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文学思潮

40年代文学（第三个十年）指从芦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的12年，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活动。

由于大片国土沦陷，中国国土被分为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和上海英法等外国租界的孤岛四大部分。文学也因此构成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孤岛文学。

国统区文学思潮 一、战争时空下的文学格局和文学进程。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出都市的“亭子间”，深入到乡村和战争前线，投入到抗日救亡与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全国的文学格局因此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新的格局是随着战争的进程而逐渐呈现出来的。

从空间上看，抗战和40年代的文学可以分为孤岛文学、沦陷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 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可以分为抗战初期（1937年7月—1938年10月），抗战中期（1938年10月—1944年9月），抗战后期及内战三年（解放战争时期）（1944年9月—1949年9月）。

1、抗战初期（1937年7月一1938年10月） 抗战初期文学在全民抗战、同仇敌忾的情势下，表现出统一的战斗精神和普遍高昂的爱国热情，群众性、小型化的创作盛极一时。 基调：昂扬激奋的英雄主义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选举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出版《抗战文艺》，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得到作家们的积极响应。同年4月，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它们有力地领导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文学观念获得了空前的统一。作时代的号角，为抗战服务，成为所有爱国作家的共同信念。文学创作有了共同的爱国主义主题和昂扬乐观的气息。文学体裁小型化、轻型化了：速写化的小说、墙头诗、朗诵诗：传单诗、街头剧、活报剧风行一时；报告文学因时而繁荣．以至于所有文学体裁也都程度不同地报告文学化了。

2、抗战中期（1938年10月一1944年9月）。 以武汉失守，尤其是皖南事变为标志，国内政治形势急剧逆转，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为之一变。文学在表达人民坚持抗敌、反对分裂的呼声之外，显著地加强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反思。沉郁的时代气氛和深沉的思索，使这时的文学表现出凝重、深沉的格调。对传统文化的探讨、分析倾向有所加强。作家们主体意识的强化，既给文学带来了更多的个性化风格和多样化发展，也使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得到恢复和强化。创作活动由抗战初期注重短期效果的小型、轻型作品，转变为长期苦心经营具有宏大历史感的大型作品——长篇小说、多幕剧与长篇叙事诗、抒情诗等。

基调：凝重、深沉的格调 文学形式：长篇小说、多幕剧、长篇叙事诗抒情诗。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式较前有了发展，由注重短期效应的轻型作品发展为苦心经营的有历史感的作品。

3．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1944年9月——1949年9月)。 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不可救药，民主运动的高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文学上的直接反应，便是讽刺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色调。杂文、讽刺诗和讽刺喜剧，在埋葬旧世界，迎接新中国的前夜，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同时，解放区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尤其是俄苏文学）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对本时期国统区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前者推动着国统区的小说和诗歌创作向民族化和大众化迈进，后者则分别对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派”和“九叶派”产生影响，显示出文学在向革命化、民族化迈进的同时，也在向世界化、现代化的潮流靠拢。

基调：紧张、愤激、痛苦、希望、期待、焦躁 主题与题材：在国统区，讽刺文学作品成为其主色调。A、对黑暗的诅咒与对腐朽现实政治的否定。B、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的自我反省和历史总结。 文学样式：长篇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流派出现了“七叶诗派”和“九月诗派”。

二、40年代文学论争 1．抗战初期关于文艺与抗战关系以及抗战文艺公式化，概念化问题的论争： 梁实秋提出与抗战无关论，沈从文应和，其《文学运动的重造》要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反对作家在官从政。张天翼等有文章反对，郭沫若、巴人等也批驳，还曾批驳过施蛰存否定抗战时期文学成绩的《文学之贫困》的看法，只是，在批判中，对文学本身的立论基础比较薄弱，显示出情绪化，简单化倾向。

2．文化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 “战国策” ，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不是一个纯文学或以文学为主的社团，而是一个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相统一的一个综合性社团流派。以汇集于西南的一些教授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为代表。他们在昆明创办《战国策》，于昆明共出17期，在重庆创办《大公报·战国》副刊共出31期，他们的哲学基础是尼采的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他们声称当时是战国时代的重复，在文学上主张以恐怖，狂欢和虔恪作为创作的“三大母题”。他们着重宣扬以反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主观唯心论，鼓吹自我中心，强调心灵表现，提倡超阶级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一派中只有陈铨是作家，剧作《野玫瑰》是其代表作。

3．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这一讨论于在1939-1941年间，国统区、解放区都进行。论争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论争的一方是向林冰，他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等文中一再强调创造新民族形式的途径就是运用民间形式，并认为新文学是以欧化的形式代替中国作风，是中国气派的畸形发展形式，反对的一方是葛一虹，他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所谓“民间形式”吗》等文中全盘肯定五四文学，完全否定民间形式的有可继承的合理成份。

4． 关于唯政治倾向和非政治倾向的讨论。 1945年11月，茅盾的《清明前后》和夏衍的《芳草天涯》在重庆上演，反响强烈，《新华日报》为此组织了讨论，茅盾作品之主题和选材都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意义，但艺术明显不足，而夏衍的则正相反，艺术上颇有特点，但却和现实政治有一定距离。王戎等人著文否定《清明前后》的“唯派政治倾向”，何其芳等人批判《芳草天涯》的“非政治化倾向“。冯雪峰发表《题外的话》，反对将政治性和艺术性割裂开来。何其芳则根据《讲话》精神对其进行驳难。  

5．1945-1949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长期论争 论争始于1945年1月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舒芜的《论主观》同时发表。胡风的主观意图是反对文学创作的教条主义，公式化倾向，推进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气，他认为，主观战斗精神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舒芜从哲学上支持胡风的观点，他把主观提到决定性位置，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引起了普遍批评。何其芳、冯雪峰、乔冠华等都有文章批判他们。1948年，胡风又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进一步阐述自已的观点，对批评文章，一一加以反驳，论争到建国前结束，双方并未取得一致意见。

胡风的文艺思想：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名贞，张光人，诗人、文艺理论家。1925年考入北大预科，1929年入日本庆应大学英文科学习，1933年因在日本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被捕，被驱逐出国。回国后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和行政书记，与鲁迅交往颇深，为整理、出版鲁迅遗著作了大量工作。抗战期间主编《希望》、《七月》杂志，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七月诗派”。同时还提出了系列文艺主张“主观战斗精神”，“现实主义”理论等。1954年7月向党中央呈递《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受到错误处理，1955年被定为“胡风******集团”的头子，受到批判，监禁达25年之久。1979年恢复自由，1980年平反，1988年整个“集团”彻底被平反。

七月派：40年代著名的文学流派。得名于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七月派的主要刊物《七月》、《希望》等。主要成就表现在文艺理论、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方面。胡风是七月派文艺理论的代表人物，提出“主观战斗精神的命题”。小说方面路翎成就最高，其代表作《财主底儿女们》。

七月诗派： 40年代诗坛上著名的诗歌流派。得名于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是七月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成员胡风、绿原、鲁藜、曾卓、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诗创作》等杂志为创作阵地。诗歌特点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注重抒写重大题材，以讴歌民族意志和战斗精神为主，体现了诗歌的现实性、战斗性与艺术性的密切融合。其代表为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绿原的《颤抖的钢铁》等。

6．于抗战文学暴露问题的讨论 主要是围绕着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进行讨论。 总结：本时期的论争，都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性倾向。这在涉及到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等。

解放区文学思潮 解放区文学思潮的发展以1942年延安文艺界整风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在战争时空下的文学格局和文学进程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艺运动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1936年11月，在保安成立了边区“中国文艺协会”，出版《红色中华.红中副刊》、《文艺战线》、《中国文化》等，发表小说、散文、诗歌。1939年5月，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出版《大众文艺》，成为延安的重要文艺刊物。“文抗”还出版《谷雨》，发表了丁玲的《在医院中》、周立波的《第一夜》、柳青的《一个伙伴》、以及舒群、白朗、周而复的作品。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到9月16日开辟文艺专栏，发表文艺作品和文学评论。此外，在延安还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培养新人，推动创作和演出，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2月至5月，中共中央在邀请在延安的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5月2日第一次全体会上作了讲话，后又在5月23日最后一次全体会上作了“结论”。这两部分后来在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解放区文学创作综述 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小说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灾难的明天》等；诗歌方面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等。歌剧方面有贺敬之、丁毅等人的《白毛女》；阮章竞的《赤叶河》；魏风等人的《刘胡兰》等。

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 抗战文艺运动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无疑是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举行和毛泽东《讲话》的发表。 《讲话》对解放区文艺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解放区创作更鲜明集中地显示了对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追求,并且集中在一个标准下：追求文学作品具有中国气派,能为农民喜闻乐道。这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特点：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社会发展相辅相成。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背景：“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对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抗日民主根据地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战时的政治军事体制及解放区工农兵读者对文学的特殊要求和期待；根据地文艺工作和国统区文艺工作环境和任务的区别；当时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

针对根据地文艺运动的状况和争论的种种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讲话》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为全篇的中心思想，目的在求得文艺对革命的有力配合。 《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使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就从根本上为革命文艺指明了方向。 《讲话》从解放区的实际出发，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从而为作家世界观的转变和创作源泉的获得，指明了根本途径。 《讲话》还在文艺的典型性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文学遗产的继承和革新等问题上，作了精到的论述。所有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讲话》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讲话》的发表为标志，解放区的文学运动分为前后两大阶段。 在前一阶段，作家们已感受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历史要求并为此作出了初步的努力，但还存在着较大的不适应和不太落实的缺陷。 后一阶段则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这一阶段，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得到贯彻，文艺对革命事业的配合更为有力；文学创作喜获丰收，并在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获得了重大的进展。与此同时，为工农兵、为人民的文学在国统区影响日益扩大与增强，最终成为全国文艺工作者一致接受和努力的方向。

三、解放区文学的主题和创作特色 1）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以及对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绘，普通的农民、士兵、干部成为作品中重点表现的对象，翻身解放了的“新人”成为文学的主角。 2）解放区文学的特色还在于对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自觉探索上。解放区创作充分吸收改造民间艺术传统形式的基础上，形成一些新的文体，如新评书小说，新章回体小说、民歌体叙文诗、新歌剧等。

在《讲话》精神推动下，解放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农兵文艺运动。作家深入生活与工农兵相结合，了解工农兵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既改造了世界观，又掌握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文学艺术的创作呈现了一个全新的面目。在这一新的潮流中，工农兵的题材大量涌现，新的人物、新主题开始进入文坛，艺术风格趋向大众化和民族化。小说获得了丰收，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孙犁的短篇小说等。

新秧歌运动蓬勃开展，戏剧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出现了歌剧《白毛女》。《白毛女》是集体创作，由贺敬之、丁毅执笔。描写的是地主黄世仁看上了穷人杨白劳的女儿喜儿，把杨白劳迫害至死，又抢了喜儿。喜儿无法忍受黄世仁的摧残，逃入深山，因长期缺少营养，头发全白，被当地老百姓当作白毛仙姑。后来她的参加了八路军的恋人大春带来子弟兵解放了家乡，从山洞里救出了仙儿，使她重新看到回到人间。这个剧是在当地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基础上创作的，从最初的反迷信的主题提高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对于提高人民子弟兵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奋勇杀敌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这个歌剧在艺术上借鉴了西洋的歌剧成分，融合了民间新秧歌的舞蹈和歌曲，取得了成功。其中的几个插曲当现在还在流传，表明了它们的生命力。

解放区文学在诗歌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在《讲话》精神指导下，解放区的诗歌注重向民歌学习，出现了以陕北的信天游为形式的长篇叙事诗的丰收。有代表性的是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

李季（1922-1980），河南省唐河县人，1938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1947年在陕北三边工作，工作之余大量收集陕北民歌“信天游”，1946年，他根据三边民间故事，以“信天游”形式，创作了民歌体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作品以王贵与李香香爱情上的悲欢离合为线索，以30年代前后陕北农村的土地革命为背景，揭示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尖锐对立关系，反映了三边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激烈斗争，形象地凸现了“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这一新时代主题。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王贵与李香香这两位陕北青年形象。王贵是一位由自发反抗走向自觉斗争的新型农民，将自己的幸福与革命联系起来，并因革命而终于获得美满爱情。李香香是一位勤劳、美丽的农村少女，具有鲜明的阶级爱憎，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对爱情坚贞不渝：“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妹妹生来就爱庄稼汉，/实心实意赛过银钱”。他将自己的幸福与革命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因革命而获得幸福生活。

作者塑造人物时没有忘记自己是在写诗歌，所以他始终是以抒情的笔调进行创作，塑造形象。以抒情笔触叙事，是这篇作品的重要特色，如叙写李香香对王贵的想念：“端起饭碗想起了你，/眼泪滴到饭碗里。”“前半夜想你点不着灯，/后半夜想你天不明。”“我要死了你莫伤心，/死活都是你的人。”

作品采用“信天游”形式进行创作，但又根据题材、主题需要，进行了创造性改造。 首先，在结构上，传统信天游两句一节即一首，或数节一首，形式短小；《王贵与李香香》突破了这种短小结构，构建起两行一节、几百节连缀成篇的宏大而严谨的结构；不仅如此，它的每一节也不一定像传统信天游那样表达一个独立的意思，而往往数节相连才构成一个简单的情节，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这就拓展了传统信天游的空间与表现力。 其次，突破了传统信天游抒情诗特点，将它变为有情节、故事、人物的叙事长诗。

第三，语言上，或直接借用民间信天游原有诗句叙事抒情，如“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或利用信天游的一部分，加以改造，表达新的思想，如“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的下句，传统信天游往往接的是“远路上想干妹子是枉然”，或“有心见面路太远”，或“过路的朋友一阵烟”，表达一种无可奈何之情，而《王贵与李香香》接的则是“陕北红了半个天”，意蕴完全不同；或根据信天游格调、常用的比兴手法，自创佳句，如“一杆红旗要大家杠，/红旗倒了大家都遭殃”。

第四，灵活运用比兴手法。有时是比兴一体，放在每节首句，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有时是比喻在前，但没有兴的作用，如“太阳出来一朵花，/游击队和穷汉们是一家”；有时叙事在前，比喻在后，如“一对大眼水汪汪，/就像那露水珠在草上淌”；有时第一句只起兴的作用，与下面所叙述的内容没有直接的比喻关系，如“百灵子雀雀百灵子蛋，/崔二爷住在死羊湾”等。

对信天游的成功运用、改造，使《王贵与李香香》突破了新诗过于欧化民族性不足的局限，为新诗如何借鉴民间艺术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漳河水》是阮章竞1949年5月发表的长篇叙事诗。 阮章竞，1914年生，广东中山人，1937年来到太行山区工作，40年代初期曾任八路军太行山剧团团长。在太行山，他努力向当地民歌学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富有民歌风味又有古典诗词韵味的诗风。 《漳河水》写的是漳河边三位农村妇女荷荷、苓苓和紫金英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和翻身解放的过程，是一曲妇女解放之歌。

这三位妇女，是旧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者，没有婚姻自由，没有爱情与幸福，身心受到摧残，她们的苦难人生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的见证。解放后，在新思想教育下，她们努力求解放，要求做人的资格，要求男女平等，新社会给了她们机会，让她们真正获得了幸福。

在艺术上，《漳河水》以民歌形式进行创作，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叙事抒情，使诗歌形象生动，意味深长。如诗歌开篇的一段小曲：“漳河水，九十九道湾，/层层树，重重山，/层层绿树重重雾，/重重高山云断路//清晨天，云霞红艳艳，/艳艳红天掉在水里面，/漳河染成桃花片，/唱一道小曲过漳河沿。”诗情画意中民歌与古典诗词韵味水乳交融，耐人寻味。 民歌资源的借鉴使诗歌语言质朴、清新而富有抒情意味，如：“声声泪，山要碎！/问句漳河是谁造的罪？/桃花坞，杨柳树，/漳河流水声呜呜！/戏鼓咚咚响连天，/唱尽古今千万变，/没唱过俺女儿心半片！”。声泪俱下，真切感人。

《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标志着新诗歌谣化探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解放区文学的缺失 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治，相对忽视了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强调了工农兵方向，却又出现了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强调了对农民的传统的艺术形式的继承，却放松了对艺术形式手法现代化的要求；强调了作品通俗易懂，却忽视了文艺发展格局中也应有高雅优美的部分。

  孤岛文学 指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孤岛时期的文学最有影响的，一是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等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关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二是戏剧活动特别活跃，于伶和《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的剧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民族气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张爱玲，苏青等女作家以女性的立场与视角致力于女性生存困境的开掘，以女性的独异风采产生了影响。

沦陷区爱国的进步的文学 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沦陷区虽然出现了大量以“和平文学”、“大东亚文学”相标榜的汉奸文学，但爱国的进步的文学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原在“孤岛”时期成立的进步戏剧团体已不可能继续演剧活动，但他们通过其它演剧团体保存自己的力量，以灵活巧妙的方式演出了如《家》、《风雪夜归人》等剧作。《万象》是上海沦陷时期很有影响的杂志，表现出爱国的倾向。1943年夏，柯灵接编该杂志，对版面作了较大的改变，先后发表了茅盾、阿英、丁玲、楼适夷等作家的作品，报导了内地文艺界的动态，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

师陀抗战时期住在上海，以芦焚等笔名发表了中长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马兰》、《结婚》等，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同时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均收于《果园城中》，刻划地方的人物和风俗颇为生动。青年作家徐光桑和徐开垒也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发表。

在上海沦陷区新出现的当红女作家张爱玲，自1943年始连续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散文，后出版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其中《金锁记》是最优秀的，表现她捕促细节、刻划人物心理等方面的突出才能。 稍后出现的钱钟书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和一些短篇小说、随笔等，显示了很好的文学功底和出色的幽默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