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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山先生思想與台灣經驗 第一節 孫中山先生與台灣的關係
第五章 中山先生思想與台灣經驗 第一節 孫中山先生與台灣的關係 孫中山先生自1894年創立興中會至1925年逝世之間,曾經到過台灣三次,其中在建立中華民國之前來台一次,之後來台兩次。1897年興中會於台北成立分會,中山先生於1900年9月28日第一次來台,他是從日本來到台灣,目的在籌謀惠州起義的革命經費,希望當時日本的台灣總督給予中國革命提供援助,但没有結果,於十一月中旬離開台灣,回抵東京,停留台灣約一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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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2年(1913年)八月初第2次來台,是路過台灣,當時當時民國已成立,因世凱專政,引發「二次革命」,中山先生偕同胡漢民離開上海,搭船欲前往廣州之際,經日本福州領事告知廣州起義失敗之消息,為此遂祕密到台灣隱匿,並經台北赴日本。 民國7年(1918年)5月下旬第三次來台,此次因中山先生在廣州軍政府中受桂系軍人排擠,因此離奧,經汕頭取道台灣、日本,到上海,並希望在台灣宣傳三民主義,喚起民族意識,因受當時統治台灣的日本當局所阻擾,未能有所活動,但仍與在台人士有所接觸,雙方留下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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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4年中山先生逝世,以台籍為主的北大同學會,曾致送一幅輓聯,內容為:
『三百萬臺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 四十年祖國未境事業,舍我輩其誰分擔。』 都顯示中山先生與台灣之間的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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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遷台後,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在台灣成為建設依據,逐步落實部分,其中以「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改革政策的成果,最為世人所矚目。在台的花蓮耆老駱香林曾寫一首題為「耕者有其田」的五言詩,來描述土地改革政策的真實感受,其內容為: 「人身備百工,到老事稼穡。無田而有田,汗血不虛滴。驀地為地主,陡增萬金值。 鵝鴨樂成群,雞栖接豚栅。諸農本窮民,乃今蒙扶植。萬古無此例,何以報罔極。 報天天弗受,報人人不德。不如阜其財,用之以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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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終其一生,為追求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而努力不懈,並為了這個新中國規劃出一套全方位的建國藍圖。如能依此步驟循序建立,自當能成為一自由、平等、均富的社會。只是,中華民國建立後,國內外環境皆未能提供適宜的時機,讓孫中山先生的建國藍圖從而實現。 反而卻在他創立興中會的翌年,清朝割讓給日本,並在抗戰勝利後,重歸我國的台灣,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經過調整後,逐步實,施慢慢實現,並發揮其應有的精神與功能。 因此,就台灣經驗而,孫中山的思想仍具主要影響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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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民國93年底),曾有人提出孫中山先生是「外國人」之說法,因此,他不是我們(台灣國)的國父,台灣的國父應另有其人。
如從「台灣國」的角度來談,此種說法當然無可厚非,也是言論自由的層次,因台灣內部本來就有「國家認同」的問題存在,因此,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見解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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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目前我們的國名還叫「中華民國」來說,中華民國是中山先生創建的,在他逝世之後,國民政府為了表彰他對中華民國的貢獻,才於1940年(民國29年)以公報訓令,「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在案」,因此前述說法並無損於中山先生在中華民國上的地位,況且,他卻實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也可以說是政治家,這是許多學者所肯定的,也是兩岸至今一致肯定的人物。 陳水扁在接任中華民國總統時,亦曾經說他是中山先,生的傳人,也曾經接見過來台灣的中山先生孫女孫穗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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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毛澤東則尊稱中山先生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和「民主革命者」。
毛澤東在1956年11月12日中山先生誕辰九十週年,發表了「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盛贊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和「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的豐功偉績。毛在文章裡亦寫道:「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並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正在完成這個革命」,此一紀念文具有強烈的政治作用,明白宣示毛繼承了孫中山,日後中共史學界即奉此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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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創建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將屆滿一百周年,由於廣東是孫中山革命的策源地,目前當地還保留許多與革命相關的史料和遺蹟,大陸廣東東省政府計畫在廣州興建辛亥革命紀念館,館址以黃埔軍校舊址為中心,並與附近近代革命文物史跡做搭配,形成一條具有強大感召力、足以喚起所有人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預計於2008年完工。(2006年7月7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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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經驗的詮釋 「台灣經驗」是當前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一項重要發展經驗,此經驗也一再成為各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所矚目的對象。
就民族而言,台灣因地理環境及歷史背景的因素,其內部曾經歷各不同國家、民族(族群)間的互動與交流,包括有南島語系的原住民、移民的漢族、荷蘭人、西班牙人、以及日本的大和民族,皆曾在此留下遺跡。而台灣內部皆能予以融合、調適,使其能在文化整合、族群認同中,產生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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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民權而言,政府遷台後,因政治環境因素,使台灣無法直接邁入中山先生民權思想的所有主張,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普及,讓台灣的政治發展一日千里,已逹成中山先生「直接民權」的主張,並在次第開展之中。
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運動之發展中,台灣自1996年起,即被「自由之家」評比為「民主國家」平穩地走向民主的世界潮流中。當然,要努力的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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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民生而言,「台灣經驗」的開創,即是以民生思想為主要的依據。在從信仰產生力量的施行下,使台灣在40餘年,生產方面的國民生產總額,平均每年得以有10%的經濟成長率,使台灣獲有「亞洲四小龍之首」的美稱。
而在分配方面,就最高所得與最低所得之間的差距而言,也均能維持在4至5倍之間,使台灣真正逹到「均富」的社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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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目標的達成,除了政府適宜的政策、國際的適當時空環境、美援的經濟提供,以及日據時期的經濟條件外,台灣地區人民克勤克儉的努力,則是一項重要關鍵之所在。
這些目標使得台灣在發展經驗上,經常成為各國研究的主要對象,其中以現代化理論及依賴發展理論二種詮釋的觀點,較能說明及符合台灣經濟發展的實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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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
此發展理論於1950至1960年代盛行於美國。其透過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傳統──現代」的雙元比較,強調落後國家如想提升至先進國家,則必須努力學習先進國家的技術、制度和觀念。 現代化的社會特質,包括:工業化、都市化、教育水準普遍提高、傳播事業發逹、家庭結構趨向核心家庭、社會流動加速、職業分工精細專門、司法體系漸趨獨立、政治體系趨向民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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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的人格特質,包括:具開放的心靈願接受新的經驗、勇於表示意見但也表現出民主容忍的風度、做事有計劃並注意時間和效率、信賴科學而不迷信盲從、強調個人尊嚴並祟尚公平分配、以及用人唯才而不講究出身背景等。
現代化理論強調改變傳統是走向現代的不二法門,而台灣經驗的成功,顯現出上述各項現代特質,使其能適當詮釋現代化理論的普遍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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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賴發展理論(Dependency Development Theory)
此發展理論起於1970年代未期,它不反對依賴理論學者所提及,落後國家依賴先進國家的依賴事實,但其透過歷史結構研究的途徑,將研究對象的歷史環境背景,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時機,以及隨時間的演進而帶來的依賴情境變化的可能性,運用國家職能的觀點,經由國家機關、外國跨國公司,和本地資本家所組成的「三角聯盟」,做為分析在依賴情境中獲得發展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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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發展經驗中,正因威權政治的影響,政府能主動掌控國家資源,同時配合國際經濟的景氣,以及吸引僑外資的投資,再加上本土資本家的充分配合,使能經濟持續成長。上述的詮釋,即是台灣之所以能在依賴過程中,求得發展的主要立論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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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驗」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所注意的焦點,而台灣的經濟實力也是世界各國所注重的對象。
不過,由於台灣內部缺乏天然資源,國內企業與勞動環境的變化大,以及國際情勢的詭譎多變,一再顯現出台灣正處於發展能否調整得宜的關鍵時刻。 特別是近年來,台灣的國民年平均所得並没有明顯增加,但在高科技社會裡,貧富之間的財富差距越顯著,且財富分配有明顯集中在富人家族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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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2005年波士頓顧問公司發表的一份最新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台灣的家庭資產大部分集中在少數家族手中,約有百分之七十的財富是集中在百分之二的家族中。
而依據我國主計處公布2004年的台灣家庭所得分配狀況,貧富差距達6.03倍(1980年為4.17倍、2002年6.16倍、2003年6.07倍),最高所得組家庭平均每年有一百七十九萬元可用,最低所得家庭平每年僅二十九點七萬元可用。(註:可支配所戶數分為五等分,最高所得和最低所得分別佔20%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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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台灣經濟越對外開放,對內越自由化的同時,如何防止台灣經濟資源的日趨集中化與財團化,並出現所謂的「金錢政治」?
以及如何建構台灣的社會民主制度,透過社會立法的手段,來強化國內的社會保障,加強福利制度,讓社會團結及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建立抑制金錢政治的治理機制,好讓中下階級都能生活的更安心? 以上兩大問題 ,是朝野上下必須認真思考解決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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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大陸地區是台灣經濟發展的資源及市場所在,兩岸間的關係也已有逐步邁向互利的共識,可是兩岸間的互信基礎仍未完全建立。
在兩岸關係尚未能正常化、明朗化之同時,皆使得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未來發展,埋下一顆不定時的炸彈,也使得台灣是在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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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據最近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 中國時報)顯示,中共自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以來,隨著中共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兩岸經貿依存度持續提升,以及台灣政治實況的發展,中共在2004年,也就是在陳水扁贏得第二任總統後不久,在兩岸政策上已逐漸開始改弦易轍。 胡錦濤已經開始低調對待北京長期以來所堅持的-即如果有必要就動用武力收復台灣的誓言。同時把焦點轉變為阻止台灣領導人走向正式獨立的任何舉動,包括以尋求修改憲法方式的「法理台獨」。以往的「武力促統」已轉變為現今的「經濟防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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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政策是鼓勵台灣與大陸間在經濟和其他方面進行更多的交流。因此,最近在兩岸直航包機,以及開放大陸民眾到台灣旅遊觀光方面的共識及默契已逐達成,且有所進展。
就中共的考量,無論是推動兩岸直航或開放赴台觀光,只會逐步加深台灣在經濟層面上對大陸的依賴,而台獨勢力將很難在島內喚起熱情。未來無論台灣執政者為何人,考量國計民生同時,將很難逆轉兩岸經濟一體的實現。 並通過中共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發展,讓大陸對兩千三百萬人更具有吸引力,以期望在未來在某個不確定的時刻,隨著中國的進一步變化,和平統一將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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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總統於2006年4月12日接見比利時國會議員時,亦指出,未來中國若放棄一黨獨裁、極權統治,而台灣人民認為可以選擇終極統一,這也是台灣人民的選擇;但不能在中國一黨獨裁、極權統治或在中國飛彈威脅之下,迫使台灣人民妥協、被迫接受終極統一。(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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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於2006年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記者問:你走訪亞洲,根據你的觀察,你認為什麼才是適當的兩岸關係?
他回答說:維持海峽兩岸的和平與穩定,不要有衝突。没有人要加速統一,中國已明確地表達没有統一時間表。如果我是台灣人,我會去中國投資,但不會只中國。日本與韓國在中國有很大的投資,但他們同時也投資東協國家、澳洲、紐西蘭、歐洲與美國。台灣也可以這樣做,才符合台灣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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