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新诗

第一节  40年代新诗概述 朗诵诗运动和街头诗运动推动自由诗体再次崛起。田间的鼓点式战斗诗。以冯至为代表的沉思诗歌。袁水拍代表的政治讽刺诗。七月诗派。九叶诗派。 七月诗派：由《七月》杂志（1937年9月创刊于上海）得名，指活跃于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等杂志以及《七月》丛书的诗人群，主要有鲁藜、绿原、冀汸、阿垅、曾卓、芦甸、孙钿、方然、牛汉、天蓝、彭燕郊、邹荻帆、庄涌、杜谷、贺敬之、胡征、化铁、艾青、田间等人。代表作：《为祖国而歌》（胡风）、《我爱这土地》（艾青）、《给战斗者》（田间）、《纤夫》（阿垅）等。

第二节       艾青 一、艾青简介 抗战时期是自由体诗继“五四”之后的第二个高潮，这个高潮中的突出代表就是艾青。艾青是新诗现实主义主潮的代表，堪称民族诗人。艾青早在1934年就以《大堰河——我的保姆》而闻名诗坛。 进入抗战时期，艾青的诗风有所转变，可概括为从“吹芦笛”(较多受西方现代诗风影响)转为“吹号”(探索新诗传达民族心声的道路)。1939年，他的第二本诗集《北方》和长诗《向太阳》发表后，标示着我们民族自己的成熟的诗人终于出现了。

1、抗战前期的创作 早在巴黎期间，艾青就开始了诗歌创作。《透明的夜》是艾青入狱后写的第一首诗，1933年他在监狱里第一次以笔名艾青写下的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他早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出狱后的次年即出版就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抗战爆发前另有诗作收集在《旷野》诗集中的《马槽集》中。艾青抗战前的诗作，绝大部分篇章都是反映中国农村农民的命运和表达诗人对灾难现实的忧愤，燃烧着诗人强烈的爱憎和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信念。

2、抗战时期的诗歌 抗战爆发后，艾青在汉口、重庆等地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之中，任《文艺阵地》编委、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等职。自觉地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同全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民族解放而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他赴武汉加入“文协”，响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与部分文艺家一起深入西北和西南农村，这对诗人的创作思想产生丁重要影响。他认为文艺应该为抗战服务，应该与正在艰苦抗战中的人民声息相通。他呼吁道：“诗人们起来!不要逃避这历史的重责!”这一时期为艾青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他连续出版了《北方》、《向太阳》、《旷野》、《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诗集。  

3、延安时期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艾青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化妆绕道进入陕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延安。在延安，他担任《诗刊》的主编，并参加了文艺整风运动。从1941年至1949年，他又写出了收集在《反法西斯》、《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等诗集中的大量诗歌以及叙事诗《雪里钻》等。此时，赞颂光明、讴歌解放区军民斗争生活成了诗人抒情的重点。

4、建国后时期 建国后艾青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仍然致力于诗歌的创作，欢呼新生活和保卫世界和平而歌唱。《国旗》是艾青献给新中国的第一首诗。代表作《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礁石》等。

艾青的贡献和地位在于完成了新诗不同倾向（忠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与现代派诗艺的探索）的综合，亦即他既坚持并发展了中国诗歌会诗人“忠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又克服并扬弃了其“幼稚的叫喊”的弱点，批判地吸收了现代派诗人在新诗艺术探讨中取得的某些成果。艾青诗歌的成功表现在既能走向大众，又能走向世界。

1957年因从诗坛上消失了整整21年。 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年已古稀的艾青复出，重又执笔，出现了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代表作有《在浪尖上》《光的赞歌》等。诗集《归来的歌》和《雪莲》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新诗奖。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之后又一位推动一代诗风、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1985年，法国授予艾青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二、独特的意向与主题 意象分析是把握诗歌艺术的重要方法与角度。艾青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是：土地与太阳,从这两种意象可以感受和体味艾青诗中所凝聚的诗人的发现,思想与情感。

1、在“土地”的意象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对 祖国的深爱，对人民的深爱以几对他们命运的关注与探索。如《我爱这土地》与《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普通人民命运的深情关注。 2、“太阳”的意象则蕴涵着诗人对光明、理想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如《向太阳》、《黎明的通知》等篇章。

三、艾青诗歌特色 （一）忧郁的诗绪 1、诗绪即反复回旋在诗中的情感，是构成诗歌格调的基本要素之一。浸透诗人灵魂、永远摆脱不掉的忧郁（亦即艾青式的忧郁诗绪），是构成艾青诗歌艺术的的基本要素之一； 2、这种诗绪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来源于诗人的个性阅历，也来源于对苦难中国以及农民命运的深沉思索，感时愤世，形成“农民的忧郁”； 3、艾青的忧郁中浸透的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爱，以及对美好生活执著的追求。因此，艾青忧郁的诗不会使人绝望，而总是能给人深沉的力量。

（二）诗的艺术与形式 1、 艾青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的方式，其中心环节是“感觉”；艾青的“感觉”，是渗透着诗人主观情感的“感觉”，他追求的是“对于外界的感受与自己感情思想的”融合，并在二者的融合中产生出多层次的联想，创造出既是明晰的，又具有广阔意义上的视觉形象。

2、 艾青诗作中对“光”和“色”的感受最为敏锐，而光和色不再是对感觉、印象的简单记录，而是一种暗示、象征，亦即这由情感与光色复合的意象，既具有自然形态的形式美，又积淀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心理内容；艾青的诗，在形式与内容、光色与意蕴之间有着对应依存关系。

3、 艾青写诗就像印象派画家一样，特别重视捕捉瞬间印象与感觉，这使他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相联结；但他的诗同时又与此同时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意象”方式沟通。艾青的诗，之所以是世界的，同时又是中国民族的，在艺术表现上，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4、 艾青重新提倡“自由体诗”和诗的“散文美”，他追求更能表现动荡万变时代的诗的形式，以及新鲜、单纯和富于人间味的散文美；但他的诗也颇注意诗歌的形式与节奏，包括诗行、句式、排比、复沓等等。可以说，他的诗是在奔放与约束中取得协调，亦即在变化里取得统一，在参错里取得和谐，在运动里取得均衡，在繁杂里取得单纯。如《大堰河——我的保姆》。

四、艾青对前期自由诗体上的发展 1、 艾青作为一名时代的旗手，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曾为我国自由诗的民族化、群众化作过辛勤的探索。在诗歌艺术形式上，他进行过多种尝试：民歌体、格律体、十四行诗、朦胧诗等都写过，但他主要的成就还是自由体新诗创作。      

提出并实践自由诗体的“散体美”，即把诗歌美与散文美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自由诗从形式上看是诗，从内容上看却是散文。 艾青的自由诗基本上采取“散体”的形式，他把民歌的刚健活泼、词曲的轻捷明快，和西方诗歌的铺陈扬厉熔于一炉，创造了一种既自由又严谨，大体整齐又富于变化的长短句，用以表现丰厚的内容、热烈的情怀，展示广阔的画面和奇特的想象。形成在变化里求统一，在参差里取得和谐，在运动里取得均衡，在繁复里取得单纯的特色。艾青的诗为50年代郭小川的“新散文体”、贺敬之的“楼梯式体”的创造打下了基础。

2、以意象来排列组合，字数行数错落有致。 艾青诗歌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象世界。如《大堰河——我的褓姆》全诗13节，其中少则四行一节，多则十六行一节，少则每行两字，多则二十几个字，全诗不压韵，但每一节首尾句短而复沓，中间几行基本采用排比句式且多长句。

郭沫若的《女神》中贯用“叠鸣”，如《地球，我的母亲》，共21节，每节第一行都是“地球，我的母亲，”开头。艾青则是节内的排比和复沓的形式。   3、用排比、复沓的形式替代叠唱。 郭沫若的《女神》中贯用“叠鸣”，如《地球，我的母亲》，共21节，每节第一行都是“地球，我的母亲，”开头。艾青则是节内的排比和复沓的形式。    

4、现实性、理想性和现代性有机统一的独特的创作风格 艾青在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进行创造性综合的过程中，以兼具理性精神的现实主义为底色，而在感受和表现方式上，则较多地借鉴了现代主义，从而形成了艾青独特的创作风格。

总之，艾青在自由诗体形式的运用和语言的提炼上，讲究意象性、节奏性，追求内在的神韵，他以现代口语为基础，从乡村民歌和外国诗歌中提炼出熠熠生辉的词语作为自由诗的语言材料，读来易于上口，使人在视觉和听觉上获得美感，收到自然天成的艺术效果。也为自由诗的理论与创造提供了有益经验。  

第三节 九叶诗派 一、“中国新诗派”对“新式现代化”的探索 1、“中国新诗派”（“九叶派”） 因198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集》而得名。该派崛起于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主要诗人有辛笛、陈敬客、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郑敏、唐祈、唐缇、袁可嘉、穆旦等。《文聚》、《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刊物，是其主要阵地。 《中国新诗》等刊物是他们的主要阵地，故又被称为“《中国新诗》派”。

艺术主张： “九叶派”主张“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的综合，既反对逃避现实的唯艺术论，也反对扼杀艺术的唯功利论，企图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在诗歌艺术上，他们坚决反对浪漫主义诗风，而致力于新诗的“现代化”建设和“感受力的革命”，旨在使诗成为现实、象征和玄学的融汇。这样一种诗学追求，虽显然是以现代主义为主导，但它同时也吸取了现实主义以至古典主义的营养成份，故也具有“综合”的特点。

“九叶派”诗的历史特征与独特价值 （1）、在诗的表现内容上，“九叶派”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 （2）、在诗与现实的关系上，“九叶派”主张“要扎根在现实里，但又不要给现实绑住”。 （3）、在艺术表现上，“九叶派”自觉地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

二、穆旦的诗歌创作 1、穆旦是“九叶派”最具特色的诗人，有诗集《探险队》、《旗》和《穆旦诗集》等。他自觉地将现代主义者的追求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融为一体，因而现代主义者所关心的人本困境问题和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希冀，在他的诗作中交错出现。前者如《诗八首》、《隐显》等，后者如《在寒冷的腊月的冬里》、《赞美》等。这二者的交织，使他的诗以痛苦的丰富和感情的严峻著称。

2、其他诗人也各擅胜场。郑敏和陈敬容都把抒情与沉思结合起来，但郑敏偏爱在静的描写中体会生命情趣，如《金黄的稻束》；陈敬容则长于在动态描写中推进思想，故而流水的意象和行进的姿态常常出现在她的诗中。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唐祈的《时间与旗》，都是富于现代意识的抒情长诗。杜运燮的《滇缅公路》颂扬坚韧的民族精神。辛笛的《布谷》倾诉着人民的苦难。袁可嘉的诗论则系统地阐述了“九叶派”同人对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张。唐提的诗评亦颇具情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