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宗教第四週（10/11） 淫祀與正祀之間的變化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李豐楙講座教授

一、從周圍國家反觀華人宗教的經驗 1、在日本萬福寺內隱藏的財神殿： 招利菩薩是華光、關帝… … ，還是招財七郎 2、在馬來西亞的代天巡狩信仰： 馬六甲聯合五府王爺的送王舡、檳城灣島水美宮三府王爺在二十世紀50到60年代的送王船，巡狩南邦者為何種神格？ 3、反觀文革後的中國社會： 道觀中香火最旺的財神殿、福建省沿海地區恢復「送王船」，走資路線的實踐與信仰？

二、Von Glahn 和Michael Szonyi如何發現問題（1） 1、結合經濟制度史與宗教文化史的財神研究 財神信仰的背後反映的是什麼？ 財富與商人階級在帝制中國的宋元以後如何演變的歷史事實？ 華人世界𥚃存在不同的財神信仰與財富觀？

二、Von Glahn 和Michael Szonyi如何發現問題（2） 2、歷史學者與人類學者如何面對淫祀和正祀 watson在天后信仰或喪葬儀式形成的論述：「標準化」、實踐＞信仰 Szonyi等選擇觀察的信仰實例：五帝、一個介於淫祀與正祀間的特例。 問題存在的原因為何？

二、Von Glahn 和Michael Szonyi如何發現問題（3） 3、宗教學者如何看待五通與財神、瘟神與代巡 淫祀與正祀：帝制中國在祭祀制度上的禮制問題 在精英視角下的神格問題，考慮正確行為和正確行為的説辭間所存在的差距 宗教學應如何評論這些論述，類似財神、瘟神的含糊性神祇應如何看待？

三、萬志英和宋怡明如何展開其論述(1) 1、兩位歷史學者運用所捜集的三方面材料：History 、Texts及Fieldword，想從含糊性格的神祇信仰中發現：前者探究被視為「淫祀」者會發生轉變的原因？後者則重在説明民眾如何掩飾、包裝的事實。

三、萬志英和宋怡明如何展開其論述(2) 2、萬志英從宋元以後的經濟脈動切入，考察五通信仰在明前後期至清前期，即以經濟發達的江南社會作為範圍，集中於蘇杭及相隣地區在民間如何出現信仰上的變化，使五通與五顯、華光的混淆轉向五路財神而確定其財神的定性。

三、萬志英和宋怡明如何展開其論述(3) 3、宋夷明則是親自在福州地區調查，發現五帝信仰歷經被禁毀後，民間採用五顯或關帝作為掩飾、包裝。但是官方仍然禁制多次的事實，使之思索信仰「標準化」是否為一種illusion?

四、從淫祀問題看兩位在論述上的焦點（1） 1、在國家權力、儒家官僚與地方精英、一般民眾之間，基層社會所形成的信仰都反映其實際的心理需求。這種集體需要所產生的文化標誌，就是不同時空下社會文化動能的因應，銘刻了民間歷經官方從禁制到鬆綁的過程。

四、從淫祀問題看兩位在論述上的焦點（2） 2、萬志英試從經濟史的衍變事實，分析財神信仰原初的邪惡本質，即四民社會中士、農階級面對商人在財富取得上的複雜心態，亦標誌商貿作為資本投資的不穩定性；隨著江南經濟型態在明清期的衍變，漸趨穩定的商業經濟也使財神逐漸定型化。

四、從淫祀問題看兩位在論述上的焦點（3） 3、宋夷明則在廣搜史料後的詮釋方向上，將五帝信仰被官方所禁一事，在一再掩飾、偽裝無效的情況下，將對話對象鎖定在華琛，反覆檢討標準化、偽標準化及失敗的標準化。並從後史學檢討所運用的各種文本，質疑正確行為與正確行為的語辭問題。

五、從宗教學的立場如何回應？(1) 1、本相與變相的既連續又不連續問題：財神、瘟神的本相為何？財富、金錢的本質是否改變？行瘟的恐怖經驗是否不復存在？凡此都將決定其變相的連續與否，並非可以簡單的論述。 2、西方學者習慣二分法的思維方式，如華琛即採用信仰／實踐… … ，而宋夷明則從另一偏極切入，比較集中在民眾反對標準化的問題上。民眾到底是在何種處境下質疑國家的標準化？地方官僚的禁制只是福州的特例，其他地方（如浙江溫州）都是官／民對立？

五、從宗教學的立場如何回應？(2) 3、在三教中儒家作為知識精英，面對財神、瘟神的宗教心態如何？類似陳淳、湯斌乃至福州地方官中的基要立場者，雖然僅為儒士中的少數，但所載的事蹟卻常被視為代表。其實在應然（自我表述）與實然（經驗描述）之間存在著距離，相較於基要主義者，當地的禮生團體（禮祝之儒）就實際介入，仿效巡狩禮而使代天巡狩獲得適當的定位。

五、從宗教學的立場如何回應？(3) 4、宗教中的道、佛二教在禁制事件中採用何種立場？由於這兩家未曾掌握實際的權力，所以在「從俗」或「從眾」的調整中進行整編，道教就是在神譜中採取剋制方式：洞淵天尊、匡阜真人／五帝、行疫使者，借用儀式性解除法介入社區活動。 5、在宗教光譜上禁制者與被禁者的兩個偏極間，三教都是游移、浮動於中間，亦即多樣化，在儒家的禮學中，相信禮義的不變性（如從眾），而禮文、禮器則可改變，教義與實踐均不可缺少，並非截然二分。

六、在中國宗教史上的淫祀轉正祀或擬似正祀問題（1） 1、歷代不斷進行的淫祀禁制行動，在官方／民眾、治人者／治於人者之間形成一種文化生態的平衡狀態，凡被禁止而不再恢復或復原不佳者就會消失；但是屢禁屢興者如財神、瘟神之類，則緣於民眾的持續支持就有機會改變而被容許存在（不一定正祀化）。 2、相較於財神、瘟神祭祀的多變，天后、關帝等祀典神被視為「標準化」，乃因官方採取神道設教的目標，的確具有牧民心態上加以規範化的教化目的；而對於財神瘟神等則與時俱變，視其情況而以從眾合理化其行為，如經濟資本的形成、瘟疫肆虐的心理需求。

六、在中國宗教史上的淫祀轉正祀或擬似正祀問題（2） 3、面對五通、五帝信仰在歷史上的變化，不宜急於使用理論加以論斷，而需回到歷史脈絡中尋求其原因。儒道釋三教人士面對現實的改變，雖有理想派堅持其基本教義，也有務實派強調體察民之所欲而選擇從眾，所以引述正史、文集均需考慮其應然性、自我表述性。 4、決定含糊性神格能否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區域性、種族性的限制，其中存在許多變數：此一時與彼一時；中央與邊陲、漢與非漢…，在福州被禁止而在台灣則可存在；何況是在王化所不及的化外之地，還有意移植、仿效原籍的文化傳統！

六、在中國宗教史上的淫祀轉正祀或擬似正祀問題（3） 5、宗教學在信仰心理上所探究的，就是神祇神話所象徵表現的文化心理：財富象徵一種吊詭的雙重性格，既利人亦害人，其得失心理就具體化為五通兼具善、惡的性格，如何審慎的進行「交換」？同樣瘟神兼有行瘟與解瘟的雙重職能，民眾對此既敬又畏，此即天行使者與代天巡狩有類似點的原因：天威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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