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专题七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 一、在华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 二、士大夫对天主教的态度 三、排斥天主教 四、礼仪之争

天主教 基督教的三大派别之一，也称罗马公教。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西帝国在政治、社会、语言、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基督教，在其形成初期，就逐渐分成以罗马为中心的拉丁语派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语派，东西两派为教会最高权力和教义等问题长期争论。 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东派强调自己的正统性，称为正教，西派强调自己的普世性，称为公教。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从中又分裂出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的新教各派。

一、在华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二）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 （三）利玛窦方法

耶稣会 耶稣会 ,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近代天主教修会始于13世纪，主要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外方传教会等。 1535年，西班牙贵族罗耀拉创立了耶稣会。他曾被称为没有学问的“学问之父”。 耶稣会主要的任务是教育与传教，曾在欧洲兴办许多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除是耶稣会人才外，也活跃于政界与知识界，著名的有笛卡儿、孟德斯鸠、伽里略等。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众多的耶稣会士纷纷来到印度、中国和美洲等地传教，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带去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从16世纪至18世纪，来华活动的耶稣会士近800人。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rier)是第一个试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当时中国禁止外国人进入内地。 1552年8月，沙勿略登上靠近广东省台山县正南的上川岛，后病死于此。 尽管沙勿略从来没有真正踏上中国内地一步，但是其传教热情感动了中外天主教徒，被奉为“远东开教之元勋”。 贡献：其信札引起欧洲人东来传教的兴趣。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1554年，葡萄牙人把澳门变为一个固定据点后，澳门逐渐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中心。 1578年，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i)居澳门，建教堂，多次欲往内地而不果，乃有“岩石呀！岩石呀！你何时才能裂开，欢迎吾主！”之叹。 贡献： 认识到要向内地传教，首先要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 调来了罗明坚(Michale Ruggieri)与利玛窦(Matto Ricei)，为天主教打开中国的大门走出第一步。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罗明坚(Michale Ruggieri)是一位很有毅力并有极高天赋的传教士，到达澳门后2年4个月，便能认识15000个汉字，可以初步阅读中国的书籍，3年多后，便开始用汉语来写作了。 罗明坚中文能力的提高大大推动了他的传教事业。他在澳门建立了一座传道所，并开始用中文为澳门的中国人宣教。罗明坚把这个传道所起名为“经言学校”，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用汉语来传教的机构；也是晚明时期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罗明坚的贡献： 首位进入内地之传教士 首在中国建教堂（1583年广东肇庆） 建立耶稣会士之传教方法：用中国语言、着僧服、进献自鸣钟和三棱镜、结交中国官员 范礼安称之“他用谦逊坚忍打开了中国关得很紧的大门，因为他是第一个用中国语言文字，将耶稣救世的道理在中国传布。”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 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献并对中国典籍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

1582年到澳门，习汉语，初居肇庆，改名西泰。 1589年，利玛窦迁往韶州。结识瞿太素，深感僧侣地位不及儒生，乃留须蓄发，改穿儒服。 1595年，北上南京受阻，转至南昌，结交官员及儒生，声名大振。 1597年，为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带贡物于次年上京，因明出兵朝鲜，提防外人，乃于1599年定居南京。

1601年，与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再以进贡方物之名进入北京，得明神宗许可，居于北京。 北京已有200余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行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利玛窦的成就—沟通中西文化 利玛窦撰写《天主实录》，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 把“四书”译为拉丁文。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 开创了200余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天主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 将教名译为“天主教”，其神称为“天主”，以中国儒家向来尊天，故取意“天地主宰、主神主人、亦主万物” 受洗者约二百多人，包括学者及官吏，著名的有被称为“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艾儒略（1582-1649），意大利耶稣会士。1613年至福州传教，1623年著《职方外纪》一书，详细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 在华36年，学识渊博，对天文、历学均有研究，且精通汉语，有“西来孔子”之称。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金尼阁（1577-1629），法国人。曾将利玛窦的回忆录《天主教远征中国史》译为拉丁文，并改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曾在欧洲搜罗7000余部图书，拟译成中文，后因早逝而落空。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卫匡国（1614-1661），意大利人。1648年来中国，对中国文化造诣颇深 。 著有《鞑靼战纪》（“17世纪中国现代史”）、《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汉语语法》等。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汤若望（1592-1666）原名亚当•沙尔，德国人。 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朝。他继承了利玛窦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死后安葬于北京利玛窦墓旁。雍正朝封其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南怀仁（1623-1688）比利时人，作汤若望的助手多年。“汤玛法已拟死罪，他人将趋避之不暇，而怀仁仗义为之辩护，诚忠友也。” 撰有《神威图说》。 为康熙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撰写了《坤舆图说》，向皇帝展示了欧洲人所了解的世界地图。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白晋（1656—1730），法国人。“国王数学家”。 路易十四时期，被派往中国，后又被康熙帝作为使节派往欧洲。 著有《康熙皇帝》一书 将《易经》介绍给西方人。 《皇舆全览图》

（二）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 1、耶稣会士的适应原则 2、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的继承与创新

1、耶稣会士的适应原则 耶稣会自创始人罗耀拉起，就强调两大原则： 一是走上层路线； 二是奉行以学习传教地区的语言和风俗习俗为必要条件的灵活的传教方法。适应政策成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基本标志。

2、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的继承与创新 其一，放弃扮演僧人的角色。 其二，放弃对归化者数量的单纯要求。 其三，放弃对皇帝力量的过度迷信。 利玛窦进一步发展出在中国士人中实行知识传教的政策。

2、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的继承与创新 利玛窦在传教形式方面也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调整 首先，利玛窦用儒学术语同儒家学者展开问难辩驳，展示出一种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挑战。 其次，自南昌之后耶稣会士不再召集公共祈祷，而采用明末流行的“讲学”方法向儒生们传道，并且不再开设教堂而仅仅开设一个书院。

（三）利玛窦方法 从天主教传播史的角度来说，利玛窦方法严重损害了基督教力图保持纯洁性的基本宗旨，由此引出的礼仪之争则直接导致中国传教区的毁灭。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利玛窦方法在文化创新方面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是一次突破文化本位主义而以平等的姿态探索不同文化间相互融合的开拓性尝试。

二、士大夫对天主教的态度 （一）信教入教者——“天主教三大柱石” （二）天主教与儒家文化冲突下士人的命运

（一）信教入教者——“天主教三大柱石” 明末清初共有43位士人成为天主教徒，这一数字同曾与利玛窦、艾儒略等交游的士人数量相比实在很小，可见从接触到倾向天主教，再到领洗入教，这中间的距离非常大。 最著名的“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他们接受天主教时所怀的理想不尽相同，但都是晚明思想撞击后的典型产物。

（二）天主教与儒家文化冲突下士人的命运 瞿汝夔 ：“无论十恶不善，朝皈依而夕登天堂” 1、纳妾问题：天主教“首禁二色”，究竟服从上帝还是纳妾传宗？ 2、殉节问题：明清鼎革之际，士人在儒家殉节和天主教十诫中反对自戕（第五诫“毋杀人，也不许自杀”）之间痛苦彷徨。

（二）天主教与儒家文化冲突下士人的命运 文化冲突的煎熬 两头蛇的境遇

三、排斥天主教 1、明末的思想论争 利玛窦死后六年，沈榷才接连三次上疏万历帝，要求毁教堂、驱教士。此后，陆续有人著文批判天学，崇祯十二年（1639）印行《圣朝破邪集》，1643年，又刊行《辟邪集》（高僧藕益智旭著），作为明末排教言论的总汇。 总体而言，这些活动更多地体现为一场思想论争，首先因为它批判的不仅是天主教，而是整个西学；其次规模也不大。 这些文章深刻体现了晚明儒学与天主教的内在冲突，并为此后士人排斥天主教奠定了立论基调。

为什么要排斥天主教 其一，利玛窦死后的传教策略日趋严厉，伤害中国风俗的行为取代了利玛窦式的顺应。 其二，有些地方的中国教徒的人数已经增加到对乡土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构成威胁的地步。 其三，传教士借科学传福音的真实意图及其教义的本来面目逐渐为人认识，天主教与儒学实质上的差异日益彰显并演化为冲突。 其四，传教士转向民间活动后，中国士人发觉其传教策略不同从前，当传教士试图以欧洲的道德与科学赢得中国上层人士的尊重与支持时，却坚持以对永远幸福的希望和对地狱的畏惧来诱惑民众，而这又盗用了佛教思想。

明末士人反对西学 明末反西学文章中反对西学的理由： 1、西方科技无益于心身，不能纳入圣学之列。 主要反对西方历法，这是一场正统之争。 传教士们在证明西洋历法强于中国时也暗含着一种天主教徒对中国人的优越感。 2、对天主教借儒教之名以乱圣道的危险性有痛切体认。 合儒—补儒—超儒

明末士人反对西学 3、清醒地认识到天主教道德与儒家世俗道德的差异，且无意于弥合这种差异。 西方宗教与儒家思想在生命追求与道德意义上的差异 假如天主教被中国人普遍接受，将会导致对现世社会等级结构及建立在这些结构之上的道德规范的背离，这样一种现实的危机感也促使认识到天儒差异的士大夫们对天主教断然拒绝。

明末士人反对西学 4、对“天”的认识不同。 反天学的士大夫认为作为天地万物主宰的“天”并非人格神，而是物质之天、主宰之天、义理之天。 总之，明末士人对天主教的排斥并非简单的仇外心理所致，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宇宙世界和人事有不同的体验并以不同的思维路向进行哲学思考，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担心儒学道统有可能被天学取代。

南京教案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沈榷先后三次参奏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图谋不轨。徐光启上疏辩护不果，7月王丰肃、谢务禄等外国传教士及一些中国教徒在南京被逮捕，后被押解澳门。十二月庞迪我、熊三拔等人从北京被押解澳门。最后，明神宗下达了禁教的谕旨。 这是明朝末年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清初历法之争 汤若望任职钦天监正力图独尊西洋历法招致非议。反对西历之举出现。 杨光先在1659-1660年撰写了一系列反对天主教和西洋历法的文章并广为散布。 康熙三年（1664），耶稣会士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被关押审讯，随后各地拘押传教士多达30余人并遣送至广东，历法之争演化为一场波及全国的排教运动。 康熙四年，汤若望在太皇太后的请求下恩敕出狱，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 康熙八年，杨光先因被南怀仁疏奏历法谬误和依附鳌拜而先被革职后又获罪，“历法之争”宣告平息。

清初历法之争 杨光先的排外心理在整个事件中占主导地位。 首先，他发动历法之争，不仅是为打击驱逐全体传教士，也是有意攻击所有的奉教中国人，大有在中国社会中彻底铲除西方文化影响的意图。 其次，他一贯以正统卫道士自居，且一再将中西历法问题政治化，企图借助政治力量排斥西洋历学，进而排斥所有西来之人。

明末士人反对西学与 杨光先发动的历法之争对比 明末士人反对西方历法首先是基于对国家政权安危的现实考虑，他们既以历法为国家第一大事，又切实感受到西班牙人、荷兰人、葡萄牙人等在沿海一带的骚扰，因此得出传教士改移历法是为变乱为准备。“意在觊觎中原神器，故泛海潜至岭南。先学此方声字，然后窃读三教群书，牵佛附儒，杜撰扭捏，创此邪教，以为惑世诳民、蠹坏国运之本。”——《辟邪集》 杨光先的反对则全然是一种文化性的反对。

四、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指从17世纪中叶持续到18世纪中叶，在中国的传教士之间及传教士与罗马教廷之间展开的、有关中国传统祭祀礼仪性质的讨论。 “礼仪之争”延至1939年才真正解决。 “礼仪之争”包括术语问题和礼仪问题两部分，前者是讨论在中文里选用什么词汇来表达基督宗教的“神”这一概念，后者是处理中国教徒的祭孔祭祖礼仪。

四、礼仪之争 这场争论的根本起因在于利玛窦确立的基于文化适应原则的传教策略，而术语问题和礼仪问题都围绕着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内容的原始意义展开，都表现出一种文化试图理解并融合另一种文化的努力，也提出了两种各具独立性的成熟文化相遇之时，是否有可能真正交流沟通及如何沟通这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是，礼仪之争又不单纯是一场文化争议。17世纪前期耶稣会士内部的术语之争可以看作一次思想争论，但17世纪中叶开始的长达百年的礼仪争论已是掺杂着文化讨论、修会相斗、教俗争辩、中西较量的大混战。 礼仪之争几乎贯穿晚明前清天主教在中国的整部历史，成为以传教士为主要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醒目标志。

（一）术语问题 天主教的“天主”，拉丁文为Deus，起初音译为“陡斯”。 罗明坚在广东传教时取自《史记·封禅书》使用了“天主”的称谓。利玛窦也使用了这一译法，后来，他又在《书经·立政》和《诗经·大雅·大明》中发现了“上帝”这个词具有同样的含义，再后来，他在朱熹的著作中发现对“天”的解释与“圣言”的含义相似，所以他主张对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称呼可以“天主”、“上帝”、“天”三者并用。 用中国人所熟悉的词语，有助于破除中国人反对天主教的偏见，适合天主徒接受。

（一）术语问题 1600年，范礼安同意了利玛窦以“上帝”指称基督宗教神的术语选择，但一开始就遭遇阻力，如龙华民就对其合法性表示怀疑。 利玛窦去世后，这种争论便公开而明显了。 1627年，嘉定会议专门讨论术语问题，禁止使用“上帝”一词，改用“天主”，但也并没有宣布“上帝”或“天”是彻底错误和无法接受的，导致龙华民的不满，继续撰文。 术语问题和围绕知识传教产生的纷争都限于耶稣会内部，讨论虽激烈持久，但没有影响教区的统一与安宁。

（二）礼仪问题 1630年以后，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陆续入驻中国，中国传教区格局发生显著变化。 耶稣会士内部的探讨逐渐扩展为修会间不同传教方针的冲突，礼仪之争的重心从术语问题转为礼仪问题。

（二）礼仪问题 1、利玛窦的礼仪政策 利玛窦一开始视祭祖祭孔礼仪属于异端偶像崇拜行为。 继之认为这些礼仪是中国社会体系的基础，确信在知识阶层中这些礼仪无论是规定还是实践均没有宗教意味。 1603年，利玛窦提出其基本观点： 遵守中国传统的尊孔礼仪； 中国人祭奠祖宗的礼仪“大概”不是迷信，因为这些仪式并不能视为有明显的迷信色彩。

（二）礼仪问题 2、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对礼仪问题的异议 多明我会士黎玉范、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批评耶稣会士教法不严，对礼仪问题提出质疑。认为耶稣会士在容忍异教徒的宗教崇拜，该受谴责。 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教皇英诺森十世下令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祭孔礼仪。

（二）礼仪问题 3、耶稣会士的反击 1651年，卫匡国前往罗马，阐述耶稣会士关于礼仪问题的立场，表明其并非容忍中国所有礼仪，而是严格区分迷信与非迷信。 １６５６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下令，规定在不妨害根本信仰的情况下，教徒可自由参加中国的祭祖祭孔礼仪。

（二）礼仪问题 4、阎当和礼仪之争的转折 作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成员，1693年，阎当颁布训令，在术语问题和礼仪问题上都彻底否定了耶稣会士的做法。 在中国，训令遭到抵制，使矛盾冲突加剧。 １７０４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出禁约，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 １７０５年，多罗特使来华，不顾康熙帝的一再警告，执意公布教皇禁令。激怒康熙帝，下令在华传教士领票传教，遵守利玛窦规矩。

（三）礼仪之争后期 １７１９年，嘉乐特使来华，康熙帝曾１１次接见。 “览此告示，只可说是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比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嘉乐一度附加了八条变通的办法，但康熙帝态度坚决，“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西洋人所可妄论。”

（三）礼仪之争后期 雍正年间，全面禁教。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８日，教皇庇护十二世颁布收回以往有关“祭祖祭孔”禁令，礼仪之争最终解决。

（四）礼仪之争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从康熙到雍正、乾隆，逐步冷淡传教士，甚至出现全面禁教，从而使已经取是显著成就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在宗教形式下的西方科技、文化传播都受到了直接的影响。 对西方来说，礼仪之争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欧洲持续的中国热和汉学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