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大学内涵建设的 一些思考 黄达人 2015.1 绍兴

自2010年底卸任中山大学校长以来，凭借着自己的兴趣，走访了20多所国内一流大学，近30所部属高校，20所海外高校，近60所地方本科高校，近40所高职院校。 访问了近200位国内外大学的管理者，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感悟多多。

副产品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三本访谈录：《大学的声音》、《高职的前程》和《大学的治理》。 这段时间，还将出版《大学的根本》，目前已经成稿。 大概今年暑假还会出版《大学的转型》（暂命名）。

对于我而言，交流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在任的时候，我在学校经常讲，中大的经验就是不出经验。 在与兄弟院校交流的过程中，我都会去关注这些学校的办学特色。 因此，在与大学管理者交流的过程中，我完全是从欣赏的角度去分享他们在办学中取得的成就，受益匪浅。

因此，徐真华校长要我来讲，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天是专程为他而来。 下面就结合工作和访谈的体会，谈一谈大学在推动内涵建设方面的一些思考。

一、推动内涵建设，首先在于 找准定位

最近这段时间，很多高校都提出要进行内涵建设。 但是什么是内涵建设？ 恐怕主要是“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治理结构”、“人事制度”、“人才培养模式”、“科学研究机制”、“社会服务体系”等方面的集合体。 目前，也有很多高校正在制度综合改革方案，我看了一些，内容也与以上几点大同小异，几乎都是宏观层面的改革措施。

我认为，这里面涉及到不同层面的做法问题。 对于国家而言，需要做好教育方面的顶层设计。 对于学校而言，更应该关注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内容。 作为学校，首先应该是确立好定位。 在此基础上，把专业设置好。 然后，把课上好。

大学如果只是亦步亦趋，改革的措施永远落不了地，改革就永远是空话。 完全学分制改革的例子（本质是学生自主学习，包括自主选专业、自主选课程、自主选老师、自主选进度，前提是供大于求）。 在课程数量和课堂质量都有待提高、教师对于教学的投入有待增加、学生自由选择专业还是奢谈的今天，很多高校在综合改革方案里提出要实行完全学分制，其实连学分制的本质都没有搞清楚。

用原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李志义的话说，就是“宏观改革轰轰烈烈、微观改革泠泠清清”。 而微观改革是改革的深水区，是最顽固的堡垒，即要触动灵魂又要触动利益。 在我看来，所谓内涵建设，就是把每一门课的质量提高。

去年年底，在袁贵仁部长的座谈会上，我提出，目前，大家对于宏观层面的改革考虑比较多。 对于微观层面的专业怎么设、课程体系如何建立等等问题，学校缺乏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 各级各类大学都存在定位问题。 在访问北大工学院陈十一院长和上海交大张杰校长时，我专门问了一个问题：他们如何认识21世纪工程教育的定位？ 陈十一院长的回答是：不仅是培养工程师，而且要更加关注工程科学家的培养。 张杰校长的回答是：把工科教育变成工程科学教育。

两个人的回答异曲同工，都在关注他们这类学校人才培养的出发点从工程本身向应用科学转变。 北大工学院陈十一院长还认为，如果所有大学都讲就业率反而会掩盖一些人才培养上的问题，不容易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像北大、清华这类学校如果是100%就业反而不好，哪谁来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呢？ 对此，大连理工大学也明确提出“精英教育”的培养定位。 对于研究型大学，眼光要更加长远。

“985”大学强调定位，地方院校更应如此。 最近这段时间，地方本科高校应用型转型问题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热点。 从13年年底到现在，我就这个问题走访了一些学校，形成了一些思考。

在我看来，应用型首先代表着一个方向。 应用型最重要的内涵是让我们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让我们的学校更好地具备服务地方、服务产业的能力，落脚点是办社会满意的教育。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大学都应该来关注。

正因为此，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把应用技术型高校直接等同于职业教育的本科层次。 应用技术型高校重点进行职业教育，但并不仅限于职业教育。 而且，对于“职业教育”，大家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在现阶段，关键是把“应用型”这条路走起来。

事实上，大多数高校领导对于“应用型”是没有分歧的，就没有必要去争论是不是职业教育。 用安徽教育厅程艺厅长的话说，“用应用的方式推进应用型转型”。 我也认为，作为大学的管理者，重要的是行动，而不要让一些概念上的争论扰乱了我们的办学方向。

在过去的一年里，就看到不同高校的情况，我将应用型转型分为三个类型： 一是原来是行业学校，一直坚持应用型道路的，如重庆科技学院、南京工程学院； 二是原来没有行业背景，主动探索应用型道路的，如黄淮学院、常熟理工学院、徐州工程学院； 三是积极响应号召，进行应用型转型的，如武汉东湖学院、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对于前两类，更多地是强调定型，坚持应用型道路，政府应该给这些学校以信心。 对于积极响应号召，进行应用型转型的学校，政府应该给予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在专业设置等方面给予特殊的考虑。

在调研过程中，也有学校领导表示处于观望状态，一个重要原因是怕被贴上职业教育的标签。 我认为，在社会没有认可的前提下，这种担忧是有依据的。 因此从学校的发展考虑，一旦被贴上职业教育的标签，生源马上就会降下来，就会影响到学校的生存。 对此，在袁部长的座谈会上进行了反映。也高兴地看到在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中，提转型是放在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框架下，且没有与职业教育进行联系。

此外，我认为，走应用型道路的另外一个阻力是我们过分地把教育家们的话奉为圭臬。 对于应用型的问题，必然会面临是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的争论。

对此，国内一些人喜欢引用教育家们的名言。 例如，英国教育家纽曼认为：“大学不培养政治家，不培养作家，也不培养工程师，大学首先培养的是灵魂健全的，到达博雅高度的，即具有完整人格的人。” 爱因斯坦曾言：“学校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蔡元培先生在任北大校长积极主张通识教育，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创办之初担任教务长时就提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

这些话当然对，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该关注学生人格的养成。 但是我们在引用这些名言时必须要注意两个前提： 一是历史背景。 这四位教育家都生活在19世纪，那时大学教育主要还是精英教育。 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专业教育应运而生。尽管专业教育在其发展中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但大学教育专业化的趋势丝毫没有放慢脚步，而且逐渐主宰了大学教育。

二是国情不同。 在美国，在本科阶段较更注重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要求，很多职业性人才培养主要在研究生阶段来完成。 在中国，很多人进入大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毕业后的就业。 一份稳定的、衣食无忧的工作，是老百姓最大的追求，大学本科教育的职业取向一直是我们中国社会的关注重点。

在实际操作中，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汪劲松校长告诉我，清华本科教育的定位是“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的专业培养”。 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林建华校长也说，北大的教育，也不是一种完全的通识，而是一种专业和通识教育结合的模式。 南京大学陈骏校长把在“三三制”人才培养模式中的第一个“三”分成三个本科四年教育的三个阶段，即通识教育、专业化培养和多元化培养。

即使是大力推进通识教育的复旦大学，时任校长杨玉良也说，他们是在整个通识的背景下，来建立学生的专业思想。 实际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并不冲突。 通识教育实现的是教育的价值理性，让学生从自然人到社会人。 而专业教育实现的是教育的工具理性，让人成为人才。

对此，我特别认同原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大概意思是，大学在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上可能定位各不相同，但不应以定位来判断大学的水平。 大学的办学水平不是体现在办学定位上而是体现服务于定位的水平上。 不要因为办学定位的不同而批评别人的做法。 作为大学的管理者，重要的是找准定位，然后把自己的定位做到最好。

2. 围绕办学定位，关注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 我认为，对于大学而言，不管走不走应用型道路，都要关注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包括大学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师队伍等，而不是其他非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 对于走应用型道路的高校，就是需要在高等教育的这些基本问题上，突出应用的特征。

在推进转型的过程中，我认为有两个抓手、四个支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说一说。 （一）两个抓手分别是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 第一，走应用型道路，专业结构调整先行。 我认为，从“985”大学到应用型高校再到高职院校，专业的面向是越来越窄的。

像“985”高校，强调人才培养的宽口径、厚基础。 应用型高校开始强调通用专业的面向。例如，上海立信会计学院金融专业主要面向四个子行业：银行、证劵期货、保险和信托。 对于高职院校，则是面向岗位中的核心岗位。

因此，要走应用型道路，首先考虑专业结构调整。 例如，武汉纺织大学围绕大纺织行业，对应完善专业。 具体来说，关掉了6个不相关专业，像教育技术学、应用物理、法学等；新建了非织造科学与工程、资源循环科学等；然后对已有的专业进行改造，回到产业链的关系上去，比如说，工业设计主要是做纺织品设计。

对于涉用面比较广的专业，则要针对服务的行业、产业，设置特殊的专业方向。 南京工程学院例子。 电气工程专业，提出要服务电力行业，行业指向性很明确。 车辆工程专业，提出城市轨道交通专业。 数控专业，着眼未来发展，提出工业机器人方向 武汉东湖学院农业领域电子商务的例子。

又如，文科专业。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秦和院长介绍，在外语类专业采取“外语加方向”的模式，强调应用； 在非外语类专业采取“专业加外语”的模式，突出特色。

第二，制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注重专业课改革。 我注意到，不同的学校，课程改革的抓手是不一样的。 比如“985”大学，往往把通识课作为切入点。

而应用型高校，首先关注专业课的改革。 在制定专业课人才培养方案时，注意从岗位能力倒推培养方案。 合肥学院借鉴德国应用科技大学模块教学的方式，从05年开始进行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走应用型道路的四个支撑。 第一，重视学科建设。 在应用型转型中，有一个提法，叫强化专业，淡化学科。 有的学校领导曾向我提问，是否意味着学科建设重要性降低了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强化专业，淡化学科，特别指应用型人才培养，强调培养的学生对职场的适应性，而不强调在专业教育中学科知识的完备性和系统性。

同时，大学的另一个重要群体是教师，他们是学科的专家。 学科水平高低是评价教师的重要依据。 我想，专业是培养学生的组织形式，而学科则是教师的成长道路。 围绕行业、产业建设专业群，但支撑专业群的是学科群。

由于很多新建本科院校是以前的老中专升上来的。 一方面强调要向应用型转型； 另一方面要注意从专科到本科的转型。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也不断提问，专科和本科的区别在哪里？ 得到了很多答案，也受到很多启发。 最近，为了找到更为根本的区别，我认真阅读了《高等教育法》，找到了一些依据，列举出来：

第十六条，高等学历教育应当符合下列学业标准： （一）专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初步能力； （二）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 这是对学生的要求。

第二十五条，设立高等学校，应当具备教育法规定的基本条件： 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 提出了对科研的要求。

第四十七条，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职务制度。 教授、副教授除应当具备以上基本任职条件外，还应当对本学科具有系统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比较丰富的教学、科学研究经验，教学成绩显著，论文或者著作达到较高水平或者有突出的教学、科学研究成果。 这是对教师的要求。

研究《高等教育法》可以看到，学科是本科区别专科的重要特征。 我认为，在关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同时，应用型本科同样要重视学科建设。

学校有能力为社会和企业的服务，而服务能力的基础就是学科的水平。 山东科技大学例子。 主校区由泰安迁到青岛。在泰安主要是大地测绘，在青岛大力发展海洋测绘。 迁移前提是高水平的测绘学科。

第二，找准科学研究的定位。 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应该高举应用研究大旗。立足地方，从实践出发，突出应用。要让当地的企业、产业需要你。 学校不可以干涉老师要从事什么研究，因为这是学术自由，但是学校的政策应该明确鼓励开展应用研究。

第三，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 所谓“双师”，一般认为要有企业的经历，对此，我并不反对。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是强调能力，强调老师是否适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否具备服务社会和企业的能力。

我校有几个突出例子。 老师自身没有企业工作经历，但是有解决企业问题的能力，培养的学生也主要服务于企业。 我认为，能力重于经历。

在“双师”的培养路径上，一般高校都注意引进企业人才和把教师送到企业锻炼这两方面的工作。 我也赞同受访高校很多老师的经验。 他们认为，学校与企业共建合作科研平台，共同完成科研项目，并尽量吸收学生参与，既是产学研合作最好形式，也是培养双师型教师最好的途径。

第四，营造良好的大学行政文化氛围。 我认为，一个好的行政文化甚至决定了大学的学术文化和整个文化氛围。 大学里能不能形成好的氛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我们行政文化的氛围。

二、把课程改革作为大学内涵建设的重要抓手

很多人认为课程建设是大学管理微观层次的事，没有提高到学校战略的角度。 实际上，自从有现代大学教育以来，课程都是大学教学的最基本单元，课程教学是决定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最基本要素之一，也是提高大学办学效益和效率的基本要素之一。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陈思齐校长就以课程改革为切入点，实现了学校整体水平的提升。 因此，想特别讲一讲。

1. 更加关注课堂教学质量。 如果大学给学生提供产品，那么，我认为，这个产品就是课程。 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

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现在的课堂教学受到了信息技术的冲击。 有人认为，在信息爆炸时代，信息很容易获取，因此，很多人说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很快就会过时。 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回忆起来，当时学习微积分，现在都有用。 关键是学习的是基础、是方法论。

清华生科院院长施一公院士认为，在生命科学的教学当中，更加关注对学生方法论的培养。 他说，如果我三年不读<Science>、<Nature>，只会缺少这三年的知识，但我的方法论基本可以不受影响，因为它是我的训练造成的。

现在的网络课程，特别是MOOC，的确对传统课程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带了教学理念和手段上的革新。

赞成原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李志义的观点，网络课程只是教学资源，课程才是主渠道。 这就对课堂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此，南大陈道蓄教授有个很精彩的观点：现在，我们中国有个很流行的提法，叫“第二课堂”。为什么外国人没有这么叫？原因其实很简单。现在之所以老是讲“第二课堂”，是因为“第一课堂”没有承担它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

因此，在课堂教学时，需要更加关注细节。 例如，我们提出培养学生要以能力为导向，但实际上还是以知识为导向，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依然强调对于知识的记忆。 江苏台一站到底的例子（熟知天文地理，却不知中科大在哪个省） 。

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告诉我，其实英国人对于要培养学生什么能力说都不说，但在实际中，他们一直在做。 给中方管理者的感受就是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批判。 我们往往提供统编教材。 在诺丁汉的课堂上，给出的是书单。 朋友的小孩在哈佛大学学习博弈论的例子。 图书馆要买书就根据这些书单来买。

另外，通过考试也可以看出究竟是以知识灌输为主还是以能力培养为主。 我认为，百度可以查到答案的考卷不应该出现 在华中科大问学生哪些课程可以减掉的例子。

南大陈道蓄教授也举了一个他到一所学校评估时看到的例子。 有一门算法设计课，本来完全就是一门侧重于设计和解决能力的课；结果，它的试卷中90%都是概念题，只有10%是一个简单的设计；而且，这个设计题，三年中就有两年是一样的，同一个题一字不差。

2. 课程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 一方面，学校提供给学生的产品是课程。 在课堂上，应该以教师为主，而不仅仅是一门课在那里。 这与我们强调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并不矛盾。 正是因为尊重学生，做到因材施教，需要教师发挥主动性。

像课程纪律，其实是老师责任。 浙江金融职院实施微课的例子。 既锻炼了教师的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把知识点提前到课前完成，最终目的是改变课程结构，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了。

另一方面，老师对待教学的态度影响学生对于学习的态度。 香港教育学院学生的例子。

对于学校而言，关键在于政策和评价方式上的引导。 我校教师职称评定程序的例子。 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院士也提出，对教师的考核和评价，着重关注代表性成果，可以说论文、专利、社会服务，也可以是教学工作。

为更好地引导教师，陈道蓄教授把他们分为四类： 第一类老师愿意花时间在教学和学生身上的；第二类老师的能力很强，但科研黄金期过去了，又想出类拔萃，有所作为；第三类老师把教学任务按最低要求完成，重心主要在科研上。这一类老师现在是多数；第四类老师连底线都没有，纵容学生。 学校政策主要应该引导第二类，树立一些典型出来并且把底线维持好。

3. 重视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作用。 宁波诺丁汉大学出期末考卷的例子。 老师开始上课，就要开始出这门课的考卷。这张考卷，在校内的同行要审一审。 如果同行说OK，那就送到英国，英国的诺丁汉大学，这门课的同行再给你审一审。看考卷是达到这门课所要求的难度、高度。 审了以后还不算数。这张考卷要送到这门课的校外考官，叫External Examiner。

相当于同类院校的同行，这个人要到QAA（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注册。 任何一个环节通不过，都要打回重做。 改考卷历时三个月，也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为什么英国大学的教育质量能够得到保障？是因为它有一套体系在保障它。 学生不敢偷懒，是因为老师不敢偷懒。 老师为什么不敢偷懒呢？因为后面有人盯着。 英国诺丁汉大学也不敢偷懒，因为有校外监督 校外的那个人为什么不敢偷懒？因为它是接受QAA指导的。

QAA是它是英国半官方的机构，英国所有的大学都要接受它的质量审计。 它每几年，对所有学科、所有大学进行审计，所以大学也不敢偷懒。 在谁都不敢偷懒的情况下，教育质量就有保障。

对于这件事，前天在西交利物浦大学调研，着重请他们介绍了英国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包括专业设置、课程实施、每年的专业评估、每五年的学位评估、每年的学校评估等等，非常详细。 我认为，关注这类问题，才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意义所在。

三、大学内涵建设需要大学文化建设作为支撑

办大学就是办环境。 刚才提到，对于大学文化的重视，其中特别强调行政文化的建设。 一个好的行政文化甚至决定了大学的学术文化和整个文化氛围。 大学里能不能形成好的氛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我们行政文化的氛围。

如果一所大学办得不好，第一要反思是不是行政文化出了问题。 因为行政人员掌握着资源的分配，比如经费、房子等。 学校的资源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这直接决定你的行政文化是什么。

例如，我在任时与学校分管财务的副校长约定，绝对不在资源使用上向自己的学科专业倾斜。 在“985”、“211”这些大项目中，我们从没有为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团队投过一分钱，所以我们说话就较有公信力。 别人可能会认为你分配不公，但绝不会说你以权谋私。

一方面，我们强调“教授就是大学”，而没有说“处长就是大学”、“院长就是大学”。 在大学里，行政工作永远都是从属于教学和科研的。行政人员无论什么级别，他的工作就是服务师生。 大学与政府、军队、企业不一样，因此，大学的行政人员，不应该仅是一个权力的敬畏者，而更应有对学术的敬畏，对知识的敬畏。

我曾经提过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概念，就是在中山大学，管理人员应该是“二等公民”。 这个“二等公民”是打引号的，意思并不是说行政人员与教师在人格上有差别，而是要强调在大学里教学和科研的首要性。 这就决定了大学行政人员这个职业的要求，就是必须从属于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服务于它。 我曾经说过：教授可以有脾气，但行政人员不能耍性格。

我在一所大学评估的例子。

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行政氛围？ 1. 要习惯于尊重别人、欣赏他人。 人与人之间一定存在着差异，因此，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我们应该尊重和理解这种差异。 我提过这样的概念，一个和谐的总体正是由每一个“互为外部环境”的个体共同营造的。

大家应该抱着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的心态，去发现别人的优点、弥合彼此的分歧、宽容对方的过失、理解和尊重人性的弱点。 因此，在我们工作、相处的过程中应该学会第一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我也经常提倡要“当面批评，背后表扬”。 这样，彼此之间的沟通才能融洽，大家的心情才会愉悦。

在学校领导班子内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之间的相互尊重是彼此信任、彼此支持的前提，而学校领导班子的和谐与团结可以影响整个大学的发展。 其中，我以为，两个一把手面对面沟通，不通过副校长、副书记和其他同事给对方带话，是一个好的工作习惯。 这样一来，也就不会因为两个一把手意见不一致，而让下面的同事为难。

似乎还有一个规律，学校副职要求制定细则，说明两个一把手之间有了隔膜了。

我认为，人与人相处，最大的动力就是信任。要尊重人性的弱点，首先看到别人好的一面。 我一直认为，大家虽然阅历有异，但智商都差不多，特别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总是会更加熟悉情况，对政策把握得也相对到位。 在具体的专业问题的处理上，只要没有违反原则，我总是会信任他们，并且尊重分管校领导以及职能部门的意见。 千万不要认为上级一定比下属聪明。

其实，很多工作的处理并非是唯一性。 李延保书记有句名言：“大的方向确定以后，任何方法都只不过是一种选择”。 我相信并牢记这句名言。既是工作方法，也是人生态度。 关键是要找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充分信任他们，让他们形成一种主动性，并保护这种主动性，这样，他们才会把学校的工作当作自己的事业。 眼科中心的例子、中山先生铜像的例子。

这里，我想特别讲一点，就是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强调的是要谋事、不要去谋人。 一方面，作为大学的领导，应该理解和尊重人性的弱点，但绝不应该去利用人性的弱点。

另一方面，要警惕那些过分恭敬甚至恭维领导的人。 因为这种人很难是实心实意在“谋事”的，他们多半是在“谋官位”。 我相信，如果他总是一味地“恭敬”上级，心理一定很难平衡。不平衡的结果，就会要求手下要对他同样地“恭敬”，“媚上者必欺下”。

对于下属而言，不要去揣摩上级的心意，也不要在校长、书记间找差异，担心因为和谁走得近，就被认为是谁的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不久前与李延保书记的一段谈话。 他说“我与黄校长喜欢什么人、用什么人不一定一致，但没关系，只要把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两个人讨厌什么人一定是一样的”。

然而，也就在不久前，我与一位朋友聊天，记住了他说的三句话： 团结能人办大事。 团结好人做实事。 团结小人不坏事。

此外，还要尊重教授。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陈希同志曾对我说，我对待你就像对待清华大学的老院士一样。 对于这句话，我一直没有理解。 后来有次聊天，谈到这个疑问。他说：当党委书记时，部处长是下级，但教授不是；当部长时，司局长是下级，但大学书记、校长不是。 对校长的尊重就是对教授的尊重、对学术的尊重。因为校长是教授的代表。

尤其是行政人员不要把教授当下级。也看到不少学校的机关人员用教训的口气与教授讲话。 特别是对自己不熟悉学科的教授，尤要尊重。 我是理科出身，98年离开浙大，当时还是理工科大学。1999年刚上任做校长的时候，上任不久的讲话，给自己提了个要求，要争取做文科学者的朋友。 后来，随着对文科理解的加深，我发现，要做好文科学者的朋友，可能第一要做好文科学者的学生。

2. 一所大学对行政序列中不同位置的干部是有不同期待的。 在不断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对校长、副校长、处长、科长作用都有一些思考： 校长Vs副校长：校长负责战略，副校长执行战术。 校长Vs处长：处长出主意，校长拿主意。 处长Vs科长：处长无功便是过，科长无过便是功。

作为校长、副校长以及处长甚至科长对同一个问题的关注点应该有所不同。 在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面试时，我提了一个问题：作为校长，如何加强本科教学工作？ 好几位提到精品课程、教材、实习等等方面。 只有一个学校的应聘者很明确地提出要落实经费，制定政策。 我认为，这是校长应该把握的。

校长Vs副校长 校长要考虑大事，而不要过多地关注细节。 细节应该是副校长来考虑并付诸实施的。 我曾在学校里开玩笑说，我们一位副校长考虑问题比我细致，因为他是精细化工出身，而我是学模糊数学的。

京都大学松本紘校长在谈到校长与副校长的区别时，认为校长负责动嘴，动手的事情应该交给下面的人做。 他还特别用汉字写下“战略”和“战术”。 他的意思是，校长是战略家，确定大方向以后就交给副校长去实施，副校长负责战术。

前段时间，我与一位同事聊天，他曾经做过副校长，后来又做了副书记，最后做了常务副书记。 他对于大学副职的定位，让我很认同。 他认为，一是要成为校长、书记的智囊，不是简单地服从和执行； 二是在执行环节，与处长不一样的地方是要体现组织的价值； 三是能够独挡一面，在面对校内危机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为校长、书记留有余地。

校长Vs处长 “处长出主意，校长拿主意”。 区分校领导和处长的不同就是处长们要更富于主动性、积极性地去谋划学校的发展，成就大事。 我还说过，处长“无功便是过”。 就是希望处长不但能积极谋事、成事，还能要能够解决新问题。

大学的中层干部应该比校领导考虑得更多，考虑得更全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家在各项工作上，应该推着校领导向前走，从而推动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 出主意是处长，拿主意是校长。 要把工作考虑在校领导的前面，要成为一个“谋士”，要对事件有一个从本岗位专业角度理解而得出的想法和处理方案，而不是事事请示校领导该如何做。

这也就是我曾经说过的，处长们应该“多汇报，少请示”。 如果要请示工作，也应该给校领导出“选择题”，而不是“填空题”。 说得更加直接一些，我想，看一位中层干部是否合格，其关键就在于“主动性”这三个字。

因此，校长要有理念，中层干部也要追求。 既要满足岗位的基本要求，也要有所创新，最好能引领部门发展。

校办主任 行政文化 协调 接待 引导工作 创新工作 基本工作 基本工作：公文流转，会务，接待。 创新工作：协调全校重大活动，可以召集处长开会。 引导工作：是行政文化的窗口。陈望南“祝幸福”的例子。

人事处长 环境 结构 数量 引导工作 创新工作 基本工作 基本工作：追求人才的数量。 创新工作：从学科结构考虑队伍建设。 引导工作：形成体制，塑造环境。

教务处长 讲境界 有话语权 管运行 引导工作 创新工作 基本工作 基本工作：保证全校教学日常运行。守住底线。教学改革的专家。 创新工作：有权威，影响决策。 引导工作：站在学生角度而不是管理角度，不是为了迎合上级。

学院书记 党管人才 行政工作 党务工作 引导工作 创新工作 基本工作 基本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等。 创新工作：主动地承担更多繁琐的行政工作，相当于行政副院长，要管财务。 引导工作：党管人才，虽然引进人才是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应该做好后勤部长，进而为学科建设服务。

学院院长 抓教学 进人才 布学科 学术、筹款 引导工作 创新工作 基本工作 基本工作：学术、筹款。 创新工作：进人才：一流的院长找一流的教授，二流的院长找三流的教授。学科布局。 引导工作：根本是教学。

组织部长 党管人才 重质量 党建、干部 引导工作 创新工作 基本工作 基本工作：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培训；党校、教工党支部。 创新工作：更加追求质量，从干部安排到岗位需要。 引导工作：非党人士、海外人才。带千人到延安的例子。

统战部长 与党外人士成知己 与党外人士交朋友 联系党外人士 引导工作 创新工作 基本工作 基本工作：党外人士认同党。 创新工作：帮忙不添乱。 引导工作：先入情后入理，爱岗敬业，参政议政。

宣传部长 活动策划 营销意识 处理突发 冷静对待 对内对外 做好宣传 引导工作 创新工作 基本工作 基本工作：校庆80周年的例子，所有报纸24版报道。 创新工作：一位教授的例子，积极应对 ，迅速反应。解决危机的关键是解决问题本身，而不是“灭火”。 引导工作：杨振宁、丁肇中、许智宏、杨弘敦的例子。

处长Vs科长 对于普通职员、科以下干部而言，学校更多的是期待他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做好本职工作，保证大学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行。 科长“无过便是功”。

社会上有种舆论认为，中国大学没有自主权，制约了大学发展。 但与我访谈的很多内地校长却很明确地说，大学自主权不是制约大学发展的瓶颈。 同时海外大学的校长告诉我，国内大学校长的很多权力比他们大得多。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也经常听到一些校长抱怨学校的师资水平不高，影响了大学的发展。 作为校长，不喜欢听到“一流的学生，三流的教师”这种话。 反问：校长是几流的？ 如果一所学校的发展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校长首先要反思自己，然后再问问行政管理干部的责任，接下来才能要求老师提高水平，最后才谈得上对学生的期望。

卸任时说，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需要更多的实干家。 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与其抱怨，不如实干。 我也常说，成功者想办法，失败者找理由。 一个人能够会成功，因为他相信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一个人老是失败，因为他总是为失败找出辩解的理由。

在大学里，不论是校长还是其他行政管理干部，都有很多事情做不成，但是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成。 关键是不要让困难影响做事的心情。 如果心里想着不如意，就会永远不如意，反之，如果一直在想“我能做成一些什么？”那前途就是光明的。 这是一个人生态度。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