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江陵端午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说起 屈原的人格魅力与中国的端午情结 ——从韩国“江陵端午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说起 周建忠
端午节和春节、清明、中秋,曾经是我国传统四大民俗节庆。而传统节日是民族生活和民族精神的典礼和仪式,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理想、智慧与伦理道德的追求与向往;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它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着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所以有些专家提出,尊重自己的传统节日,也是尊重和热爱自己祖先和民族的表现。
端午节,又称为:端阳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诗人节、龙日等,其内涵也不断扩展,包括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悬挂菖蒲艾草、佩香囊、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雄黄酒、吃咸蛋、包粽子等。 赛龙舟 吃粽子
2004年,一篇关于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的文化遗产的消息,引起全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震荡,一时舆论大哗。
这则新闻的大意为: 韩国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的文化遗产,目前已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很快将向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得知这一消息后焦虑的表示,“如果国外申报成功,我们还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
一、热点追踪:“端午节”申遗事件 始末及平议
这则新闻引起了我国的一系列保护民族传统节日的思考与讨论,即使在一年后的今天,仍然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个热点。今年的端午节、中秋节前后,人们仍然在讨论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意见与建议。对此,有必要从学术层面作一清理与反思。
端午节,延续两年的社会热点:韩国将“端午节”将向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大致内容如下:
一、一封快件新闻热炒:“没想到我们过了两千多年的端午节,竟有可能成为别国的文化遗产。”“端午节快变成韩国的了”。
《人民日报》2004年5月6日报道说,近日东北一位大学教授给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发来一份急件,说据可靠消息:亚洲某国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的文化遗产,目前已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很快将向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这里的“亚洲某国”是指韩国,“东北一位大学教授”是指辽宁大学的乌丙安教授,他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给文化部领导发了一封急件。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冰庵指出,早在1967年,韩国已将江陵市的端午节庆典列为“第十三号国家重要文化遗产”,每年均举行盛大活动,吸引国际间百万人次参与和观光。在联合国设立“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韩国即准备申报端午节为该国遗产。
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交流会上”,周和平焦虑地说,有着悠久历史的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果国外申报成功,我们该有多么尴尬?我们还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
案:这一新闻最大的误区、误导是将我国的“端午节”与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混为一谈,尽管韩国的端午节、江陵端午祭源于中国的端午节,但“江陵端午祭”也是韩国自身有千年历史的传统节日。
二、一些民族民俗专家“出于民族感情”,为了保护民俗传统节日,与韩国争节日“所有权”,竟然顺着韩国“江陵端午祭”大型民俗活动的定向思维,有意弱化我国端午节多年形成的有鲜明民族特色传统的“屈原”内涵,从“原文化形态”来否认“现在时”、“进行时”。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乌丙安教授指出,两千多年来,端午节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全民健身、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的民族佳节。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冰庵还认为:
这个节日最早源于我国远古的祭龙日,用龙的威慑力驱除所有的灾疫邪祟。它一直是以祛除病瘟、躲避兵鬼、祛邪禳灾的吉祥节日传下来的。在端午节的活动中,自古以来就有了赛龙舟,用五彩丝缠粽子、缠手足腕,用楝叶包米粽,采插艾叶、菖蒲,取蟾酥,涂饮雄黄酒,调制朱砂酒,采多种草药,人身上及屋内各处悬挂香包,墙上张挂钟馗画像或辟邪符印等等,都和上述节日主题息息相关。以后才逐渐加入了纪念地方性名人的内容,例如,长江中游湖南、湖北楚地纪念屈原,长江下游江浙吴地端午节纪念伍子胥或纪念越王勾践及孝女曹娥,又与屈原投江不相干。可见,端午节作为各地方的民族节日分别加入了纪念地方历史人物的内容成了局部历史文化的延伸;但是作为全民性的民俗大节,端午节一直是以酷暑之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避瘟驱毒、防疫祛病活动。
竞渡龙船 孝女曹娥庙 裹粽子
多年来报纸书刊上介绍端午节的来历时,总是只讲它是一个纪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这未免过分片面地强调特定地方的纪念性内容,夸大地利用其政治性的功利目的,结果,在相当长的年月里,使几代人不了解端午节的真实内容和全民防疫健身的内涵,逐渐失去了美好的传统文化记忆,从整体上冲淡了并损害了一个全民共享的祝福祝寿、企盼吉祥的美好节日。对于像端午节这样的多民族全民节日,应当恢复它两千多年来的防灾祛病、祈求健康长寿的本来含义,抢救并保护其原汁原味的文化形态。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吴文科云; 端午节的文化意蕴包容了辟邪驱毒、游艺竞技、祈求健康、纪念先贤等多个方面,但因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过端午节仅仅被理解成是纪念屈原,削弱了过节的意义。
三、继续顺着韩国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思路,提出我国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建议与方法。
周和平说,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人类独特的文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必须怀有敬畏之心,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在年轻人热衷于庆祝西方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等时,却冷落了中国自己一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他还透露,目前中国正加紧考虑将所有的传统节日打包,集体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
记者从国家有关部门也了解到,目前,中国正加紧将所有的传统节日“打包”,并准备抢在韩国之前集体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
案:此议之不足为:第一,思路被韩国牵着鼻子走,没有自己的主见与自信。第二,将传统节日受冷落归结为没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其实,西方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等,并未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照样热遍全球。
四、冰庵认为,中国民俗节日文化遗产一直受到损害,有的被人为地淡化,有的被扭曲变形,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佳节,一直未列入国家法定节日加以保护,以致当代青少年只热衷于欢度西方节日。
既然将中国传统节日受冷落的原因归结为“一直没有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加以保护”,那么,是否将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确定为法定假日就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有关人士11日向该报透露,热炒已久的将端午、中秋、清明等中国传统节日列为法定假日的倡议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目前,专家就此事可行性的咨询、论证工作基本完成,如一切顺利,有望在明年进入立法程序。
但是,发表该消息的《扬子晚报》第二天就更正此说: 近日有关端午、中秋、清明等中国传统节日有望被列为法定假日的消息,不仅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而且专家就此事可行性的咨询、论证工作也已基本完成。昨天,记者从国务院有关部门获悉,将端午节等列为法定假日的倡议虽已提出很久,但目前尚未提上官方议事日程,并且进入明年立法程序的可能性也不大。
案:此说将保护民俗节日的任务完全交给政府,仍然是“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延伸,保护民俗节日的任务显然应有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担当。而且,韩国端午节,一开始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后来取消了,但照样生气勃勃,充满活力。
五、联合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5年端午节之前有消息传出,中韩专家希望两国可以联合申报端午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又引起各方的关注,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关切。
案:尽管此议是由部分韩国学者提出,但操作性不强,端午节不仅传入韩国,也传入了东南亚不少国家如日本、越南等,联合申报意味着仅仅局限两国之间,而两国的节日内涵、方式是不一样的。
六、改变节日名称。 有人说挂艾叶、喝雄黄酒是古人的健康风俗,何不把端午节做成中国的卫生节?有人说端午节纪念的屈原是中国第一位大诗人,建议来个诗歌节。
关于此点,我在《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楚辞研究》曾经提出:屈原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对爱国主义伦理观念的形成,具有无法估量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人民反抗强暴、维护正义的时候,在外族入侵、国难临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屈原爱国精神与人格操守的充分体现,如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抗战”时期,其中反映得最广泛、最深入的,还数“抗战”时期。
郭沫若《蒲剑·龙船·鲤帜》说过:“抗战以来,因为国家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端午节的意义因而也更被重视了 。”
1941年5月30日这天是端午节,由于郭沫若、老舍、臧云远、高兰等人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诗歌组定夏历五月初五纪念屈原之日为诗人节,当晚于重庆举行了第一届诗人节大会,会上发表了《诗人节宣言》,称“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了解两千年来中国诗艺已有的成就……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
1944年6月25日是第三届诗人节,成都《新新新闻》当天发表《诗人节》文章云:“到了今天,又不禁把三千年往事,勾上心来,最可悲的是诗人的故乡,正是胡骑纵横,烽火连天。诗人地下有知,也许更为伤感吧!我们纪念诗人,应该深体时艰,努力抗战工作,以慰诗人在天之灵。”成都文艺界抗战协会于虹垣别墅客厅举行诗人节茶会,有邹狄帆讲演,赵槐朗诵《屈原》历史剧中的《雷电颂》。
1945年6月14日这天为“诗人节”,昆明《诗与散文》出版了“诗人节特刊”,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即刊于该期。当日晚八时许,文艺界抗战协会昆明分会等十六团体,在云南大学至公堂联合举办诗人节纪念晚会,姜亮夫、闻一多先后作专题演讲,闻一多说:“当认识了人民时才能认识屈原,国为屈原是人民的诗人,现在我们是认识了。”当晚,张光年诵《离骚》新译,何孝达诵《给屈原》 。
值得回味的是,1949年以后,大陆建立了新中国,则不再定“诗人节”,而纪念屈原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而禁止定端午节为诗人节的国民党偏居台湾后,却公开承认端午为诗人节,并不时刊发《诗人节怀屈原》一类的文章。 1953年大陆纪念屈原为“世界文化名人”,台湾则表示沉默;1956年,大陆、台湾均称屈原为“爱国诗人”,以各自的理解进行学术宣传。1957年,台湾仍行“诗人节”之俗。从此,每逢端午,大陆往往发表《端阳节怀屈原》的文章,而台湾则既云“诗人节”,如《诗人节闲话屈原》,又云“端阳节”,如辛白《端阳节怀屈原》。
七、用自己的端午原祭叫板韩国江陵端午祭 2005年从屈原怀沙自沉的湖南岳阳汨罗江传出消息,该地精心准备的龙舟节活动将打出“祭屈”的大旗,主题号称为“端午‘原’祭”,“原”取屈原之“原”、端午之“源”、文化之“源”、精神之“源”的含义。这个号称“端午原祭”的活动由媒体深度介入,考证了多方资料,在充分尊重汨罗千年民俗的基础上,挖掘整理出当地古朴祭祀文化和龙舟民俗文化。6月11日上午9点-11点,湖南卫视现场直播。种种迹象似乎表明,岳阳汨罗“端午‘原’祭”意欲叫板韩国江陵“端午祭”,为抢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造势。在当地,没有人直言这种意图,但我们从活动的内容似乎可以嗅闻到这种气息。
在“端午‘原’祭”活动中,“祭屈”大典占据了近40分钟的比重。作为屈子道德、文章、节义载体的汨罗屈子祠在沉寂久远之后,迎来的这场祭祀仪式会原始古朴,庄重肃穆。"岁维已酉兮节届端阳,八方龙舟兮弭辑罗江。俎豆高陈兮屈子祠堂,士庶一体兮同祭忠良"-从当地民俗文化长者的祭文,到处遵循古礼的祭祀环节-"古乐长响、三牲献供、龙头叩祭......";从精心遴选九名工匠,到按照当地的古老风俗偷木头,雕龙头,日夜赶制祭品龙舟 。在“端午原祭”活动中,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将带领30万现场观众集体诵读他特地为此次大典赋写的新诗 《汨罗江神》:“烈士的终点就是诗人的起点?昔日你问天,今日你问河,而河不答,只悲风吹来水面,悠悠西去依然是汨罗……
而早在6月6日,"端午'原'祭"的大型预热活动"千里秭归粽关情"也隆重开场,湖南卫视、湖北经视联手炒作:一艘较大的古朴木船从屈原的出生地湖北秭归出发,停荆州、靠监利,过君山到汨罗,从长江到洞庭,沿江收集民间自发捎送的粽子和祭奠屈原的诗文,一直到汨罗江,将粽子投江,诗文焚烧祭奠屈原。连续几天,捎送粽子诗文祭奠屈原成为木船所到之处的热门话题。新浪网,湖南卫视网站一场网上公祭也是如火如荼展开。
6月11日,张颐武等文化名人将相约前来,讨论汨罗"端午原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话题。在前期筹备中,主办方还试图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来现场观摩。历史学家何光岳也曾放言,汨罗"端午'原'祭"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八、积极营造节日氛围,弘扬传统节日。在2005年端午节来临的时候,上海《文汇报》提出问题: 今天我们还自己亲手包粽子吗?我们在额头还点雄黄吗?我们还熏菖艾吗?我们还挂香袋吗?我们还去看划龙舟吗?我们还诵《离骚》吗。
于是,《文汇报》全方位报道了各地过端午节的民俗与盛况: (1)汨罗:国际龙舟节 (2)秭归:赛龙舟、包粽子、办诗会 于是,《文汇报》全方位报道了各地过端午节的民俗与盛况: (1)汨罗:国际龙舟节 (2)秭归:赛龙舟、包粽子、办诗会 端午节赛龙舟 汨罗国际龙舟节 比赛盛况
(3)上海:部分端午的习俗还保留在街头巷尾、住宅小区。 早晨在徐汇区田林新村的路旁,看到一位大妈买菜回家,带回一束菖蒲和艾蓬,一捆粽箬,就知道即使在高层住宅区,也总会有人家还没有忘记端午在门口挂束菖艾,小区里也总会有人家飘出自煮的粽香。到菜场一看,推着小三轮车卖菖蒲艾蓬的,八角一束、一元五两束,选购的人倒也络绎不绝,不想挂在门口也可当插花养在花瓶;买粽箬的大都是有裹粽手艺的中老年妇女;小摊上有卖现裹的粽子,碧绿养眼,里面的肉肥多肥少可随买主的意,买回去自己煮可闻个满室清香,再买串小粽子可挂起来当装饰。不少人还顺便在卖彩色香袋的小贩那儿挑几个香袋带回家。
(4)苏州: 流传着划龙舟、包粽子这些习俗源于纪念“象天法地”筑苏州城的伍子胥。
苏州的老传统悬艾草菖蒲(用红绳扎成的艾草菖蒲,上面还有几个用丝线缠绕的大蒜头),给孩子穿戴虎头鞋帽,妇女和孩子胸前挂上用丝绸之类缝制的各种五色香袋。苏州一些老字号药店,如王鸿翥等精心制作的端午香袋,配有特制的中药香料,淡淡的药草香气提神醒脑,形状有老虎头、南瓜娃娃、糖娃娃等,成为传统节令产品中的一枝奇葩。端午的特色食品粽子,一举成为继月饼之后销量上升最快的节令食品,专卖店顾客排成长龙,大卖场各种品牌汇聚,早餐车里粽子香气腾腾。
(5)合肥:市民也可玩龙舟 (6)哈尔滨:端午守夜踏青 (7)泉州蚶江:上演“竞舟泼水”,每年有五万人参与 (8)佛山市顺德区:举办“和谐杯”龙舟竞渡夺金粽邀请赛,百支龙舟队参与 (9)四川省兴文石海世界地质公园:在天泉洞内利用悠长的地下河,举办独特的地下溶洞龙舟赛。
九、韩国申报成功,一些学者出来安慰 中新网11月27日电 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巴黎时间2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
吉林延边大学朝鲜和韩国问题研究所所长高敬洙教授认为,端午节起源于中国,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也传到了周边几个国家。在东方国家尤其是韩国,已经有1000多年的传统了。作为和中国共享的一种文化现象,现在韩国申报成功,我们应该祝贺,对作为起源国的中国来说,也是敲一下警钟:在无形文化遗产方面如何进行保护和发展。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魁立表示:“韩国申遗成功对我们的端午文化不会有什么冲击,无形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享的财富,我们的文化传统被别国认同,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件坏事。”刘教授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无形遗产申报的要求是每个国家每两年才能申报一项,中国急需保护的无形遗产很多,所以才导致此次韩国抢先申报。
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北大教授高丙中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也说:“江陵端午祭其实与我们的端午节不是一回事。”韩国的端午祭实际上是由舞蹈、萨满祭祀、民间艺术展示等内容构成,这与中国人吃粽子、划龙舟、纪念屈原是两回事,“惟一的相同点是时间框架,都是在中国的端午节期间举行。”
75岁的辽宁大学退休教授乌丙安则表示,他国申报了,中国还可申报。乌丙安教授认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具有“共享性”,和自然遗产的独有性是有区别的。在此问题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木卡姆”曲的申遗,联合国同时批准了“伊拉克木卡姆”和“阿塞拜疆木卡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 金向相是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韩国人。他说,韩国政府和民众对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孔孟文化在韩国相当流行。韩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相当于副总统级别,由此可见韩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
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韩国人金向相说:“现在中国人对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的反应是正常的,这与此前韩国人对日本将韩国特产泡菜出口到全世界的反应很类似。泡菜是韩国特产,但世界上第一个将泡菜出口的国家却是日本。当时韩国民众非常气愤,但韩国人还是理智地吸取教训,开始重视韩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保护。中国人也应理智看待这一问题。”
宋俊华博士表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的东西有可能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在我国内蒙古流行的马头琴,去年已被蒙古国申报为该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皮影戏,也被印度尼西亚申报为该国的文化遗产。
二、从端午节看屈原
一、屈原卒日之谜——屈原自沉的年月日不详 关于屈原的生平记载比较详细、重要的有: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刘向《新序·节士》篇。两篇对屈原的结局说得很明确,前者云:“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后者云:“遂自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如对照贾谊《吊屈原赋》“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说自沉而死,是学术界基本公认的。至于屈原自沉的日期以及自沉之后的情况,一些民间传说对此作了补充:
[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君见祭,甚善。但常为蛟龙所窃。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艺文类聚》卷四引)
《岁时记·尔雅翼》一八引:屈原以夏至日赴湘流,百姓竞以食祭之。常苦为蛟龙所窃,以五色丝和楝叶缚之。(《记纂渊海》卷二引) 《襄阳风俗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带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之患也。(《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引)
二、端午节的历史原貌 (一)五月是一个恶月,不是一个寻常、吉祥的月份。 《礼记·月令》:“是月也,长日至,阴阳争,死生分。” 《燕京岁时记》:“京师谚语:善正月,恶五月。” 《吴中岁时杂记》:“五月……俗又称毒月,百事多禁忌。”
梁代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是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古代记录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散文,是目前关于端午节起源最权威的资料。《荆楚岁时记》这样记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
(二)五月五日是一个恶日。 《荆楚岁时记》记云: 1、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又,《荆楚岁时记》此条“按”云:宗测字文度,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师旷占》曰:“岁多病则艾先生。”
案:《艺文类聚》卷四引《荆楚岁时记》作:“荆楚人,以五月五日并蹋百草,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荆楚岁时记》作:“五月五日荆楚人并蹋百草,将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故师旷占曰:岁病则艾草先生也。” 挂艾草
2、是日,竞渡,采杂药。又,《荆楚岁时记》此条“按”云: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此月蓄药,以蠲除毒气。” 《艺文类聚》卷四引《大戴礼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
3、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 案:《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风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斐玄《新语》:“五月五日,集五彩缯谓之辟兵” 又,《荆楚岁时记》此条“按”云:“仲夏茧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缕,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
案:《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系臂,令人不病,曰长命缕。”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五月五日朱索无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又曰:“仲夏之月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苇,以施门户。”《抱朴子》:“或问辟五兵之道,答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著心前。”
4、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练叶插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风土记》:“仲夏端五。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宜昌县志》:“五日竞渡,楚日所同,至十五日,名曰大端阳,食角黍,饮蒲酒如前。” 粽子
即使在2005年,湖北秭归还保留了端午、夏至食粽的习俗: 秭归农历五月有三个端午节:初五为“头端午”,十五为“大端午”,二十五为“末端午”,整个农历五月都成了“端午月”。农历四月底,在屈乡就可以感受到端午节渐行渐近,男人们忙着检修龙舟,重新抹上桐油后浸泡到水里,劳作之余,农民们组队在河里划龙舟训练,期待着竞渡时刻的到来。女人们则开始泡糯米,摘蓼叶、苦艾、菖蒲。端午节开始了,家家户户将去年挂在大门上的苦艾取下,换上用红纸条扎好的新采苦艾,人们开始包粽子、煮鸡蛋、吃大蒜、喝雄黄酒。这种热闹的节日气氛一直要持续到“末端午”才结束。
(三)五月五日不仅是一个恶日,而且是一个死亡日、灾难日、恐怖日。 这一天,“五毒”出现、恶气冲击,同时死者亡灵与阴魂又最容易在这一天出现。《太平广记》记载张仁宝“年少而逝”,端午日“叩门”而返。
《琴操》:介子绥……抱木而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艺文类聚》卷四引) 《书钞》一五五引《邺中记》:“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为其忌,故不举饷食。”
《史记·孟尝君列传》:“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毋举也。’”理由是“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 《类书簒要·岁时类》:王夙五日生,父欲不举曰:俗谚曰:举五之子,乃户则自害,不则害父母;胡广,字始伯,本姓黄,以五日生恶之,瓮盛弃江中,胡公见,收之为己子;镇恶以五月五日生,故名镇恶。
(四)端午节的所有民俗均与祭神礼先、避瘟驱鬼、消除五毒有关: 1、招魂 2、镇鬼:挂钟馗像 钟馗驱邪图
3、食粽。陕西《兴平县志》:“端午,家具角黍,魂送姻亲,……以御瘟疫。” 4、虎威 5、雄黄酒 6、药浴 7、以“五色”辟邪,如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 8、龙舟竞渡
三、端午节的内涵演变
(一)端午节源于屈原 《荆楚岁时记》云:是日,竞渡,采杂药。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 屈原
又,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 《拾遗记》最早把屈原、龙舟竞渡和端午节记录下来并联系在一起。
《隋书·地理志》云: 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湘?”因而鼓 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
刘禹锡《竞渡曲》自注云: 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
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 (二)端午节源于伍子胥或越王勾践 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 伍子胥
(三)端午节源于越民族祭祀仪式 闻一多《端节的历史教育》(1943年7月)指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这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至于将粽子投到水中,本意是给蛟龙享受的,那就不用讲了。总之,端午是个龙的节日,它的起源远在屈原以前。
三、从屈原看端午节
一、屈原的特殊时代与“明星”地位 郭沫若《屈原研究》说过: “它的时代的确是群星丽天的时代,而他在这个时代中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
我以为,这段话是郭沫若对屈原讲得最为精彩的话,我最佩服。
第一,屈原生活在充满矛盾、新旧交替、鱼龙混杂的时代,生活在需要英雄又产生英雄的时代,生活在明星辈出、俊采星驰的时代,正如狄更斯《双城记》开头所云: 这是最好的年头,这是最坏的年头; 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 这是信仰的年代,这是怀疑的年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 在我们面前万物俱全,在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全都直上天堂,我们全都直下地狱。
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1945年6月)云: 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
第二,这个时代既是“群星丽天”,而屈原又是“群星丽天”中的“有异彩的一等明星”。
明星又分为偶像派、演技派。偶像派又称为“硬汉”、“奶油小生”、“花瓶”,有技有貌又以貌取胜,如唐国强、古月、梁朝伟、张柏芝、张曼玉、陈好等。而演技派往往貌不惊人,以演技震撼人心,如卓别林、陈道明、韦唯、巩汉林、赵丽蓉、宋丹丹、陈宝国(《大宅门》、《汉武大帝》)、王刚(和珅)、王志文、徐静蕾、周星驰、姜文、张惠妹、李亚鹏等。也有偶像与演技相结合的,如施瓦辛格、章子怡、刘德华等。
既然是“明星”,往往超乎常人,生活在荧屏、影视、广告中,风度翩翩,光彩照人,无论在风度、气质上,还是穿着、装饰上,均领潮流之先。与我们的距离实在太远。至于电视广告或路边巨幅广告中的明星,更是极度夸张,一些女明星的眉毛均精雕细琢,惊采绝艳,风情万种。不像生活中的“我们”,腰弯背曲,灰头土脸,脸上斑斑点点,两眼凹陷而无光,眼袋如囊,头发乱如秋草,表情沉重,与“明星”完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所以,我们对明星往往是:可以崇拜不可以效法,可以向往不可以摹仿,可以仰望不可以企及——我们对于屈原,也是如此:可以崇拜不可以效法,可以向往不可以摹仿,可以仰望不可以企及。唯其如此,我们对于屈原,才有了那份崇拜、那份向往、那份敬仰、那份渴望!
万里星空,星空万里。屈原,作为战国时代诞生于楚国的“一等明星”,“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必定脸色红润,气宇轩昂,“又重之以修能”,才华绝世,无与伦比。“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更加与众不同。
二、屈原的家族悲剧与个性特征 屈原,作为战国时代诞生于楚国的“一等明星”,他的迅速升起与陨落,就如一颗明亮的彗星,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只不过在广袤的天空中留下一道渐渐淡褪、又永恒难灭的痕迹;他来无影,去无踪,我们既无法寻找他那源远流长、极为显赫的家族背景,又找不到子孙绵延、世代相继的家庭线索,家族的精华似乎正如代代蓄积的能量,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作了“一次性释放”——从而也多少带有一种伟人的生命神秘色彩。
案:家族的遗传亦令人感慨: A、“彗星”型 李白:
朱湘(1904-1933):现代著名诗人,1919年15岁考取清华大学,为“清华四子”(四个学生诗人)之一(包括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1927年赴美留学,1929年回国执教安徽大学。在诗歌成就上可与闻一多相提并论,鲁迅称他为“中国的济慈”。1933年12月5日29岁时投江身亡,子女送人,夫人出家为尼,下落不明。《秋》:宁可死个枫叶的红,灿烂地狂舞天空;去追向南方的鸿雁,驾着万里长风。
西村时彦(1865-1924):日本著名汉学家,三次游历中国,楚辞研究专家与楚辞著作收藏家,有楚辞著作三种,编有《读骚庐丛书》21种,收藏的楚辞典籍总称为“楚辞百种”。明治二十二年(1889)入大阪《朝日新闻》社,后又主笔东京《朝日新闻》。撰《怀德堂考》,首倡复兴怀德堂,先后任财团法人怀德堂纪念会理事、怀德堂评议员兼讲师。大正五年(1916),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聘为讲师。大正八年(1919),退出《朝日新闻》社。大正九年(1920)授文学博士。大正十年(1921)任宫内省行走,兼斯文会评议员、大东文化学院讲师、岛津公爵编辑所编纂长。3岁丧父,60岁去世,无子。
B、“平均”型 杜甫:杜甫曾经说过“诗是吾家事”,在诗中追溯到为《左传》、《孙子兵法》作注的十三世祖杜预大将军。杜甫曾说“未坠素业”。
范曾:范曾先生说自己“不坠家学”。范氏是我们南通的大姓,范曾先生是范氏的十三代传人,是南通范氏家族的集大成者,《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文集》是南通范氏的十三代诗文总集,出经入史,代有大家,大师辈出,不绝如缕。
C、“隔代”型 谢灵云家族:从谢玄——谢瑍——谢灵运——谢凤——谢超宗,基本是一代天才、一代弱智或多病早逝。
范仲淹:早年丧父,母亲改嫁 鲁迅 周恩来
孔子:早年丧父 孟子:早年丧父 嵇康:早年丧父 王维:早年丧父 韩愈:3岁丧父 欧阳修:9岁丧父 王昶:清代“吴中七子”之一,“乾嘉学派“领袖,19岁丧父
海瑞:4岁丧父 蒋介石:9岁丧父 钱伟长:13岁丧父 朱镕基:遗腹子,9岁丧母 李嘉诚:9岁丧父 老舍:早年丧父 戴家祥:生而孤,九岁母丧,依姑丈以长
金庸:早年丧母 赵本山:5岁丧母 宋祖英:12岁丧父 贝多芬:17岁丧母 托尔斯泰:1岁丧母、9岁丧父
弥盖朗琪罗:6岁丧母 叔本华:17岁丧父 泰戈尔:早年丧父 马克·吐温:早年丧父 黑格尔:13岁丧母
更令人遗憾的是,他那敏感多愁、忧郁孤独而又富于狂飙式暴发、雷电式抒发的转换极快的个人气质,加之几分狂态、几分醉意、几分痴迷,几分迂阔,使他与同时代的人造成了巨大的隔膜,他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别的人则对他不屑一顾,只给予了一点点与其历史价值极不相称的关注,乃至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著作对他没有作出片言只字的记载——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有人称之为:这是跨越时空的“伟人宇宙孤独感”的表现。
不过,人们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战国史籍、先秦文献只字未提屈原,从感情到理智双方面都难以接受。当然也可以圆通,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完壁归赵、渑池之会”二事,亦不见于先秦典籍,而且情节离奇,耸人耳目,虽然亦有人怀疑,但是成不了气候。赵逵夫于心不甘,从《战国策》中发掘了两条有关屈原的史料:《齐策三》所写设计让孟尝君拒绝楚国象床之赠的人,《楚策一》“张仪相秦谓昭雎章”中要求使齐恢复齐楚邦交的人,就是屈原 。当然这样的发掘还有待于学术界的接受与认同。
等到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受“李陵之祸”而满怀悲愤,才将那冷峻、严正的目光正式投向了被时代遗忘的伟人——屈原。可惜,离屈原悲愤沉江已经百年,群雄逐鹿早已归于天下一统,迭经亡国、项羽火烧咸阳、秦始皇焚书坑儒等历史事件,屈原的事迹已被尘封泥埋,难以发掘,加之司马迁自身的悲愤,大段大段的议论、抒情,使得唯一的一篇人物传记,前后矛盾,语焉不详,给我们的阅读与理解,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司马迁写史记
所以,我在《当代楚辞研究论纲》中说: 楚辞的世界,博大精深; 楚辞的世界,色彩斑斓; 楚辞的世界,令人神往!
但是,要走进这个“世界”,竟是如此的艰难:有人说,屈原,是隐在云雾中的高峰,既令人敬仰,又令人却步!
的确,朦胧、复杂、多元,如隐在云雾中的山峰,既令人神往,又无法回避:因为屈原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想想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刘禹锡、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曹雪芹、鲁迅、沈从文,我们无法摆脱“屈原模式”的潜在牵引。
三、屈原的人生选择与悲剧结局
(一)屈原的政治理想与爱国意识 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是一座跨越时空的丰碑,也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模式”载体。他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却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型诗人,他的思想受到儒、法、道等诸家影响而自成一家,他追求的“美政”内容为:君臣契合,举贤授能,从而对内实行改革,对外联齐抗秦。
屈原在作品中从来没有直接点到先秦的哲学家、思想家等“诸子”,如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吴起、商鞅等,相反提到了一些前贤,如挚(伊尹)、咎繇(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往往吟唱他们生得其时,羡慕他们巧遇明君,向往他们有所作为;又提到不少“前修”,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往往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的忠而死节,追迹他们的以身殉节。
可见屈原是着眼于君臣契合、身为忠臣这一角度,所以考虑的视野也不仅仅局限于楚国,他对出仕他国、别国得志也没有明显的非议。《离骚》曾借灵氛之口说:“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接着又借巫咸之口道出求仕标准:“ 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屈原正是借灵氛、巫咸之口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扬雄《解嘲》)。他们往往大国观念牢固,有的还提出“王天下”、“定于一”的理想,而小国观念比较淡薄。对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来说,仕于本国还是仕于别国,是没有爱国不爱国的区别的。
而屈原对楚国执著深沉的热爱、眷恋,亦与他的忠君思想有关。屈原与楚王同姓,身为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面对“反复之不听”,却未生“易位”之思(《孟子·万章》下)。作为臣子,屈原对楚怀王,还是有清醒、痛苦认识的,《离骚》云,“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即生不逢时,没有遇到明君在位、举贤授能的禹、汤、文武时代。
楚怀王,作为一国之君来说,面对内政的腐败黑暗,外交的复杂激烈,对手的强硬奸巧,在主观素质上完全不具备“明君”的条件,他虽不是暴君,不是桀、纣那样的无道之君,但他既不会挑、也挑不动这副艰巨的担子,因而在那天翻地覆的乱世,必然要被历史所淘汰。屈原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这种人身上,李贽曾讥为“虽忠亦痴”(《焚书》卷五)。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屈原的忠君亦包含着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恐皇舆之败绩”,不只是担心国君不走正路而摔跟头,更担心国家日益削弱而有覆灭的危险。他对楚怀王的怨,有着恨铁不成钢的特定内涵,包含了无比强烈的对国家的爱。故司马迁称为“存君兴国”、朱熹称为“忠君爱国”。
战国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社会意识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人们的价值取向、是非判断往往具有多重因素。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屈原爱国思想的发掘与肯定。屈原既不是宗族观念极重的在朝贵族,也不是一个只爱楚国而目无“天下”、心胸狭窄的人,亦并非没有离楚他仕之念。
屈原成为“中华魂”、历代“爱国志士的楷模”、忠心为国、敢赴国难、舍身殉国的志士的“崇拜者”。从这一角度出发,称屈原为“爱国者”、“爱国诗人”,说屈原具有“爱国精神”、“爱国思想”,也是比较合适的。
但屈原至死不离开楚国,挚爱父母之邦,作为一种美好的情操、感情,虽然还不可能升华为一种排他性的、非信守不可的政治伦理道德——“爱国主义”,但他的实践、追求、探索,却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观念的逐步形成,具有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屈原的人格范式与悲剧结局
屈原的伟大之处,并非他那至死不离开楚国的实践行为,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生的进取模式,其内容包括:
第一、忠君爱国。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本国没有希望,甚至遭祸殒身,但他仍然希望存君兴国;受到疏远、流放之后,他怨君更忠君,将“俗之一改”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因而有恋阙思君、表白陈情的倾诉,有抨击群小、以显己美的对比。
第二、独立不迁。屈原廓其无求,头脑清醒,独立于世,横而不流,他追求正直、光明,鄙视周容、佞曲,即使备受摧残,穷困茕独,谣诼攻击,无人支持,也不改弦易辙。为了美好人格、操节的保持,他牺牲了欢乐、升擢,也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牺牲了比生命还看重的“修名”。
第三、上下求索。对理想、对真理、对美政的追求,执著不懈,不屈不挠。
第四、好修为常。屈原说过,“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篇《离骚》,言修者凡十一,志行高洁,仍不断磨炼、提高、完善。
与众不同的是,屈原汲汲以求的是以上四项的“全能”,力图将执著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
因为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气氛、屈原是无法进行“全能”操作的;若要操作,必有舍弃;若不舍弃其中一部分,则不仅不能实现、实施、尝试,而且连自身也难以保全,所以就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难以解脱。
屈原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面临的已不是“进与退”、“仕与隐”、“成功与失败”的选择,而是“玉碎与瓦全”的选择。屈原克服了短暂的思想动摇,始终坚持“全能”,决不轻易舍弃其中任何一项。
因此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为我们自塑了一个完美的人格典型;屈原的悲剧,正源于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他的矛盾,正是他的人格的体现、他的“美”的张扬,而他,也就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
四、屈原对端午节的选择
(一)屈原充分了解端午节的本质内涵 1、人们普遍具有对死亡的恐惧、对瘟疫五毒的恐惧 2、人们普遍关心每年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大的变故、事件
(二)屈原晚年在流放地的困境 环境险恶 无人理解 归郢无望 屈原
《山鬼》: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後来。 《涉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
《涉江》: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哀郢》: 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 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 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 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
《哀郢》: 曼余自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三)屈原对端午节的选择 苏轼《屈原庙赋》: 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 死犹能冀其感发而改行。 苟宗国之颠覆兮, 吾亦独何爱于久生。
屈原长期辗转沅、湘一带,面对故都日远,长年不复,“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于无可奈何之际,选择“五月五日”这个恶日自沉于汨罗江中,希望用自己的毁灭、死亡来唤醒麻木荒唐的君王。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里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正如普希金《纪念碑》所云: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里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我不会完全死亡——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歌中,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 普希金
(四)后人对屈原人生选择的巨大认同 王国维说: 王国维说: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王国维
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 梁启超说: 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 梁启超
郭沫若说: “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
一个人在三十岁前不读《离骚》是应该死的,没活气了;三十岁以后读了《离骚》不能替国家死,也是没有活气的。 苏曼殊说过: 一个人在三十岁前不读《离骚》是应该死的,没活气了;三十岁以后读了《离骚》不能替国家死,也是没有活气的。 苏曼殊
姜亮夫先生说: 整个中国文学都“楚”化了 ; 姜亮夫
他的作品几乎含有宗教的魔力,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著作。 陆侃如说: 他的作品几乎含有宗教的魔力,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著作。 陆侃如
(五)屈原逐步成为端午节的主角 投粽至汨罗江
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 惟其端午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惟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平的。一个当时不被人们重视、理解的历史人物,特殊的遭遇与归宿,使他独“享”一个节日(端午节);独具个性的创作,使他独“成”一门学科(楚辞学或屈学)——这就是屈原、屈原模式、屈原现象所独有的永恒魅力!
陈寅恪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对于历史的研究,应抱着同情的理解去研究,而不是批判的眼光。有人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爱戴、拥护、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努力之邦。
的确,每当我们穿越遥远的时空,冲破历史的尘封,揭示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本来面目时,我们就能看到——有血有肉的人生,如火如荼的抗争;就能听到——声泪俱下的倾诉,永恒久远的回响。
四、韩国的“端午祭”
韩国的端午节也是在农历的五月初五,至于节日的始原,迄今未发现原始史料。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洪锡谟于1849年撰写的《东国岁时记》。其中关于端午节的记载有:
端午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 工曹造进端午扇,颁于宫掖。
观象监,朱砂拓天中赤符,进于大内,贴门楣以除弗样,卿士家亦贴之,其文曰,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按汉制,有桃印,以止恶气,抱朴子作赤灵符,皆端午旧制,而今之符制益出于此。
不同之处是吃菖蒲糕,而不是包粽子;民俗游艺有荡秋韆、摔跤、投石战等,但没有赛龙舟。 不同之处是吃菖蒲糕,而不是包粽子;民俗游艺有荡秋韆、摔跤、投石战等,但没有赛龙舟。 汉城青年摔跤比赛
据韩国海外报馆《韩国手册》云:“从韩国人民形成以种植稻米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开始,他们的文化逐渐与中国的文化成为一体。”
韩国的端午节显系从中国传入: (1)韩国古籍中有关端午节的记载都是汉字词,而不是固有词。 (2)史书记载,殷之王族箕子因劝殷封王而被监禁起来,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灭殷后,释放了箕子。箕子不愿仕周,率五千人马去了朝鲜。箕子与朝鲜人民共同生活,建立了国家,史称箕子朝鲜。箕子等人去朝鲜时,带去了汉字、中国的思想文化、生产技术和习俗。
(3)汉惠帝元年(前194),燕人卫满率众攻打箕子朝鲜,获胜后自立为王,直至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改设汉四郡。从箕子朝鲜到汉四郡,中国对朝鲜的影响进一步加强。 (4)《东国岁时记》中有“按汉制”一词,正显示韩国的端午节活动基本上是按中国汉朝的习俗进行的。 (5)韩国长期使用、仿编中国农历。
所以我们可以认定:韩国的端午节时从中国传入的;但是仅仅从“汉制”算起,韩国的端午节也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因此,端午节也是韩国民俗节日的组成部分。
端午与春节、中秋一道,是韩国三大民俗节庆。端午节原来是韩国的法定假日,后来因为公休日太多而被取消了。在韩国的农村里,端午的气氛依然很浓厚,农民们自己放一天假。
端午节在朝鲜半岛逐步演变为乡土文化活动“端午祭”,而位于韩国东部的江陵地区的端午祭规模最大。“江陵端午祭”已成为韩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显然,“江陵端午祭”是在“端午节”的基础上综合多种传统祭拜活动,培育出来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比如增加了传统端午节没有的内容:祭酒神、祭山神、演假面剧等,也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在政府的支持下,“江陵端午祭”已经升级为“江陵国际观光民俗节”,节期长达十天,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有韩国民俗特色的活动体系,分为祭典、演戏、游艺三大部分,活动的跨度达二十天之久。端午祭的祭仪有25种之多,按程序有“酿神酒”、“山神祭”、“砍神木”、“迎神祭”、“端午巫术”和“送神祭”等,并由专门的祭官来主持。巫俗祭仪用歌舞表达,娱神又娱人,均由女巫引导,全民参与,共祝村落安宁,渔农丰收。
民俗演艺中最具特色的是官奴假面舞剧巡回演出,幽默谐趣。除此之外,还有农乐、和歌、投壶、摔跤、荡秋千、长跪比赛、跆拳道比赛、棋王赛等多种文娱项目。同时还举办大规模的“乱场”,类似中国的庙会,汇集各地特产商品展销和民俗表演,吸引了大批人前来观光和消费。
“江陵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的最大不同,是不吃粽子,不划龙舟。这天,韩国男的会参加摔跤,女的则荡秋千,用艾蒿煮水洗头、沐浴。村民们还要酿制浊酒,就是米酒;用小米、粟米粉加香菜、葱,煎车轮饼(以至于将“端午节”称为车轮节),类似我国的葱油煎饼;用山牛蒡打制牛蒡糕,裹上炒熟的黄豆粉,吃起来香软可口,就像我国北方的“驴打滚”。端午祭的习俗中还有削制菖蒲发簪,绘端午扇等。如今,江陵端午祭每年能吸引百万国内外游客前往参观。
1967年,韩国文化财厅(文化部)将“江陵端午祭”和“假面舞剧”确认为韩国第13号“重要无形文化遗产”;2001年,韩国文化观光部下属的文化遗产厅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交了韩国十年内准备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目录,“江陵端午祭”榜上有名;2004年,韩国江原道与江陵市共同举办“2004江陵国际观光民俗节”。
五、端午节与“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遗产,是相对于有形遗产,即可传承的物质遗产而言的概念。它包括各种类型的民间传统和民间知识、各种语言、口头文学、风俗习惯、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礼仪、手工艺、传统医学、建筑及其他文化艺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方式、知识、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被不同社区和群体在适应周围环境和自然的过程中和与其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地再创造,为他们提供持续的认同感,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包括四大部分:一是诗歌、史话、神话、传说等口头表述;二是音乐、戏剧、木偶、歌舞等表演艺术;三是社会风俗、利益、节庆;四是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和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限于文学和艺术的领域。从根本上说,它是表现在文化多样性当中的人的创造力。对它的保护,就是对不同文化形式和价值的尊重,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和弘扬文化的多样性。人类的文化创造和遗存,包含了过去世代累积的信息和发展的可能性。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会议通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建议世界各国尽快采取行动,保存、保护并传播民间创作这一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个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业、 建筑术及其他艺术。
2001年,它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 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案:2004年,中国正式批准加入这部公约,是第六个参加该公约的国家。)
200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首批19个“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中国昆曲位列其中。 2003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古琴艺术入选第二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2005年11月,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入选第三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至此,这两项遗产和分别入选前两批的昆曲和古琴,使中国的“代表作”总数达到4项,其中,“蒙古族长调民歌”是我国首次与外国就同一非物质遗产联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并通过的项目。
(二)端午节的反思 如今过节的企盼越来越淡薄,连过大年都不稀罕了,谁还去记挂端午节?近年端午节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乃是因为韩国人想用他们的“端午祭”向联合国申报文化遗产,这才引起国人反躬自问,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就丢掉了自己的传统?
传统节日淡化似乎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天天都有鸡鸭鱼肉“像过年一样”,谁还会馋年夜饭?常年都能买到五花八门的粽子,何必非要在端午节那天来凑热闹?按说吃只是传统节庆的一部分,但吃的内容还算保存了一点遗迹,而伴随着节庆的各种传统仪式大多失传了。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东北的邻国那个虽同源却另行生长的“端午祭”,近百年来一直在发展着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日仪式。
传统的古代仪式未必适合现代人的需要和兴趣,任何传统都总是在不断地沿革,即便千百年没有中断,也一定经历了千变万化。犹太裔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一本现已成为当代学术经典的《传统的发明》,他在考察了人们常以为是天经地义的几大欧洲传统以后指出,传统并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总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看看我们现存的传统,多半也是这样。因此我们过端午节,也完全可以用适合当代中国人需要的方法来过,完全可以创造新的适当的仪式,特别是集体的表演的仪式,让节日真的成为节庆。
任何节日的仪式表演都有两大功能:既凝聚人心,又让人开心;既有严肃的一面,又有狂欢的成分。我们乡下的庙会是这样,全球性的奥运会也是这样,说到底,都是为了今天的人。
端午节在城市里是如何被逐渐淡化的?这确是需要认真反思和研讨的。 1、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和“文革”的“破四旧”,因为那个时候,这些节庆在城市社会生活中仍保持着活力。
2、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为西风东渐或“崇洋媚外”,在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里,端午节却是法定假日,传统节日正在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3、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为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4、更不能说因为纪念屈原而使端午显得过于沉重和政治化,两千年来,纪念屈原和全民祛瘟健身一直并行不悖;
5、也不能简单地责备商家炒作,热了洋节,冷了中国的民俗节庆,没有商家炒作,圣诞、春节能有现在这么热闹吗?要想想为什么商家会热炒圣诞、春节,却冷落了端午;
6、也不必责怪现在的青少年只知道“哈韩”“哈日”,如果他们将来成熟了,说不定会进一步对日、韩在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有益经验也“哈一哈”。将中国重要传统民俗节庆纳入法定假日,有了发展空间,是不是就会水到渠成,就有了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热情?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热情到底如何引导和培育?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这些节日是体现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节日文化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无论你走到哪里,过自己民族的节日都会让你找到自己的“根”。
中国传统节日及其文化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是中国人民智慧和经验的积累,与西方的传统节日相比,中国的节日里更注重亲情和友谊的表达,注重对先人的怀念和对长者的孝敬,这对于家庭稳固、调节身心、舒缓压力、改善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不反对年轻的一代热热闹闹地过洋节,但是我们有责任引导年轻的一代过好自己的节日。重建中国的节日文化,应当重视从观念到形式的创新,一方面要强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则要随着时代的节奏,与时俱进,吸收和融合外来节日中的热闹、谐趣的成分,注重交往交流和人文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