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1，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1，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 “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得到了发展。

（1）政权建设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江西瑞金旧影

（2）经济建设 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3）文化建设 苏维埃政府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呈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它使陷身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2、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1）三次“左”倾错误：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党内开始滋长一种 “左”的急躁情绪。 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以翟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 “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1927年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左”倾机会主义第一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 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 “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 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

（2）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原因： 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 主要的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 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不懂得中国的实际。 他们颠倒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以为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 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 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就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

（3）“左”倾错误对革命造成的危害： 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项英、陈毅等率领中央根据地留下的部分红军在南方坚持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1、遵义会议：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 (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

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 一些支持过 “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这样，当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 (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做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会议室里并排悬挂着参加会议的8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陈云、刘少奇、朱德、王稼祥。

2、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5月初离开川陕根据地实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又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毛泽东：《七律·长征》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尽管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左右；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人数已大大减少。但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经历了千锤百炼的骨干，是党和红军极为宝贵的精华。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思考题： 1、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革命新道路？ 2、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连续出 现"左"倾错误？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一节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一）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 1、背景 （1）灭亡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 明治大帝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皆已实现。惟第三期之灭满蒙，以便征服中国领土尚未实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控制本国政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 日本逐步确立了以武力征服世界的方针，逐步形成以“北进”的大陆政策和“南进”的海洋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国策。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抛出《对华政策纲要》，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阴谋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

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又拟订了对华侵略计划，即《田中奏折》，阐述了侵华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日本新大陆政策总战略：“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得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乃至欧洲。”《奏折》还制定了具体的侵略步骤：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占领朝鲜，第三步占领满蒙，第四步征服整个中国，第五步征服整个世界。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国土 政 策 中国东北 世界 中国 台湾 朝鲜 日本

（2）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 （3）1930年10月以后，蒋介石集团开始剿共，给日本以可乘之机。

2、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并袭击日本守备军队，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同时，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向沈阳、长春、四平等地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由于蒋介石对内坚持“剿共”，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后，近20万东北军不战自退，一夜之间沈阳城陷入日军之手，仅4个月零18天，日本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并在1932年3月1日，制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溥仪在长春出任执政，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1931年9月20日，中共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共中央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1931年11月，马占山率部抵抗日军，揭开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序幕。 1932年，义勇军发展到4万多，活动范围达到102县。 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杨靖宇为总司令，赵尚志为副总司令。

杨靖宇：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 赵尚志：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

杨靖宇 吉鸿昌

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 上海、天津、广州、北平等地工人纷纷举行反日大罢工和抗日示威游行，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募捐。 蒋介石接见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请愿团体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 上海、天津、广州、北平等地工人纷纷举行反日大罢工和抗日示威游行，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募捐。 冀东农民开展打游击等斗争。 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大中学生举行罢课、示威、街头宣传等活动。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也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与民更始”，变更“剿共”政策，“全国一致对外”。

3、华北事变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 其内容包括《何梅协定》、“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等，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7月6日，何应钦答复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最后通牒，签订《何梅协定：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内的国民党部；禁止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抗日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 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要“抛弃前嫌，团结救国”。 日本对中国华北的扩大侵略，进一步威胁到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和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及内外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并开始着手整军备战工作。 蒋介石 国民党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调整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要“抛弃前嫌，团结救国”。

北平学生的游行队伍 一二九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 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告全国民众书》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第一次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的对象。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华北战线上的日本兵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及东北军退到河北，为维护蒋的名誉，张甚至引咎辞职。 华北事变后，张及东北军再度迁涉并被推往西北内战前线。张学良开始怀疑国民党的内战政策。 此后，东北军与红军的崂山、榆林、直罗镇战役损失三个师，这时张学良感悟到“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有价值”。 为挽救东北军，张学良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西北军，历来被国民党视为非嫡系部队，在待遇等问题上比嫡系部队差。同时，这支军队被推向陕甘“剿共”战争，也屡遭失败，损失3个旅，也开始怀疑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并寻找出路。

当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100架飞机，由蒋介石亲赴西安“督剿”红军之际，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理由，尤其是在12月7日张学良“哭谏”失败后，张学良遂与杨虎城密商，决定扣留蒋介石，强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战。 12月12日晨，张学良所部包围了蒋介石居住的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蒋介石卫兵的武装，将蒋介石扣留，并移送西安新城大楼。同时，杨虎城所部控制了西安全城，拘捕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10多名军政大员，发动了西安事变。

事变爆发后，张、杨通电全国，说明事变的动机出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个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7)确定遵守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事变的目的在于迫使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不在于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这成为日后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中共获悉西安事变后，审时度势，经反复研究后，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在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负责人张闻天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意见，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12月17日，应张学良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到达西安，迅速与张学良取得了保证蒋介石安全的共同意见。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对西安事变的原因、意见、可能出现的前途及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做了正确的说明和规定。中共党关于事变的有关方针是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在国际社会方面，除了日本企图扩大事态，促成中国新的内战，以便乘机实现吞并全中国外，多数国家希望事变能和平解决。 美国在研究了张、杨通电后，认为事变的中心问题是抗战问题，不在于危及蒋介石生命，完全可以妥协。因此，主张和平解决，并表示愿意担任调解。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起因和对张、杨的估价不甚准确，但在解决方式上，主张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提供了条件。

七七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随即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日本全面侵华的开端。此后，日本动员了几乎全部的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东北、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开始了全面进攻中国。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

日军通过卢沟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七七事变后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铸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明确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的爆发，促使蒋介石最后下了联共抗日的决心。

朱德任总指挥； 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叶剑英任参谋长； 左权任副参谋长； 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 八路军 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1937年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等协议。 朱德 彭德怀 朱德任总指挥； 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叶剑英任参谋长； 左权任副参谋长； 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 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 八路军臂章 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 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 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1.03万人。 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叶挺 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 新四军番号和臂章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