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1952年生于上海，4岁到香港，长于香港,属于香港婴儿潮一代。曾居台北6年，现居北京。著名文化学者、作家，香港“城市生活文化评论”先行者，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1976年创办生活潮流月刊《号外》，曾在90年代中期任《读书》海外出版人。著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香港三部曲”（《太阳膏的梦》、《什么都没有发生》、《金都茶餐厅》）《盛世》、《裸命》，评论集《城市九章》等。

香港总面积1070平方公里，人口约713万（2012年）。香港可分为四个部分：香港岛、新界、九龙和离岛。九龙是位于北边港口的半岛；香港岛的面积是78平方公里，是香港主要的金融商业区，但只占全香港陆地面积的7%；新界的面积约98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陆地面积的91%；离岛共包括262个岛屿，最大的离岛大屿山几乎是香港岛的两倍之大。

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岛 →1856年，占领九龙半岛 →1898年，租借新界和离岛，10个月后占领 →1941年，日本抢占香港 →1945年，英国再次占领香港 →1984年，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生效 →1997年，香港回归。

一、香港社会文化史 解答问题：香港社会文化是如何演变的？ 1、香港成为英属殖民地：香港在成为殖民地的那刻，文化上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带着中华文化进入殖民地时期的。 2、早期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多元文化并存的国际化法治自由港 ●很西化同时很传统（西式学堂造就了双语的精英阶层；华人私校令汉语教育从未中断） ●法治之区：历代逃离内地者的避风港（麦理浩政府；香港移民史）

3、“二战”后为什么没有收回香港：国共各自的考量 国民党：想收回香港但是不敢。 共产党：没有急着收回香港，成就了1945--1997年的香港（繁荣与安定）。 4、“二战”后香港的发展：抓住一代内集体脱贫的机会 5、晚期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善治之地 20世纪70年代：麦理浩“有为政府”（大建公屋；办免费基础教育；提供低费公共医疗；成立廉政公署；开发庞大新城；建地铁隧道；签订劳工保障法例；打造社会保障安全网）

6、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角力 ●1970年代，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趋成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走向改革开放、 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开始了历史新纪元； 国际形势较之从前发生了很大变化； 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渐近届满，香港的前途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 ●1980年 1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中国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其中，实现祖国统一这个任务的重要方面，就是收回香港与澳门的主权。

●中英第一阶段谈判：主要议程是1997年后的安排。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两国围绕香港前途的谈判正式开始。 英方采取“主权和治权分离”的谈判策略，力谋“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原则下，由英国继续大体想过去那样管治香港”。 中方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指包括恢复行政管理权在内的完整主权，而不是一个架空的名义上的主权。主权问题不能谈判。 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将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等不变，以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中英第二阶段谈判：中心问题是英方力求保持其在香港的传统利益与特殊地位。 1983年10月4日，撒切尔夫人授权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阐明，1997年后，英国将不再坚持对香港的管治，也不谋求同香港的任何“权力联系”。 1984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应邀访华。这次访问双方达成了一些谅解，如有关协议的时间表，有关“过渡期”管治，有关中英联合小组的成立等。

●中英第三阶段谈判：主题有两个，讨论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研究解决遗留的具体问题和商定最后文件。 1984年5月，中国政府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和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的一系列特殊政策的主要内容，并获得会议的批准。 “一国两制”日渐深入人心。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二、“香港人”的诞生 解答问题：“香港人”是如何演变出现的？ 1、香港移民史 ①1841---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殖民地的头100年，香港是广东人的城市。 1934年，香港作为殖民地自由港首次实行入境管制，各国人士都要有签证才能入境，但是华人依然可以免签自由进出香港与内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香港的吸引力在全国范围内大增。上海人到港十几万，香港第一次有这么多广东以外的“外省人”。 ②1949年（新中国建立）：大量内地人移民香港（超80万）

③1951年：香港首次设立了边界，没有合法签证的内地人不得进入香港。但也有所保留，即抵垒政策，就是成功偷渡入境的内地人，只要不被抓到，到达市区后就可以在香港居留。 ④1980年：抵垒政策取消。不管偷渡到香港的内地人到了香港的什么地方都将立即遣送回内地。 ⑤1980、1990年代（1997年香港回归前）：香港出现几十万人的离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婴儿潮中产者，他们为了政治保险、子女教育、清新空气、居住空间等理由，带着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总结：内地的改革开放及对香港回归的安排，开始逆转150年以来边界由松到紧的总趋势—由1949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后的紧，到80年代的极紧，到回归后紧中带选择性的松，到今后慢慢往松的方向走。

2、“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 ①香港“婴儿潮”一代：“二战”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或幼年来港的一代。因为当时人口膨胀，所以新生人数也特别多，这个现象由1945年一直维持到60年代后期，以20年为一代的话，是香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所以叫婴儿潮。 ②婴儿潮”一代带动“香港人”出现的原因：“婴儿潮”一代长大后，成为第一代认同香港身份或称香港人的“主体性”的香港居民，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香港人”由此出现。 到六十年代末，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岁以下的。到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占总人口六成以上。殖民地政府在1980年取消抵垒政策，自此在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香港居民眼中，内地来客不再是难胞，而是非法移民、新移民。居民的分别心和对香港的归属感增强了，以“香港人”自居，以别于内地人和其它地方的人。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识，香港认同感最旺盛的年代。“婴儿潮”一代因为人多势众，他们的文化取向（10点）就带动了香港文化板块的移动：

(ⅰ)他们生长于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内地情怀，上一代人是在认同内地某个地域，如广东、上海，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 (ⅱ)他们长大的年代，香港渐渐富起来，财富水平与内地越拉越大。 (ⅲ)富起来的香港让他们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ⅳ)1967年的左派反英抗暴引起社会动荡，不得人心，迫使大多数港人接受当时唯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政府：殖民地政府。

(ⅴ)殖民地政府在1967年反英抗暴骚动后也更加重视亲民，并开始施政改革。 (ⅵ)到70年代，经过港督麦理浩1971--1982年11年的励精图治后，香港几可说脱胎换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ⅶ)连婴儿潮一代的父母辈的心态也改变了。香港从一个以过客、侨居者、移民为主的城市，变成一个以长期定居者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无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ⅷ)婴儿潮一代普遍受过英语训练，受六七十年代英美新文化吸引。故此，因为冷战宣传、英语教育、财富水平、消费习惯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们跟同代内地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 (ⅸ)他们开始出国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留学，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毕业后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后往往是回流，发觉香港反而是个可以给他们机会的地方。 (ⅹ)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认为是内地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总结：这是“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

三、重要的有效行为限制者（主权国）与香港的主体性 探讨问题：香港往何处去？（主权与主体） 1、侧重以主权与主体两方面探讨香港往何处去 侧重原因：很多人认为，香港的发展离不开内地，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亦如此。虽说高度自治，香港往何处去不是香港人可以完全自决的，而是深受内地发展影响，也要看中央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但这不表示香港没有自主的空间。 很多评论都在探讨这个空间，最常见的是从经济角度找出路。作者以为，只从经济角度考虑内地与香港的关系，低估了国家主权、维稳诉求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接受度的关联性，更往往照顾不到特区内部的政治动态与主体意识。故此，较之一般带经济倾向的评论，作者的论述更注重主权与主体这两个方面。

2、国家（主权）与特区（主体）还存在内在的矛盾：北京官方的人心回归愿望至今得不到绝对的保障。 ●影响香港人、香港身份认同、香港主体性成型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不是唯一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表现。 ●香港人心回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是否能把内地的事情做好。 3、京港都要利用“刚硬的框架内最大的弹性” 刚硬的框架：香港的自主性政治空间有不容逾越的主权框架限制（主权的刚性） 最大的弹性：香港的自主空间有限，但是有可为

4、换位思考，中央应该怎样去理解香港人的主体性（“香港人”的身份）？ ●97香港回归后，国与族再归一，然而香港人的身份仍明明白白地存在。 ●“香港人”这个身份一旦出现后以后的香港发展就必须正视它的存在、尊重它的意愿。 ●在复杂的全球化的当代世界，身份不应是非此即彼的，即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所说的“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身份问题曾给香港人带来困扰，但大家都应有足够智慧，拒绝有你没我，非此即彼的对立思想，让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共存共荣。 （七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