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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1952年生于上海,4岁到香港,长于香港,属于香港婴儿潮一代。曾居台北6年,现居北京。著名文化学者、作家,香港“城市生活文化评论”先行者,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1976年创办生活潮流月刊《号外》,曾在90年代中期任《读书》海外出版人。著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香港三部曲”(《太阳膏的梦》、《什么都没有发生》、《金都茶餐厅》)《盛世》、《裸命》,评论集《城市九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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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总面积1070平方公里,人口约713万(2012年)。香港可分为四个部分:香港岛、新界、九龙和离岛。九龙是位于北边港口的半岛;香港岛的面积是78平方公里,是香港主要的金融商业区,但只占全香港陆地面积的7%;新界的面积约98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陆地面积的91%;离岛共包括262个岛屿,最大的离岛大屿山几乎是香港岛的两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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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岛 →1856年,占领九龙半岛 →1898年,租借新界和离岛,10个月后占领 →1941年,日本抢占香港 →1945年,英国再次占领香港 →1984年,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生效 →1997年,香港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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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社会文化史 解答问题:香港社会文化是如何演变的?
1、香港成为英属殖民地:香港在成为殖民地的那刻,文化上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带着中华文化进入殖民地时期的。 2、早期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多元文化并存的国际化法治自由港 ●很西化同时很传统(西式学堂造就了双语的精英阶层;华人私校令汉语教育从未中断) ●法治之区:历代逃离内地者的避风港(麦理浩政府;香港移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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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战”后为什么没有收回香港:国共各自的考量
国民党:想收回香港但是不敢。 共产党:没有急着收回香港,成就了 年的香港(繁荣与安定)。 4、“二战”后香港的发展:抓住一代内集体脱贫的机会 5、晚期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善治之地 20世纪70年代:麦理浩“有为政府”(大建公屋;办免费基础教育;提供低费公共医疗;成立廉政公署;开发庞大新城;建地铁隧道;签订劳工保障法例;打造社会保障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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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角力 ●1970年代,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趋成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走向改革开放、 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开始了历史新纪元; 国际形势较之从前发生了很大变化; 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渐近届满,香港的前途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 ●1980年 1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中国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其中,实现祖国统一这个任务的重要方面,就是收回香港与澳门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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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第一阶段谈判:主要议程是1997年后的安排。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两国围绕香港前途的谈判正式开始。 英方采取“主权和治权分离”的谈判策略,力谋“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原则下,由英国继续大体想过去那样管治香港”。 中方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指包括恢复行政管理权在内的完整主权,而不是一个架空的名义上的主权。主权问题不能谈判。 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将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等不变,以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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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第二阶段谈判:中心问题是英方力求保持其在香港的传统利益与特殊地位。
1983年10月4日,撒切尔夫人授权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阐明,1997年后,英国将不再坚持对香港的管治,也不谋求同香港的任何“权力联系”。 1984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应邀访华。这次访问双方达成了一些谅解,如有关协议的时间表,有关“过渡期”管治,有关中英联合小组的成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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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第三阶段谈判:主题有两个,讨论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研究解决遗留的具体问题和商定最后文件。
1984年5月,中国政府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和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的一系列特殊政策的主要内容,并获得会议的批准。 “一国两制”日渐深入人心。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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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人”的诞生 解答问题:“香港人”是如何演变出现的?
1、香港移民史 ① 年(太平洋战争前):殖民地的头100年,香港是广东人的城市。 1934年,香港作为殖民地自由港首次实行入境管制,各国人士都要有签证才能入境,但是华人依然可以免签自由进出香港与内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香港的吸引力在全国范围内大增。上海人到港十几万,香港第一次有这么多广东以外的“外省人”。 ②1949年(新中国建立):大量内地人移民香港(超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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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1951年:香港首次设立了边界,没有合法签证的内地人不得进入香港。但也有所保留,即抵垒政策,就是成功偷渡入境的内地人,只要不被抓到,到达市区后就可以在香港居留。
④1980年:抵垒政策取消。不管偷渡到香港的内地人到了香港的什么地方都将立即遣送回内地。 ⑤1980、1990年代(1997年香港回归前):香港出现几十万人的离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婴儿潮中产者,他们为了政治保险、子女教育、清新空气、居住空间等理由,带着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总结:内地的改革开放及对香港回归的安排,开始逆转150年以来边界由松到紧的总趋势—由1949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后的紧,到80年代的极紧,到回归后紧中带选择性的松,到今后慢慢往松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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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 ①香港“婴儿潮”一代:“二战”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或幼年来港的一代。因为当时人口膨胀,所以新生人数也特别多,这个现象由1945年一直维持到60年代后期,以20年为一代的话,是香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所以叫婴儿潮。 ②婴儿潮”一代带动“香港人”出现的原因:“婴儿潮”一代长大后,成为第一代认同香港身份或称香港人的“主体性”的香港居民,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香港人”由此出现。 到六十年代末,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岁以下的。到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占总人口六成以上。殖民地政府在1980年取消抵垒政策,自此在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香港居民眼中,内地来客不再是难胞,而是非法移民、新移民。居民的分别心和对香港的归属感增强了,以“香港人”自居,以别于内地人和其它地方的人。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识,香港认同感最旺盛的年代。“婴儿潮”一代因为人多势众,他们的文化取向(10点)就带动了香港文化板块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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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他们生长于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内地情怀,上一代人是在认同内地某个地域,如广东、上海,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
(ⅱ)他们长大的年代,香港渐渐富起来,财富水平与内地越拉越大。 (ⅲ)富起来的香港让他们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ⅳ)1967年的左派反英抗暴引起社会动荡,不得人心,迫使大多数港人接受当时唯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政府:殖民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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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殖民地政府在1967年反英抗暴骚动后也更加重视亲民,并开始施政改革。
(ⅵ)到70年代,经过港督麦理浩 年11年的励精图治后,香港几可说脱胎换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ⅶ)连婴儿潮一代的父母辈的心态也改变了。香港从一个以过客、侨居者、移民为主的城市,变成一个以长期定居者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无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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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婴儿潮一代普遍受过英语训练,受六七十年代英美新文化吸引。故此,因为冷战宣传、英语教育、财富水平、消费习惯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们跟同代内地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
(ⅸ)他们开始出国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留学,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毕业后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后往往是回流,发觉香港反而是个可以给他们机会的地方。 (ⅹ)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认为是内地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总结:这是“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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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的有效行为限制者(主权国)与香港的主体性 探讨问题:香港往何处去?(主权与主体)
1、侧重以主权与主体两方面探讨香港往何处去 侧重原因:很多人认为,香港的发展离不开内地,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亦如此。虽说高度自治,香港往何处去不是香港人可以完全自决的,而是深受内地发展影响,也要看中央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但这不表示香港没有自主的空间。 很多评论都在探讨这个空间,最常见的是从经济角度找出路。作者以为,只从经济角度考虑内地与香港的关系,低估了国家主权、维稳诉求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接受度的关联性,更往往照顾不到特区内部的政治动态与主体意识。故此,较之一般带经济倾向的评论,作者的论述更注重主权与主体这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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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主权)与特区(主体)还存在内在的矛盾:北京官方的人心回归愿望至今得不到绝对的保障。
●影响香港人、香港身份认同、香港主体性成型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不是唯一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表现。 ●香港人心回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是否能把内地的事情做好。 3、京港都要利用“刚硬的框架内最大的弹性” 刚硬的框架:香港的自主性政治空间有不容逾越的主权框架限制(主权的刚性) 最大的弹性:香港的自主空间有限,但是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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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换位思考,中央应该怎样去理解香港人的主体性(“香港人”的身份)?
●97香港回归后,国与族再归一,然而香港人的身份仍明明白白地存在。 ●“香港人”这个身份一旦出现后以后的香港发展就必须正视它的存在、尊重它的意愿。 ●在复杂的全球化的当代世界,身份不应是非此即彼的,即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所说的“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身份问题曾给香港人带来困扰,但大家都应有足够智慧,拒绝有你没我,非此即彼的对立思想,让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共存共荣。 (七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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