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的历史 牢记历史使命

三、重要事件 中共中央改组    陈独秀停职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以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持中央工作。13日，发表宣言，揭露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行为，并决定撤回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员，继续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抵达武汉，建议中国共产党召开紧急会议，审查党的路线和政策。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尤、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起义总指挥部设在江西大旅社。 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由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第一、第二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由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 经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同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和第七十五团，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参加起义，于2日拂晓开到南昌，与主力部队会合。

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军：第十一军由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由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九军由韦杵任军长(未到职〕，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 8月6日至8日，叶挺、贺龙所部陆续抵临川，起义部队从南昌出发后，因未及整顿，沿途百姓受反动派恶意宣传的欺骗均闭户远逸，致使部队饮食不继，士兵们在炎热天气中超负荷地山地行军，病死和逃亡者很多，行军3日，部队实力损失已达1/3。前委决定停留一周以休整队伍。 在此期间，前委决定废弃利用一般土豪劣绅来提款、派款、借款的旧筹款政策，改行对土豪劣绅征发、没收粮食财产和罚款的政策；另外，因二十军、十一军的参谋人员逃跑，有泄漏原定军事计划的危险，决定到瑞金后改道长汀、上杭南下；正式组建第九军和第二十军第三师。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维汉、翟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顾顺章、蔡和森、毛泽东、陆定一、王一飞等21人。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也出席会议。 会议主席李维汉，实际主持人瞿秋白。会议第一项议程，由毛泽东在会上批评陈独秀右倾错误：第一、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思想；第二、在农民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第三、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毛泽东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报告。强调党今后的任务是“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 实现这一斗争策略的具体方针是：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第二、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工农民权独裁的临时革命政府。接着，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大会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顾顺章、彭湃、任弼时等9人当选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张太雷、张同焘、李立三等7人当选为候补委员。

秋收起义 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为便于领导秋收起义，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任命易礼容为书记，负责地方工作。

9月初，湖南省委决定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起义。这次秋收起义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参加起义部队共约5000人。 此外，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当地的土匪武装邱国轩的一个团。起义部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具体部署了各团的行动计划。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参加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首先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9月10日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这时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部乘机叛变。

当第一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邱部突然袭击，致使该团腹背受敌，损失200多人，步枪200多支，团长钟文璋失踪，被迫向浏阳转移。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 由于部队麻痹轻敌，9月16日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第三团于9月11日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9月12日又占领东门市。9月14日敌人兵分两路包围第三团，该团被迫向上坪撤退。 鉴于三路起义部队均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

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9月23日，起义部队在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5日，起义部队冒雨攻克莲花县城。 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

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特委。随后，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成立，袁文才任主席。 10月，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它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指出实行这种“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回答了党内和红军内部有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此后，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根据地不断扩大，全盛时期，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吉安、安福两县一部分，遂川县北部等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新的道路。

井冈山会师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 1928年2月新城战斗胜利后，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毛泽东派何长工到湘南、粤北去寻找朱德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在江西、福建、广东边境坚持斗争，听说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便派毛泽覃前去联系。几经周折，两支革命武装终于取得了联系。

1928年4月28日，在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掩护和接应下，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安全地转移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5月4日，根据湘南特委决定，将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 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成立，对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 决议共分9个部分，着重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 会议决定取消红四军军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谭震林等11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毛泽东任书记。

红军反“围剿”战争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反革命“围剿”。 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共歼敌1.5万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3万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在5月中下旬，连续取得五场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人，依仗重兵，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前后3个月，歼敌3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此时，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数战不利，被迫撤离根据地。 与此同时，国民党10万军队还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红三军团在夏曦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伤亡惨重，被迫转移到黔东。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部队将所有的文件、辎重、兵工厂机器、印钞票机器、X光机以及各种文化课本都携带上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搬上旅途。 在此之前，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先期赴雩都，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为大部队行军做准备。 1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将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卫生部、工青妇机关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13日，中革军委规定军委及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是：军委为“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红一军团为“南昌”，红一、红二、红十五师依次为“广昌、建昌、都昌”；红三军团为“福州”，红四、红五、红六师依次为 “赣州、苏州、汀州”；红五军团为“长安”，红十三、红三十四师依次为“永安、吉安”；红八军团为“济南”，红二十一、红二十三师依次为“定南、龙南”；红九军团为“汉口”，红三、红二十二师依次为“洛口、巴口”。 16日，中央红军南渡贡水，19日全部进入突围集结地域。 21日，中央红军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九军团随一军团左侧跟进；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八军团随三军团后跟进；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成甬道式序列继续西进。25日，渡过信丰河。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原贵州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林彪，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要求，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 从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瓦窑堡会议 “九一八”事变后，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五省为直接目的，加紧侵略华北，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 1935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决议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提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了适应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 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

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分裂的。” 总之，“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这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一二九”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继续向华北进犯，1935年67月间控制察哈尔省，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建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抗日救国。 12月9日，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 此前，11月18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即召开联席会议，秘密成立北平学联。选举郭明认为主席。12月6日，公开发表成立宣言，提出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华北为核心的9项政治纲领，呼吁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团结全国各界民众，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12月9日上午10时30分，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 愤怒的学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汉奸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 请愿群众代表向国民政府提出6项要求：(1)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2) 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西单和东长安街时遭到军警木棍、鞭子、水龙、大刀的攻击，百余人受伤，30多人被捕。城外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因城门关闭未能入城，在凛冽朔风中坚持终日，含泪向围观市民控诉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第二大，北平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10日起，杭州、武汉、上海、广州、南京、济南、天津、青岛、南宁、长沙、厦门等地学生、教职员等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电，举行罢课、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实现抗日。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是为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 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力主抗敌，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杨：如不加紧 “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拘押。 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 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 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杨及中共代表会谈，24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 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20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 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整风运动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由准备阶段进入普遍整风阶段。 中共认为，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 党中央领导克服了“左”倾和右倾的机会主义错误，但错误的思想根源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除，那种曾盛行党内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济神圣化的错误，仍然束缚着某些人的思想。 同时，抗战以后，又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共产党，他们既有革命积极性，也给党内带来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因此，党内还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另外，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环境相对稳定，具备了进行整风运动的客观条件。

针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1941年5月， 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1942年2月， 又作了《整顿党的作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毛指出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自此，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开始。其具体方法是：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工作、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找出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克服错误的方法。党的高级干部还着重学习并讨论了党史。

重庆谈判 日本投降后，全国各界人士强烈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民主协商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为欺骗公众舆论，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给中共发出3封“万急”电报，邀请毛泽东亲临陪都重庆，共商国是。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离延安飞往重庆。29日，毛、周、王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开始谈判。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暴露其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最初4天，双方就政治、军事先作一般性商谈。 9月3日，中共方面将拟订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谈判方案是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政治军事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并在中共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包括军队的大批裁减和南方解放区的撤出)的条件下提出的。

8日，张群代表国民党作答，坚持政令、军令统一，强调共产党要“放弃地盘”、“交出军队”。从10日至21日，国共代表进行6次谈判。17日，毛泽东同蒋介石、赫尔利(美国驻华大使)商谈，仍无进展。为避免和谈破裂，中共表现极大的克制和让步，在军事问题上表示以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为原则，愿将它所领导的军队缩编至24个或至少20个师。 国民党方面表示它的军队整编计划正在进行，对于中共军队缩编数目可以考虑。在政权问题上，对于解放区和国民大会，双方申述各自的立场，同意提交政治会议解决。 经过43天谈判，于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2日公布。11 日，毛泽东回延安；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辽沈战役 1948年9月12日，林彪、罗荣桓率东北解放军发动攻击，连克辽宁昌黎、滦县、兴城、绥中、义县、国民党军 被分割在锦州、锦西、山海关地区。蒋介石急调北宁县华北“剿总”的5个师和山东的2个师，连同原在锦西4个师，共11个师，于10月10日至1 5日猛攻塔山，以解锦州之围，但未能突破解放军的阵地。 10月11日，廖耀湘指挥的国民党军第九兵团11个师和3个骑兵旅由沈阳驰援锦州，亦被阻止在黑山、大虎山东北地区。 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市发起攻击，15日攻克，全歼守敌，俘敌10万余人。17日，驻守长春的曾泽生率第六十军26000人起义，其余在东北“剿共”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下投降。 蒋介石此时仍想夺回锦州，打通关内外的联络，令第九兵团继续向锦州前进。东北野战军主力于26日在黑山、大虎山将第九兵团包围，经两天激战，歼10万人，廖耀湘等多名高级将领被俘。 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再歼敌近15万人。 此役历时52夭，共歼敌47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筹与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共60万人，于11月6日发动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后，国民党统帅部为避免徐州之部队重蹈卫立煌集闭全军被歼的覆辙，决定将刘峙集团主力收缩到津浦路徐州生蚌埠段两侧，采取攻势防御阻止解放军南下，必要时放弃徐州，凭借淮河抗击，确保南京、上海。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部队有5个兵团、共约80万兵力。 11月8日，国民党第59军、77军，在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下，在淮海前线驻地台儿庄地区举行起义。第59军、77军原为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张克侠、何基沣皆为中共地下党员。为组织起义，周恩来与叶剑英曾分别对张克侠和何基沣做过指示，经过张、何二人的工作，该部在淮海战役开始前已做好了起义准斋。 11月6日，战役打响。8 日凌晨，何基沣、张克侠等人宣布起义，下午该部按计划撤出防地，向运河北岸开进。9日，起义部队从台儿庄一线北渡运河。10日进入峄县解放区。张、何起义为解放军创造了全歼黄伯韬兵团的有利条件。

11月11日，美军副参谋总长魏德迈与同民党代表、民社党的蒋匀田在华盛顿研究中国战场形势，为蒋军设计了一个防守方案，他对着中国地图说：“如徐州失守，惟有退保中国东南与台、澎地区。照地理的形势说，自福州至昆明三角地带，较易防守，所以我划一条代表战略地带的红线。惟四川省的经济价值甚高，不应轻易放弃，所以我划一条虚线，以为试守之计。”“现在美国海军尚固守青岛基地，目的即在支持平、津三角地带傅作义的守军，使能牵制中共军队，不能即刻大批南进，盼拖长时间，以便布置防守东南半壁的战略基地。” 11月22日，蒋军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在淮海战役碾庄战斗中被解放军击毙。黄伯韬祖籍广东梅县，1900年生于天津，1918年入陆军第九混成旅学兵营，后又进江苏军官教育团第五期学习。历任营长、师参谋长、副旅长、师长、军令部高参、军长等职。孟良崮战役时，任第1兵团第4纵队司令，74师被全歼，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今年，在苏北和豫东作战中颇为努力，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9月，升为新组建的第7兵团司令，所部被解放军包围于碾庄地区，全军覆没。

11月29日，正当双堆集地区的战事紧张进行之际，国民党第85军110师5000余人，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举行战场起义。11O师原为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廖运周是中共地下党员。淮海战役开始后，110师所在的第12兵团于 11月24日被解放军包围在安徽宿县双堆集地区，廖运周和其他中共地下党员决定乘突围之机举行起义，并把起义计划和有关军事情报通知了解放军。28日，廖运周向全师宣布了起义计划。29日，110师按解放军事先指定的路线开到解放军的阵地上，起义成功。这一行动打乱了黄维兵团的突围计划，使其全部被歼。 向徐州西逃的杜聿明所部3个兵团，被华东野战军11个纵队包围于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并将其突围的孙元良第16兵团歼灭。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之敌发起总攻，经4日战斗，全歼第2兵团、第13兵团，活捉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击毙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战役至10日胜利结束，历时65天，消灭国民党军5个兵团和1个绥靖区的部队，计22个军56个师（内有1个半师起义），共55万余人。此外击退由南京方面来援的第6、第8两个兵团。至此基本解放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已处于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已陷入土崩瓦解状态。

平津战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敌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面临着东北、华北我军联合打击的威胁，已成惊弓之鸟。由地美、蒋、傅之间的矛盾，华北敌军是撤是守，是南逃还是西窜，尚举棋不定。 傅作义错误地估计我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入关作战，所以未定下立即逃跑的决心，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依据这一方针，傅作义将其所辖的蒋、傅两系军队共四个兵团十二个军约五十五万人，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五百余公里的铁路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将其嫡系部队配置在平绥路北平至张家口段，将蒋系部队配置在北平及其以东地区，必要时，可丢下蒋系部队自行西逃。 从全国形势来看，我军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就地歼灭，对战局发展最为有利。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确定逃跑之前，调华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与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及地方武装共一百万人，发起平津战役，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敌是惊弓之鸟，能否抓住敌人，不使其南逃或西窜，是战役指导的关键。 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并同意与傅作义进行谈判，以麻痹敌人。同时，令华北野战军主力于十一月下旬秘密迅速入关，在华北我军协同下，首先对敌采取抓住西线，稳住东线，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的方针，由西而东完成 对敌人的合围。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先遣兵团、华北第2、第3兵团在平张段统一行动，首先迅速包围张家口，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切断平张段，尔后分割围歼平津张地区之敌。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华北第3兵团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包围张家口地区之敌。 傅作义为保住向西的逃跑，急令第35军率三个师增援张家口，并以怀来地区之第310师增援宣化，昌平地区的第269师西调怀来。为了抓住西线各敌，中央军委于十二月二日令华北第2兵团向下花园急进，令东北先遣兵团向南口、怀来前进，以切断平绥路，分别包围没线之敌。由于东北先遣兵团第11纵队，于十二月五日，在行进途中歼灭了密云守敌一个师，傅作义即认为我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并错误地判断我军将要进攻北平，因而又慌忙决定调第35军迅速返回北平，怀来、南口地区之第104、第16军向西接应，同时调天津附近之第62、第92、第94军共八个师到北平布防；将第13军由怀柔、顺义撤到通县；第101军由涿县撤到丰台、门头沟。 敌人这一收缩行动，对我军抑留敌人在现地十分有利。十二月六日，敌第35军（两个师）突出我军对张家口的包围圈后东窜，八日被我军华北第2兵团包围在新保安地区。十日、十一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在第11纵队协同下，先后在康庄、怀来地区将敌第16军主力及第104 军主力歼灭，至此，傅系部队主力分别被我军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两地，敌人西逃之路被切断。

此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越过长城，进入冀东，尚未对平津塘诸点完成包围，因此“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为了不使敌人决策狂跑，尽快地完成对平津塘诸点的包围， 毛泽东于十二月十一日及时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令西线各部对张家口、新保安诸敌，在两星期内“围而不打”，令东北野战军主力，要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以最快速度同时切断津，塘和平、津之间敌人的联系，对敌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同时，指示淮海前线我军对杜聿明集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以稳住敌人，使其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并令山东我军控制济南以北一段黄河，并在胶济路上预作准备，以防敌人经济南向青岛逃跑。 东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以第1、第2、第7、第8、第9、第12纵队，包围天、塘沽地区之敌，以第3、第5、第6、第10纵队在第11纵队及冀中军区第7纵队的配合下，包围北平之敌。至十二月二十一日，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完成了对平津塘之敌的战略包围，封闭了平津之敌由海上南逃之路。至此，傅作义集团即被我军“一概包围了”。

我军完成了对敌人分割包围后，采取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方针，先打新保安和塘沽两点。在打新保安之前，中央军委估计，敌第35军被歼后，张家口守敌有突围的可能，而华北军区第3兵团不占优势，为增加包围张 家口的兵力，中央军委将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西调张家口，归第3兵团指挥，十二月二十日，该纵到达张家口附近。二十二日，华北军区第2兵团攻克新保安，全歼灭守敌第35军（两个师）；二十三日，张家口守敌五万余人突围逃跑，被我华北军区第3兵团及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于二十四日全部歼灭于张家口以北地区。  为了统一对平津战役的领导和指挥，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塘沽地区因地形不利，不便歼敌，东北野战军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军改为攻取天津。一月十四日，东北野战军集中第1、第2、第7、第8、第9纵队共二十二个师，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歼灭的作战部署，对天津守敌发起进攻，经二十九小时激战，于十五日解放天津，全歼守敌十三万人。 俘虏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十七日塘沽敌人由海上逃走。至此，北平之敌完全孤立，陷入绝境。我军除东北野战军第1、第2兵团（即原先遣兵团）外，十二月底又增调华北第2、第3兵团进至 北平附近，对北平之敌形成严密包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十六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指出：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编，否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在此情况下，傅作义接受了和平改编。北平守敌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一月三十一日，我军进驻北平，北平宣告解放。和平解放北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北平守军是执行我党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式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被誉为“北平方式”。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除塘沽守敌五万八人从海上逃跑外，共歼灭敌军五十个师五十二万人，解放了华北大 部地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我军在战略进攻阶段与敌人主力进行的战略决战。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历时四个多月，歼敌一百四十三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一百五十四万人。 至此，战争第三年七个月的作战，共歼敌二百三十二万人，使敌人的精锐部队丧失净尽，大大加速了 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政府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派兵入侵朝鲜，并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对此，中共中央作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开赴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 此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全国开展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活动，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热情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发动了5次攻势战役，把敌军赶回到了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战局，为停战谈判和取得朝鲜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后，又经过两年的时间，中朝军队以革命的两手对付侵略者的反革命两手，终于迫使美国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敌109万多人，其中美国侵略军39.7万多人，击毁敌机、敌舰和缴获各种战略物资无数。 抗美援朝战争保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鼓舞了我国人民独立自主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揭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 2月中旬，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周恩来召开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参加两个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 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根据座谈会揭发材料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和邓、陈、谭的报告。 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4月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5月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6月召开上海市委扩大会议，8月召开山东省党代表会议。 这些会议都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对少数跟高岗、饶漱石犯错误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毛泽东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的基本方针，也是党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它是50年代，党在指导文艺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逐步提出来的，至今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1951年，中国国内关于京剧的发展问题出现了争论，有的主张全部继承，有的主张全部取消，毛泽东为此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张对待京戏艺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 1953年，毛泽东就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提出要百家争鸣。 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28日，毛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5月2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系统地阐述了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他指出：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我们所主张的这一方针，是提倡在文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从而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起来，学术文化各部门都比过去表现得更加活跃，显示出生气勃勃的景象。

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60年代初中共中央开始纠正这一错误，但1964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8年样板戏几乎独占了中国所有的艺术舞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也几乎停止了。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双百方针”重新被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科学文化领域重新迸发出勃勃生机。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先锋的和各类文艺流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 1987年国家推出了每两年一届的中国艺术节，成为中国的文艺大汇展。科技领域也得到了不断的创新和发展。1996年“三下乡”活动开始将科技、文化送到了全国农村。

反右派斗争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 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 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

“大跃进”运动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会后，全国开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这就使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开来。 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负责人。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 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要改过来。 他还提出读书、形势、工作任务等19个问题要大家进行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出现了意见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印发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时，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许多人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此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 此后，会议发生转向，开展所谓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 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但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一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 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

刘少奇含冤去世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刘少奇，原名渭璜，曾用名胡服。生于1898年11月24日。湖南宁乡人。青年时代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在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同年秋任中共湘区区委委员，安徽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参与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参加领导五卅大罢工、省港大罢工。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华北、东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参加中共顺直(即河北)省委的领导工作。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3月出席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并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在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福建省委书记。长征途中，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党代表，第三军园政治部主任。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6年春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抗日战争初期领导山西抗日新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8年冬任中共中原局书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194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1945年中共“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1947年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与朱德等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负责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同年7月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1949年9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被免除一切职务。1969年10月17日，重病在身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着，空运到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严密封锁的小院内。由于病情迅速恶化，11月12日晨，刘少奇含冤逝世。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刘少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议。

林彪反革命集团灭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在1970年8月29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一伙利用“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的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以和平方式，实现“抢班夺权”的目的，结果失败。全会以后，党中央、毛泽东采取多种方式，一面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一面对林彪进行耐心的批评教育。但林彪一伙毫无悔改之意，一面以假检讨应付，一面决定密谋武装政变，以暴力方式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970年10月，在林彪的指挥下，林立果纠集一批帮派骨干分子，组成所谓“联合舰队”，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 --《“571工程”纪要》，积极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 洞若观火的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在提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后，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从北京起程巡视南方。 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南巡极为疑惑，千方百计探听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 当9月5日、6日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冈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那里得知毛泽东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内容后，林彪等人十分紧张，猜测国庆节前后将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可能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便孤注一掷，捍然决定谋杀在南巡途中的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 9月10日，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于12日下午3时到达北京丰台东站，在车上召见北京党政军领导人李德生、吴德。吴忠等人谈话，傍晚，安全返回中南海。

林彪得知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后，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9月12日晚，周恩来获悉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乘机出逃后，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下达指示，被林立果控制的 257号三叉戟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人一起下令才能起飞。 深夜11时30分，周恩来接到叶群要求调用飞机的电话时作了机智的回答以稳住林彪，却使林彪、叶群更加恐慌，于是，决定改南逃为北叛。 13日零时，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服务员登上机，就强令起飞，怆惶出逃，结果亡 命温都尔汗。

林彪，原名育容，湖北黄冈人。1906年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排长、连长，曾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后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抵陕北后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曾指挥平型关战斗。1938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等职。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1973年8月2 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1971年11月2日，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团组成。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任团长，黄华任副团长，成员有代表符浩、陈楚，副代表唐明照、王海容(女)、张永宽等。9日，代表团启程前往纽约，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送。 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在大会主席马利克致欢迎词后，先后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 之后，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坚持原则，坚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不懈努力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对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11月30日，中国常驻安理会代表黄华出席了安理会会议。 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的恢复，是超级大国敌视、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政策的破产，是我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应我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罗杰斯、 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陪同来访。 21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指出“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在公报中阐明了各自对国际形势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方面声明：“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双方还同意扩大两国人民的了解，增进科学、技术、文化、体育方面的联系与交流。中美双方在上海联合发表的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此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报告了这一噩耗，并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字润之，生于1893年，湖南湘潭人。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并主编《湘江评论》。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中共五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同年领导秋收起义，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与朱德的部队会师，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933年1月，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先后率红军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一、二、三次“围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指挥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1936年12月，他当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中，他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的理论，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

1942年他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在抗战时期，他的领导地位日益巩固，他的思想在党内逐步占居主导地位。 从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起，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他指挥解放军击败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解放了中国大陆。1949年9月，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他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领导了国家经济的恢复、对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1954年主持制定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并在一届人大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8年，他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他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1966年，他发动了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推行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致力于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他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运筹帷幄，建立了共和国。

同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告人民书》说：“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告人民书》还说：“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18日，毛泽东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百万群众参加。

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但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却迫不及待地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此期间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报告，企图切断中央政治局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设上台用的标准像，炮制就职演说，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劝进书”，并在上海突击下发武器弹药，准备武装叛乱。 10月4日，他们发表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 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准备着手夺权。 在这危急时刻，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于10月6日果断地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为元、王洪文。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军民，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然，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 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虽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有的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但是，这一讨论受到党中央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开展。

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20年来最响亮、最具关键意义的口号。文革以来，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来没人敢提出：用什么检验“最高指示”？这一口号的提出，并不是单纯地向毛泽东不容置疑的权威提出挑战，而是向新的探索扫平道路。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权威性的确立，无数冤假错案得以纠正，一批批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自农村起步的改革开始了，人们不再把发家致富当作一种罪恶，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让国人眼界应接不暇，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从此踏上了务实的道路，真是一句口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自1980年我国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使经济体制的改革显得更为迫切。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是一部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决议》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据此，《决定》系统阐明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增强企业活力；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实行政企分开；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造就一支宏大的经济管理干部；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1985年起全面展开。

1989年政治风波 80年代末，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此影响下，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形成学潮。 4月15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是极少数人自由化分子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他们的煽动下，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学生大批涌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西安、长沙等地的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进行了打、砸、抢、烧，学潮迅速发展成为动乱。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制止动乱。但是，形势并没有好转。 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人与戒严部队对抗。同时，上海、广州等地也接连发生暴徒冲击党政机关、破坏交通设施等严重事件。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暴乱。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南巡讲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到底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 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还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江苏、上海等地也可以发展更快一点。 邓小平进而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提出“三个代表”思想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就如何加强新时期党建工作的调研时指出：“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能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5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时，进一步将这一论断归纳为“三个代表”，指出我们党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最根本的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6月，江泽民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再次阐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三个代表”思想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三个代表”思想一经提出，得到了全党的拥护，并在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精神的热潮。

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