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第二卷—第三编 制作者： 杨绿娟、杜伟 2011年6月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66年5月―1976年10月)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二、从"全面夺权"到"天下大乱" 三、九大后的"斗、批、改 四、林彪集团的覆灭与纠"左"工作的努力   五、全面整顿与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党内“左”倾思潮不断发展、逐步积累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产物。它有一个酝酿、准备和全面发动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直接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张春桥等策划，姚文元执笔并署名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在文化艺术领域引发了一场是非混淆的政治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直接导火线。 两次中央会议的发动 1966年5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于8月1-12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红卫兵"运动与全国大串联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由于全国绝大多数党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毛泽东便把青年学生视为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使"红卫兵"组织迅速兴起。

二、从"全面夺权"到"天下大乱" "一月风暴"掀起夺权狂潮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 全国动乱的升级 1967年伊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这"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在社论号召下,当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所谓"一月风暴","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 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难的关键时刻,老一辈革命家为捍卫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原则,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正气凛然的斗争。 全国动乱的升级 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被压下去之后,无政府主义狂潮更加高涨。林彪、江青一伙乘机煽动群众掀起所谓"反击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活动,由此出现更大规模的揪斗、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不断升级的混乱局面。

毛泽东此时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这就给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他的错误继续干扰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提供了可能。况且,既要在总体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局部问题上纠正某些过火做法,矛盾难以解决。 从1967年上海夺权到1968年9月初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经过20个月夺权——内乱的反复,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军(队)、干(部)、群(众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夺权"任务的基本完成。"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又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

三、九大后的"斗、批、改 九大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合法化 1969年4月1-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毛泽东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 大会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政治报告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经验。 大会通过的党章,把"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入总纲,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条文也载入总纲。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不仅根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提出要准备打仗的问题,而且按照他的部署和设想,九大后要使“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

四、林彪集团的覆灭与纠"左"工作的努力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林彪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利用毛泽东晚年错误,靠玩弄两面派手法,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的反革命宗派集团。这个集团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党和人民对其本质的认识并最终战胜它也有一个过程。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8月25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会议第2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他又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再次严厉批评陈伯达,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9月6日,全会恢复正常议程,基本上通过宪法修改革案,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会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上述办法和措施,既是对林彪及其一伙的教育和挽救,又逐步削弱了他们的权势。

"九一三"事件与林彪集团的覆灭 批判极左思潮与纠"左"的各项政策 林彪等人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权失败后,转而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杀害毛泽东,抢班夺权。 夺权失败后，林彪、叶群、林立果于9月13日零时32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登机起飞,外逃叛国,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参与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其他罪犯,或畏罪自杀或自首,或被一一捕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它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批判极左思潮与纠"左"的各项政策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震惊与失望之中吸取某些教训,并在一定限度内调整了政策。周恩来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机，纠正“左”倾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出现转机。 与此同时,周恩来领导了纠“左”的各项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以恢复国民经济。同时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外交战略,迅速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纠"左"工作的中断 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恢复生产秩序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毛泽东此时并未从林彪事件中完全清醒过来,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而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当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时,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等人的主张,于1972年12月作出林彪集团是极右而绝非极左,只许批右、不许批"左"的错误决断,使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江青等人乘机大反所谓"右倾回潮",使此后的政治局势出现反复。

五、全面整顿与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 "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 1974年1月,王洪文、江青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林彪与孔孟之道》批发全党,得到批准(1月18日作为1974年第1号中央文件)。于是,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毛泽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因为林彪私下对孔孟极为推崇,而且主要是借宣传历史上的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江青等人却竭力利用这一运动大做文章,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他们出面“组阁”扫除障碍。 毛泽东虽然同意"批林批孔",但毕竟不愿重新出现社会动乱,在察觉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组阁"活动后,又对他们进行了批评。

"四人帮"组阁梦的破灭 1975年1月13-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步设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蓝图,令久遭动乱之苦的全国人民精神振奋。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的确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标志着江青等人"组阁"阴谋的彻底破产。 全面整顿的新气象 四届人大闭幕后,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先后主持召开了工业、农业、交通、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对各条战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中心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经过整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开始摆脱停滞倒退的局面,生产有所上升。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领导逐步加强,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

伟大的"四五"运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促使广大干部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憎恨江青等人祸国殃民的种种行为。人们心中长期积聚起来的不满情绪迅速发展,犹如大宗火药堆积。 4月5日凌晨,广大群众来到广场,不见了花圈、诗词、挽联等,气愤异常,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发生严重冲突。晚上9点30分,更多的民兵和警察奉命进入广场,逮捕了一部分群众。根据"四人帮"捏造的罪名,邓小平被诬为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全国各地的悼念抗议活动,也遭到破坏和镇压。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伟大的“四五”运动,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种种丑行的集中爆发,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为不久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是党和人民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