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与中国 汽车产业升级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林季红

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全球化——生产一体化 价值链切片（slicing the value chain）——分散化生产——垂直专业化分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的非一体化趋势 垂直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 ）——垂直非一体化（ vertical disintegration ）——全球生产网络（GPNs） 内部化——外部化 层级制——网络型组织

全球生产网络的概念 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s）是为生产和提供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企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连接起来，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它构成了全球化的重要微观基础。 ErnstDieter,Paolo Guerrieri(1998),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changing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The case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6(2). Dicken, P. and Henderson, J. (1999), Making the connection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Britain, East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A research proposal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July).

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所形成的一种公司内国际分工结构，它主要反映了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空间布局、结构以及相互关系。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的各个环节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特点配置到不同的国家。 全球生产网络作为一种复杂的生产组织方式，弥补和充实了除市场和企业这两种方式之外的大量中间产品的交易和中间状态的交易组织。跨国公司建立全球生产网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低成本地区获得灵活的、专业化的供应商。

Arndt and Kierzkowski（2001）使用“片断化”（Fragmentation）来描述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这种生产过程在全球的分离是一种全新的现象，使得同一价值链条的生产过程的各个不同环节通过跨国生产网络被组织起来，这一跨国生产网络可以在一个企业内部完成，也可以由许多企业分工合作完成。

全球生产网络分类 Gereffi(1999)[1]按照驱动力的不同将价值链分为购买者驱动价值链(Buyer-driven value chain)和生产者驱动价值链(Producer-driven value chain)两种类型。 购买者驱动价值链是指以行业中的零售商、品牌营销商为领导厂商，在全球建立生产网络，主要从事服装、鞋帽、玩具、家居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设计、生产与营销活动，网络中的领导厂商通常在设计、品牌与营销方面有突出优势，并控制整个生产网络。在这种生产网络中，领导厂商按国外买方的要求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分包商进行生产，提供成品来进行。

生产者驱动类型是指行业中的制造商成为网络的领导厂商，由他们在全球形成生产网络，领导厂商主要从事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和重型机械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设计、制造、销售活动，领导厂商往往在资本、技术方面拥有独特优势。 [1]Gary Gereffi, A Commodity Chains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Global Industries[Z].Duke University Working Parper,1999.

全球生产网络参与主体 全球生产网络参与主体既包含跨国公司原有的独资公司、合资公司，也包含外部的独立供应商、经销商和其它合作伙伴。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存在公司内部、公司之间两种交易协调机制，它兼容了传统二元治理模式（公司内部治理和市场治理，企业与市场）的种种优点，从而使生产组织、交易更有效率，综合成本更低。按与领导厂商产权关系的变化，其结构如图所示：

子公司 和分支机构 合作协议 （标准联盟等） R&D联盟 独立供应商 独立承包商 公司之间 分销商 合资企业 公司内部 领导厂商

全球性的领导厂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品牌领导者，主要是指那些通过销售全球性品牌而获得市场地位的企业，它们并不在意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是在企业内部进行还是通过外包方式完成的；另一类是全球性合同制造商，它们建立了自己的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一体化的制造服务和全球性的供应链服务(通常也包括了产品的设计)。领导厂商作为战略协调人处于网络的中心，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主导力量。领导厂商的战略与行为对网络中供应商及其它网络主体的成长、战略方向及其在网络中的地位具有直接影响，其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创新能力以及协调不同节点之间交易和知识交流的能力，他们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中战略性环节和增值活动。

当地供应商又可分为高层级供应商和低层级供应商。高层级供应商直接与领导厂商进行交易，他们一般拥有自主性技术，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全球生产网络，除了核心R&D和战略性营销活动被领导厂商控制外，高层级供应商一般能够承担所有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

低层级供应商直接与高层级供应商进行交易，一般很少与领导厂商打交道，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以及交货的灵活性和速度，他们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些低附加值部分。领导厂商与高层级供应商，高层级供应商与低层级供应商之间都可以通过股权或非股权的方式取得联系，其结构如图所示：

领导厂商 独立高层级供应商 其它类型合作伙伴 独资或合资高层级供应商 独立低层级供应商 独资或合资低层级供应商

全球生产网络的特征 全球生产体系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分工合作的多样性：如今国际分工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的崭新格局。 产业间分工的主要特征是发展中国家生产资源类初级产品，发达国家生产制成品；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化，形成了产业内国际分工，即国际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大环节：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分环节；二是生产环节，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环节；三是营销环节，包括分销物流、批发及零售、广告、品牌管理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发达国家逐渐着力于研发和品牌营销，控制核心技术和经营技巧，而把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价值链条中，着力于加工制造环节。即发达国际控制技术环节和营销环节，而发展中国家从事生产环节。

产品内分工是指国际分工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的不同技术含量进行。技能含量高的工序、附加值高的部件一般由发达国家来完成，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初级零部件生产，或者是主要部件依靠进口、承担最后加工装配的工序。

第二，区位选择的全球性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考虑价值链的分布，只要通过全球整合能降低成本，提高收益，跨国公司就会在全球扩张其全球生产网络的版图。国际分工的细化为这一过程的实现创造了条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内整合资源，就要将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放到最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的地点。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将更多体现在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

第三，领导厂商的重要性 典型的全球生产网络通常包括各种级别不尽相同的层次，从拥有系统整合能力而控制整个网络的领导厂商到规模较小的供应商，领导企业位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因此，领导企业的战略往往直接影响诸如专业化供应商和转包商等网络低端参与者的成长和战略方向。领导企业通常将自己具有一定战略优势的业务留在企业内部进行，而将那些没有战略优势的业务通过外包的方式完成。这种外包模式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一些领导企业致力于设计、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而将大规模制造和相关的配套服务外包。另外一些领导企业则可能外包一系列高端的、知识密集型的支持性服务。

技术差距、FDI技术转移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 在现实中，各国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差距，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就更为明显。技术差距的存在，导致各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到不同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收益。发展中国家受其薄弱的科技发展水平所制约，在国际分工与利益分配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陷于“贫困式增长”的困境之中。

技术差距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具有积极意义。凡勃伦（Veblen）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技术差距的存在，有时可以表现为一种赶超的机会。 技术差距导致发展中国家利用技术和知识的压力越大，使其更有动力去采用新技术来实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由于起点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技术资源就越丰富，可供选择的余地就越大，发展中国家初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快于发达国家，并最终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上的趋同甚至超越。

“后发优势”理论指出,在技术差距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国际间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加速本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质在于技术存量的增加以及技术运用范围的不断扩大。 一般而言，一项技术创新首先在某个国家出现，经过技术转移，逐步扩散到其他国家。因此，一国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对外国知识与技术的成功吸收。换言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上都是与国际技术转移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利用国际技术转移促进本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

FDI成为跨国公司最主要的国际技术转移方式 Hejazi and Safarian（1996）比较了美国通过FDI与出口两种方式对OECD国家技术扩散的效果，结果显示，FDI与对外贸易在技术扩散中的重要性上存在差别，出口对技术扩散的贡献率为 33％，而FDI则接近67％。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吸引FDI作为实现本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

全球生产网络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来扩大技术扩散和溢出虽然不是唯一的选择，却是比较有效率的选择。因为：1. 通过市场交易购买技术和技术诀窍的代价很大，对国内缺乏资金的企业来说不可行。2. 跨国公司总是想垄断其技术的竞争优势，不会将最先进的技术出售给发展中国家，因此许可证转让的发生比较难以获得先进的技术。3. 况且，隐性知识是无法通过购买技术就掌握的，而且技术的购买和使用是为了进一步开发和创新，只有通过边干边学才能做到。4. 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投资于技术和知识性部门，而且更多地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因此GPNs是可以利用的促进技术进步的平台。

全球生产网络是跨国公司在组织上的重要创新, 它是以互补性分工为基础, 通过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以一定正式的规制( 契约) 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网络型组织模式。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大量的知识和技术在这个复杂的网络内快速的传播和扩散。Ernst 和Kim（2001）指出GPN下的知识转移和技术外溢已经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方式。

经合组织（OECD）1996年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认为，知识的内涵包括：（1）知道是什么（know-what）：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2）知道为什么（know-why）：原理和规律方面的知识；（3）知道如何做（know-how）：操作的能力，包括技术、技能、技巧和诀窍等等；（4）知道是谁（know-who）：包括特定关系的形成，以便可能接触有关专家并有效地利用他们的知识，也就是管理的知识和能力。

一般来说，知识流动方式包括：（1）潜移默化，指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即知识在个人间的分享；（2）外部明示，指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即隐性知识的编码，这样有利于知识在组织内部的转移；（3）汇总组合，指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结合，即将显性知识从个人层次转换成组织层次，组织通过讨论和整合不同来源的显性知识形成新的概念和模式，并将其用于整个组织；（4）内部升华，指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这是新的显性知识内部化于个体隐性知识并再用于实践的过程。通过这四种模式的知识转换形成了个人隐性知识与组织知识之间的联系，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是影响知识流动效率的关键因素。

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流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母公司向子公司的知识流动。（2）子公司向母公司的知识流动。子公司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信息传播网络和知识学习网络的重要节点。（3）公司通过学习、模仿或与竞争对手建立联盟网络关系获得有价值的知识，或者通过研究竞争对手的管理和组织优势而获得相应的知识。这有赖于企业对信息的评估、过滤、选择能力以及吸收能力的提高。（4）对当地能力和资源的利用。企业通过国际扩张可以接近当地集群和商业网络，获得企业群聚及其知识扩散的好处。（5）子公司对东道国配套企业的知识流动。

技术外溢 跨国公司作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先进技术的发明者和拥有者，是国际技术转移和扩散的主体。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技术转移，并将先进的技术转让给当地的子公司。Kokko(1992)将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外溢效应定义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而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一种情形。 [1]技术不仅指生产技术、加工技术，还包括生产的组织技能、管理技能。

技术外溢是指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其先进的生产技术、营销知识、管理经验等通过某些非自愿的扩散途径渗透到当地的其他企业，从而促进其他企业生产效率与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一种经济外部性的表现（Kokko，1992）。从逻辑关系上来说，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是技术外溢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而技术外溢是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后所产生的一种后续的、间接的、无意识的技术扩散。

Hobday（1996）将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技术转移分为：（1）与生产有关的技能与能力；（2）生产方面的技术与工程支持；（3）新设备的应用和可操作化；（4）对现有技术重大适应性调整与改进；（5）短期的革新和开发；（6）中期产品、工艺的应用性开发；（7）中期的产品、工艺研究；（8）基础研究。

跨国公司会动态调整对海外子公司的技术转移，适时提高海外子公司的技术地位，在不断向海外子公司转移先进技术的同时，还会赋予其更多技术创新的职能。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技术转移的动态调整一方面有利于跨国公司“深层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 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的主要区别在于：（1）技术转移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主观经济行为，而技术扩散更强调无意识的技术传播过程。（2）技术转移的受让方一般来说只有一个，且为明确的对象；而技术扩散的技术接受方不止一个，而且以技术的潜在采用者为主。（3）技术转移比技术扩散更强调在同一领域内的转移。（4）一般来说，技术扩散的时间跨度要比技术转移长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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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开放经济中一国通过与外国建立经济联系，引进、模仿和学习外界的技术逐渐成为了另一个重要的技术来源。由于富国和穷国之间存在重要的“知识差距”。FDI能够使富国向穷国转移技术和商业诀窍变得更加容易，而这些技术转移将会产生广泛的技术外溢效应。因此，FDI可以促进当地相关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 在McDougall(1960)首次提出外溢效应的概念后，国外学者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非常活跃。 Caves(1974)利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1966年制造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由此他认为，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制造业中都存在着FDI的正向技术外溢效应。

Globerman(1979) 利用加拿大1972年的49个制造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对FDI外溢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FDI进入较多的行业中，FDI对加拿大内资企业的外溢效应是存在的。 Findlay(1978) 的研究指出，技术差距、外资存在与外溢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FDI输出国和接受国的技术差距越大，则技术学习的空间越大，技术扩散的速度也越快。

Blomstrom（1983、1986、1994）对墨西哥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FDI外溢效应的存在。除此之外，Kokko et al（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Driffield（2001）对英国的研究、Chuang and Lin（1999）对希腊的研究也都证实了FDI外溢效应的存在。

Lall（1985）以印度为例分析了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成长的影响。他将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归纳为四种类型：（1）简单的技术进口，如机器设备进口、技术贸易，即Know-how能力；（2）基本的加工与工艺技术的转移，其意味着对现有技术能进行一定的改造和提高，甚至优化，即Know-why能力；（3）应用研究能力的转移，即将现有的科学知识应用于商业性创新过程所体现的技术能力，主要指研究与开发层次的技术与创新能力；（4）基础研究能力的转移，即在东道国进行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

王志乐（1995、1998）研究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行为以及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技术的水平。他对33家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的研究表明，有17家企业提供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占被调研企业的52％。对日本在华40家企业的调研表明，这40家企业大多数技术先进，如果将新技术、填补空白技术和先进技术三种类型的企业加在一起共有39家，占被调研企业的95％。因此，他认为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的技术不仅普遍高于国内同类企业，而且有相当比例的跨国公司使用了其先进技术，并填补了我国一些行业的技术空白。

江小涓(2002)是国内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行为进行较多研究的学者。其研究主要根据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调研数据而开展研究。其研究表明，在1979－1993年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普遍不高。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跨国公司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大大加快。对“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127家企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研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提供了母公司的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其中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转移了填补国内技术空白的技术。结论是，跨国公司虽然并不愿意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但是科技全球化背景和国内市场竞争迫使跨国公司只有转移有竞争力的先进技术和产品，才能在中国市场上获得成功。

江小涓（2002）在以中国的汽车、移动通讯设备与洗涤用品三个行业为例，考察了跨国投资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以及跨国公司竞争行为的转变。结果表明，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强，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速度在加快。

一些学者则对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主要是市场导向型和成本导向型，其目的在于进入国内市场和利用廉价劳动力。王允贵（1998）通过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电子通信制造业的投资的分析，认为跨国公司利用其垄断优势，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业进行品牌控制、成本控制等，还对其进行技术控制和技术压制。宋泓和柴瑜（1998）的分析也指出，跨国公司在先进技术的转移上对中国的控制、限制和排斥。

Kokko(1994)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的制造业215个子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尽管在总体上FDI技术外溢效应是存在的，但是在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比较大的行业里，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 Haddad and Harrison（1993）对摩洛哥的研究、Barrios（2000）对西班牙的研究、Damijian（2001）对8个东欧转型经济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FDI外溢效应不显著的结论。

Aitken和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间企业的研究结果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入也可能带来挤出效应。 较之东道国企业，外资企业在规模或技术上一般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在原来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里，由于强大的外资企业的介入，一大批国内企业将会在激烈竞争中被淘汰、被兼并，从而形成了外资企业垄断市场的局面，当地企业越来越被边缘化，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不断加大。

Aitken and Harrison(1999）研究指出，更高水平的FDI企业利用新产品夺取了了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使得当地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上升及利润率下降，即发生了FDI的挤出效应。外资企业的进口要素挤出了其对当地要素的需求。

迄今为止，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影响的大小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总体来说，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比较明显，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则在不同国家不同产业有着较大的差异。

不同国家FDI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果大相径庭，表明FDI外溢效应的产生不是自然而然的，一些因素会影响到FDI外溢效应的实际效果。 有一些学者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角度分析了FDI外溢效应的影响因素。Kokko（1996）、Sjoholm（1999）、Girma（2001）的研究表明，产业内的市场竞争是影响FDI外溢效应的重要因素，竞争程度越高，FDI外溢效应越明显。

Kokko（1996）、Kathuria（1998，2000）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也会影响FDI外溢效应，东道国国内企业的R&D投入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会提升FDI的外溢效应。此外，Findlay（1978）、Balasubramanyam （1996）分别分析了东道国经济对外开放度、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东道国市场体制等因素对FDI外溢效应的影响。

Wang和Blomstrom(1992)的研究考虑了技术外溢活动的互动性，强调了双方的战略行为对外溢的影响。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外溢就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的投入越多，其吸收外溢的能力就越强。由于外溢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缩小了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从而减少了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收益，跨国公司子公司为了维护其产品的技术优势，被迫引进或开发新技术以保持其市场份额和利润，结果导致新一轮的外溢，即所谓的外溢正反馈。同理，当地企业的学习行为也存在着这种效应。

Parente(1994)建立了一个特定厂商选择技术和吸收时间的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模型分析了技术吸收、“干中学”以及经济增长之间关系。Parente(1994)认为在当地企业学习、消化、吸收外部知识时，还通过“干中学”形成了知识的积累，从而提高了进一步吸收技术知识的能力。因此，“干中学”效应的存在大大加快了技术外溢的速度，“干中学”效应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Walz(1997)的研究指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了当地企业的潜在创新效率。通过与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频繁接触，当地企业获得了技术知识外部性的好处，当地企业的创新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FDI技术外溢的渠道与发生机制 一、关联效应 关联效应指的是外资企业与当地上、下游产业建立“关联”而带动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关联可以分为多种形式：后向关联、前向关联以及横向关联。 后向关联是指外资企业与当地供应商（上游企业）之间的联系， 零部件以及各项服务。 前向关联是指外资企业与当地客户（下游企业）之间的联系，东道国企业主要为外资企业提供最终产品的营销服务。 横向关联则涉及到与参与竞争活动的当地企业的相互影响。

“外溢” 对非关联企业的示范效应 工艺（包括技术）外溢 产品设计外溢 正式技能和默示技能（操作技能和管理技能）的外溢 受训人力资源流动产生的效应

当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建立关联后，由于信息、技术知识、默示技能的传播和交换，当地企业就有可能从外资企业获取先进的技术或组织管理经验，于是就发生了外溢。 在前向关联中，由于产业中技术复杂程度的加深，使得外国子公司与其东道国客户（分销商）之间的接触日益增多。例如，外资企业为东道国客户提供相关设备的使用和维修技术；提供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与指导；帮助当地分销商建立销售渠道；向当地分销商提供市场信息等。

在后向关联中，外资子公司向当地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的方式也很多。《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列举了几种主要的方式： （1）转让与产品有关的技术，包括提供专有产品技术。一些外国子公司将它们拥有的与产品有关的专有知识转让给当地供应商，其方式是授予供应商企业使用专有知识的许可或允许供应商企业使用该项知识。 （2）转让工艺技术，包括：①向供应商提供机械设备。马扎尔铃木是日本铃木公司在匈牙利的子公司，它在临近自己的艾兹特哥姆的工业园安装了生产设备，这些设备可以与当地供应商共同使用。

②为生产计划、质量管理、检查和测试提供技术支持。在马来西亚的电子工业中，外国子公司已向其当地供应商提供了显著的技术支持，这些技术支持包括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帮助进行工厂布局、生产计划以及设备安装。③访问供应商的工厂，就布局、操作和质量提供咨询。 （3）提供组织和管理知识，包括：①帮助进行存货管理和使用及时生产系统和其他系统。例如，墨西哥的外国子公司向当地汽车部件供应商提供及时的生产程序方面的技术培训。②帮助实施质量保障体系。

就获得关联的利益来说，提供高附加值以及复杂产品与服务的供应商通常比那些只提供简单产品的供应商在通过关联增强企业的技术与组织能力方面有更大的空间。最先进的供应商，如一级供应商，在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时与客户的互动就比较多。

二、示范和模仿效应 示范和模仿效应指的是当地企业通过对外资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先进的生产工艺或管理经验的模仿和学习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跨国公司为了保持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通常不会将先进的技术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而是转移给当地子公司，从而对当地企业产生了示范作用。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效的模仿手段就是通过对竞争对手的产品的研究、学习、模仿和发现新规律，启发创新意识，以复制、改造并超越现有产品或系统的过程。

三、竞争效应 竞争效应指的是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市场竞争，迫使当地企业充分发掘现有的生产效率、加速更新生产设备、改进生产工艺以及加强技术创新，从而提高技术水平。例如，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扩张加剧了市场的竞争程度，它们已经在电子及移动通讯设备、程控交换机、食品饮料加工、塑料制品集成电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洗涤用品等行业占有支配地位，给长期不重视技术进步的国内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而迫使国内同类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技术创新。国内企业一旦研发出具有更高效益的技术成果后，就会促使竞争对手加强同类新技术的研发，甚至推出性能更好的新产品。

四、人员的培训及流动效应 人员培的训及流动效应，指外资企业对当地员工的培训以及人员的流动提高了当地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水平。跨国公司一般比较重视对其分支机构所雇佣的当地员工的培训，其培训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现场指导、举办专业讲座、外派学习培训以及到母国接受系统教育等。培训涉及的员工也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简单的流水线上的操作员和较复杂的质量监督员，也包括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专家。经过培训后的当地员工，尤其是高层次的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跳槽”到当地企业或自主创业后，他们在外资企业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会外流，技术外溢效应随之发生。

FDI技术外溢的影响因素 吸收能力 市场结构 外资政策

吸收能力理论 为了解释知识溢出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的现象，吸收能力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知识溢出的效果取决于该国或地区对技术的吸收能力。只有当该国或地区的技术吸收能力跨越一定的门限水平（即门槛效应）时，当地企业才能获取正向的溢出效应，反之，则获取不显著甚至为负的溢出效应。一国或地区的技术吸收能力通常包括微观层面的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技术差距，中观层面的市场结构、组织结构，还有宏观层面的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制度等。

　　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Rajneesh Narula（2003）指出，区域吸收能力由基本的基础设施、先进的基础设施、企业、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四大要素组成。制度作为吸收能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它组成要素均有决定性作用。制度为创新提供了环境，建立了不同经济主体交往的基本规范，代表着一种“创新文化”，从而影响着学习过程的动力。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仅促进了吸收能力不同组成要素之间的紧密联系，还为经济活动主体创造了吸收和消化技术外溢效应的机会。它对新知识和技能的创造、现存知识的扩散，有效的国家技术知识的积累及国家吸收能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孙少勤、邱斌（2010）曾利用中国制造业分区域2001--2007年数据，从市场体制、外资鼓励政策、金融市场效率、市场分割等四个制度实证研究制度因素对中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吸收能力”的概念最早是由Cohen和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的作用时提出的。他们认为吸收能力就是一个企业识别、吸收并运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 Narula(2004)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的国家层面详细地阐述了知识积累、吸收能力和技术进步的关系。他们认为吸收能力由技术能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有效利用市场的能力等因素构成，并且受外部技术环境的影响。

他的研究指出在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也不同。在“赶超前”阶段，技术差距最大，东道国企业的知识积累还没有达到吸收外部知识所必要的最小存量，吸收能力很小；在“赶超”阶段，技术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还是比较大，所以其可供吸收的技术比较充分，其自身又跨过了最低知识存量的“门槛”，所以吸收能力快速提升。

Teece（1976）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的成本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与劳动力素质成负相关关系，发展中国家教育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Glass and Saggi（1998）从“技术积累差距”的角度分析了技术差距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结论表明，如果南北“技术积累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薄弱的技术吸收能力会限制跨国公司向其所转移技术的水平。

Blomstroma and Kokko（2003）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是影响跨国公司对其所雇佣员工进行再培训的重要影响因素，东道国劳动力较高的素质有助于降低跨国公司对雇员的再培训的成本和增加再培训的长期收益，从而有利于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转移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 。

吸收能力的决定因素以及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技术差距、文化和心理距离、技术接受者与转移者的理念差异、产业或东道国的特性、外国所有权的比例、东道国的发展水平、企业的相对规模等等。

吸收能力包括将别人创造的知识内部化的能力以及对其加以改进以适应自己特定的需要、过程和惯例。 吸收能力不是纯粹的模仿。企业如果没有自己投资搞研发，将很难吸收外部的知识，因为很多知识具有隐性知识的特点。

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而这往往不是企业本身可以解决的而是与非企业部门相关的。非企业部门如科研机构和大学能为企业特定创新提供知识型基础设施，他们是国家知识储量的重要来源，而这些知识性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它可以为所有企业提供潜在的知识和人力资源以促进企业的创新。

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技术升级和技术进步都至关重要。当地的吸收能力的提高可以吸引更高层次的外资的流入，同时可以增强技术扩散的效应，而要实现此目的需要相应的政策。比如，缩小技术差距的政策包括研发投资体制（比如国家技术创新体制），促进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关联（比如建立研发联盟）。

值得强调的是，技术中包含许多隐性的知识，这需要吸收者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掌握。这种隐性知识是包含在生产经验当中，但是大部分则需要企业对培训进行有目的的投资以寻求新的技术和其他知识，而且要通过实验来更好地掌握，最后还要发展一种组织能力来创造、交流并使知识在内部加以扩散和使用。

新技术的吸收需要进行大量独立的研发活动。实际上，即使是工厂的布局、质量的保证和维护、过程的优化都需要大量的能力的培养。因此，除了企业内部的努力之外，还有赖于更广泛的社会的投资，包括对教育、培训和提供信息等诸多方面。而且，能力的形成还需要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以及各种技术服务、标准化实验室、技术推广服务、研究中心、质量控制中心等服务机构的共同参与。

东道国市场结构 东道国市场竞争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效应，完全竞争型市场结构与垄断型市场结构都不利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如果国内形成具有一定规模与实力的若干大型企业参与跨国公司的竞争，就表明东道国市场竞争程度在增强，从而会迫使跨国公司进行技术转移。 另外，多国引进策略很重要。比如汽车业。20世纪80年代大众一家占据中国汽车业半壁江山。后来其他汽车巨头的进入大大促进了汽车业的竞争。

东道国外资政策的影响 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分析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在经济对外开放的早期，发展中国家对外资持怀疑态度，外资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是影响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主要因素。Eaton and Gersovitz（1984）、Huizinga（1995）分析了东道国政府实行的外资企业征用政策（expropriation）（又称国有化政策）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进行国有化的概率较高时，跨国公司会降低对海外子公司的技术转移水平以降低企业被征用的价值，减小海外子公司被征用的概率。随着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国有化政策的松动，跨国公司会逐渐提高对海外子公司的技术转移水平。

UNCTAD（1996）、Moran（1998）、Oman（2000）考察了东道国的激励性政策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激励性政策相对于市场规模和增长率、生产成本、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存量等区位因素而言，极少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在其它条件一样的情况下，激励性政策才会起作用。并且由于激励性政策内容的公开性和易于模仿，激励性政策的竞争常发生在相似和相邻的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会陷入持久的“竞标战”（Bidding War），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水平。

此外，强制性技术转移规定②也是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促进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而经常采用的政策措施，Kokko and Blomstrom（1995）分析了强制性技术转移规定的实际效果，结果表明强制性技术转移规定实质上增大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转移的成本，制约了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 ②强制性技术转移规定是指发展中国家为了迫使跨国公司将先进技术转移过来，会对跨国公司在投资过程中的人员培训、当地采购比例，转移的技术水平都做出直接规定。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结构升级不仅体现在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方式上的改变，还体现在技术转移在技术水平上的提升。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在转移技术层次上的提高，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正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这突出表现在全球FDI流入的行业分布正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

截止2005年，第一产业FDI流入存量占世界总FDI流入存量的比重不足10％，制造业FDI流入存量约占世界总FDI流入存量的30％，约有60％的FDI都流向了服务业，其中，化学和化学产品、机械和设备、电气机械、运输设备、金融、商业服务等行业FDI流入的增长速度最快（UNCTAD，2007）。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在转移技术层次上的提高主要表现为传统的机器设备在技术转移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纯粹知识或信息形态的的技术转移（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情报等）在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全球生产网络与技术进步 在全球生产网络内的各企业间基于价值链的分工明确，具有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因此，不同层级的企业之间关联程度较高，高层级的企业愿意将知识转移到低层级的企业。一方面，旗舰企业需要向其供应商提供必要的技术管理知识以保证产品符合其技术要求；另一方面，一旦供应商企业的技术能力提升后，旗舰企业就会转移更尖端的技术给供应商，让供应商企业承担更多的任务，从而使自身可以集中资源和能力从事最具战略性的业务。同时，由于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这就要求跨国公司必须具有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和研究开发能力。旗舰企业只有与网络内的企业加强信息交流和协作创新，才有可能取得竞争优势。

总之，通过嵌入生产网络，当地企业将有更多的机会与跨国公司建立紧密的联系。当地企业将会获取更多的信息，可以更好地学习、模仿和采用最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对FDI的技术外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对策一：增强本国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关键 吸收能力是建立有效关联和转移企业特定优势的前提。这些能力可以是技能、技术性的知识、组织结构以及企业掌握一种引进技术所需的外部关联和支持系统，这些能力的发挥要看东道国是否具备使其适应当地的要素和市场条件，使其升级和保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并改进这种技术使其实现多样化运用的诸多因素。

对策二：发展产业集群，增强配套能力 要吸引更多的FDI流入，东道国必须发展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性的有利条件。比如汽车和电子这些高技术产业，如果某个地区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半技术劳动力和有效的出口加工设施则可以吸引最后阶段的装配。而产业集聚区是增强配套能力和再造区位优势的重要手段。对政府来说，可以做的主要是改善投资软硬环境，并通过产业集群来加强区位优势。当然，要吸引更高质量的外资，政府还应进一步培育产业集群和加强教育和技术的投入。

我国目前已形成了几个较大的产业集聚区，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苏州和昆山等地吸引了大量IT产业的台商前来投资，因为当地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相对集中在与IT有关的产业，使台商和其他跨国公司容易找到有效的配套企业，从而形成有效的产业关联效应和聚集效应，而且这种集群将进一步强化该地区的区位优势。再如顺德的家电聚集群和天津的微电子和移动通讯产业集群都是卓有成效的区域集群。

产业集群不仅在一国范围之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竞争态势和企业竞争力。将研究与开发、零配件制造、组装、市场营销、客户支持甚至相关的业务集聚到同一地点，可以在寻找资源、分享技术和信息方面提高内部效率；将业务活动聚集到大学校园也使公司将更深的基础拓展到当地的集群，从而改善它们获取潜在利益的能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集群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到集群区内投资，并可以通过技术扩散效应、边干边学等加速企业的成长，通过合作竞争使优秀企业脱颖而出。

对策三：加入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向产业链高端迈进 企业的竞争优势或生产率优势是明显地与其技术能力相关的。但是竞争优势还受技术之外的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该企业是否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已把世界各国纳入一体化或准一体化分工与交易的网络，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的销售与生产，使许多产业比如通讯、计算机、半导体、汽车等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积极采取灵捷生产、大规模定制、零库存管理等方式来降低成本，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中国应积极促进当地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配套企业。中国应积极发展配套产业使跨国公司技术引进的链条进一步延伸，使它们得以切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和生产价值链的一个环节。实践证明，哪个地区的企业能够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分包合作伙伴或配套企业，哪个地区就会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热点地区。

因此，在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本国企业之间建立关联是非常必要的。当东道国企业能力更大，跨国公司商品生产和服务本地化，供应商特殊化和专门化的时候，跨国公司就会和东道国供应商建立持久的商务关系。如果这些关系很密切，就更有可能发生技术的扩散和传导效应，从而更有利于东道国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升级。因为跨国公司会鼓励他们的分包商对其生产能力进行升级以达到所要求的标准，并且给他们提供技术、信息和生产流程，还提供技术学习辅导来帮助他们达到目的。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当地市场寻求型的跨国公司投资越来越愿意扩大对当地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与当地企业建立更多的供应关系，而不是从其母国或他国进口零部件。

当然，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也在使其供应基地现代化，减少其所依赖的供应商的数量。现在跨国公司从世界范围选择最有竞争力的供应商，而且可以让本国或他国的供应商跟随其到新的地区投资。这样，当地或本国的供应商事实上必须与全球性的能够提供一揽子供给和服务的供应商进行竞争。全球供应商就可能对当地供应商产生挤出效应，使跨国公司装配商减少与当地零部件供应商的合作以及转让技术诀窍的倾向。而如果供应商发展战略和中小企业政策能够加大力度的话，那么当地供应商的发展状况和竞争能力将会极大地提高，至少可以进入二级供应商的行列。

随着企业更多地采用全球生产网络，跨国公司在全球各有利区位布局并进行全球性战略运作。全球生产网络对东道国来说具有累积的优势，可以逐步地创造能力并产生积聚效应。全球生产网络一旦进入，这些跨国公司就会投资于员工的培训、促使供应商技术升级、改善基础设施并与相关机构建立关系。领头企业往往会引致其供应商的追随性投资。竞争者和相关企业往往会跟随领先的成功企业，从而建立产业集群。如果东道国在某一行业的技术基础和研发能力具有相对优势，那么它将吸引跨国公司更多地投资于东道国该行业的研发型生产活动。同时，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效应，会进一步提高当地的研究和开发能力，形成良性循环累加过程。

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建立零部件筹供关系客观上大大降低了他们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创造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和灵活性，并更好地适应当地的技术条件、产品和服务。技术先进的供应商还可以使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利用外部技术和技能，增强创新能力。因此，跨国公司（比如汽车制造业和电子工业的跨国公司）正在逐步扩大供应商的数量，加强供应链的管理。

当然其对供应商的选择条件也十分严格，只有那些在成本、质量和交货等方面能够满足跨国公司生产和经营的企业才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供应商，才有可能进入到国际生产和贸易的潮流中去。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加入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网络，并通过协作和不断的学习才能跻身全球产业增值链的竞争行列，才能将自己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来说，中国企业应逐步从OEM（贴牌生产）过渡到ODM（依照客户需求，为客户设计并代工生产），最后实现OBM (自主品牌生产)。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产业升级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产业升级，指在某个行业内，一个企业或经济体能力的提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成功地实现了从参与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到参与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从劳动密集型生产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产业升级有四种类型：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

通过提升价值链中某环节的生产加工工艺流程的效益，达到超越竞争对手的目的。具体表现在成本的降低、工艺流程的改进、以及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 通过提升产品的性能来达到超越竞争对手的目的，既包括对己有产品的改进，也包括对新产品的创造和引进。具体表现在新产品、新品牌、改进产品市场份额的扩充和增加。 通过对价值链环节的重组来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升级方式。具体表现在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专注附加值更高的环节，而放弃低附加值的环节或是将其外包，主要是从生产环节向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和迈进。 从一条价值链转换到另外一条相关价值链的升级方式，如台湾电子产品制造商从晶体管收音机生产转到电视机生产再到显示器、笔记本电脑的升级。 流程升级 产品升级 功能升级 价值链升级

对于上述四种产业升级方式，众多研究表明是有规律可循的。普遍认为，产业升级都遵循从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到价值链升级。东亚众多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就可以证明这一升级规律。在这一升级过程中，典型的轨迹如图所示：

产业升级轨迹 组装 Assembly 仅仅关注生产本身，供应商往往根据购买者提供的规格和材料组织生产，主要是在出口加工区进行 原始设备制造 OEM 原始设计制造 ODM 自主品牌制造 OBM 又称之为贴牌生产，供应商根据购买者的规格要求组织生产，而产品以购买者的品牌进行销售。与组装模式相比，供应商的职能有所增加，包括原材料的采购和物流，不过产品设计和分销依然控制在购买者手中 供应商在原始设备制造模式的基础上，参与部分或全部设计过程。购买者在产品上贴上其自有品牌进行销售，或在产品上注明由供应商设计和生产 供应商以自己的品牌自行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不再依赖购买者提供相关职能。

区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它们都是竞争力的源泉）对政策措施是很重要的。比较优势主要强调改善区位优势，因此要增加对公共物品（比如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管制条例的制定；而竞争优势则强调改善企业特定优势，而且要从与产业相关的分包机制、融资和保障措施、研发合作、技术政策以及对企业国际化活动的政策支持等方面来考虑。帮助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比如通过信息和技术帮助、直接的融资支持、财政激励以及投资保险。

政府对跨国公司子公司与当地企业建立研发联盟的活动可以给予一些政策倾斜和优惠，比如通过税收、信贷以及政府采购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联合研发的创新产品等措施来激励其关联的建立和技术的溢出。

产业层面的政策可以通过建立技术联盟来提高企业特定优势或通过对公共物品进行投资。尤其重要的是，政策要有稳定性，要从多方面考虑和制定发展战略，重视经济和商业环境以及制度框架的形成，关联和供应商发展政策要与宏观的政策, 比如外资政策、技术政策和竞争政策等相一致。

其中，外资政策尤其重要，吸引那些有较大关联性潜力或能够促进现有子公司升级的跨国公司的投资会更有利于促进与当地企业关联的形成。既然关联性有其积极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和商业激励措施就应当积极促进后向关联，而且应该促进更多的中小企业加入到跨国公司的生产供应链当中。

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在政策的贯彻和实施过程中要建立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应该建立能够代表和维护中小企业利益的机构。一些商业服务机构或商会的作用应更大程度的发挥，比如可以向当地供应商提供装配商的信息，包括这些装配商需要的零部件的信息。此外，研讨会也可以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比如投资机会的发布，主要的业内大企业和供应商的数据库的建立等等。政府必须在跨国公司与国内或本地的供应商之间起桥梁的作用。

产业政策通过选择主导产业并对其创造性资产进行强化投资，可以加速该国家在投资发展路径的步伐。而吸引跨国公司对某个特定产业或部门的投资可以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跨国公司的投资可改善某个部门的创造性资产，而某个部门的创造性资产（比如消费电子）可以有许多知识流动外溢到其他部门（比如微电子设计）。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奥（Lall, 1997）认为，有选择的干预对加速和深化产业发展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政府的干预可以非常有效。有选择的干预不仅包括产品和资本市场，也包括教育、技术、信息和体制的发展等方面。

有效的产业政策应该在这些方面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发展中国家要对一些战略产业，特别是对那些还处于幼稚阶段，处于学习阶段的产业要加以有效的保护和政策支持。但是在这些产业也要促进其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使其提高竞争能力并更快地进入国际市场。

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曾采取国家产业政策和其他干预措施来推进工业化的发展，比如交通运输成本、不同的标准和政府采购等。韩国和台湾都曾实行有限制地利用FDI的政策，但是他们十分注意建立强有力的当地技术能力，并通过OEM方式利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跨国公司，然后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国际生产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