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与国际组织 第一节 中国与国际组织(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 分析框架 第五章 中国与国际组织 第一节 中国与国际组织(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 分析框架 冲突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的两大基本形态。因此，一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也主要体现为这两种情形。冲突按程度一般分为非武装冲突和武装冲突，分别表现为“严重的分歧”和“剧烈的争夺”，战争为冲突的最高层次。一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则可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加以衡量，主要表现在以下指标上： 1.参加国际组织的数目的多少；一个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越多，说明双方合作的 范围越广，其中参加的国际组织越重要，说明合作的程度越深； 2.参与领域：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参与的领域越多，说明合作关系越广泛; 3.参与方式：消极还是积极，如果在国际组织的创建、议程设定、决策过程以及履行义务方面所作的贡献越多，表明其参与越积极，双方的合作程度也越深。

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演变的历史考察 第一阶段：1949年—1970年，中国与国际组织基本隔绝甚至相互冲突的时期。 特点: 中国被长期排斥于联合国体系之外。围绕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主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完全隔绝。中国参加了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发展中国家为主构成的一些国际组织的活动。 原因: 美国长期奉行对华敌视的政策;当然中国与世界长期隔离也与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失误有关，包括对独立自主的片面理解、60年代对世界形势判断的失误以及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化等。 新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基本政策：第一、坚决不参加任何出现“两个中国”场面的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第二、不承认联合国的决议。第三、中国不急于参加国际组织。

第二阶段：1971—1977年，中国与国际组织有限合作的时期 1971年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间开始了合作的进程，也标志着中国从过去相对孤立和封闭的空间走向全球大舞台迈出了关键一步。 中国能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和美国都没有想到。中国之所以能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原因有三： 第一、中美关系的缓和。 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 第三、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 有限合作表现在： 1.中国在联合国中参与的领域是有限的，主要是政治以及社会领域的工作，“初进联合国时，除安理会之外，我们仅参加了大会及第一委员会和特别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对裁军和维和等安全领域的活动持保留态度；

2.参与联合国的机构是有限的，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三大重要的经济组织没有参加； 3.参与方式是比较被动的，很少主动提出具体建议，参与决策比较少，基本上是被动反应。 有限参与的原因 第一、中国缺乏与国际组织发展密切合作的政治意愿。 第二、中国也缺乏与国际组织充分合作的能力。 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政策，一是谨慎参与国际组织；二是在政治上站在第 三世界国家一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三是与国际经济组织保持距 离。

第三阶段：1978—1989年，中国与国际组织广泛合作的时期 1978年后，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广泛合作的时期。这主要体现在： 一、从加入的国际组织数目来看，有了显著的增加。这一时期，中国新参加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等16个政府间国际组织。 二、从参与的领域看，与前一个时期相比也有明显的扩展。 三、从参与的方式看：中国比前一个时期更加积极，开始在国际组织的活动中提出建设性的提议，也更多地参与决策过程。比如，1981年，在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中，中国从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出发，主张由第三世界国家的候选人担任秘书长，为此动用了16次否决权，否决了瓦尔德海姆的连任请求，确保了来自第三世界的秘鲁人德奎利亚尔担任秘书长。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

第四阶段：1989年以来 中国与国际组织全面合作的时期 原因: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进入广泛合作的阶段主要是由中国内部政策变化所导致的。1978年10月，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完全打破了过去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束缚，加之对国际资金和技术的迫切需求使中国与国际组织发展关系的愿望大大增强，导致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更积极地发展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尤其是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 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基本政策一是“扩大参与” ，二是“有给有取” 。 第四阶段：1989年以来 中国与国际组织全面合作的时期 1989年以后，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进入了全面合作的阶段。全面合作主要体现在： 一、从参与国际组织的数目来看，中国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10多个国际组织，至1996年达到51个。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已参加了所有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组织。 二、参与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如与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积极开展反恐合作，与核供应国集团(The Nuclear Suppliers Group,简称NSG)积极开展防核扩散的合作。 三、从参与方式看，中国更加积极深入。 四、在与其它封闭型国际组织发展关系方面也出现全新的变化。

演变原因： 中国国家层面： 1.89年“六四”事件使中国再次陷入外交孤立。中国希望通过多边外交，通过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来打破与西方国家双边关系的僵局。 2.进入9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与世界更加相互依存。 3.90年代，中国对其国际形象更加重视。从1997年开始中国强调要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 4.中国对国际组织认识的深化。过去更多是从实用角度看待国际组织，把国际组织仅仅看作一个可为中国谋利益的工具。现在中国开始从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看待国际组织，即从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的战略角度审视国际组织。 国际层面： 1.91年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成为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重大课题，中国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有所作为主要体现在中国希望通过加强国际组织的作用，促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柄““双刃剑”，环境恶化等大量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对中国和世界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挑战。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反应，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凸显。

从以上对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历史回顾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基本政策是：全面参与，重点推进 总 结 从以上对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历史回顾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从冲突到合作，合作从无到有、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呈现出典型的渐进式向前发展的特征。 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政策是连续性与变化的统一。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广度有余，深度不足。 中国是以四重身份参与、融入国际社会，开展与国际组织合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国、东方文明古国。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四重身份注定中国在融入以西方文明为思想渊源、以资本主义为价值导向、主要反映发达国家利益的那些重要国际组织的进程中充满摩擦和困惑。

第二节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 作为参与者的作用： 作为建设者的作用： -- 作为维护者的作用：

案例分析：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 一、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背景介绍 新中国初期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所作的外交努力

苏联的支持 赖伊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备忘录 朝鲜战争使中国代表权问题复杂化 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2758号决议 2758决议全文如下：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71年10月25日

附表：历届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情况 年 度 支持中国的票数 反对中国的票数 弃权票 1950 10 37 8 1951 11 36 4 年 度 支持中国的票数 反对中国的票数 弃权票 1950 10 37 8 1951 11 36 4 1952 7 41 1953 43 2 1954 42 6 1955 12 1956 24 46 1957 27 47 1958 28 9 1959 29 1960 34 22 1961 57 19 1962 55 1963 56 1965 20 1966 17 1967 45 58 16 1968 44 23 1969 48 21 1970 51 25 1971 76 35

（录象放映）

第三节 中国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一、中国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变化 第三节 中国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概况 在中国，一般常用社会团体(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来代替非政府组织。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大部分都是由政府支持的，与政府关系比较密切。至1998年，我国有非政府组织近百万个，遍布城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其中全国性的有1800多个，县级以上的有20多万个。但中国外向型的非政府组织很少。1997年，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获咨商地位的1356个非政府组织中，中国只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5家。 一、中国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变化 1.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没有联系（有一些双边的民间交流，如中日民间外交，中美乒乓外交等）。 2.改革开放以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 一些发展取向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计划生育、妇女儿童和环境保护类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但中国对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和比较激进的环保组织如绿色和平国际等保持距离。

3. 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使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一支全球力量第一次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推动了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世妇会上有来自全球2100多个非政府组织派出的30000多名代表，仅美国一家就来了500个组织，而中国作为东道国，仅派出22个非政府组织与会。这种巨大的反差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对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中国对非政府组织政策的反思。传统上，中国一直担心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会干涉中国内政，影响中国的稳定。这种担忧在95年之后已逐渐减弱。但最近中亚颜色革命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又再度引起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高度关注.

案例：世界自然基金（WWF）与中国的合作 简介：世界自然基金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 成立于1961年9月11日。与政府、其他非政府组织、科学家、工商界、世界主要宗教和地方人士合作。对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享有I类咨询地位。以前称为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目前在加拿大和美国继续沿用先前的名称。在全世界有超过470万正式的支持者。截至1999年1月，在26个国家和1个地区有国家级组织。有22个项目计划办事处。在5个国家中有准成员组织。在财政和预算方面，1998年的收入来源是：个人（48%）；政府及援助机构（20%）；盈利所得（11%）；信托和基金会（7%）；遗赠（6%）；许可证交易（3%）；团体（3%）；以及其它（2%）。世界自然基金国际组织，包括所有国家组织在内，其1995—1996年度的全部收入为3.5亿瑞士法郎，1996—1997年度为4.3亿瑞士法郎，1997—1998年度为4.7亿瑞士法郎。世界自然基金国际组织1995—1996年度的收入为5450万瑞士法郎，1996—1997年度为7200万瑞士法郎，1997—1998年度的收入为7400万瑞士法郎。 世界自然基金的目标是：通过下列途径保护自然和生态过程：保存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确保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在目前和更长的时期内是可持续的；开展行动减少污染及对能源和资源的浪费性开发和消费。 主要活动：世界自然基金积极支持和运作在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自1985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网络已在157个国家投资于1.31万多个项目。全世界范围内，世界自然基金每年进行1200多个项目。

一、合作概况 WWF 于1979年进入中国，在北京设立办公室。1981年， WWF与中国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启动。1996年， WWF在中国正式成立分支机构，至今已有物种保护、环境教育、湿地保护、森林恢复、能源与气候及公众意识教育等八个大项目组，正式工作人员40多人，开展具体项目30多个。 二、合作方式 1.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WWF在中国以合作者、参与者和建议者的身份出现，并与中国政府部门、高校、非政府组织等开展不同层次的合作。 WWF在中国从来不告诉对方“你应该干什么”，而是一起探讨“怎么做”，这种合作者而非施压者的态度赢得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信任。 2.坚持参与式环保模式。 WWF认为不能就环境谈环境，只有解决好因受环境保护政策影响失去原来生存之道的群众的生计和发展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它们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如1998年长江大洪水之后，在长江流域开展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的生态重建中， WWF协助地方政府发起长江湿地保护计划。他们除了向农民宣传退田还湖的意义外，重点与农民一起探讨“退田后靠什么吃饭”的问题。他们了解到，许多农民想搞网箱养鱼和生态旅游，但缺少资金和技术。为此， WWF与当地政府一道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结果使“双退”工作进展顺利，农民致富热情高涨。 3.重视环保教育。

三、合作成果(例举) ---对中国的大熊猫保护贡献巨大。20多年来， WWF在中国为熊猫的保护和研究投入资金超过3000万美金，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环保理念。 ---在WWF的积极支持下，2002年中国14块国家湿地被列入国际湿地公约名录，成为国际重要湿地。 --- WWF与人民出版社及13所师范大学合作出版了系列环保课程教材，被广泛采用；与教育部合作制定的《全国环境教育指南》成为全国大、中、小学进行环境教育的指导性文件。 因此，WWF被认为是在中国影响最大、成效最显著的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 结论：加强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今后应加大这方面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