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俞便民 一个钢琴教育家的音乐人生 为纪念父亲100周年诞辰 女儿俞人仪敬作 1913年7月18日 – 2000年11月18日 按键翻页

1913年7月18日父亲出生在杭州艮山门外的一个基督徒家庭。曾祖父母和祖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兄弟姐妹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祖父精通英语，在外国人办的银行任职。祖父喜爱西洋音乐，家里还有一架钢琴。大姑从小习琴，后来成为杭州基督教办的之江大学的钢琴教师。家里的钢琴音乐氛围让我父亲耳濡目染，但是他没有学琴，却和别的男孩一样喜欢踢足球。父亲排行老六，小名乐弟。 此照摄于1912年，父亲还没有出世。祖母抱着的是四姑。

父亲和四姑年纪相差不到两岁，两人总在一起玩耍。四姑贪玩，学校里的功课总让乐弟代做。后来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四姑和大姑经常从新加坡寄各种衣服和食物给我们。1980年就是四姑帮忙让父母去美国探亲，父亲因此得以在美国又教了十多年钢琴，此乃后话。

全家福 摄于1923年杭州艮山门外老家 自左向右：祖父俞安乐、大姑俞素青、二姑俞素雪、三姑俞素畦 大伯俞尧聪/俞佑世/Joseph、四姑俞素吾、父亲俞尧光/俞便民/ Benjamin、小叔俞尧平/Moses、小姑俞素霞、祖母俞陈安宁

父亲在高中时开始学拉小提琴。中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被明强中学保送到上海沪江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慈祥的祖母教育父亲永远以基督的爱为榜样，做一个诚实热心的人。

进沪江大学后，父亲因他的音乐天分和敏锐听觉，担任了大学乐队的指挥。并在美籍教师的帮助下开始学习钢琴。由于他对音乐的爱好，在大学二年级开学时进入了音乐系学习乐理知识。1934年他在俄国作曲家齐尔品举办的“征求具有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以他创作的《C小调变奏曲》获得二等奖。在英国文学系也因年年考第一而获得全额奖学金。 照片摄于杭州老家中与爱犬嬉戏。该老宅于1937年毁于日寇的轰炸中。

1936年父亲在沪江大学英国文学系和音乐系 两个系同时毕业，并留校当了钢琴助教。 沪江1936级的级歌是我父亲作的曲，可惜在 上海理工大学的档案室里已经找不到歌谱了。

父亲刚当上助教，母亲张景琇就进入沪江大学化学系，并选修父亲的钢琴课。经过四年恋爱，1940年10月12日父亲（左二）和母亲（左三）在上海国际礼拜堂举行婚礼。三舅（左四）做伴郎，小姑（左五）当伴娘。

新婚燕尔的父母亲把他们的爱巢筑在陕西 南路39弄56号，即长乐路长乐村。那时候叫凡尔登花园，是用四根金条顶下来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 在这里哥哥和我相继出生，也是在这里每 天都有叮咚钢琴声伴随着我度过了幸福的童年。

抗日战争时期，大姑素青（前左三）和四姑素吾（前左一）都到地处法租界的凡尔登花园来避过难。那时父亲（后左）已考进海关任内勤英语翻译。大姑父汉斯（后中）是德国人。八十年代初正是大姑和大姑父的女儿Pinky担保我们来到德国的。

由于父亲对音乐的爱好与才能，加上他丰富渊博的英语知识 ，从1935年开始到1948年为止，被上海一家英文报社“大陆报”(The China Press)聘请，在音乐专栏写了整整十三年音乐评论。 当时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有为父母亲设立 的专座。所有在上海举办的音乐会都有父亲 写的评论。在钱学森夫人蒋英回国举办独唱 音乐会后，报纸上说她得到了以苛刻著称的 音乐评论家俞便民先生的称赞。有些音乐家 为了得到父亲的赞美词，特地请他到锦江饭 店去吃饭。但是父亲还是根据实情加以评论，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为了写好评论，父亲努力学习了各种乐 种、乐器和声乐的知识。大学时当乐队指挥 已经为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现在更让他在 音乐的海洋里吸取养分、施展才华。

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的德籍犹太人音乐家卫登堡 (Alfred Wittenberg) 是父亲的好朋友。每个星期有好几个晚上会到凡尔登花园来，他和父亲轮流着一个拉小提琴，一个弹钢琴，互相切磋琴艺。 这样，在枯燥的海关工作之余父亲也能享受到音乐的快乐。 1951年傅雷委托父亲为儿子傅聪寻找钢琴老师，父亲就把卫登堡介绍给了傅雷。后来傅聪又转为跟父亲学琴，他成了父亲第一个私人学生。

建国初期国家号召精兵简政，父亲辞掉干了14年的海关金饭碗，重操自已喜欢的事业。他想进上海音乐学院，却被没有留学经验为借口而拒之于门外。于是父亲开始了私人教授钢琴的艺术生涯。

继后来闻名世界的第一个学生傅聪之后，父亲的第二个学生是高中尚未毕业就休学专心学琴、后来当上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李名强（照片摄于苏州）。他们先后以上海音乐学院的名义参加国际比赛并获奖。同时期的学生还有李士珉、金石等。

1955年在凡尔登花园家中父亲和女学生们留影。其中有： 朱昌平、萧子上、王筱瑞、汪容生、司马文兰、林玲、谢蕊， 还有最不用功的我。父亲从早到晚教学生，我就是在琴声中长 大的，可惜我却不喜欢弹琴。那时候家里经常开周末音乐会， 我喜欢给父亲写节目单上的中文，更愿意当音乐会的招待员。

1956年夏天父亲送走一大批学生去考上音，考官们惊得目瞪口呆说：这些节目是我们的毕业生也弹不出来的啊！此照片被淮海路人民照相馆在橱窗里放了很长时间。前排左起：林玲、父亲、吴书肇。后排左起：王筱瑞、李士瑛、萧子上、蒋媚丽。

父亲不愿远游，每年只带我们去他的老家杭州度假。那年在长沙湖南医学院当医生的小叔来沪时，我们一起去了杭州游玩。

小姑家就住在我们隔壁57号，所以每周六晚上我们两家都会 聚在一起，由父亲主持读圣经，让我们从小就认识天上的父。

1956年秋天，父亲受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之邀，前往沈阳讲学。他还带去了一大批学生，除了金石在春天已经到了沈阳以外，还有吴书肇、柯歧、司马文兰、张先元、丁顺训、金生等等。虽然李劫夫院长以仅次于他自己的高薪相许，但是父亲仍以天气太寒冷、我有哮喘病为理由拒绝进沈阳音乐学院任教。讲学一个月以后父亲就回到了上海。 1957年反右斗争时，曾来上海接父亲去沈阳的李星影教授被迫害致死。父亲感叹说：幸亏我没有去沈阳，否则一定是个大右派！虽然我父亲逃过了反右斗争，但是长沙湖南医学院的小叔和北京水电部的三舅都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1959年的夏天是我们在长乐村（凡尔登花园）的最后一个夏天。因为毛泽东来上海时常在我们弄堂隔壁的文化俱乐部（法国总会）游泳，并在花园里散步。而从我家三层阁楼的小窗可以看到游泳池，在二楼阳台上可以看到花园。毛泽东在上海的三天有警察来我们家，不许我们去阳台和阁楼。毛离沪后就通知我们和小姑家搬家。接着卢湾区的正、副区长住进了56号和57号。

1960年我们搬到了南昌路南昌大楼310号7室。琴间里摆放了三角钢琴和立式琴各两架。1962年暑假我开始努力练琴，在1963年进大学前和表弟甘家骥一起弹奏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从此住校不再练琴。而表弟则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他的学生中有吴龙（曾为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美籍教授），在文革中曾受到过祖师爷---父亲的指导。

在南昌大楼时父亲又收了他的关门弟子诸大明（曾在1981年第六届范克莱本钢琴大赛获奖，现任台湾东吴大学音乐系的主任）。那时他年仅十岁，常提前来上课，可以和我们一起看连环画，因为我家有整整一柜子的小人书。文化大革命时，这些小人书和父亲的所有琴谱、唱片等都被抄走了。而在1966年8月下旬来抄家的正是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他们把父亲作了详细分析的乐谱全部拿到上音，这些都凝聚了父亲多年的心血啊！文革后虽然归还了部分盖有父亲印章的琴谱，可是许多珍贵的乐谱和资料都不知下落了。 1980年父亲去美国以后， 我把归还的琴谱陆续打包寄 给他，因为每本谱子里都有 父亲用铅笔写得密密麻麻的 分析。

文革开始后因傅聪叛国父亲受到隔离审查。1969年又从南昌大楼被扫地出门，母亲一人搬家到建国西路的三层阁楼。1971年父亲被拘留二十个月后以所谓的“现行反革命”罪释放回家。虽然脸都浮肿了，但是我们全家感谢主，终于又团圆了！（左图） 1973年的全家福（右图） 父亲失去了钢琴和琴谱，却 没有失去对音乐的挚爱。仍 有学生要求去他们家中施教， 父亲借来琴谱在家钻研。有 主同在，喜乐平安依然在。

1974年夏天哥哥订婚，全家福多了一人。哥哥因嫂嫂的上海户口，终于可以从河南三门峡调回上海工作了。父亲也因能偷偷地给一些老学生上课而重新容光焕发。

1975年春节前我和哥哥在上海先后举行婚礼，父母亲很开心。 但是因为父亲莫虚有的反革命帽子，让我们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1976年春天在复兴公园父亲抱着外孙女得意得很。我小时候父亲忙于教琴没空陪我们玩，现在他为外孙女喂奶、换尿片、唱勃朗姆斯摇篮曲心甘情愿。第三代的出生给父亲带来了愉快和希望。

著名小提琴家徐惟聆的母亲是父亲在凡尔登花园收的老学生林云玮。在文革期间，林云玮夫妇俩经常偷偷请父亲为女儿指点。除了徐惟聆以外，父亲还在文革时教过亲戚裘筱颖小提琴，并让从小跟父亲学钢琴的姐姐裘曼颖作钢琴伴奏，开了家庭音乐会。

1979年傅聪回国前父亲被平反了，上海音乐学院35位中青年教师联名写信要求父亲去上音当顾问，却遭领导拒绝。心灰意懒之下父亲决定去美国探亲。1980年出国前他还给学生郑宇靖（原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钢琴伴奏）上课。

1980年夏天在四姑的邀请下，父母亲只带了两只随身小箱子，怀揣100美元，从上海飞到了美国洛杉矶。 由于四姑还在朋友的汽车旅店里工作，所以父亲就先在富人区为一位八十岁美国老先生当陪伴，而母亲则为邻居的管家当替工。那时父母亲都已年逾花甲，但是他们说：做人要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忍耐也是做人的必学功课。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1980年圣诞节父母亲到新泽西表姐家度假。表姐张慧梅是三姑的女儿，她是纽约著名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留校的钢琴教师。父亲一去就立刻给表姐上课，此后表姐常向父亲讨教技艺。

1981年初父亲被亚特兰大的一所音乐学校(Atlanta School of Music)聘请去给学校里的教师讲课，探亲签证终于换成了工作签证。不久密西根州的因特劳肯艺术学校(Interlochen Arts Academy)又聘请父亲前往那里的全美天才学生夏令营授两个月课。

连续两个暑假的夏令营教学为父亲赢得了极好的声誉，在因特劳肯又遇上了1956年在沈阳音乐学院讲学时认识的波兰女专家巴柯斯特 连续两个暑假的夏令营教学为父亲赢得了极好的声誉，在因特劳肯又遇上了1956年在沈阳音乐学院讲学时认识的波兰女专家巴柯斯特. 霍尔诺夫斯卡教授，她向校方极力推荐了父亲。结果已经七十岁的父亲虽然没有博士学位，却击败了十多位求职的年轻博士们，当上了因特劳肯艺术学校的全职教师，一年中九个月在学校上课，两个月在夏令营上课。每周25小时课表排得满满的。

父亲到因特劳肯艺术学校后曾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十年后又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第二次访问。 这是1983年12月在当地杂志上发表的记者采访父亲写的文章：Dedication Throughout Upheaval – Benjamin Yu´s Music （动乱中的贡献 – 俞便民的音乐）

每天早晨父母亲都会在校园里打太极拳、练气功，引来学生和教授太太们跟着学。

每年因特劳肯艺术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时父亲都要穿上导师服，师生们个个尊称父亲为Dr. Yu (俞博士)。

1984年初父亲以前的学生陆三庆（原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到因特劳肯艺术学校探望父母。现在她已是享誉海内外的华裔著名钢琴家，2012年5月带领学生参加华盛顿中国音乐协会主办的[春之声]青少年钢琴独奏会。

曾获1989年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特别奖的应天峰是父亲在凡尔登花园教的女学生吴胜基的儿子。父亲为他申请了全额奖学金，让他能在1984年赴美留学，并在因特劳肯艺术学校完成中学学业。 由于父亲在学校的出色工作而得到学校的信任，所以凡是申请去那里留学的学生尤其是从中国大陆去的，都要经过父亲的资格审查。学校资料档案部的工作人员至今还对父亲去拿和还申请资料的情景记忆犹新。

父母亲经常在学校宿舍里宴请同事和学生吃中西合璧的自助餐，师生共聚乐融融。左一是应天峰。

1985年10月12日是父母结婚45周年纪念。那天听完学校举行的音乐会后突然来了三个女学生，她们手捧自制的大蛋糕，为父母亲庆祝结婚纪念。父亲把学生当作儿女，学生也把父亲当亲人。

郁天恩是六岁时从零开始跟父亲学琴的，那时她坐在琴凳上脚够不着地，要踩着小板凳弹琴。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任上海芭蕾舞团钢琴伴奏。八十年代赴美留学，经常去因特劳肯看望父母。父亲亲热地称她是“我的小女儿”。 现在郁天恩已是美国三藩市圣塔克拉拉大学钢琴教授。她还在上海世博会前回国在上海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

父亲在因特劳肯艺术学校的学生中以亚裔居多。父亲说：亚洲的学生最勤奋，欧洲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学生最有乐感，美国的学生最懒惰。

1956年没有接受沈阳音乐学院的邀请，三十年后父亲却来到这里。虽然密西根州北部的天气和沈阳相仿，几乎半年是冬天，瞧，雪有多厚啊！但是父亲却在这里开开心心地生活了十多年。因为这里的自然天气虽然寒冷，却没有残酷恐怖的政治气候！

1990年母亲开始患上老年痴呆症，父亲忙于教琴和照顾母亲，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琴房和宿舍之间，已成为因特劳肯的一景。至今仍有许多教职员工还记得这个骑自行车的、慈祥的中国老先生。

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还能有如此激情上课教学生，令美国的媒体争相报道。虽然父亲自己不能演奏，但是他能最大程度激发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和乐感，从而把学生的水平提到他们的最高点。

在因特劳肯父亲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他每天可以在音乐里工作和生活，还有什么能让他更加心满意足的了？ 所以，当媒体采访他时问他准备什么时候退休，他回答说：我现在每天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教琴，天天有免费音乐会听，这不比退休还要悠闲自得吗？ 音乐就是父亲的生命！

1993年5月父亲获得因特劳肯艺术学校授予的“年度最高成就奖”，并获得500美元奖金。 父亲认为，不管奖金多少，只要能得到别人对自己工作的认可和尊重，就是最开心的事了。 而在中国，尽管父亲教出了傅聪、李名强等许多为国争光的优秀学生，他的名字却被刻意隐瞒，他的成绩被上海音乐学院侵占。

同年9月学校开学典礼上父亲受校长之邀给学生讲话，他以文革的经历鼓励学生要珍惜已有的优越条件。他说：脑子里的东西谁也抢不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的发言获得全场师生肃而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1995年父母亲加入美国籍成了美国公民。父亲说：不是我不要中国，而是中国不要我啊！在美国我反倒可以为中国继续教出优秀学生来呢！

父亲虽然人在美国，但是他的心仍然时刻关心着他在国内的学生。 薛恩全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钢琴主任教授。早年寒暑假回上海时必在父亲这里进修，与父亲有深厚的师生情谊。父亲赴美以后，他一直和父亲有书信往来，并把每封信都编了号。父亲就这样通过书信给学生们继续“上课”。 照片为薛恩全在上海家中与妻儿一起。

1996年父亲因骑车摔跤而脑部受伤，进行了两次开颅手术取出淤血，被迫退休后到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哥哥家。日本籍女学生司马文兰（原南京艺术学院钢琴副教授，日本“万里长城杯”国际音乐比赛和亚洲国际文化艺术节评委）特地前往探视。此时母亲的老年痴呆症已经日趋严重。

由于兄嫂趁父母病重侵吞了他们的全部存款，1997年父母搬到丹佛市圣马利诺老人院居住。那里条件优越，但是收费极低，因为是一对有爱心的基督徒夫妇创办的老人之家。从此我每年都从德国飞几次丹佛探望父母。

1999年当父亲得知因特劳肯艺术中心需要为乐器修理捐助经费，就立刻给学校捐了一万美元。这是学校校长亲自写给父亲的感谢信。他还打电话给父亲说：别人捐一百万都没有你捐的一万元稀罕。因为父亲在开学典礼上说过，他和母亲是怀揣100美元来到美国的。而且父母亲都还生活在老人院里，父亲每月的退休金并不多。 但是父亲认为他在因特劳肯的那些年是他过得最开心的日子，为学校捐款是理所当然的。学校为此在校园的两个石凳上镌刻了父母的名字。

1999年母亲病势日益趋重，虽然父亲极不舍得，母亲被送到专门的老年痴呆中心。父亲经常前去探望，直至2000年自己患了肺癌而卧床不起为止。而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不到两个月也去天国了。父母亲六十年的恩爱深情令人羡慕！

2000年5月父亲查出是肺癌后期，只有最后六个月了。父亲仍很乐观，星期天还为老人院的礼拜弹奏赞美诗。他说上帝已经让他多活了那么多年，心中只有感恩和赞美！

2000年11月18日父亲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被我们的主接到了天国。享年87岁。 因特劳肯艺术学校的校长和钢琴教师们、远在加拿大、美国、中国的学生们都因父亲去世纷纷给我写来悼念信。 我为自己有这么一个优秀的父亲感到由衷的骄傲！

2004年5月沈阳音乐学院的金石教授来我们威斯巴登当钢琴比赛评委。虽然分别四十余载，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们感叹时间的飞逝，但是对父亲的追忆却让时光倒退。

2005年5月我去上海音乐学院听傅聪的大师班教学后和他合影。年逾古稀的傅聪还记得我这个小妹，而十八岁时的傅聪来我家在行军床上过夜的情景，也历历在目。

父亲俞便民是中国老一辈的钢琴作曲家、音乐评论家、著名钢琴教育家。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誉满全球。但是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却被一笔带过，国内许多年轻的音乐人甚至于不知道他是谁。这是为什么？ 我的回答是：父亲是一个私人教师，是一个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基督徒，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他的成就怎么会得到中国官方的肯定和赞扬呢？ 直到 2000年第6期[钢琴艺术]的中间彩页登载了汪培元的短文，这是首次在大陆出现的关于俞便民的报道。

2012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史的大学生郑晓丽为了写论文到上海查找俞便民的踪迹。她去了上海图书馆查阅大陆报上的音乐评论，还采访了华东师大音乐系主任金生和退休回沪的金石。左图为郑晓丽和金生。 11月郑晓丽到上海音乐学院参加专家讲习班时采访上音客座教授民族音乐学家曹本冶（右图）。他的父亲曹国荣是我父亲沪江大学的同学兼好友，经常来我家听音乐会。曹本冶小时候也跟父亲学过琴。 我希望通过郑晓丽的研究还我父亲在中国音乐史上应得的地位！

这就是我的父亲 一个 爱音乐视为生命 爱学生如同子女 爱妻子不离不弃 爱天父始终不移 平凡而伟大的 杰出钢琴教育家 俞便民

爸爸，我爱你！ 你的学生也永远怀念你！ 音乐：给母亲的信（理查德. 克莱德曼） 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