938年6月～10月 历时4个半月的武汉会战虽然最终以武汉失守为结束，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抵抗取得了毙伤敌军4万人、近10万日军因战斗、气候、疾病等原因暂时丧失作战能力的巨大战果，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抗日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

随枣会战:1939年5月1日～20日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湖北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消灭毙伤敌军1.3万人，第5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日军未能达到预定战略目标。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10月 日军动用10万兵力，却在第九战区第十五集团军的抵抗下损失惨重。日军承认“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在中国军队反击下，日军伤亡达2万人，被迫撤退，中国军队伤亡3万多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0月1日 中国军队第六战区在正面战场主动发起1941年以来惟一一次主动进攻作战，歼灭日军7000人。最终由于第九战区指挥失误，日军一度攻占长沙，中国军队伤亡失踪7万人，日军伤亡2万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 中国军队第九战区制定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成为“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

60年的纪念与忘记 1950年7月7日，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七七事变”纪念日，时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的郭沫若致开会词，为整个纪念大会，也为今后相当长时间的大陆抗日纪念定下了基调。 郭沫若说：“八年的神圣抗战，毫无疑问，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而在反动派方面呢？……蒋介石匪帮在抗日战争期间是走私式的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便是公开地向美国帝国主义出卖。这一明白的事实，谁也不会怀疑了。” 郭沫若还特别强调：“我们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都得到了苏联的诚心诚意的帮助。在抗日战争初起的时候，全世界帮助我们国家的就只有苏联。”对于日本，则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在斥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同时，还“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

1965年，抗战胜利20周年。8月15日，新华社播发纪念文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挽救了当时极其深重的民族危机，取得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文中只字未提苏联军队的援助。 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大陆的纪念基调发生根本变化。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纪念文章《伟大的全民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国民党的抗日行动得到中共承认，并通过纪念抗战来宣传两岸统一的主张。同年8月19日至24日，人民日报》报道，与会人士认为，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为主体的敌后抗日战场，同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构成了中国各族人民抗战的整体，两个战场都为抗日做出了贡献。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史学界的部分观点已被大陆官方认可和采纳。9月3日，官方举办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首次把两者同时纪念。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讲话说：“我这里要特别提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 他还说：“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彪炳千古的历史贡献。”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如何举行纪念活动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今年3月两会期间，香港人大代表朱幼麟递交了《我国国家级、国际化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议案。他建议，每年举行国家级纪念大会，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全国统一鸣警报3分钟，下半旗，肃立默哀；设立“国耻日”或“哀悼日”；建立类似于俄罗斯无名烈士墓、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国家级纪念抗战场所，免费开放。但舆论认为，该建议难以尽快实现。

嚣张的军国主义—为什么日本不学德国 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不为侵略战争道歉，日本政府的种种行为使得中国人无法在情感上接受日本。大陆民间时常责问日本政府为什么不学德国政府，彻底反思其军国主义的罪恶，向受害国道歉？ 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日本不道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初美国邀请国民党政府一起占领日本的时候，蒋介石为了准备内战而放弃了这一权力，使得日本并不像德国一样由几国共同占领，而是由美国一家占领。美国除了军人之外，普通民众和政治家对日本缺少切肤之痛，加之冷战需要，所以对日本的制裁，特别是对其军国主义传统的根除，远远比不上在德国的所作所为。

在战后对日问题上，中国总是显得过分宽容，大量日本战犯被无罪释放回国，很多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因为内战而被关押。葛剑雄说：“侵华日军的司令官冈村宁次被无罪释放，你怎么能让日本人也认同他的部下是有罪的？现在日本已经是战后几代人了，你又怎么能让他们的后代相信他们的父辈是有罪的？”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每年都会派遣代表团到日本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的纪念活动，而日本政府却极少派代表参加中国的抗战纪念活动。在八十年代以前，大陆也没有标志性的抗战纪念场所。此后，大陆才开始兴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卢沟桥的抗战纪念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一位画家到日本访问后写了一篇文章，说在日本听到日本人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人数问题，他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曾景忠对《凤凰周刊》说：“我是直到看到这篇文章，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的。” 葛剑雄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最大的受害者的中国人民，也缺乏犹太人那种坚忍不拔、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死者和生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中国3500万的死难者，对南京大屠杀30万受害者，我们能像犹太人那样将他们的姓名一个个列出来吗？”

作为世界现代文明史最黑暗的一页，每一次翻阅这段史实的资料，我心情异常沉重和愤怒。我们太幸福了，因为我们远离了那个战争年代。然而当年南京下关江边、草鞋峡、煤炭港、燕子矶、汉中门外……那狂绝的枪杀声，那悲惨的嘶喊声，那毁灭性的火焰，那暗无天日的蹂躏，我们永远不能忘怀。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的六个星期里，南京城中三十余万无辜军民被屠杀，发生了二万起强奸事件。无数生灵涂炭，无数文化珍宝被掠夺，无数民房被焚灭。中华在哭泣，神州在淌血。南京沦陷，首都尽毁，俨然死城。偌大的中国乌云密布，警号哀鸣，国人奔突走难。泱泱中华，面临亡种灭国之危机。

南京，我为历史哭泣，为国人哭泣，为蒙羞的中华文化哭泣。忍让，喂哺罪恶。宽容，纵容侵略。内乱，给外国列强展现国丑。中庸，导致民族的巨大灾难。“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器，夜郎自大，令我们国度遭遇1937年侵略军的铁甲部队，不堪一击，溃不成军。 别忘了，曾身陷囹圄的中华民族。 别忘了，要为日本侵华期间的中国传统文化张罗民族性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