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第二讲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良好的开局 一、 二、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建设的成就 探索的成果 三、

一、 良好的开局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1、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一、 良好的开局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1、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标志着中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认为，要学会建设一个新国家，首先要从学习 别人的经验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讲过向苏联和其他国家学习的问题。他认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主要是学习苏联。新中国成立时，国际上处于以美苏两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和对抗中，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遏制政策，新中国只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深深地吸引着中国共产党人，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以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基本适应新中国在工业化初期着重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因此，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这个别无选择的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我国各族人民的理想追求。 但是，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本国建设道路的探索。这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照搬苏联模式，“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中共中央指出，从基本原理上来说，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 同时，鉴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又指出，现在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

中国现状: 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的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 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反复研究，于同年10月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1、《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论十大关系》的内容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1、《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论十大关系》的内容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党和非党的关系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是非关系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 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

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后作总结讲话，进一步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确立，适应了国家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成为党和国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科学进步的指导方针，后来也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

2、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共八大文献的起草，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集体进行的。作为八大纲领性文献的政治报告稿，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 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他强调，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意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他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地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4、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地位，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各级党组织召开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

在整风运动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绝大多数是诚恳的。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 个别分子的不良动机 在整风运动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绝大多数是诚恳的。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 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他们竭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还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有的人甚至散布煽动性言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上街闹事。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正确态度：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方面党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有长远意义的。

极端化：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 真理再向前走一步有可能是错误！ 正当全国知识分子从平静的1956年迈进1957年的时候，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由帮助党整风，鼓励提意见，忽然变成“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由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所有知识分子大惊失色。在他们被吓得目瞪口呆，惊魂未定，甚至还来不及做自我检查的时候，一张大网已将五十余万名知识精英一网打尽。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为数达55万人，成为人民的敌人，被打入“另册”，被批判，监督，劳动改造。被株连的亲友，铺天盖地，不计其数。被株连者在入学、就业、提干、入团、入党，甚至婚姻等方面均遭到歧视。 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更是党和国家整个事业的严重。

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1957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后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判断。这一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严失误造成了长时期的严重后果。（视频反右派斗争）

——“右派分子”们成了阶级敌人，有的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劳动改造……非人的待遇，不仅触及了他们的灵魂和肉体或生命，而且株连了他们的亲人，使他们背上二十余年的“黑锅”。“右派分子亲属”的待遇，不是亲临其境是难以体会那种滋味的。这些人的亲属、子女在当兵、上学、工作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不要在草里寻蛇打”而定为右派分子 反右斗争一开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像发了疯的纸鹞似的贴满了某中学校园。五十年代的中学教师都比较自立。不要说反党，就是反对领导的也不多见。大字报虽然贴了一版又一版，可是怎么也寻不出一个右派来，k君是个厚道人，又非常热爱党、热爱教育事业，评先评模总是最早的候选人。论理，反右怎么也轮不上他。运动中，他看看大家都有些沉不住气，就对与他一向比较要好的校长说：“既然没有右派言论，何必要草里寻蛇打呢？”校长是学校唯一的党员，听了这句话，简直如释重负，这个上级下达的指标总算有眉目了，忍痛把K抛出去，就非常顺理成章了。“草里寻蛇打”是一句南方俗谚，形容没事找事，无中生有。反右怎么是无中生有？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右派言论，必须组织力量，群起而攻之。 K说，“就这样，恶毒攻击反右斗争的罪名被定格了，这顶帽子我一直戴了二十年，从三十一岁戴到五十一岁。感谢党，今天又使我有机会重新做人。”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曾是有名的“右派”。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费孝通被打成大“右派”，“文革”中，又被定为“牛鬼蛇神”、“人民的敌人”，还被发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在湖北建立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对于一个成功的学者来说，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离开心爱的学术，但费老却能想得开。在干校里，费老成了一个完全的体力劳动者，盖房、烧饭、下田、开沟平地、收种棉花，无论会与不会，能与不能，样样都干。他想的是，趁筋骨还健，能劳动，能多体验一下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生活，要比在城市好得多，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多接触一下社会和人心。他把劳动看作是一种乐趣，当时，费老已是60岁左右的人了，居然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出得“全勤”，食欲之好，让人们为之惊讶。 当然，并不是他的思想对“文革”没有抵触，而是他充满人生的自信。

1958年陈明与丁玲被打成右派 送北大荒改造 作家丁玲12年无罪流放生涯 1957年，丁玲没讲一句话就被扣上“右派”帽子，夫妇俩被发配到荒凉寒冷的北大荒，直到1970年转到秦城监狱。直到1979年平反。 视频播放：丁玲

年过九旬的陈明。残酷的政治运动在他心中留下的阴影挥之不去，直到现在他还担心有人要整丁玲。

二、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 “大跃进”及其纠正 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 二、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 “大跃进”及其纠正 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 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信心。

大跃进的展开：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 原因：“ 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

发生： 1957年1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指出：有些人像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都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会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的来一个大的跃进。 对这个社论毛泽东十分赞赏，他说：“写这篇社论的同志，其功不在禹下，建议把第一号博士的头衔，送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科学家”。 “大跃进”的序幕也由此揭开。

这条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总路线的产生：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这条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大炼钢铁祸延全国 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 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 甘肃省武威县自唐代起即为西北第一重镇，以大砖筑成的城墙十分壮观。它雄峙千年，竟也在炼钢铁声中毁于一旦。至于全国共拆了多少古建筑，那就很难查清了。 　　1956年时，浙江省龙泉县的副县长为了城建需用砖石，决定“古为今用”，将本县宋代和五代的两座古塔拆毁，砖拿去盖房，塔内所藏的一百馀卷唐宋写经、彩色佛像画全付诸一炬，翻出的几十斤古钱、铜塔则全部作为废铜烂铁卖给了供销社熔成了块块。事后，此人总算遭撤职的处分。但到了1958年，党中央发号召，全国上下一齐乱来，就无人为这类罪行受罚了。

湖北省英山县有个生产大队拥有上百座山头。“大跃进”之前，两人合抱的樟树、枫树比比皆是。为了炼钢，砍树烧炭，干得如此彻底，以至当党支部书记从公社将红旗扛回来时，上百座山上已打不到一棵可以挂旗的树了。 大跃进时土炼钢炉群

浮夸风盛行：从中央到各地县委，以及民间百姓都编造思想要上天的神话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上天入地的豪言壮语铺天盖地笼罩中国大地 “群众想移山，山走； 群众想移地，地动； 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

播放视频：大跃进 当年的荒唐事情比比皆是，当年可以浮夸粮食亩产超过十万斤，有的地区号称平均一点五分钟就办一个工厂，花二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可以把小学、中学合并在一起变成为大学；甚至有的地方农村将两所小学办成一所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超级学校，包含有农业、工业、医药、兽医等系的大学；广西的桂平县一九五八年办了三四家大学、学院和科学研究所，理发店成为美容学院，养猪场成了畜牧学院，这个当时只有六九点九万人的县，竟然号称有四十七万人上大学；河北蔚县要人统计捉虱子和臭虫的斤数，河北怀安县要人统计现有老鼠多少。 

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7、8月，毛泽东在视察期间对小社并大社的做法给予肯定。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1958年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特点：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 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原来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拥有四五千农户甚至一两万农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原来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以后，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

大锅饭 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少量的个体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农民的个体储备一扫而空。同时穷队、富队拉平，平均主义导致了大家都穷。另外，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粮食大量浪费和思想上的极大混乱。 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 39.9万个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有的食堂三个月吃掉一年的口粮。

《吃“大锅饭”的1958年 》 “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就是大家在一块吃饭，在一块干活，什么心也不操。从明天起，生产队成立大食堂，家家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到食堂吃饭，谁家也不准做饭，家家要把锅砸了，把碗摔了，谁家要是不按说的办，谁家就是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刚吃“大锅饭”时，吃的是真好，大米饭(从南方运来的)可劲吃，还有猪肉炖粉条，大豆腐。吃饭时，食堂的大方桌子上摆上了四个菜，管吃管添，大米饭，大馒头，肉馅包子，热气腾腾。全生产队二百多号人，男女老少，欢聚一堂，大家吃得高兴，一边吃一边说说笑笑，人人都吃的肚儿圆鼓鼓，满面红光，比在家里吃的好多了，都说还是大锅饭好，共产主义好。一日三餐，按时开饭，顿顿吃的饱饱的，干活也有劲。吃完饭碗筷一推，有炊事员洗碗，什么也不用管。晚上吃完饭，回家烧一把炕睡觉，一天是心不操，早上钟声一响，人们成群结队向生产队食堂奔去。

然而好景不长，吃了半年后，顿顿不够吃了，以前是敞开肚皮吃，现在是去晚的就吃不着了，没到吃饭时，人们就没心思干活了，急急地向食堂奔，因为去晚了就没饭也没菜了。吃饭时也开抢了……为了吃，哪天都有干仗的。很快，就开始定量了……可就这样，大锅饭一日三餐也难以继续了，到了1960年秋，大锅饭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只好宣布散伙。 ——黑龙江新闻网-老年日报

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己经普遍出现饥饿：到5月己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共产风”把农民掏空了，吃光了！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降为零。

2、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1958年11、12月间，毛泽东在武昌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 1958年11、12月间，毛泽东在武昌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1959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年3、4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 提出纠正“左”倾错误。 但是，这种纠“左”是在继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3、庐山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但是，党内的高层领导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和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分歧。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18各问题，要求与会者讨论。其出发点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巩固纠“左”成果。 但是，党内的高层领导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和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分歧。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错误地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的猖狂进攻。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做出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由于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升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这场斗争，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尤其是使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 由于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升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1959-1961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4、国民经济的调整 针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决定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 毛泽东在1960年撰写的《十年总结》一文和同年1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都讲到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犯的错误。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农业和农村问题。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他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分别赴浙江、湖南、广东，到农村基层做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从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起，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还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推动国民经济转入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

5、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这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1962年1、2月间召开了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三年调整时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这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1962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政治文化中的“左”倾 1963年至1965年间，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当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尚未得到彻底纠正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又有了发展。 1961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后来更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1963年至1965年间，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1、“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毛泽东回顾生平：建立新中国 发动文革 1976年6月15日 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和主要论点 主观愿望： 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 主要论点：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我国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海罢》），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写的。一九六一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学习“刚正不阿”的海瑞精神，提倡学习敢于讲真话，敢于反对贪官污吏，敢于为人民做事，不向困难低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毛泽东还极而言之地说，学习海瑞精神，就要“五不怕”（不怕犯错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到会的人听了，思想震动很大，留下深刻印象。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反映了明末海瑞任江南应天巡抚时敢于除霸、逼令缙绅退田等事迹，塑造了封建时代广大人民所称颂的为民除害、清正廉洁的清官形象，同时，也揭示了这种官吏最后还是落得罢官的命运。该剧演出四年多，观众反应热烈。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戏中写的“除霸”、“退田”、“修吴淞江”等主要情节，都明载典籍，史实清楚。为什么普普通通的一出京剧，会引出江青一伙的大围剿，造成惊天的大灾难呢？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 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对文汇报记者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人，吴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翦还公开声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不久，他便遭造反派揪斗，含冤而死。 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在座谈会上说：“目前报纸的做法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他讲了大实话，可是被张春桥定为“坚决打击对象”，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批斗，造成全身瘫痪，从此卧床不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因不同意姚文元文章，发表了实事求是的意见，被姚文元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惨遭迫害，于1966年6月15日含冤而死。

翦伯赞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2年至1968年）、历史系主任。曾参与北伐战争。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 　 文化大革命前，历史学界历史主义派的主帅，研究了古代的许多历史事件。因其所持的历史观点与毛泽东观点相左，以及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1960年代后期即被批判。文化大革命初，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备受肉体摧残，人格凌辱。毛泽东曾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出“最高指示”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但江青的手下依然通过秘密成立的“翦伯赞专案组”，对其进行逼供，要求他证明1935年刘少奇与国民政府谈判时有变节行为。翦于1968年12月18日夜，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死时口袋内有两张纸条，一张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一张三呼毛主席万岁。

周予同 周予同（1898—1981）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 周予同的学术研究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公开抵制极"左"的观点。1965年。围剿吴晗《海瑞罢官》，他在《文汇报》编辑部举行的座谈会上，愤激地说，如此全盘否定，"将来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只好取材于外国资料了"。会上，他公开说吴晗是好人、是"清官"，痛斥姚文元"乱箭射人"、"乱打一 通"。这一下，真是闯了大祸了。1966年，上海"首批周予同"，他遭到了从未有过的磨难。一位古稀之年的学者病倒了，瘫痪卧床，双目失明，整整13年。 粉碎"四人帮"后，周予同的冤案得到昭雪。他虽然病魔缠身，无法执笔，却仍然指点朱维挣撰写有关论文，并编辑自己的论著选集。遗憾的是，选集尚未正式出版，却于1981年7月15日早晨溘然病逝，终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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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 “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十六条” 1966年8月1日到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 进行再发动。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2、全面内乱的形成 “一月革命”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毛泽东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 “二月逆流” 1967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这次抗争被称为“二月逆流”。遭到压制和打击。

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召开 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错误地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

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中共九大的召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3、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夺权活动： 中共九大闭幕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全国开展了“斗、批、改”，运动。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在江西庐山召开。按照事前统一的口径，陈伯达及林彪集团其他成员在各小组讨论会上一齐发难，企图左右全会进程。 毛泽东由此觉察到林彪等人的宗派活动，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971年4月，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责令有关人员检讨。

“九一三” 事件 在密谋杀害毛泽东未遂后，林彪于9月13日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机身亡。 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失败。

4、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 1974年初，江青等人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3年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1974年初，江青等人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他建议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组阁”图谋遭到失败。

5、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 1975年整顿： 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 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步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 1975年底，毛泽东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文化大革命” 的结束 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 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依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三）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1、错误的性质 2、错误的原因 3、对错误进行科学分析

三、建设的成就 探索的成果 1、较快的发展速度 三、建设的成就 探索的成果 （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 1、较快的发展速度 从“一五”时期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发展时期。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 工业生产总值 国家经济实力

2、从根本上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工业体系 工业品生产 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 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 工业体系 工业品生产 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1、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2、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3、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

（三）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1950-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 1960年1月到1963年3月，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妥善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国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 20世纪50年代，开始同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 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

（四）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新中国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都形成了许多重要经验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