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
绪论 一、“20世纪中国文学”“当代文学”的概念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当代文学只是其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般是特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大会师，标志着我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发展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过程。它延续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也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是实现文学现代化的过程。
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和学习，应该注意它的开放性和整体性两大特点。所谓开放性，即指它并不是一个形态完整的封闭性学科，无论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还是1949年以来的当代文学，时间上都缺乏明确的下限界定。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并没有让这门学科完全脱离现实环境的影响，把它放在实验室里作远距离的超然的观察，对于这门学科的考察和研究，始终受到现实环境的制约，这一特点使这门学科具有不确定的特性，它没有经典的作品和经典的解释，这就容许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对学科的积极注入，容许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可能性存在。
所谓整体性，是指当代文学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学，与由于政治原因还暂时分裂成另一个特殊行政区域的台湾地区文学，与殖民化了一个世纪于今终于回归的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构成一个完整的、难以分割的文学整体现象，这一特点又使其具有“局部性”的特征，如果我们忽略了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的关注，对当代文学的源头就会不甚了解；如果缺乏对台、港文学的研究，对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定位也会把握不准。
两个问题 1、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多样化形态，在当代中国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得到表达。那一时代的中国处在不同的状态之中，不仅有解放区，国统区，还是“沦陷区”，不同地区的文学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特点。虽然解放区的文学在建国后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师，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仍然在当代产生着重要和积极的影响。至于跨越两个时代的作家在解放后为什么没有再写出重要的或人们期待的作品，那是一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
2、建国后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遮蔽了主流文学以外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对“非主流”作家的“重新发现”，是后来社会和文化实践条件发生变化之后的事情。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社会和文化实践条件对文学史叙述的限制和规约。 如：对张爱玲、林语堂、沈从文，钱钟书、张恨水的重新认识。
二、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 四分法：1949-1956；1956-1965；1966-1976；1976-2000 三分法：1949-1966；1966-1976；1976-2000 1949-1978；1979-1989；1990-2000 二分法：1949-1976；1976-2000 三、教学中采用的历史分期及对各个阶段的评价 1949-1966 建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学 1966-1976 “文革”十年的文学 1976-2000 新时期的文学
第一编 建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学 第一章 建国十七年后的文学发展史 一、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 1、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 第一编 建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学 第一章 建国十七年后的文学发展史 一、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 1、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 2、第二次文代会的召开
时间：1949年7月2日到7月19日 地点：北平 经过：会议由郭沫若提议，党中央批准而召开。出席代表824人。毛泽东到会讲话，朱德致贺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可见大会一直是在党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举行的。 任务：大会总结经验，确立今后文艺工作者的方向和任务，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艺组织（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把来自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文艺方向上来。会议经过讨论，一致确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
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克服了“五四”新文学未能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的弱点，引导作家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同时，满腔热情地深入工农兵，熟悉工农兵，表现工农兵。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新中国文艺的接受和介入也使得当代的文化和思想启蒙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消极意义：1、简单地照搬了战争年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政策，经验和作法，致使文艺工作产生简单化，教条化的毛病。 2、过分强调文艺服务于政治，到文艺服务于政策，服务于当前中心任务，忽略了文艺自身的规律，导致创作中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3、把解放区文艺作为楷模，对国统区的文学艺术成就估计偏低。再加上文艺队伍中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派主义情绪未能清除干净，影响团结。
背景：新中国成立，国民经济逐渐恢复，文学艺术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这样有必要对建国四年来的文艺工作进行总结，按照文艺发展的规律，肯定已经取得的成就，研究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分析创作落后于现实的原因，进一步发展文学艺术创作事业。 时间地点：1953年9月23日至10月7日在北京举行。 经过：会前，毛泽东对大会的内容，议程作了指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接见了全体代表。周恩来亲临大会作了题为《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报告》。大会围绕发展文艺创作这个中心议题，总结经验，讨论和研究了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造英雄人物和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
积极意义：肯定取得的成绩，提出了改进文艺工作的措施。特别是明确了文艺必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服务，强调应“以文学艺术的方法来促进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帮助社会主义基础的逐步增强和巩固，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逐步完成”。从而在指导思想上比第一次文代会提出的“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革命与文艺革命而奋斗”的任务前进了一步。 消极意义：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要求上，也有一些偏颇之处。如提出文艺作品应该表现政策，文艺创作离开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再如，在如何塑造正面英雄人物，如何克服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等问题上，也有某些提法不够正确。
二、建国后三次大规模的文艺思想论争 1、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951年5.20.《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主要段落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了《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从此开启了用政治斗争方式处理思想文化问题的先例。 周恩来和孙瑜 赵丹饰演的武训
2、关于《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 1954年的这场批判运动开始于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的“自叙说”，“钗黛合一”说，“怨而不怒”说，“色空”说，“承继传统”说等等提出质疑与批评，他们写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发表。其实是毛泽东抓住俞平伯为活靶，真正目的是掀起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3、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湖北 蕲春人。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文艺理 论家。 1936年，引发两个口号的论争。 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 有组织地发表了多篇文章，认为胡风的 “主观战斗精神”，写“精神奴役的创伤”等是背离于《讲话》精神的。 1953年初在《文艺报》相继发表林默涵和何其芳的重要文章，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了较全面的清理和批判。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后来所称的“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在逐条反驳林、何的文章的同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 1955年，胡风与朋友间的书信往来被披露，而被毛泽东定性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1955年5月13日到6月10日《人民日报》将胡风等人的私人通信作了摘录，辑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分三批发表，都加有点明问题性质的序言和按语。至此文艺思想的批判完全转变为组织上的和政治上的对敌斗争，造成牵连千百人的政治冤狱，是中国文艺史上值得深思的教训。1980年9月，中央为胡风平反。1988年6月，再次平反。
三、“双百”方针的提出 背景：第二次文代会后，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6年，全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有了根本改变。 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对发展文艺和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具体内容：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
“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界的新气象： 文学创作上：一些敢于正视现实矛盾，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大胆干预生活，触及人的灵魂，表现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小说的出现。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 打破表现人情，人性的禁区，细腻地描写人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充满浓郁的人情味。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宗璞的《红豆》。 文学批评上：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的特征，政治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阶级性和人性，歌颂与暴露，人物塑造的问题，题材问题，表现手法与风格的多样化问题，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等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进行重新认识，表现出积极的探索精神。
四、关于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 “双百”方针的贯彻，文艺界出现活跃的局面。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表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动员各阶层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整风运动的动员和开展使人们畅所欲言。然而，1957年6月，经毛泽东指示和亲自部署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迅速在全国展开。从“鸣放”到“反右”，整个运动采取的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式的阶级斗争策略，毛泽东称之为“阳谋”，这是当时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都难以预料的。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第一次会议，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展开批判，自此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序幕。与此同时，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批判斗争。1958年，周扬发表文章，对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运动给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五、“大跃进”前后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政策的调整 1、“大跃进”的文艺运动 背景：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的浪潮也严重地冲击着文艺界。 新民歌运动：是从群众中自发产生，经毛泽东大力倡导，各级领导积极组织推动而形成的。新民歌中确有一部分是人民群众采用传统民歌形式抒发的真情实感，格调清新。但其中更多的则是在“全民办文艺”的口号下，定指标，派任务，放卫星，粗制滥造的产物，带有“大跃进”时期狂热、空想、粉饰、浮夸的印迹。从总体上说，它是写中心，写政策同主观主义的狂热冒进的混合物。 革命回忆录和“三史”写作
2、文艺政策的调整 背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进入了连续三年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1958年的狂热冒进很快招致了客观规律的惩罚，迫使人们用较为清醒的态度来正视眼前严峻的现实。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各方面的工作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文艺政策相应调整。 措施：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1961.6.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故事片创作会议。1962.4.中宣部会同文化部主持制定《文艺八条》。1962.3.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同一时期，周扬提出了文艺“为最广大的群众服务”的口号。
六、文艺界的“反修”斗争 背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裂的背景下提出的，又是左倾思想恶性膨胀的结果。而“文革”直接发端于“反修”斗争。这是毛泽东后期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思想批判的重心所在。 两个批示：1963.12.12.一份反映上海市在柯庆施领导下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情况汇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在批示的压力下，中宣部领导文联及所属各协会进行整风，同时推行文艺大批判的开展。
1964.6.27.毛泽东读到《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协会整风情况报告》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 《文艺报》等报刊点名批判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和理论观点。批判不仅主观武断，强词夺理，而且动辄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罪名实行政治判决，使文艺界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得以加剧和扩展。两个批示完全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和文艺界的动荡。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左”的错误的干扰，不仅使这一时期的文艺事业受到影响，而且给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以可乘之机。诬陷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说影片《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受到这两部作品株连迫害的人成千上万，成为震动文坛的大冤案。后大批作品被打成“毒草”，指令进行批判。批判所指，从30年代文艺一直扩展到建国以来党所领导的全部文艺工作，调门也在逐步升高。1965.11.10.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此文在全国许多报刊转载，刮起了一股随意比附，乱扣政治帽子的歪风，为林彪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七、几个理论问题的争论 1、关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问题 2、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 3、关于“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问题 秦兆阳 １９５７年巴人＜论人情＞，王淑明 邵荃麟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 一、“文化大革命”文艺思潮 文革时提出的理论：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 一、“文化大革命”文艺思潮 文革时提出的理论： 1、根本任务论：是“文革”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即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2、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3、主题先行论：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必须要打倒。
二、样板戏：江青组织全国文艺力量，编排了她认定的八个样板戏。 京剧：《红灯记》、《沙家浜》、 《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 《海港》 现代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 交响音乐：《沙家浜》
三、文革时期创作： 1、主流：样板戏 《艳阳天》 《金光大道》 2、非遵命文学，有一定艺术价值的作品：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黎汝清《万山红遍》；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电影《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等 3、地下文学：手抄本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食指的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曾卓《悬崖边的树》，绿原《重读“圣经”》，牛汉《华南虎》，多多《致太阳》
第三章 建国十七年的长篇小说创作 一、长篇小说的发展 1、题材广泛 第三章 建国十七年的长篇小说创作 一、长篇小说的发展 1、题材广泛 注重历史题材与历史过程的记录，形成了以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为主干，辅之以历史题材和城市生活题材的基本格局。 例如：《三家巷》《红旗谱》《青春之歌》 《创业史》《山乡巨变》 《上海的早晨》 《李自成》
2、塑造了一批成功的艺术形象 注重描写无产阶级英雄，呈现出以英雄人物为主体，中间人物、转变型人物相环绕，辅之以反面角色的人物画廊。 朱老忠、梁生宝、林道静、杨子荣、江姐 梁三老汉、亭面糊、严志和
3、在艺术风格的探求上，恢弘、明朗、刚健、高昂构成了这批小说总体性的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虽然在语言的运用，意境氛围的营造，艺术感觉的开放和人物心理的掘进以及长篇小说文体的开拓等方面，与“五四”以来的长篇小说相比，显得共性强化，个性弱化，但它们对长篇小说在话语体系，叙述方式，结构形态方面所进行的民族化，群众化的改造，比之于40年代解放区以来的文学，无疑是更加成熟了。而且许多作家在运用传统小说技巧表现新的生活上，也具备了较鲜明的个性风格或地域风格。
《创业史》的恢宏凝重，深沉热烈，细密遒劲；《山乡巨变》的清新秀美，朴实隽永，精细含蓄；《三家巷》的委婉纡徐，充满南国情调；《红旗谱》的浑厚豪放，富于北方色彩，以及悲歌式的《红岩》和传奇式的《林海雪原》等；无不在总体性的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中形成了自己的韵味。
4、取得成就的原因 （1）作家长期的生活积累与艺术准备，为其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新中国的成立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 （3）苏联长篇小说在50年代对新中国文学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及当时因强调普及，强调民族风格而对传统章回小说，传奇形式的发掘与继承。 （4）社会生活的安定也促进了新的需求。
二、红旗谱 1、作家的生平及创作 梁斌：（1914-1996），原名梁维周，河北 蠡县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参加 了家乡的反割头税运动，次年考入河北保 定二师以争取民主和抗日为目标的“七六” 学潮。1932年震惊全国的“高蠡暴动”失败 后，他流浪北平，开始了文学生涯。抗战 时期，在冀中地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47 年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次年南下，先后担任襄阳地委宣传部长 和武汉日报社社长。50年代中期到河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出版有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翻身 记事》，散文集《春朝集》《笔耕余录》回忆录《一个小说家的 自述》等。
2、红旗谱的思想内容 《红旗谱》自出版以来，一向被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作者曾说，他写这部小说，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是阶级斗争。在小说中主要是以冀中平原锁井镇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基本情节展开的。而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则将锁井镇划分为以朱老忠、严志和为代表的农民阶级跟以冯兰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两大敌对阵营。当然，这不仅是一般的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它是作者立足于新的时代理念，对民主革命时期农民历史命运以及中国革命史所进行的艺术概括。
楔子 朱老巩大闹柳树林 内容 1、脯红鸟事件 2、反割头税运动 3、运涛入狱 4、二师学潮
3、朱老忠的形象分析 (1)家族乃至阶级的世仇，孕育了他强烈的反抗性。 (2)20余年闯荡江湖的传奇经历，造就了他“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性。 (3)不寻常的人生磨难，曲折的斗争历程，使他逐渐加深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养成了“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性。
4、红旗谱鲜明的民族风格 （1）作者努力寻求阶级斗争这一时代主题与民族心理，乡村风俗和传统文化的联结。 （2）在结构布局上，作者以新式小说改造旧式章回小说的方法，采用相对集中的短章节结构手法，每部分六七千字，相对独立，各部分之间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3）刻画人物形象，则主要采用古典小说常见的通过人物的行动，特别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以粗线条勾勒人物的性格。同时又适当吸收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通过静态的叙述和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工笔细描，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5、小说的不足 就第一部来说，主要是反割头税与二师学潮两 大中心事件缺乏情节发展的内在统一性，而且 在表现的风格上也不尽一致。就《红旗谱》全 书来看，后两部在艺术上略逊于第一部，尤其 是《烽烟图》，明显地受到当时流行观念的影 响，时时由作者去直接讲述或强加给人物一些 政治术语，读起来显得生硬。
三、《红岩》
1、成书经过 《红岩》作者罗广斌（1924-1967），杨益言（1925年生），都是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于重庆歌乐山下“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共产党员。后越狱脱险。先后写了报告文学《圣洁的鲜花》，《江姐》，《小萝卜头》等反映集中营的一些斗争片断。1958年又写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此基础上出版了长篇小说《红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作品发行了四百多万册，80年代，又先后印刷二十多次，发行量达八百多万册，创下了当代小说的发行记录。“文革”中，江青把小说诬为“叛徒文学”，对作者进行残酷迫害，罗广斌在1967年被迫害致死。
2、江姐和许云峰形象及教育意义 《红岩》写的是民主革命斗争的最后一幕。这是一幕撼人心魄的悲剧，浓重的悲壮氛围构成这部作品独特的魅力。而这种悲壮氛围，主要源自作者对革命志士们的有力刻画。
江姐是小说刻画得最为厚重的人物形象。对她的刻画，注重通过对她特有的女性感情的描写来表现其性格。她第一次出现在成岗家里，就让人感到她既是一位体贴人的大姐，又具有地下工作者机敏干练的风度。突然见到丈夫头颅的表现，在狱中的表现，临刑前的表现，都体现了一个有着崇高的信仰、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的成熟的共产党人的美的光华。英雄的诗性与神性的向往，使读者有一种崇高感，追随感。
许云峰是作者着力刻划的另一人物形象。作为我地下党重庆市委的负责人之一，他比江姐更具有政治者的智慧和才能。如果说狱外活动是淡抹，那么，狱中的斗争则采用了浓笔。可以说，《红岩》对“英雄毅力”的开掘达到了极致，在非人性的环境中又赋予了英雄比环境更具有挑战性的行为。
3、《红岩》在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方面的特点 其一，人物的英雄化； 其二，信仰的绝对化； 其三，情节的传奇化。
4、《红岩》的结构特色 它以狱中斗争为主线，以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及其所领导的城市运动和华蓥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为副线，构成广阔的社会背景与纷繁的斗争场面；同时又以《挺进报》的斗争情节将这一主二副三条线索联结起来，汇聚在狱中斗争上。整部小说，人物众多，事件错综，场景变化频繁，又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或事件贯穿首尾，作者却能将其井然地拧成一个浑然的艺术整体。在这里，作者借鉴了我国古典小说的结构方式，以一些关键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自然地引出并联结起方方面面的内容，这种结构形态既错综复杂又环环相扣，与作品所反映的地下斗争生活十分契合。
四、《青春之歌》
1、作者生平创作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 笔名杨默、杨沫、君默、小慧等， 祖籍湖南湘阴。解放前主要写作散文 和短篇小说，保存下来的不多。1950 年发表中篇小说《苇塘纪事》。代表 作是195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文革”后，重 写了“文革”中创作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更名为《芳 菲之歌》于1986年出版，1990年又出版了《英华之歌》， 与《青春之歌》一起构成“青春三部曲”。还出版有《杨沫 散文》、《自白——我的日记》、《大河与浪花》、《杨 沫小说选》等。
2、林道静形象分析 从取材上说，小说带有自传性质。作者将自我的人生经验，个人的成长经历，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织入到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如何由小资产阶级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宏大叙事之中。其“织入”方式主要是将最具个人化特质的爱情叙事与政治叙事进行巧妙的缝合，使知识女性林道静的爱情经历与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统一起来。
这个统一性，在小说中具体呈现为林道静爱情经历中由三个男性所构成的三个成长阶段。 （1）与北大学生余永泽相爱而同居，是她成长中的第一个阶段。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的旅途中，首先选择的是来自西方的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但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30年代，个人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所以林和余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
（2）林道静在感情上移恋卢嘉川，构成林道静成长经历的第二个阶段。即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向往革命人生的阶段。 （3）卢嘉川被捕入狱并遭杀害，另一个共产党人江华的介入构成了林道静成长经历的第三个阶段。于是，在江华的领导下，林道静开始了在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的阶段。
3、《青春之歌》的艺术特色 在艺术风格上，《青春之歌》与同期长篇小说相比，其主观视角的采用和大量的感受性叙述，尤其对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细致入微的刻画，比较适合知识分子读者的口味。作者以女性纤细的笔触，不仅对女主人公丰富而隐秘的心理世界有细致的描写。而且对其他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也时有精微的运笔。
4、有关《青春之歌》的讨论 1959年《中国青年》和《文艺报》上展开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 当时，有人批评小说“是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来进行创作的”，“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相结合”，“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过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
茅盾、何其芳等多数人不同意这种教条主义的批评，但他们在肯定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的同时，也着重指出了林道静身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并认为“让林道静实行了与工农结合，那自然更好”。根据这次讨论的意见，作者对小说作了重大修改。现在看来，这次修改是失败的，给人以适应观念而不惜生编硬造的印象。
五、赵树理和他的《三里湾》 1、赵树理和山西作家群 山西作家群除了赵树理之外，还有马烽、西戎、 束为、孙谦、胡正。主要作品有马烽和西戎合作 的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马烽的电影剧本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传记文学《刘胡兰》短篇 小说《结婚》《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 等。西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 《丰产记》。《丰产记》中《灯心绒》、《赖大 嫂》、《丰产记》等有较大影响。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 山西沁水人。1925年在长治就读师范 时，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影响。1937年 参加革命，此后长期在解放区从事文化 宣传和报刊编辑工作。50年代后任文化 部戏曲改进局曲艺处长，兼《说说唱唱》 《曲艺》主编，并担任全国文联委员、中 国作协理事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 1965年调山西文联工作。“文革”中受到 残酷迫害，被殴致残致死。代表作品有《登记》《“锻炼锻 炼”》《套不住的手》，长篇小说《三里湾》。此外还有文 艺论集《三复集》，长篇评书体小说《灵泉洞》（上）， 戏曲剧本《三关排宴》，《十里店》等。
2、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及特色 赵树理是从解放区跨入新中国的当代作家，被誉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其影响和文学地位由此确立下来。他的作品以其强烈的生活气息，质朴的民间形式，生动的群众语言，引起人们的注意。
1947年，在晋冀鲁豫边区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集中讨论了赵树理的创作，并形成了“赵树理方向”的提法。主要内涵有两点： 其一，要求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积极地为政治服务，为宣传各项方针政策服务，为当前的中心工作服务。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中。
其二，要求文学创作走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具备鲜明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中国的老百姓（当时主要是指农民）喜闻乐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赵树理的故事性小说中。
3、 《三里湾》 《三里湾》的重心不在于表现两个阶级的搏斗，而是集中反映社会主义时期发生在农民内部的矛盾。
《三里湾》是最早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是最能展示建国后赵树理艺术功力和艺术情趣的力作。作者紧紧围绕秋收、扩社、整社、开渠等工作，娓娓动听地讲述了马多寿、范登高、袁天成、王宝全四户人家一桩桩有趣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交织着党内斗争和家庭矛盾，爱情与婚姻的纠葛也穿插其间。作者饶有情趣地描述了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深刻地阐明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和不可抗拒性，展示了合作化的农村在经济、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诸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三里湾》的艺术特点 （1）在结构上，故事性和连贯性强。 （2）在写人物方面，多采用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语言和行动。还善于通过景物、环境的描写来写人。 （3）诙谐幽默的风格。
4、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锻炼锻炼》 《锻炼锻炼》写于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高潮期间，与农民血肉相连的赵树理不会不敏锐地发现中国农村正处于这“天聋地哑”的前期。当时的文艺界刚刚经过“反右运动”，表面上一片莺歌燕舞，暗地里却一片心惊胆战，赵树理不可能也不会被允许写出农村真实情况。所以《锻炼锻炼》也利用了当时一般文学创作惯用的歪曲生活真实的方法，曲折地反映出作家的民间立场。
这篇小说的题目就很奇怪，谁需要“锻炼锻炼”？原来农业社副主任杨小四是个青年人，老主任王聚海认为他还年轻，还需要“锻炼”，但在一次强迫农民出工劳动的“当家”过程中，杨小四表现出非凡的工作能力，所以，老主任受到了批评。从赵树理当时谈的创作体会，似乎也是这样的创作动机。但是，当我们仔细读这个文本，就会发现它所描写的真实生活场景的意义，大于作家所申明的主观意图。他是怎样来描写杨小四的“锻炼”过程的呢？小说着重写了两个落后的“农业社员”，一个外号叫“小腿疼”，一个叫“吃不饱”，这两个外号似乎暗示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低下和生活待遇的低下。合作化以后，农民的土地交了公，劳动也成了集体性的劳动，每天由领导安排具体劳动任务，在劳动力短缺和劳动积极性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不参加劳动的人就会受到严厉批评。
这篇作品即使在今天读来，仍然真实得让人读了感到心酸，“天聋地哑”也就落实到实处。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抛弃了一切当时粉饰现实的虚伪写法，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农村出现的真实情况。干部就是这样横行霸道地欺侮农民，农民就是这样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性的手段对付农民……艺术的真实，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尽管以赵树理的主观创作意图而言，还不至于达到这样的深度，他只是想反映农村现状是怎样的一幅图景而已，而且从当时可能表达的方式来说，他也只能站在杨小四的所谓新生力量的一边，但从赵树理的艺术画廊里看，这篇作品分明是与描写农村“基层干部混入了党内坏人”的艺术精神一脉相承的，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连这点维护农民的立场都不能直接地表达出来。现实主义的方法冲破了作家的历史局限，只能在当时非常严峻的环境下，以它自己的方式达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
六、柳青的《创业史》 1、柳青生平创作及文艺思想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人。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任《救亡线》、《学 生呼声》编辑。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陕甘宁 边区文化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 分会工作。1945年写出长篇小说《种谷记》。 1949年调北京参与《中国青年报》创办工作。1952年回陕西，深入生活，任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并在皇甫村安家十四年。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共作协理事、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家破人亡，（爱人和助手马葳不忍侮辱，自杀身亡。）但仍坚持写作。1973年，抱病回城，重改旧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地雷》、《牺牲者》等，长篇小说《铜墙铁壁》《创业史》，中篇小说《狠透铁》。
柳青是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作家，他扎根农村14年，与普通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为农民服务的经历被誉为“柳青式的道路。”柳青对文学创作的虔诚与刻苦精神，也一直影响着许多后来的作家。路遥就说过，柳青“这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即使创作巴掌大的一片东西，他也尽力用他独特的艺术雕刀镂刻，尽可能避免一种工匠式的制造”。路遥的名篇《人生》，也是以《创业史》中的一句富有哲理意味的话作引言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2、长篇小说《创业史》 主题与内容： 柳青要使《创业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土改基本上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农业合作化以及随后的人民公社运动却很难得到大多数农民的自发支持，《创业史》集中描写了这样一次艰难的历史否定过程。
《创业史》是一部具有史诗气势的作品。小说第一部虽然只是这部巨著的序曲，但已显示出了恢宏的笔力。作者紧紧抓住“创业”这一主题，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五种农民的创业史：作为小农代表的梁三老汉的创业史，作为先进农民代表的梁生宝的创业史，作为中农代表的郭世富的创业史，作为富农代表的姚士杰的创业史和作为暴发户代表的郭振山的创业史。
结构与人物： 《创业史》是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根据作者的总体设计，全书的结构以主人公梁生宝的命运为中心。柳青认为，长篇小说“吸引读者的终究是主人公的命运。”作为先进社会力量的代表，梁生宝始终处于矛盾冲突的重要位置上，蛤蟆滩生活中的各种波澜都与主人公所从事的事业，与梁生宝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作者以主人公的命运为中心组织情节，既使各种矛盾都汇聚在一个聚光点上，又把矛盾的线索向各方延伸，让众多的人物在各种矛盾冲突中显示各自不同的性格。这样就形成了纲明目张、浑然一体的艺术结构。
整个作品的结构于舒展中见跌宕，于严谨中见宏伟，纵横捭阖，舒卷自如，错落有致。
语言与风格： 柳青小说语言的个性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叙述语言和人物的内心独白相结合。 二是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相结合。 三是充满激情的抒情议论和冷静睿智的哲理议论相结合。 四是严肃庄重与欢快幽默相结合。
探讨与争议： 梁三老汉这一形象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认为梁三老汉这个形象“高度概括了这类农民的复杂矛盾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充分揭露了个体农民创业的生活和精神的‘耻辱史’，从他的自发倾向里生发出广泛联系着小私有者的充满矛盾的性格，使它成为整个农民旧历史的写照”。严家炎认为：“也许从作家主观上说，梁三老汉并不是他所着力刻画的人物，实际上，由于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体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谐趣，表现了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诚挚感情，因而它不仅深刻，而且深厚，不仅丰满，而且坚实，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严家炎有关梁三老汉的评论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卓识。
小说的主人公梁生宝直到第五章才以“梁生宝买稻种”迟迟出场。小说以抒情的笔墨描写了梁生宝另一条与“蛤蟆滩三大能人”以及传统农民不同的创业道路。梁生宝形象是我国当代长篇小说中第一个比较成功和丰满的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生宝是作者从生活出发，经过高度的艺术创造，塑造的一个既平凡又崇高、既脚踏实地又富于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既着力刻划了作为梁生宝性格核心的共产主义优秀品质：大公无私，对党无限忠诚，甘于自我牺牲；又以充满感情的笔触，描写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纯朴善良、喜怒哀乐。
严家炎认为，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中存在着“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划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写不足。），作家在塑造梁生宝形象方面似乎并不是时刻紧紧抓住人物的性格的气质特点的。为了显示人物的高大、成熟、有理想，作品中大量写了他这样的理念活动：从原则出发，由理念指导一切。
尽管梁三老汉的形象在艺术上比梁生宝形象更成功更出色，但我们仍可以说，梁生宝的形象是《创业史》最大的成就，才真正体现了《创业史》的艺术构思。也只有通过梁生宝的形象，才真正表现《创业史》的主题。这个形象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创业史》的成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比塑造其他人物具有更大的难度，一些新人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在生活中往往还只是以一种萌芽状态潜存于人物身上，必须依靠作家敏锐的发现。梁生宝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他是一个全新的形象。
冯牧说：“在梁生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
而“新时期”以来，农村政策发生了变化，有的学者认为《创业史》是左倾政策的产物，没有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农村生活，因为以今天的观点看，梁生宝这位“创业英雄”实际上是个悲剧人物，而蛤蟆滩“三大能人”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在今天是“当代英雄”。这种评价自有其道理。但是，它的合理性是在“今天”，即我们已经改换了一套新的叙事话语来重新讲述我们的故事的时候。
第四章 建国十七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第一节 李准、王汶石的短篇小说 一、李准简介： 第四章 建国十七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第一节 李准、王汶石的短篇小说 一、李准简介： 李准（1928-2000）：编剧，小说家，本姓木华梨，蒙古族，原名李铁生，曾用名李准，河南洛阳人。1953年，他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成了他的成名作。1960年发表的小说《李双双小传》影响较大。李准因此获得1963年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 历任中国作协理事、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1976年复出文坛后，潜心创作反应黄河边上劳动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获得较大反响。《黄河东流去》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其他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卖马》、《车轮的辙印》、《春笋集》等，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也获得成功。
二、电影剧本《李双双》 不说这部作品对当时错误路线的歌颂，也不说它在艺术上可能对农村真实生活的歪曲性表现，只说它在喜剧创作手法上，却是成功借用了民间喜剧艺术《二人转》等男女二人打情骂俏的表现形式。李双双和喜旺夫妇的矛盾冲突，使原始的民间喜剧艺术贯穿了时代的大主题。对这样的作品，如果恰到好处地分析其喜剧冲突的手法和民间艺术的特点，讨论其怎样以民间因素来抵消政治宣传，那要比教条化地讲解其歌颂当时的错误路线有意思得多，也更加有利于这类被所谓“时代主潮”所嘲弄的文学作品再生出新的艺术生命力。
虽然李双双的性格在当时也迎合了“大跃进”运动的乌托邦政治的需要，但从本质上说，不管作家主观上有没有自觉到，这个人物性格及其冲突，体现了民间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也是民间传统艺术中的“二人”对戏的模式，即一个心直口快、泼辣大胆、纯洁乐观的旦角和一个自私胆小、好心善良、趣味横生的丑角所展开的性格冲突的轻喜剧。
《李双双》的人物性格的喜剧性也来自民间。李双双的性格里有着中国传统民间文学中的快嘴李翠莲的性格遗传，大胆泼辣，无所顾忌，敢笑敢哭，活脱脱的一个农村妇女的快嘴形象。她的几次大“笑”都带有农村妇女的粗野泼辣（如抓住男人打架）和天真烂漫（如与丈夫打架后破涕为笑），她的几次“哭”，也表现了农村妇女对丈夫的复杂感情：依赖、爱抚和失望，使性格在泼辣中不失温顺，这是中国民间能够接受的女性性格。而喜旺作为唱“丑”的，更显得诙谐有趣，他精通民间乐器，喜唱河南梆子戏，还粗通兽医技术，具备了民间文化人的身份。他对外的大男子主义与惧内的憨厚老实，在自身的性格矛盾里就构成了喜剧性的冲突。
如“约法三章”一场戏，李双双被选为副队长，喜旺怕她惹事，先是假意出走，双双哭着阻拦，喜旺便乘机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条是：以后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双双点头答应，表现出做妻子的温顺，喜旺胆渐壮，提出第二条：生产上的事你管，别的事少管，双双也勉强答应了，喜旺气更粗，大声地说出第三条：别得罪村干部金樵。其实这三条就是一条，只是越来越具体，终于说出真意，双双突然火冒三丈，边哭边赶着丈夫走，喜旺一看妻子发火立刻全军崩溃，连连说：“你别生气，就前两条吧。”两人的性格冲突层次极为分明，一个先礼后兵，一个得寸进尺，最后突然间胜负逆转，让人忍俊不禁，充分表现出“旦起高，丑走矮”的民间喜剧特点。
三、王汶石简介： 王汶石：（1921-1999），山东万荣人。15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21岁到延安参加西北文艺工作团，1946年发表作品。解放后，相继任《群众文艺》、《西北文艺》副主编，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等职。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中篇小说《阿爸的愤怒》，长篇小说《黑凤》及《王汶石散文选》，《王汶石小说选》，歌剧剧本《战友》等。
王汶石的小说主要以农村的新人新事为题材，他善于选取那些平凡的小事，从小事中发现时代变化的新气象。在他看来，“在这种平静的外表下，所包含的内在的滚滚浪涛，比之于描写它的外在的惊涛骇浪，则更加深沉；这是对于沸腾生活的更深刻更高的表现。”
发表于1956年的《风雪之夜》是王汶石的代表作。作品讲述了区委书记严克勤在除夕风雪夜下基层检查生产计划的故事，通过书记与基层干部群众一起忘我工作、彻夜不眠的情景，表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冲天热情，使风雪之夜与人们的冲天热情形成对照，使节假日与人们不休息的情景形成对照，这是这篇作品的成功之处。
发表于1958年的《新结识的伙伴》是王汶石的代表作。小说描写农村生产能手之间的新型人际关系，却有意回避了对竞赛的正面描写，而是别具匠心地描写了两个竞赛对手之间的一次邂逅。泼辣的张腊月与文静的吴淑兰彼此是竞争对手，见面后又成了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这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双重关系，体现了新时代的新风尚。
以轻快的笔触描写时代大潮中的小小浪花，通过日常生活小事透视时代的巨变，是王汶石的小说特色所在。另一方面，比起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西戎的《赖大嫂》、李准的《李双双小传》那些同样是通过凡人小事的描写反映时代巨变的作品来，王汶石的小说就显得艺术精巧，社会内容失之单薄。这既是王汶石小说的时代局限性，也是那个时代不少作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干预生活”的小说 一、“干预生活”的提出与影响 “干预生活”的提出： 第二节 “干预生活”的小说 一、“干预生活”的提出与影响 “干预生活”的提出： 在当代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如昙花一现般出现的“干预生活”小说，可以说是对新中国文学创作中种种清规戒律的一次突围。这个短暂的创作潮流看上去好象仅仅是部分作家写了一批冲击文学禁区的作品，但实际上它却是50年代中期一度松动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气候的产物。这一气候曾被人喻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干预生活”的创作潮流就萌生而后又夭折在这一“早春天气”之中。
“干预生活”的影响 “特写” ，而对特写的重视又与苏联作家奥维奇金有关。奥维奇金是在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被介绍到中国的苏联作家，他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等作品由于揭露了苏联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特别是对官僚主义的揭露，对中国作家产生了较深的影响。《人民文学》就发表了耿简（柳溪）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特写，它们多以批判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为主。
由于“干预生活”文学潮流率先冲破了教条主义设置的种种清规戒律，因此在文学界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便成了重点批判的靶子。 此后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许多卷入“干预生活”潮流的作家、评论家被打成“右派”，他们的作品被打成“毒草”，直到新时期才获彻底平反。于是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坛上，便有了一个“复出作家群”，出版了一本题名为《重放的鲜花》的小说集；而“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则长存于新时期文学之中。
二、正视现实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 正视现实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小说从总体上说是现实主义的，然而不论从人物塑造还是从文体、手法、艺术风格来说都不是模式化的，这是本时期较为自由活跃的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体现，尽管当时人们关注的重心在作品的思想内容而非艺术表现形式上。
当时有些作品援用了“特写”这种新闻性文体来揭露官僚主义，以非虚构的真实性来暴露问题的尖锐性，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弊病。调查性叙述和分析性议论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手法。 耿简（柳溪）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都采用了特写这种介于新闻和小说之间的文体，他们以类似报道的方式凸现事件的真实性，以类似小说的方式凸现事件的典型性，从而使作品揭示的现象和问题引起人们的警醒。
三、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 这个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最早的“官场小说”之一。它通过一位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林震的眼睛，展现出一个区党委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描绘了建国初期机关工作人员的种种精神状态。不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不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把这个作品视为揭露官僚主义的代表作，作者也曾做过类似的解释。但事实上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并非直线式地对官僚主义给以剥露和批判，而是以疑惑和迷惘的眼光在透视复杂的官场现象，并提出对生活、对自己的质疑。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王蒙一开始就把林震设定在“孩子般的单纯”的思想水平上，“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党的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的，所以他对于现实的期待既是理想化的，又是不切合实际的，他不能容忍“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里”，“我们不允许心脏上有灰尘，就不允许党的机关有缺点！”而且小说中还一再把林震的理想同“他所熟悉的孩子的世界”想联系，同“梦幻的柔美的旋律”相通。主人公自身弱点的明显暴露，使作品在以林震的眼光判断周边的人和事的时候，就不免多了几分惶惑和不解，而站在林震角度所作出的叙述，也就成了一种“不可靠的叙述”。因此这个作品表现的基本冲突实际上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初涉官场的年轻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个精神驿站。由于作家对主人公的认同并取主人公的立场和视角展开叙述，也使这个作品出现了建国以来小说创作中不多见的“不可靠的叙述者”。
刘世吾身上所具备的许多东西，如处事不惊的沉着、观察分析的冷静理智、传奇般的经历、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等等，都是林震并不反感甚至是钦佩的。
作者反复强调的刘世吾对文学作品熟悉与喜好，比如：尽管他知道“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但他不仅“爱读书：小说、诗歌，包括童话”，而且他“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想去作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作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样锦……”正表明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仍拥有一块理想的田地，这种理想的激情也曾经使他冲动，而现在则被现实与理智牢牢地锁在文学想象的角落里了。这既使林震感到迷惑、惶恐和感伤，又引起他的警惕和质疑，他担心自己的理想和激情是否也会被现实所磨灭，他痛苦地探问这种理想与激情是怎样变得淡漠的。
四、描写爱情婚姻生活揭示情感世界的作品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
宗璞（1928—），当代作家，北京人。 原名冯钟璞，出生于1928年，祖籍河南南阳，父亲冯友兰是当今一代哲学宗师。抗战期间在昆明，住处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很近，在那里浏览了很多书籍。她曾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然后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51年毕业。毕业后大部分时间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写有《红豆》 、 《桃园女儿嫁窝谷》等小说。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会员。1982年加入国际笔会为会员。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经澳中理事会、英中文化协会邀请，于1981、1984年访问澳大利亚与英国。现列入1986年国际名人录和国际著名作家名人录。主要作品有：《弦上的梦》，《三生石》，《宗璞小说散文选》，《丁香结》等。其中《三生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宗璞的《红豆》 1957年7 月，《红豆》由《人民文学》的“革新特大号”作为“新人的作品”推荐发表，编辑当时的意图是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但杂志正式出版时，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所以成了短命的“百花时代”的最后一批绝唱。
作品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的却是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故事。它在主题开掘、人物刻画、艺术表现等方面既是对30年代以来爱情婚姻小说的继承，又是作家为适应新的时代而进行的艺术创造。
在人物的塑造上，宗璞完全是独立特行的，作品主人公江玫一开始不是英雄，最后也没有成为英雄，她虽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却没有像林道静（《青春之歌》的主人公）等知识分子典型那样“与工农相结合”。
作品的叙述显然是分裂的，江枚在同寝室的萧素的影响下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到革命活动中，但这不能使她摆脱对齐虹的痴心苦恋，相反，当她意识到分手不可避免时，感到的是“周围只剩了一片白，天旋地转的白，淹没了一切的白”。叙述的分裂是由于作家摒弃了政治立场决定情感态度的简单模式，因此在对政治道路的选择上，江枚或许可以坚定地说“我不后悔”，但对情感经历的回味，却有某些怅然和失落感，这构成了作品的感伤主义基调。
《红豆》虽然是一篇短篇小说，但所反映的社会层次和艺术格调都明显地高于当时以宏大历史叙事为主的现代历史小说。诗意化的意境和散文化的笔法，形成了作品独有的艺术风格，而温馨浪漫的情调和浓郁含蓄人情味则形成作品独特的文人韵味。倒叙手法的使用有助于作家在急风暴雨的时代氛围中营造出爱情的小天地，而江玫因“红豆”而引发的怀旧情绪和情不自禁的泪水，则使作品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伤美”。
陆文夫的《小巷深处》 丰村的《美丽》
第四节 孙犁、茹志鹃的小说 一、孙犁简介： 孙犁（1913-2002）河北省安平县人，中学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员。1938年投身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发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他从事文学创作75年，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文集》正续编8册和《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10种散文集传世。孙犁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作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
二、孙犁的小说概述 1、孙犁的创作选取了人们习惯称之为的“重大题材”，主要是两个方面：革命历史题材，二是农村生活题材，这也是十七年小说的“当家”题材。孙犁小说大都以滹沱河畔、白洋淀中、冀西山地的农村乡镇为背景，以生活在这里的男男女女为描写对象。因此他的两个题材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题材，即北方农村和农民所经历的时代风云变幻：从抗日战争到变工互助、到合作社。这是将他1944年的成名作《芦花荡》、《荷花淀》到建国初期的《山地回忆》、《吴召儿》等，再到《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作品贯穿起来的一条线索。
孙犁小说创作的题材是重大的，但他对题材所作的艺术处理却是独特和别致的，这就是他在描写现实生活时经常糅进的浪漫主义情调。尽管他的作品也不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但在他的创作中，浪漫主义却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即透过那些复杂纷繁的革命斗争、社会生活的描写，寄寓着作家本人对纯美的乡土风物、纯朴的人际关系、纯厚的人伦情感、纯真的童年生活的深切眷恋和向往，这使得孙犁关于革命历史的叙述成为田园牧歌、乡村情歌和革命颂歌的交响，表现出个性化的抒情风格。
2、长篇小说《风云初记》 故事是从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开始，描写的是这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卷起的时代风云。但它主要不是再现战场上的喑呜叱咤、火光硝烟，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侧面反映时代的风貌。它以细腻的笔触描画了在战争进程中多种人物的心理发展变化过程，表现出革命战争如何排除社会的秽浊，清洗人们头脑中的污垢，赞颂了人民精神的解放和成长。
主要人物：吴秋分、吴春儿、高庆山、芒种、李佩钟、蒋俗儿、田大瞎子、田耀武。
革命战争在孙犁的作品中成为充分展示民风之淳朴、民情之浓馥、民俗之温馨的典型环境，被突现出来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中的乡土中国，是在战争背景顽强保存下来的乡土之美、人情之美。《风云初记》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堤埝纺织、叼草缝衣、瓜棚夜话、沙岗送别等场景，这些日常化的人情风习，在战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馨，也就愈发值得怀念和珍视。
在孙犁看来，战争造就的特殊环境不仅会使那些司空见惯的人和事显出格外美好的一面，而且因为它打破了常规的约束，而显示出平时难得一见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作家告诉读者，“战争使人忘记了祖宗的封建礼法”，于是“爱情在一种特殊残酷了环境里，以一种非常热烈的状态形成了”。《风云初记》中“春儿和芒种赤诚的爱，秋分对高庆山忠贞的爱，李佩钟对高庆山含蓄的爱，老温对寡妇孤独无靠而相濡以沫的爱”等等，都因战争的缘故而提纯、提升，显得那么明朗而健康。
乡土风情和爱情故事使孙犁作品成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少有的“战争田园诗”和“战地浪漫曲”，如茅盾所说，“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作家以这种方式寄寓了自己对这片土地，对人民的深切眷恋和深情赞颂。
《铁木前传》是孙犁创作成熟期的作品，在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大中型文学作品中，是发表得较早而又较优秀的一部。作为“前传”，它写的还不是合作化运动本身的进程，而是描绘运动的背景，演出运动的前奏。它不是直接去记录社会变迁史，而是更着重写人的命运，人的心灵。它描述两个老人（傅老刚和黎老东）两个青年（九儿和六儿）的交好和交恶，从人物性格中显现出时代发展的年轮。
三、孙犁小说的艺术特色 1、别开生面地采用散文的结构方法，以作家之意连缀章节，以主观情志敷衍全篇，再加上抒情言志的任意插入，故不讲究故事情节连贯、缜密和完整。由于这种随意、散漫的结构特征，孙犁的小说也常被人称为“散文化小说”或者“诗化小说”。
2、在叙述方式上，孙犁擅长以简洁明了的手法记事写人，他的不少作品在叙述人和事的时候笔墨经济，多用白描，令画面如剪影，似速写，却生动传神。他抒起情来则往往恣意铺陈，不吝笔墨，也不拘叙述陈规。正是由于他借任务传达自己的情感，有时不免偏离了人物自己的性格逻辑，使笔下的人物显得“失真”。
3、小说语言“如话性”和“如画性”兼具。前者更多承继了大众口头语的传统，通俗晓畅，明白如话。后者更多具有文人书面语的色彩，典雅明丽，如诗如画。他交相使用这两套语言摹声拟态，状物写景，叙事抒情，在照顾到农民语言习惯的同时，锤炼出一种适合知识分子审美趣味的文学语言，尽管有时不免过于做作而失其直率。
另外，在孙犁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占有突出的位置。以北方农村的女孩儿和小媳妇为主，如妞儿，吴召儿，春儿和秋分，九儿等，这类女性大多葆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如活泼、聪慧、端庄、温柔、贤淑、坚韧等。作家也注意表现新的时代因素，在塑造这些女性时，他细致地刻画出她们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成长和新的品质的获得，因此她们又有别于传统的妇女。
四、茹志鹃简介 茹志鹃(1925-1998)，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1955年在《文艺月报》做编辑。1960年起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协会员，又被选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现为《上海文学》编委。茹志鹃是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朗，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她的许多作品如《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如愿》、《阿舒》、《三走严庄》等都受到过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的好评，一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英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新时期以来，茹志鹃又发表了10多篇小说，随着主题的深化，风格亦有所改变，于清峻中隐含锋芒。新时期以来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儿女情》、《家务事》。《一支古老的歌》等。
五、茹志鹃小说概述 1、在对题材的处理上，茹志鹃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她更关注战争环境中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升华。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记忆的筛子“把大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写史诗的大作家。”她所说的“小东西”包括战争环境中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战争间隙中宁静的星空和原野，那些普通人的一颦一笑，一嗔一怒，而当她在对这些“小东西”做出艺术处理的时候，又保留了女性特有的视角和体验，开创了同类小说的另一种叙述风格。
2、在人物创造上，茹志鹃也有自己的看法。在当时提倡写“英雄人物”的战争文化背景下，她有意识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写成“英雄”，或者说是不把他们当作“英雄人物”来写，这是与她对“英雄”艺术形象的认识直接相关。在她的眼里，英雄应该与平常的人是一样的，战争英雄只有在战斗时才是英雄，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就是平常的人，也会脸红，也会带有女孩儿的忸怩姿态，他们所谈的也只不过是些家常话。所以，作家有意回避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而不受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所左右，这正是茹志鹃的可贵之处。
六、短篇小说《百合花》 1、背景：写作于1958年初春，这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作家知识分子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作家本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相比之下，战争硝烟之中的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
“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情感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它显然是一篇不合时宜的作品，几经周折，终于发表在《延河》杂志上，后经茅盾的赞扬，才开始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2、内容：《百合花》的“清新、俊逸”，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完成了一首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穿针引线的是小说叙事人女文工团员“我”。这篇小说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就是女性视角，即“我”是个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一开始就写在战争爆发前，因为“我”是女性，才被团长安排到前沿包扎所，才引出了小通讯员的护送。小通讯员是个刚参军一年，只有十九岁的农村青年，质朴憨厚、不善言辞，特别怯于与异性的交往。而我则表现出一种战争年代思想感情开放的新女性特有的“泼辣”，来反衬小通讯员的外表腼腆淳朴和内心荡漾着对女性的喜悦。
新媳妇的出场十分自然而优美，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快感，正好与结尾时的庄严肃穆形成强烈的对比。 新媳妇的性格塑造，是通过她与小通讯员的关系，或者说是以小通讯员的最后牺牲为代价来完成的。
起先是代表部队去向老百姓借被子，小通讯员去了，她不借，而“我”去了，她就借了。读者完全可以通过对小通讯员已有的了解想象当时两人初次接触的“窘状”。她心里觉得委屈了小通讯员，所以当小通讯员把衣服的肩膀处挂了一个口子时，“那新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只有女性才会对衣服上的破口子那么敏感，这个口子就永远地留在了新媳妇心上。
当她从众多的伤员中一眼就看见那个露着的大洞时，立即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作者不厌其烦地反复渲染小通讯员肩上那个破洞，一步步把新媳妇的感情闸门打开，也一步步把作品推向了高潮。然后，通过那条精心设计和挑选的有着“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的被子，最终完成了作者对战争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歌赞。
茹志鹃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百合花》的风格大体上也代表茹志鹃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 1、情感的体验重于事件的叙述。茹志鹃的小说往往是在内心体验和事件铺叙的两个面上展开的，但是内在的情感体验远超出对事件的叙述，事件只起到引发情感的作用，而情感则借助于事件的推动一波三折，逐渐引向高潮。这样给茹志鹃的小说增添了浓郁而细腻的抒情意味。
2、细节的描写重于整体的勾勒。冰心说茹志鹃的作品“不放过她观察里的每一个动人的细腻和深刻的细节，而这每一个动人的细腻和深刻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是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茹志鹃的许多作品缺少对人物、事件的整体性勾勒，而是充分调动细节的描写来构成生活片断，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细致的结构。茹志鹃的短篇创作大体上是本着从生活的“横断面”入手的，其中更多的是撷取若干个生活片断由人物或叙述者的回忆、联想连缀而成。在这方面，茹志鹃显然受到中外经典短篇小说的影响，以细节而非故事为头绪、为关目，以细节的反复呈现为线索、为经脉，以此克服了当时把短篇小说写成短篇故事，或者松散杂沓、抒情空泛的艺术缺陷。茅盾认为，《百合花》“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
第五节 王愿坚、峻青的小说 一、王愿坚简介 王愿坚（1929-1991），山东诸城人。15岁参加革命，曾在部队做宣传工作。解放后在《解放军文艺》，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工作。1954年以处女作《党费》蜚声文坛。后陆续出版《党费》、《七根火柴》、《后代》、《普通劳动者》、《珍贵的纪念品》等短篇小说集，电影文学剧本《四渡赤水》、《闪闪的红星》、《合作》等。
二、作品概述 王愿坚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人民的斗争和红军长征途中的生活怀有深情，对老一辈革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精神风貌也颇关注。 他的创作是从战地报道开始的，他的小说体现了从报道、故事到短篇小说的艺术转变。 他的作品总是充满激情地表现一个总主题：先烈们不但用鲜血和智慧创建了不朽的革命业绩，为我们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而且留下的精神财富也值得后来者继承和发扬。
王愿坚就是这样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单纯明朗的主题、高亢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确立起自己的艺术风范的。如何认识小说创作，王愿坚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第一要有教育意义，第二要有点故事性，第三要短。这使他把创作重心集中在短篇小说方面，而讲述当年的革命历史故事，让后代“知道自己的革命‘谱系’”，就成了他创作的主要推动力。
三、成名作《党费》 小说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北上抗日为背景，描写了处于白色恐怖下的闽粤赣边区女共产党员黄新为筹集党费和掩护联络员而壮烈牺牲的动人故事，形象地表现了在革命危难时刻苏区人民对党的热爱和忠诚，热情歌颂了共产党员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
黄新形象分析： 先借政委的介绍，交代了黄新作为农村骨干、“扩红”时的新媳妇、长征后的军属这段生活史、成长史；“我”潜入村子时先闻其声，“扩红”时期的小调传出的是她的心声；接上关系后她对摘菜群众的疏散，对窝棚破洞的交代，显出她干练的组织才能和高度的警惕性；给“我”窝头咸菜开饭，表现她女性的细心和关怀；领受任务，表明她坚持地下斗争的坚定态度；临别时两块银元交党费的细节，坦露了她对党的拳拳忠心，这些描写使黄新的形象站立了起来。
再次会面时，她对女儿的哄词，表明她同志情胜于母女情的革命理智；与“我”接头时关于咸菜作党费的陈述，发生异常时的应变措施和对“我”的叮咛，都闪射出她的智慧和机敏。在“我”可能暴露被抓的关键时刻，她当机立断，施出“调虎离山计”，用宝贵的生命掩护“我”，保住了山上的“中心县委”。“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的双关语，是她性格中最光彩的语辞，浓缩了她全部行为的思想内核和心音。
四、艺术特色 1、以回忆体的方式来叙述革命故事，从而突现出对“革命历史”的追忆和回味。回忆体作品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叙述，一方面便于作家主观情感的抒发，另一方面则更强调历史和现实的联结。
2、截取某些片断或细节加以组织，来突现某个特定的场景，尝试着从故事中提取诗意。 3、改变主题直露的倾向，有意用隐语、隐喻或象征来代替直露的说教。
五、峻青简介 峻青（1922- ）：原名孙俊卿，山东海阳人。1941年参加革命，当过随军记者，武工队员。1941年写出了第一篇作品《风雪之夜》，第二年又写了《马石山上》。解放后先后在中南文联、上海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有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海燕》、《最后的报告》、《怒涛》，长篇小说《海啸》以及散文集《秋色赋》、《欧行书简》。
峻青的作品具有更多的亲历性，他的小说大多取材于自己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胶东半岛，主要叙述自己曾经历过的1942年前后的抗日战争到1947年前后的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斗争生活。他不回避战争的残酷，几乎都是正面描写敌寇的血腥暴行、军民的浴血奋战和英雄的壮烈牺牲，把战争的残酷和惨烈表现得极为充分，他是以此作为背景来烘托作品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主题的。
六、《黎明的河边》 1947年秋，国民党侵占辽阔的昌潍平原，潍河东岸武工队由于叛徒出卖，伤亡惨重。军分区决定派姚、杨二人前往河东领导工作，在通讯员小陈的护送下，通过宽达四十余里的敌方严密警戒区，历尽艰险，完成任务。
七、艺术特色 1、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他总是选择高大的英雄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而他们又总是面临着生与死，勇者与懦夫、烈士与叛徒等重大的抉择与考验。由于英雄人物在其性格上是定型化的，缺少有深度的心理描写，因此情节推进的目的就是让英雄气质在风口浪尖上集中爆发出来。为了克服叙述上的单一，作家很注意让人物的外在印象与内在品质形成鲜明的对照。情节的紧凑和英雄的牺牲构成了峻青小说特有的悲壮感。
2、用场景的营构和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和烘托人物，使峻青的小说具有油画般的质感。
八、峻青和王愿坚小说比较 相同点：从形式上看，都以短篇小说的创作为主；从内容上看，多是表现革命战争的历史题材，着重于英雄主义的宏扬；在人物塑造上，都善于塑造正面形象，着力于“生命价值观的政治性确定”；在表现手法上，都重视表现革命者的人情美、人性美。
不同点：战争背景上，峻青善于渲染，对战争场面进行直接刻画，而王愿坚则不象峻青那样在场面、色彩上加以铺陈和渲染；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峻青善于把平凡人物放到危急的战火硝烟中去写，通过外部言行表现人物的英雄气概，而王愿坚则通过人物在他人眼中的反映表现人物，他喜欢刻画人物的性格及行为方式，寻找人物性格中最光辉的一瞬，从内心发掘人物形象；语言上，峻青用冷色调的语言进行冷静地叙述，而王愿坚的语言精炼、语气明快，充满热情。
中国当代文学史 参考书·必读篇目 教材参考： 1、《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陈思和主编 ， 复旦大学1999年版 3、《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4、《中国当代文学史》 王庆生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5、《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下卷一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必读作品篇目： 一、长篇小说 1、赵树理：《三里湾》2、梁斌：《红旗谱》 3、杨沫：《青春之歌》4、柳青：《创业史》〔第一部〕 5、罗广斌、杨益言：《红岩》6、古华：《芙蓉镇》 7、张洁：《沉重的翅膀》8、王蒙：《活动变人形》 9、路遥：《平凡的世界》〔三部〕 10、余华：《活着》、《呼喊与细雨》〔又名《在细雨中呼喊》〕 11、张承志：《心灵史》12、王安忆：《长恨歌》 13、韩少功：《马桥词典》
二、中短篇小说 1、50—70年代 ⑴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⑵孙犁：《山地回忆》 ⑶茹志娟：《百合花》 ⑷赵树理：《登记》 《锻炼锻炼》 ⑶茹志娟：《百合花》 ⑷赵树理：《登记》 《锻炼锻炼》 ⑸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⑹宗璞：《红豆》 2、80—90年代 （一）伤痕小说 ⑴刘心武：《班主任》 ⑵卢新华：《伤痕》 ⑶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⑷宗璞：《三生石》
（二）反思小说：⑴王蒙：《蝴蝶》 《春之声》 ⑵高晓生：《李顺大造屋》 《陈奂生上城》 ⑶张贤亮：《绿化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二）反思小说：⑴王蒙：《蝴蝶》 《春之声》 ⑵高晓生：《李顺大造屋》 《陈奂生上城》 ⑶张贤亮：《绿化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三）改革小说：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⑵路遥：《人生》⑶何士光：《乡场上》 （四）知青文学：⑴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 ⑵靳凡：《公开的情书》 ⑶赵振开：《波动》 ⑷王安忆：《叔叔的故事》 ⑸史铁生：《命若琴弦》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⑹张承志：《黑骏马》 《北方的河》 ⑺阿城：《棋王》
（五）寻根文学 （六）先锋小说 ⑴韩少功：《爸爸爸》⑵王安忆：《小鲍庄》 ⑶汪曾祺：《受戒》 《大淖记事》 ⑶汪曾祺：《受戒》 《大淖记事》 ⑷李杭育：《最后一个渔老儿》⑸贾平凹：《商州》 （六）先锋小说 ⑴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红高粱》 ⑵刘索拉：《你别无选择》⑶徐星：《无主题变奏》 ⑷残雪：《山上的小屋》⑸马原：《冈底斯的诱惑》 《虚构》⑹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现实一种》 ⑺格非：《褐色鸟群》 《迷舟》⑻苏童：《妻妾成群》
（七）新写实小说 （八）女性文学 ⑴池莉：《烦恼人生》 《不谈爱情》 ⑵方方：《风景》 ⑶刘震云：《单位》 《一地鸡毛》 ⑴池莉：《烦恼人生》 《不谈爱情》 ⑵方方：《风景》 ⑶刘震云：《单位》 《一地鸡毛》 ⑷刘恒：《狗日的粮食》《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八）女性文学 ⑴王安忆：《小城之恋》 ⑵铁凝：《孕妇与牛》 《对面》 ⑶陈染：《与往事干杯》 ⑷林白：《回廊之椅》
三、诗歌 1、郭小川：《致青年公民》 《深深的山谷》 《望星空》2、贺敬之：《放声歌唱》3、闻捷：《苹果树下》 1、郭小川：《致青年公民》 《深深的山谷》 《望星空》2、贺敬之：《放声歌唱》3、闻捷：《苹果树下》 4、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5、艾青：《鱼化石》 6、曾卓：《有赠》 《悬崖边的树》7、北岛：《回答》 8、舒婷：《神女峰》 《会唱歌的鸢尾花》 9、顾城：《一代人》 《生命幻想曲》 10、海子：《亚洲铜》 《麦地与诗人》《麦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 11、王家新、西川的诗歌
四、散文 五、戏剧 六、其他 １、杨朔：《茶花赋》《荔枝蜜》 2、刘白羽：《长江三日》《红玛瑙集》 3、秦牧： 《长河浪花集》 2、刘白羽：《长江三日》《红玛瑙集》 3、秦牧： 《长河浪花集》 4、巴金：《怀念萧珊》《小狗包弟》 5、杨绛：《干校六记》《隐身衣》 6、余秋雨：《风雨天一阁》《文化苦旅》 7、史铁生：《我与地坛》 五、戏剧 1、老舍：《茶馆》2、田汉：《关汉卿》《田汉文集》（第七卷）3、沙叶新：《陈毅市长》4、高行建：《车站》《高行建戏剧集》 六、其他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