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袁世凯与军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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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袁世凯与军阀政治

袁世凯生平(1859-1916) 1.1859年生于河南豫东地区的项城县一官宦地主家庭,母为妾身。 2.1874年(15岁)丧父。 3.1881年(22岁)弃文从武,投奔山东登州淮军吴长庆麾下,从管理营务做起。 4.1882年随军入朝平定内乱,并帮助朝鲜编练新军,经李鸿章推举,获清廷褒奖。 5.1885年(26岁)得赏三品衔,着出使朝鲜,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6.1894年7月因日本侵占朝鲜被迫回国。 7.1895年(36岁)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推举,受命接管武定军,改名为新建陆军,自领督练官,在天津小站镇练兵。 8.1898年向直隶总督告密,出卖维新党人。 9.1900年正式署理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运动。 10.1902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1.1903年任会办大臣,掌握练兵处实权。

12.1905年新军正式改为北洋常备军,编制6镇,扩充 到8万人。 13.1906年因受满族亲贵集团排挤,被迫辞去各项兼 差,将北洋军一、三、五、六镇交陆军部直辖。 14.1907年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 尚书。 15.1909年被摄政王载沣免去一切职务,责令回原籍 养病。 16.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发生,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并 内阁总理大臣。 17.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被逼宣布退位,次日袁声 明赞成共和,孙中山辞职,15日中华民国临时参 议院全票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 18.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身亡,“二次革命”兴 起,袁成功压制了“二次革命”,并经国会选举取 得了正式大总统身份。 19.1914年1月解散国会,3月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改 国务院为政事堂,12月通过总统选举法,总统任 期十年,连任不受限制,且可不经选举。 20.1915年5月25日经谈判部分承认日本“二十一条”。 21.1915年8月经筹安会策动,各地成立公民请愿团, 请改共和为帝国。袁于12月31日下令改国号为中 华帝国,以次年为洪宪元年。 22.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暴病而 亡,时57岁。

袁世凯历史评价的是非问题 出卖维新派问题 就事实言。杨天石所著《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文: (1)袁《戊戌纪略》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距谭嗣同夜访不过11天,且为当事人所记,属直接资料;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系流亡日本后追记,且梁非当事人,属间接资料。两人虽都各有目的,但袁所记仍应较梁所记为实。 (2)梁所记只有诛直隶总督荣禄之事,而抹去围颐和园杀西太后之事,对比其他史料,更显示出在事实上不如袁所记准确。 (3)据查,御史杨崇伊八月初三即上书要求太后训政,当晚谭嗣同夜访袁寓,袁初五返津拜见荣禄未果,初六早荣禄到袁处了解情况,当晚杨崇伊到津见荣禄,带来太后当天已宣布训政,并命令捉拿康有为兄弟的消息。从此一时间上及太后初六不曾下令捉拿谭嗣同的情况可知,戊戌变法失败,并非因袁告密所致。

就情理而论,可见唐德刚(《袁氏当国》)、刘忆江(《袁世凯评传》)书: 光绪皇帝和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想沟通一个师长(袁世凯),到颐和园搞政变,绝无成功的可能。你想,袁世凯若真的从小站(天津和塘沽之间)起兵勤王,以他的7000精兵,先要杀掉拥兵多得多的顶头上司荣禄,然后率兵打向北京,聂士成、董福祥等悍将率优势兵力在前方正等着。再说,如果光绪被先一步干掉(太容易了,全在太后掌握中),还勤啥王?所以戊戌变法的失败,归咎于袁世凯,恐怕过分。再说,袁世凯揭发谭嗣同,于私德有亏,于公德恐怕未必,因为谭嗣同并没有带圣旨见他,身为大清帝国的臣子,起兵杀太后,无异于造反。因此,袁世凯只不过像绝大多数正常人那样正常行为罢了。

剿办山东、直隶义和团问题 就事实言。侯宜杰《义和团管窥》等书: (1)教案发生多非洋教滋事。以《清末教案》和《山东教案史料》所载教案为例,山东以外各省由教士教民主动挑起的案件只占所记录案件的29%左右。1840年前中国就已有基督教徒20余万人,据当时两广总督奏称:各省教民“二百余年并未滋事,究与白莲、八卦、白阳等项邪教不同。”尤其基督教(耶稣教)很少惹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即奏称:“耶稣一教,安分守己,与民无争,尚无他虞”。“即天津一口言之,自通商后,中外商民相安已久,毫无间言,耶稣教人亦不以为怨。惟百姓言及天主教,则异口同声,恨之入骨。”

(2)洋教在近代中国起过积极作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在华的外籍传教士约有3000人,其中确有仗势欺人者。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传教士白明德等。但多数则是出于宗教热忱来华,山东基督教传教士并且集体拒绝接受清廷优待章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等更公开主张:“传教士不管是与非都不应庇护中国教徒。”一些传教士并严格约束教民,还有的甚至要求官方惩治犯案教民。而众多传教士举办学校,开设报馆,译介西学,举办戒烟所,开办医院和育婴堂,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展赈灾活动,派人到疾病流行地区行医等,亦做了不少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而教民革命者亦多见,洪秀全、孙中山等均是。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各地的教堂、教会书院甚至医院等,都曾是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处所。

的出现,对其在农村中的地位、田产和传统道德习 俗文化威胁最大。故一些乡绅均出面主持村民立下 协约:“洋人、通事所过之地,店房不准留住,水浆 (3)仇洋教者尤以乡绅地主为甚。因教堂教士和教民 的出现,对其在农村中的地位、田产和传统道德习 俗文化威胁最大。故一些乡绅均出面主持村民立下 协约:“洋人、通事所过之地,店房不准留住,水浆 不准卖给,乡城居民不准私同说合卖与田宅。如违 约者,一经查出,卖与田宅者,将房屋拆毁;卖与 饮食者,众行究惩;作中说合者,与汉奸等论”。 “愚民有卖给洋鬼暨汉奸房屋田地者,我绅民即率众 将该民寸磔,继将房屋烧毁,田地掘成数十丈深坑。 有卖给洋鬼食物者,即割耳示众。有容留洋鬼住宿 者,即割耳示众,并将房屋烧坏。有为洋鬼役使 者,即截其右手一指示众。” (4)义和团初起即带有烧杀抢掠性质。最早如山东西 南地区地主及其佃农组织的大刀会等,吞符念咒, 扬言刀枪不入。因天主教徒指其妄诞,故与之作对。 “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人,思尽杀灭”。 据山东巡抚袁世凯报告:自1899年“秋冬来,济东各 属,焚劫大小教堂十处,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 掳害教民二十三名……诸官吏不能辞其责也。适有 不逞之徒,乘间滋事……辄诳诱乡愚,勾引报复, 焚毁教堂,劫掠教民。继因各处著名教堂……皆设 备固守,屡攻弗克,转遭杀伤。益复四出抢掳,波 及良善……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 在于纠众劫财。”

(5)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原因是灾荒,非反帝,运动 的主体是饥民。如山东清平县志记:“二十六年 夏,大旱,饥,拳匪暴动。”临清县志:“天旱,民 愁。值拳匪蔓延至临,愚民附者众至千余,势甚 张。”直隶民谣称:“六月里大旱天呐,男女老少遭 了难呐,少吃没穿谁来管呐,趁早加入义和团 吧,打败洋人吃饱饭呐。”故义和团运动发生处不 在德国占据的胶东半岛,而在鲁西北和直隶交界 各县。 (6)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关键在慈禧等顽固派。正 是因为清廷贵族多具强烈排外心理,且刚愎自 用,迷信专制,因而拒不接受许景澄等大臣不同 意见,并以杀害持异议者为警告,致使引入义和 团来攻打北京各使馆,造成万劫不复的局面。 (7)义和团运动期间,山东直隶被害教民达2万多 人,其他回民、平民(包括白莲教)、官员难以 数计。

举北京几例: 6月9日慈禧决定招抚义和团,11,12日,义和团大批 涌入北京。“自十五(6月11日)以后匪徒以杀教士 为名,任意焚劫民庶。”  6月15日,义和团“妄拿平民男妇百余名,指为学道会 邪教,骈戮于市。”西安门内义和团欲烧西什库洋 楼,撞到路北棚铺掌柜郭五恨怀孕之妻,火把灭, 义和团“即延烧棚铺,一家无存”。 16日,义和团谓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中有洋 货,纵火焚烧,不许邻近铺户及水会相救。结果火 势蔓延,连正阳门城楼亦被殃及,三四千家店铺俱 成灰烬。 17日,御前会议决定由众亲王统领义和团。“焚西单牌 楼讲书堂,又延烧千余家。东城一洋货铺被匪纵 火,又延烧四千余家。” 18日,慈禧同意进攻使馆。“地安门外烟袋斜街附近各 铺户,被团民焚烧四十余家。” 19日,清廷对12国使馆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所有洋人 24小时离京。 20日,“西四牌楼一带火又大起,因烧教堂又延烧数十 家铺面。” 21日,慈禧下诏宣战。“义和团焚烧西单牌楼钟表铺, 连及四邻铺户,被烧一百余家。” “西单牌楼二道街 火又起,即赵姓所设之铺也,延烧二十余家。” 22日,“前门内各军与团民纵火焚掠。”

25至27等日,义和团为攻下西什库教堂,“传令各家, 将烟囱用红纸蒙严,不许动烟火,不许茹荤,三更 时在院中向东南方上供馒首(即馒头)五个,凉水 一碗,铜钱百文,行三拜九叩礼。据云:如起黑风 时,即将馒头吃一口,将凉水饮一口,可免灾难”。 “晚间用竿高挑红灯一个,并插一小红旗,名曰得 胜旗。” 29日,“拳坛下令,户户皆书义和拳大得全胜于黄纸, 贴门首;辗转相传,取黄纸,书快马神骑、八卦来 吉八字,贴门首。” 30日晚,“坛下令曰,户户悬灯烧香,向东南跪,叩首 三十六数,今夕烧洋楼矣。又曰,齐喊杀洋人以助 神威,不听者即奸细,凡闭门无声息无灯火光者即 奸细,杀无赦。一时家家门开,聚立门首,喊声震 天动地,香烟人气凝结不散,对面不辨谁何。又下 令曰,着灰布衫者奸细也。旋又令曰,蓝色衣者亦 奸细也。着此二色衣在途行走者,枉死不知凡几 矣。” 7月1日,“下令曰,家家持白斋,并盐一粒,不准下咽。 不听者必罹兵灾,自是贼戚。又令曰,家家焚香, 案供清水一盂,馒首五枚,青铜钱若干。家置一秫 秸,用红纸粘裹,供香案上,五日后持之临阵,但 向洋人作远击之势,其首自落。违令者即奸细,杀 无赦。”

又例: “团中云最恶洋货,……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还有洋枪洋布) 义和团称洋人为大毛子,教民为二毛子或直眼,意思是说教民入教后,常吃洋人的药物,其眼即直,与平常人的目光活动有异。遇到生人,就验证是不是二毛子。验证的方法有二:一为“凡不承认二毛子者,即行焚香,取黄纸烧之,如纸灰不升,即目为真二毛子,必杀无赦。”二为看脑门上有无十字:“凡是奉教者,其脑门皆有十字,汝等凡眼不能见,我等一上法,即能辨别清楚。”6月17日,梁士诒由通州乘船沿运河南下,抵木庄,不通行,返回河西务。在船上他看到“沿途无村非坛,无人非拳。所过辄被迫拜坛焚黄。凡焚黄时纸灰不扬,即目为汉奸,杀无赦。” 大学士徐桐曾极端赞扬义和团,义和团入京后反而掳劫其家眷,并将其“房屋、什物付诸一炬”。 尚书孙家鼐被团民哄抢,“其公子所存仅一短衫,下体尽裸,而匪犹未满,以枪拟尚书,令交出黄白物。” 副都统庆恒的眷属皆被义和团杀死,本人亦被凌虐毙命。 来京之姚提督在街上只因叱责团民几句,竟被当场杀死。“姚身携三百金,及金镯马匹等物,咸入匪手。姚亲友等有来抚尸恸哭者,均为匪所杀。”

就情理言。唐、刘等书: (1)邹容有曰:“野蛮排外的办法全没有规矩宗 旨,忽然聚集数千百人,焚毁几座教堂,杀几 个教士教民,以及游历的洋员,通商的洋商, 就算能事尽了。洋兵一到,一哄走了,割地赔 款,一概不管。……若是单逞着意气,野蛮排 外,也可使得。若是有爱国的心肠,这野蛮排 外,断断不可行的。” (2)“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一国之君或地区 的行政长官,其首要的责任是给天下百姓一个 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这才是治国为政的 “大德”。如果当时你处在袁的位置上,能拿出 什么灵丹妙药来吗?像毓贤、裕禄那样放纵义 和团,使国家付出更多的赔偿,损失更多的权 益,难道就好了吗?袁世凯能够顶住朝野舆论 的压力,按他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而没有乡 愿式地迎合大众的好恶,正表现了政治家所应 必备的素质。

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问题 就事实言。唐书并李洁《文武北洋》书等: (1)1912年,袁世凯在大部分中国民众心目中和社会舆论中的声望和威信,要远大于孙中山。第一,袁是汉族;第二,袁出身世家,地位显赫,其威望和影响力足以镇慑各方;第三,袁是清政府中改革派的代表;第四,袁成功逼退清帝,实现南方各省造反目标,功盖他人。故还在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各方就一致声明愿推袁为大总统。 (2)孙的实力、人望均不够。革命党当时经济上正处在严重困难之际,盛传孙中山筹得巨款,足解燃眉,不意记者问及此点,孙只能答:“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耳。” 故对于孙做临时大总统,就连同为革命党的章炳麟(太炎)都表示异议,黄兴、汪精卫也都相信孙只是过渡。故孙虽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亦马上致电袁并公开声明,表示“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 (3)辛亥革命造成严重战争危机,南方各省宣布独立,一些人图谋分省自治,沙俄和英国乘机推动蒙古、西藏脱离中国版图,非袁上台不足以迅速实现停战和统一。 (4)2月15日,地方正规军将领中,除已经遇害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祯一人与革命派有关系外,全部在袁遥控之下,各省咨议局均为亲袁人士所掌握,南京临时参议院中半数为立宪派,以17票全票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显示袁众望所归。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向袁氏如此祝贺:“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唯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问题 就事实论。唐、李等书: (1)在行刺者武士英房间发现应桂馨名片,从应处抄出其与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来往密电,由密电内容得知内阁总理赵秉钧有主使之嫌。不过这些抄获文件,多系密电隐语,并且几乎是洪、应两人之间的片面之词,确实内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读。且有证据显示袁事后曾问及洪祖述杀宋之事,洪说出实情,袁当即变脸,洪因此急忙躲去天津。 (2)1913年春,即宋遇害前袁还曾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想要使其为己所用。 就情理论。唐、李等书: (1)袁只是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袁也有心附义,但却做了个继任总统,已稍嫌美中不足,再因国民党又对他不信任而防范兹严,约法改制,强迫他做了个虚君,其手下愤愤不平,必欲革“革命”之命。 (2)袁与宋案并无直接关系,恰恰相反,他很赏识宋教仁的才干,是手下人“为君分忧”,自作主张操办了这一蠢事。就如同七十年代美国的“水门案”与尼克松本无直接关系,以及“江南命案”与蒋经国本无直接关系,都是手下忠诚者“为君分忧”弄出的乱子一样。

签订二十一条问题 就事实言。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等书: (1)当时中国刚刚与俄国经过百般周旋,签订了《中俄蒙协约》,承认外蒙自治,和沙俄在外蒙的特权,但保住了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地位。对日本突然借对德宣战,出兵夺取胶东半岛并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的对策依旧是,忍辱负重,以夷制夷,沿袭晚清的老法子,以外交谈判解决问题。在经济权益等方面,可以作出让步和妥协,在主权问题上则决不让步,只要能够争取到在条约中对中国主权的承认和肯定,日后国家强盛时就不难收回丧失掉的权益。” (2)不能说袁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分五项,一是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二是要求延长大连、旅顺租期和南满铁路管理期至99年;三是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四是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或租借他国;五是中央政府需聘请日人担任顾问,中日合办警察或聘用日人警官,中国军械半数向日购买或合办兵工厂。袁采取各种办法最终在日本放弃第五号要求后接受了前三项,并承认福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是为“民四条约”。曹汝霖对当时袁政府及外交总长陆征祥等决策及中日谈判经过有清楚的回忆说明。

(3)袁政府在日本武力威胁面前不具有与日本对抗的实力和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袁不是民族主义者。因袁在朝鲜的经历(两度以武力戡平日本人煽动指挥的朝鲜内乱,10年代表中国周旋于日、俄、英、美、法五大列强中间,努力支撑朝鲜大局)已证明其并不缺少强烈的爱国心和尚武精神;故其编练新军时即规定了“毋忘国耻”的《十大教条》,要求官兵熟背:“尔等职司捍御,见有寇仇无礼,肆志欺凌,侵占我土地,戕害我民生者,皆引为愧愤。况封豕长蛇,得步进步,一旦逼处,势且横行,辱及尔身,殃及尔家,种种蹂躏,不堪设想。宜时时切同仇之念,存雪耻之心……此志究不容稍懈。” (4)即使在日本出兵威胁面前,袁也是百般拖延,谈判前故意将日方条件泄露出去,以求国际干涉。被迫签约后,又发表声明说明中国政府迫不得已之情境,从而为日后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要求取消此一交涉结果埋下了伏笔。 附录:袁世凯5月15日密谕

就情理言。唐、李书: (1) 1914年日本人利用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身为国家最高主政者的袁世凯,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或干涉。达到的效果是全国民心沸腾,主张对日作战,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也都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历史的实情如此。 (2)而此时的孙中山,却甘心接受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对个人及其政党的援助。此非污蔑,从现已公开的孙中山1914年5月11日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1915年3月14日致日本外务部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密函来看,孙允诺出让的中国权益,比二十一条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回头看,我们既不苛责孙中山,自不应苛责袁世凯,就像没有人会斥责当初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割地给德国人的布尔什维克为卖国贼一样。

帝制自为问题 就事实言。综合各书: (1)世界上当时除美国和法国外,大都还是帝制或君主立宪国家。 (2)袁在某种程度上被袁克定和筹安会制造的假“民意”所欺骗。 就情理言。综合各书: (1)由共和转为帝制,有例可循:法国1789年大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几年后拿破仑上台开始独裁,1804年则干脆宣布帝制自为,通过公民投票认可,当上了拿破仑一世,后人却也很少因此将拿破仑归为反动的一帮。 (2)“袁世凯搞个人专制和独裁,最后发展到称帝,没能像华盛顿一样成为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当然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行为。但在袁世凯之后以委员长、主席为名的统治者,谁不是个人独裁?他们的专制权力,哪一个比皇帝差?无非袁世凯作了一回真小人,而没有做伪君子罢了。其实大家都是搞个人独裁,相比之下,袁最为低调,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洪宪者,洪(宏)扬宪法也。”

C.袁世凯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从现代化角度) 综合各书: (1)曾经凭借一己之努力,与日本争夺朝鲜,延缓了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过程。李鸿章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2)创建了中国现代军队(此前军制三种:A.旗营-正镶黄、白、红、蓝;B.绿营-汉兵;C.勇营-湘军和淮军)和现代军事教育。具有现代化国防陆军特色的北洋军,和“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医学堂”等,都是袁氏一手创办。袁更拟订全国征兵方案,并由朝廷饬令各省兴办陆军小学(小学相当于初级步兵学校,开设外语、数学、测绘、地理等),依次递升至陆军大学,最高目标是为大清帝国练出36镇现代化的“常备军”。 (3)创建了中国现代警察队伍,《辛丑条约》不许中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乃挑选身高体健的北方农民,寓兵于警,训练出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批现代化警察,也变相收回了京津沿线主权。

(4)领衔废除科举考试,在稳定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的同时,大办新式学校(如山东巡抚时创办的山东大学,升任北洋大臣后,除创设了北洋武备学堂等军事教育学校外,还创办有北洋大学堂、北洋师范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天津高等女学堂、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北洋法政学堂、保定军官学堂、测绘学堂、宪兵学堂等),截止1906年6月,直隶所办大学就有21所,初级师范学堂和传习所89所,中学堂27所,高等小学堂182所,初等小学堂4162所,女子学堂41所,还有其他专科学堂20余所,入学人数86652人。加上武备巡警军械等学堂学生,总数不下10万人。 (5)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积极引进留学生到政府或实业部门工作。 (6)兴科技、开路矿、办企业 如打国际官司收回英人所占开滦煤矿,对邮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多有创建与改革。天津1901年以前由民族资本创办的企业不过四五家,资本额110万;自袁主持担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之后,至辛亥革命前夕,天津近代工业企业发展到135家,资本总额达到2920万元。袁还批准在天津修建了中国最早的电灯、电车,提议并监修了中国最早的一条自筹资金、自行设计并独立施工修筑的京张铁路,批准筹办了京师自来水公司。 (7)实行君主立宪、推动地方自治、创立省咨议局、扶助商会等。1902年第一个现代商会出现在上海,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已有近一千个大小不等的商会。他们很活跃,有的还有武装——商团,是几次请开国会运动的主力,推动了市民的政治觉醒;此外,对辛亥革命期间不少地方几乎兵不血刃实现政权转移,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D.北洋政府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问题(从现代化角度) 1 .近代军阀政治(各树派系割据争雄)的由来 民初军事派系集团的形成始于袁世凯的北洋练兵。从小站 练兵起家的北洋军官,以后获督军以上官职的有34人,其中有4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6个北洋军阀政府总理、陆军总长一级的人物——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 军阀割据的形成源于清代军事制度。清代军队 除八旗兵直属中央,并由户部解饱和外, 多数绿营即直属地方,由地方提供解饷和 协饷。作为私募武装组织起来的勇营取代 了绿营之后,其“兵为将有”和地方化的特点 被逐渐制度化。各地新建陆军也继承了这 一特点。中央控制权一旦瓦解,地方群雄 并起割据争霸,势不 可免。

2 .袁世凯之后北京政权的弊病 (1)开创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军人当政和参政的恶例。 (2)军阀割据的局面乃至军阀派系(皖、直、奉等)相继形成,北方军阀派系更多地是基于上下级关系形成的,非北洋系的南方军阀则多基于省籍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统一性和对外关系上的独立性。 (3)中央政府频繁更迭(1916-1928年间政府首脑换了9次,平均存在时间不到16个月;内阁改组24次,出现过26个总理,任期最长不过17个月,最短仅两天,平均存留时间3-5个月),政治上动荡不安。 (4)南北对峙,开启了“革命”与“反革命”你死我活的暴力政治格局。

3.北京政权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进步 (1)形成了宪法、刑法、民法及一系列的法令条例,构成了相对完善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推动了中国法制现代化,并依据现代法治原则,创设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2)一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政治活动,形成过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政治民主形式-总统选举、内阁制及国会运作等,推动了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3)在政治及法律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形成了思想文化的空间活跃局面,因而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4)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黄金时期,出现了大批大型工商企业集团,工业产值已经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的10.78%,比清末民初提高了1倍左右。 (5)初步改变外交困境,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北京政府宣布取消了德、奥两国的领事裁判权、驻兵权、租界及赔款等,在巴黎和会拒签对德和约,否认了日本对山东权益的继承,最终在华盛顿会议上收回了丧失的山东主权。 有关清末明初军事问题及其军阀政治研究的几部著作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 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 林明德:《中国近代军阀之研究》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