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走近周恩来、邓颖超 建筑经济管理08-01
周恩来总理 西花厅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绍兴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1917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回国。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选集》 周恩来著作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卷。上卷于1981年出版,收录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重要著作,共60篇,其中40篇没有公开发表过。主要内容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统一战线、白区工作和根据地工作、反对“左”右倾错误、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领导方法与领导作风等方面的重要论述,以及历史经验的深刻分析和总结等。下卷于1984年出版,收录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重要著作,共56篇,其中35篇没有公开发表过,基本上反映了周恩来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观点。主要内容包括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统一战线、知识分子、少数民族、民族资产阶级等方面工作的重要论述。选集还收入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保护大批干部、民主人士、科学家而发出的若干电文。
邓颖超 1904年2月4日生,河南省光山人,生于广西南宁。1919年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马骏等共同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觉悟社。1920年秋到北京师大附小任教员。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同年与周恩来结婚。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1926年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年5月,在莫斯科列席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苏区,曾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1934年带病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
纪念邓颖超的诗 纪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朱子奇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好像摸到你亲手纺制又缝补的延安服, 好像摸到你这长征女英雄的灰军装。 这是一个西方妇女多年来的美好梦想, 我真的看到了你焕发的荣光,听到了你的笑声朗朗。 朋友,你瞧,我心中传奇式的人物确已存在, 周恩来的夫人和战友果真站在我身旁。 摸摸你身上还散发着周恩来热气的衣裳! 当我知道衣主人穿着它参加日内瓦会议, 又仿佛回到二十五年前的莱蒙湖畔。 人们欢呼他把东方的呼声与智慧带进会场,
为恢复印支三国的和平与正义他功绩辉煌! 周恩来,国际伟人!和平与友谊的播种者, 与亿万人心心相通的人,他的美名天下扬!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让我倾心细听你把长征的故事讲。 两小时,像跟你走了两万五千里,走过了两年整。 跟你一起强渡大渡河,飞越夹金山。 追堵的蒋军被甩掉了,可怕的病魔被征服了。 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个高大的形象融为一体了, 一对伟人夫妇在我心中永远分不开了。 让三个爱慕者轮流摸摸你国际主义战士的衣裳! 你七十五岁高龄的长者却把重担挑, 还漂洋过海走四方! 你风雪中开不败的花朵呀,万人景仰!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相识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 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12月,先后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1938年1月,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首次理事会,当选为常务理事。3月,参与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担任该会常务理事。5月,参加起草《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6月,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参政员。1939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1943年回到延安,曾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曾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重庆、南京、上海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而斗争。1946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 1949年起,先后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四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5年、1978年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1979年12月,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1982年被推举为对外友协名誉会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1984年任中国三S研究会名誉会长。1985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1986年当选对外友协名誉会长。1987年当选为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 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 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 又因为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更甚,而“觉悟社”的社员们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为了斗争,他们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巴黎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从来未间断彼此的磷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
此外,国内社友们还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或贺年片,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他曾在1922年底趁友人回国之便,给已转到天津教书的邓颖超带去了一张附有题诗的贺年片。正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他们的感情逐渐成长了,终于定情。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当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中间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带给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邓颖超称之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感情故事——相爱篇 1925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要在广州结婚。邓颖超乘火车到达广州那天,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不能去接,就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秘书陈赓。周恩来进了一张相片给陈赓,陈一看相片,乐了:“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掏出来的?”周恩来说:“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以前她送我的。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我的眼力,您放心!”陈赓说着走了。 陈赓来到火车站,瞪圆了眼珠子。注视着从车站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郎,可是,下车的旅客都走空了,还是没见到他的“准师娘”。 此时,周恩来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新娘于。陈赓日来一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大家不会放过他,于是来了个以攻为守。 他一进门就嚷道:"没接来,让我把新娘接丢了!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家都看看!'他举着那张旧相片,转着圈儿让大家瞧,"让我拿着几年前的相片去接人--应该怪周主任自己……"。陈赓正在"嫁祸于人",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
原来,邓颖超在火车站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他的住处,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了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到他居然把我的新娘接丢了,还有理瞎嚷!”大家哄地围上去:“罚他! 周主任,狠狠地罚他!"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赓按倒在地给邓颖超磕头。闹过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感情故事——相惜篇 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时国内家中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盛开。海棠,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原来医好的一片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思念之情。周恩来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作为回很亲人的礼物。这两地的花和叶后来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更是他们情深似海的见证。 1960年,邓颖超在协和医院做手术,正值暑天,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已安排的满满的,无法抽身。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知道手术后的情况。有一天,他还利用去机场接外宾之便,顺便到医院去看望。邓颖超见他日程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她,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念。 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都随时批阅文件。有时没有桌子,他就顺手拿本书垫,但书写起来不太方便。后来他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来衬垫就方便多了,从此以后卧室和没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一块小三合板,以备随时可用。
周恩来盘膝坐在床上垫着三合板,批改文件,实在辛苦。特别是在他高龄,重病之后更是不免感到劳累,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减少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在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这张作为他们恩爱见证的小床桌,曾出现在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会上。 1963年1月,周恩来曾去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周恩来一边与瘦老交谈,一边抱起了瘦老最小的女儿全全,逗着她玩,给她糖果吃。周瘦鹃见此情景,老泪盈眶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周恩来听后,朗声笑道:“周瘦老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吗?” 1972年,周恩来得了癌症,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进医院。在这一年半中,邓颖超不论阴晴风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有时还参加医疗组织会议,讨论治疗方案,在需要作手术时,邓颖超总是守候在手术室外边,直到深夜、凌晨……
周恩来与邓颖超 影片欣赏
周恩来与邓颖超:永恒的战友之情伴侣之爱 “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1988年春,当西花厅的海棠花再度盛开的时候,年已84岁的邓颖超抚花思人,倾诉着对周恩来无限的思念和真挚的情感……
一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中。热情活泼的邓颖超在话剧《木兰从军》中的优美形象,吸引了台下一名男青年的注意。他就是天津学生运动领袖周恩来。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后,开始了与邓颖超的书信往来。从共谈理想追求到互诉爱慕之意,经过近5年的感情碰撞,1925年8月,他们终于在广州喜结连理。从此,邓颖超和周恩来相濡以沫、互敬互谅、同甘共苦,携手走过了50年的风雨人生。 邓颖超是一个崇尚自立的女性。她认为,作为一个女性,首先应该有自己的事业,然后才会得到属于自己的爱情。从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中共广东区委妇女部长,到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机要科科长;从抗战时期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书记,到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以不懈的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增添了耀眼的光华,同时也赢得了真正的幸福和爱情。
二 “战友”这个名词,对于所有的人都不陌生,然而对于邓颖超来说,却有着非凡的含义。 邓颖超认为,她同周恩来首先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次才是一个屋檐下的伴侣。无论是危险丛生的战争年代,还是曲折艰难的建设时期,她都是周恩来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同周恩来生死与共、福祸同当。 上世纪30年代初,邓颖超和周恩来同在上海工作。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她总是扮成普通的家庭主妇,提着菜篮子四处奔走,以寻找安全可靠的住地。凭着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她总结出了一套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应付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正是邓颖超的谨慎细心,才协助周恩来和中央机关度过了危险。由于邓颖超机警周到,虽然蒋介石悬赏30万银元缉拿周恩来,但他们依然活动在敌人的心脏,任凭风浪险恶,巍然不动。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消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当时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正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为了保证南方局成员的安全,中共中央希望他们撤离。但周恩来决定留下来进行斗争,邓颖超也表示决不离开。她说:“恩来,让我们一起挑起这副重担。” 1955年4月,邓颖超得知台湾特务机关正在策划一起爆炸案,准备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她毅然提笔给周恩来写信,嘱咐他“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 邓颖超最珍惜她与周恩来的“战友”之情。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去世。邓颖超特意托人制作了一个花圈敬献在周恩来的骨灰盒下,并将自己对周恩来的全部感情凝聚成四个字,工工整整地写在花圈洁白的缎带上:“战友小超”。 “战友”,这是多么神圣而崇高的称呼啊!它饱含着邓颖超与周恩来为了共同信仰而舍生忘死的战斗情谊,也包含着他们志同道合的执着追求。
邓颖超和周恩来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孩子?! 1924年7月奉调回国的周恩来,9月抵达广州。虽已与邓颖超在书信中定情,但归国半年却一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1925年1月,周恩来托北方区委委员高君宇给远在天津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长的邓颖超带去一封信,表达思念之情。 1925年8月初,21岁的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到广州。 5年未见的恋人应自己的呼唤而来,然而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无法抽出时间去码头迎接自己的恋人,只好委托秘书陈庚拿着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上接。可拥挤的人群还是没有办法让邓颖超见到陈庚。人生地不熟的她只能照着通讯地址摸索着找到周恩来的住处。 爱情关系是自己决定的,婚姻大事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不准备举行什么仪式,一切从简。但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非要见一见新娘子,并且闹着一定要他们请客。于是,8月8日,由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馆二楼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便饭。这顿西餐便饭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宴。不过,参加婚宴的人当中倒有不少当时和后来颇为知名的人士,他们当中有国民党人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等,还有恽代英、陈赓、张婉华等。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急急赶来参加。婚宴上,大家纷纷向这对新婚夫妻敬酒,周恩来那天整整喝了三瓶白兰地,以至于喝得酩酊大醉。
相恋六载,分别五年,如今,志同道合的战友终于结为伉俪,此时,该是怎样的心情?也许,只有喝个醉,才更能表达出他内心无法言说的幸福和喜悦。 婚后第二天,周恩来继续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而邓颖超则服从组织的安排,到广东区委上班。革命的道路势必充满险阻。1927年的4月,中国大地风云突变。国共两党因蒋介石背叛革命而突然交恶。 奉命调任上海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成功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而就在他全力组织工人抗击着蒋介石的血腥镇压,经历着革命的险境时,他的妻子邓颖超则在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面临着一场痛苦的难产,经历着另一种人生的险境。 在这之前,也即他们婚后不久,邓颖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考虑到周恩来工作太忙,而自己刚刚调到广州工作,任务也很重,就私自做主,喝汤药把孩子打掉了。因为堕胎没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喝下汤药后,又引起大出血,差一点危及生命,邓颖超受到了周的严厉批评。周恩来责备她不应该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没有罪,革命者的孩子也有生存的权利。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喜欢孩子,她满心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是,谁知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她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将婴儿从产道强行拉出。结果,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还未能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便不幸夭折。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周恩来并不脱俗,也不寡情,他也是十分希望家有后人,代代相传的。但是,当他得知自己这一生将不会再有孩子后,他坦然地安慰邓颖超:“没孩子就没孩子吧。” 没有亲生孩子的他将把普天下的孩子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他这一生,注定要把爱洒向更多的孩子……
我系组织参观周恩来故居
周恩来故居
周恩来故居 周恩来是一位曾在中国革命史上起着重要作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并赢得国内外人民崇高威望的伟人。他生前曾多次说过,我是绍兴人。对于祖籍绍兴,周恩来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绍兴周恩来纪念馆座落在绍兴市区劳动路369号,是依托周恩来祖居、故居进行史实陈列。它是一座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江南典型的丝竹台门。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初名“锡养堂”,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因十一世周懋章之妻王氏寿至百岁,浙江巡抚授“百岁寿母之门”,故俗称“百岁堂”,是周恩来祖辈世居之地。(周恩来祖父去江苏淮安任职,家眷随迁淮安定居)。 “百岁堂”坐北朝南,呈中、东、西三条轴线布局,占地面积为2150平方米,建筑面积1680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的门斗、大厅、后座楼三进,系原建筑,保存完好。西轴线第二进楼屋原属周恩来祖父家产,周恩来少年时曾居于此。中轴线1984年正式对外开放,东西两轴线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时按原貌修复后于1998年2月13日重新对外开放,现为省级文保单位、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百岁堂”大厅现已辟为瞻仰大厅,厅中汉白玉周恩来塑像是据1939年在绍时的留影而雕刻的。 周恩来纪念馆通过大量的照片、实物、手稿、书信、图片和模型等展品,展示了周恩来与绍兴的血脉渊源联系;介绍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的名人、文化对周恩来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抒发故乡人民对周恩来至崇至敬的爱戴与怀念之情。 周恩来纪念馆自开放以来,以其特有的地位和声望,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已成为浙江省一个缅怀先辈、鼓舞革命斗志、弘扬周恩来伟大精神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