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 ：台灣與中國之比較

前 言 在探究未來中國是否可能進行民主化的時候，學者往往引用台灣作為比較的例子。然而，被形容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國家的台灣，搭上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從威權政體成功地轉型為民主國家。相較之下，中國是一個共產體制國家，政黨意志凌駕於一切之上，而經濟政策與政治改革脫鉤的作法，也成為共產黨政府的主要執政手段。

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理論 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的關係是政治學研究的核心議題。Samuel P. Huntington 與 Seymour Martin Lipset 的觀點值得吾人關注。在經濟因素中，財富與民主之間存在一個政治轉型地帶（transition zone），亦即民主轉型最可能發生在人均國民所得 300 至 1,300 美元的中高經濟發展水準國家。Huntington 特別指出，如果在沒有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實現經濟成長，民主將緩慢發展。

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理論 在計量經濟分析上，Lipset 檢視穩定民主、不穩定民主與獨裁統治三種類型；然後，透過一國財富多寡、工業化程度、都市化程度與教育水準，以逐一比較這些指標。他發現，相較於威權的國家，民主國家普遍呈現較高的社經發展水準。基於這些證據，Lipset 歸結出，「國家欲富裕，其維繫民主體制的機會愈大」。換句話說，經濟發展是現行自由民主或者成功民主所必須的要件之一。

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理論 為什麼經濟由低度發展到中高所得水準的過程會促進民主化？ Huntington 的解釋是：涉及一些重大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會導致新的、多樣的、複雜的與高度互動的經濟型態，這種型態對威權政體來說將會越來越難以駕馭。經濟發展造就了新的財富和權力來源，這些來源獨立於國家之外，而且會有功能性需求去分散決策權。更直接的是，經濟發展似乎促進了社會結構的變遷，從而鼓舞了民主化的價值觀。

中國大陸政經發展 在政治上，中共政權建立以來，黨政不分、以黨領政。文革期間地方各級政府遭砸爛，改由「革命委員會」掌權，此一「革命新生事物」不但黨政不分，政府內部的功能性分權如公、檢、法等亦不復存。自1978年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後，經濟持續增長，1992年10月，緊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江澤民總書記在其報告中宣佈自此以後經濟改革的目標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大陸政經發展 在 2003年 3月舉行的第十屆全國人大會議後正式結束，確立了中共第四代領導。大體而言，由胡錦濤、溫家寶擔任主要責任的政府。目前，中共黨國最高權力核心不會主動觸碰進一步增加動盪的政治改革方案，所有政改的作為將以鞏固中共的一黨統治為首要之圖，因此，機構改革，試行有利反腐的權力監督機制，幹部體制改革等，都是「體制穩定取向」的改革。

中國未來民主化的議題 在第三波民主化席捲下的今天，中國大陸是否會走向民主、如何走向民主等系列研究總是學者關切的重要議題。在關注經濟發展所生之新階級對於政治影響的前提下，大多數對其前景樂觀者認為，自1978年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後，在經濟持續增長下，社會逐步造就出一批知識水平甚高的中產階級，隨著開放的腳步逐漸深化，這批中產階級終將壯大到向中共要求自由民主，藉由經濟發展的客觀事實預告了中國未來的民主前景。

中國未來民主化的議題 學者 Henry S. Rowen 在《民主期刊》中指出：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是複雜的，它們並非單純的因果關係。有些國家的經濟成長與民主化程度成正相關，但是有一些獨裁國家仍能推動經濟成長。未來中國政治變遷的可能性之一在於出現重大危機，迫使她推動改革，進而發生民主轉型。在強大壓力下轉型，中國實現真正民主前，可能會有幾次全國性示威、罷工；可能有幾次短暫軍事政變，使現有政治體制處於崩潰邊緣。

台灣的民主化過程 做為新興民主國家，台灣在政治發展與民主化過程中，可能無法完全避免政治發展危機論所強調的國家認同危機、政府合法性危機等。就外部因素而言，台灣主要是受到強權國家在政策上轉變的壓力。1986 年 9 月，民主進步黨在戒嚴的情況下成立。美國參、眾議員曾要求蔣經國儘速解除戒嚴令、允許創立政黨，並且全面改選國會，同時還要求國民黨政府不可打壓民進黨的創立。由於美國的施壓，因此，民進黨順利創黨，台灣的民主化也從此正式展開。

台灣的民主化過程 Jacques deLisle 認為，台灣採取出口導向（export promotion）的貿易政策，再加上 1980 年代時期台灣、美國與中國三邊關係的改變，是促成台灣民主轉型的重要原因。他認為，一方面，以出口導向的貿易政策不僅引進更多的外來投資，同時也使得台灣社會更容易取得西方思潮，這包括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的觀念。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也必須進行更大程度的政治改革，以避免因台灣與歐美政體不同所引起的經濟摩擦與紛爭。

台灣的民主化過程 台灣從1986年民進黨成立或1987年蔣經國總統宣佈戒嚴令解除才正式開始啟動自由化；繼而經過1991、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和1996年總統直選的民主化實踐，成功進行了民主轉型，且於2000年與2008年二度接受民主鞏固政黨輪替的嚴峻試煉。台灣民主轉型的進展並未造成原來威權體制的遽然崩潰，其快速的民主發展亦未導致大幅度的經濟成長衰退、社會的動亂。亦即台灣政權內部發生了一場由威權體制走向自由民主國家轉型的「寧靜革命」。

台灣和中國政經發展之比較 1980年代後，台灣持續進行民主化的目的之一，應是為了強調民主價值，爭取美國人的認同。台灣的民主選舉來自反共，來自對三民主義文字上一再的重申，中國的民主則是構思現代化不同的模式。其中包括左派的「小康社會主義」、「適度民主集中制」，右派的「儒教民主」、「傳統中國式威權主義」、「協商式法治」等，作為民主的替代品。

台灣和中國政經發展之比較 政治學者朱雲漢檢視 1993-1994 年與 2001-2002 年台灣公民的政治態度，他發現經濟的快速發展已明顯改變台灣的公民價值。未來中國政治轉型仍將是由所謂「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啟動。國家啟動轉型的類型之下所展現的是一種漸進主義的模式，它強調是「增量民主」、「憲政」、「法治」，但目前仍舊是不明顯。目前，中國村級地方選舉遲遲未能向上提升至鎮或市一級，乃是因為中共憂慮無法控制選舉結果。

中共未來民主化的可能性 中國政治變遷不必然會依循台灣的路徑。但是，經濟成長將會帶來許多相同的政治結果，而這可能會提高中國民主轉型的機率。未來中國民主化可能性的評估端視下列因素而定：中央政府領導人是否對改革與民主有承諾、是否對政治結社容忍、是否願冒險，以及民意支持度高低等。2007年中共「十七大」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習近平與李克強被認為是未來第五代領導的核心人選，但未來是否可能推動重大的政治改革，仍有待觀察。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李克強 張德江 王歧山 習近平 俞正聲 劉雲山 張高麗

台灣和中國政經發展之比較 台灣民主化的經驗用來推估中國民主化的前景並非完全適用。台灣的經濟進步伴隨威權統治逐步的消解；相對的，中國經濟改革與進步帶來威權統治再起，甚至發生天安門事件。相較於台灣，中國所面對的國際壓力相對來得有限。然而，台灣民主化成功的經驗，卻可以供中共當局以資借鏡。相較於台灣，外部壓力並不對中國政府構成威脅，但隨著中國經濟改革與開放，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所提供的民主化可能因素也許會在中國境內出現。

台灣和中國政經發展之比較 對中國民主化前景抱持悲觀態度為時尚早。台灣的對照經驗顯示，1970年代被視為已成功收編社會勢力，進而壓制反對勢力的國民黨，仍難抵擋民主化的壓力。目前，中國主觀上決心抵抗國際民主規範之決心仍不可忽視。有些人士的疑慮認為：過早的民主化將帶來更多社會動盪，導致人們要求重返威權主義，以確保經濟成長與國家的有效治理。但拖延民主化的進程卻可能引發社會更多不平等，造成社會不安。

台灣和中國政經發展之比較 台灣的歷史經驗與中國未來的前景存在明顯的差異，但並不意味著中國未來不會轉型為民主的政體。透過台灣經驗來看待中國，提供有意義的比較，也讓人重新省思台灣經驗的妙方是否適用於中國。海峽兩岸之間的差異只是暗示中國民主轉型的過程將會受到國內與國際各種因素的交互影響，造成民主化的進程更為漫長。中國政治變遷不必然會依循台灣的路徑。但是，經濟成長將會帶來許多相同的政治結果，而這可能會提高中國民主轉型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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