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国民党统治的建立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失败后领导中国人民同国民党新军阀进行英勇斗争、勇于探索的突出表现，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迈出的最有实际意义的一步，是对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 一、国民党统治的建立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 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的血泊之中宣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是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统治的开端。在国民政府成立大会上，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仍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组成南京国民政府 胡汉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现了宁汉合流与分裂的混乱局面。当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之后，在他一手操纵下，国民党于1928年2月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会议改组了国民政府，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委主席、国民党中常委，后来又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组成，国民党内出现了暂时的统一。 在暂时统一的基础上，国民党四派新军阀开始了第二次北伐。

（二） 全国形式上的“统一” 1928年4月，国民党四派联合军阀举行第二次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 冯玉祥 阎锡山 李宗仁

张作霖败退出关内。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炸死。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从此，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这样，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国民党的“统一”是表面的和不稳定的。即使在蒋介石集团确立了在国民党内的主导地位之后，这个集团内部以及这个集团与其他集团尤其是与地方实力派之间，也仍然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三）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如何认识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呢？ 看一个政权属于什么性质，主要看他所推行的内外政策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生产力还是束缚生产力 。

关于此点，可从下面数据中得到说明：抗战前夕，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即控制了煤产量的55．2％，新法采煤量的77．4％，冶铁工业的95％，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1％。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外国银行资产也要比华商银行多1／3。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的轻工业。

依靠帝国主义的结果必然导致外交上实行屈辱的外交政策。实行屈辱外交政策的突出表现就是对南京惨案的处理。1927年北伐战争时，英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炮轰南京，残杀中国军民。该事件本应追究英、美帝国主义的责任。但在1928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与美国代表达成的解决南京惨案的换文中，竟把事件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承认美国军舰炮轰南京是为了保护“美侨生命，”答应向各国道歉、赔偿。甚至顺着美国代表的旨意，下令通缉在南京领导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共党员林伯渠，以此向美国表示忠诚。

第二，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和土地关系中仍居统治地位。中国广大的乡村基层政权被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所把持，地主阶级逐渐变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国民党政权继续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不承认中国有土地问题，拒绝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从而使中国广大农民处在了死亡线上。

第三，利用超经济的力量，即依靠国家政权力量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资本，对人民巧取豪夺，聚敛大量财富，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宋于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逐渐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国民党政权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内外政策，既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个政权的性质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说：“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反动统治”。

国民党政权具有欺骗性: 一是由于国民党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一度对它作出过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时使人认为它仍在维护民族权利。 二是由于它在形式上暂时地统一了中国，因此，这个政权曾经在一个时期之内，使一些人尤其是民族工商业者产生过幻想，以为中国可能由此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是怎样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呢？其特点如下： 第一，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

第二，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中统”)和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军统”)，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暗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 戴笠

第三，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保甲内各户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在保甲内强制实行“连坐法”。

第四，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则推行专制主义。

既然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与北洋军阀的统治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那么中国就仍是一个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对象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也依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仍然迫切需要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人民受到国民党新军阀更为苛刻的统治，因此，要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坚决的斗争。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是中国人民继续进行民主革命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和战略出发点。

结 论 第一,国民党新军阀政权取代了北洋军阀政权,但是政权的性质没有任何实质的变化,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结 论 第一,国民党新军阀政权取代了北洋军阀政权,但是政权的性质没有任何实质的变化,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第二，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因为政权易位而发生变化，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对象仍然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三，中国人民受到国民党新军阀更为苛刻的统治，因此，要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坚决的斗争。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中国革命处于低潮： 第一，革命势力遭到了极大的摧残。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1928年上半年，被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中共党员2.6万人。全党人数由1927年5月五大时的57900名共产党员锐减到1万人。

第二，工农斗争走向低落。工人斗争由政治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斗争为主，而且取得胜利的很少；农民斗争此起彼伏，分散而不集中。

第三，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民族资产阶级追随蒋介石离开了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上述事实表明： 第一，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问题是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还敢不敢革命？怎样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前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敢不敢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特别是共产党员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都表现出了共产党人不为强暴、为了理想和信念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郭亮(1901--1928)革命烈士1928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27岁。就义前给妻子李灿英的遗书云：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寄余志，此嘱。”

1928年4月，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1889--1927）面对敌人的绞刑架：面不改色地说：“我先来”。 共产党员夏明翰（1900--1928）就义前写了四句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党的早期创始人 蔡和森（1895--1931）烈士牺牲时非常惨烈。

革命家刘伯坚（1895--1935）1935年被捕后，敌人给他带上沉重的手铐与脚镣游街示众，刘伯坚气宇轩昂写下了《带镣行》等不朽诗篇。

赣东北根据地创始人方志敏（1900--1935）1935年1月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不朽著作。

刑场上的婚礼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进行了坚决和英勇的反击。

一些追求进步和真理的有识之士，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军事家贺龙、彭德怀等人都是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这正如古人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徐特立 郭沫若 贺龙 彭德怀

（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与土地革命 对于在黑暗的中国，到底怎样进行革命，就是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要把这一问题回答清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的总结经验。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探索。

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这是邓小平作的 八七会议的记录

以后要非常注意 军事，须知政权 是由枪杆子中取 得的。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第一，发动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

第二，发动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遭遇严重挫折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起义军最后上了井冈山。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中国革命把从城市退却和向农村进攻有机的结合起来。 秋收起义宣传口号

1927年9月19日 秋收起义部队 会师文家市 1927年10月27日 工农革命军到达 井冈山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 第三，发动广州起义（1927.12.11）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 张太雷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广州起义建立的工人赤卫队

第四,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总之，“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事业而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蒋介石是靠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上台的。但是，他上了台，反而把人民推人了十年内战的血海。正是他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让他们拿起武器去进行战斗。 毛泽东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一）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找到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曾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共产国际文件与苏联革命经验的态度不同，由于对待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和历史经验的态度的不同，党内曾经出现过意见与主张的不一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只有反复地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经过对于各种主张与革命实践经验的认真地比较与总结，才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认识。

无产阶级要通过武装斗争，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第一，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首先认识到，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 无产阶级要通过武装斗争，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斯大林也讲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也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这一论断非常正确。

中国革命之所以必须坚持武装斗争，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民主。共产党的存在是非法的，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和集会、结社的合法权利。中国的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在中国进行革命，不可能进行合法的斗争，而是一开始就拿起枪杆子，举行武装斗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 中国的问题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无法解决。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中国，既然革命斗争一开始就必须从事武装斗争，就必须依靠革命的军队和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共产党所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在它一开始时也必定是弱小的，相反，它所面临的敌人却是强大的。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野蛮的封建势力，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在全国建立起反革命的政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和命脉。它还建立了一支在数量庞大的反动军队。“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这种情况就决定了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残酷性。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这个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能完成，也不是一两次或三四次革命起义的实践所能够解决的。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加以回答。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看，取得革命成功经验的就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而俄国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中国能不能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主要看这条道路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共产党当时共同的认识也是：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 。

从中国革命的实践看，辛亥革命时革命是从大城市爆发的。1924—1927年的反帝反封的大革命也是以广州这个大城市为根据地的，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先例。

问题是中国与当时的俄国和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特别是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整个中心城市已经被国民党反对派占领，国民党统治的重心在城市，中国革命再像国民革命时期那样已经不可能。再者，国民革命失败后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

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南昌起义余部—部分由董朗率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农村，在那里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途径，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与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从广州的西北转入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

事实表明：国民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心城市已经不可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既然中国革命完全照搬别国举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公式行不通，重走本国的北伐战争的道路又无此条件，因此，也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即是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使然。

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 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上述事实进一步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三，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毛泽东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始终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即“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道论理论的总结，当然并非一蹴而就，它只能是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根据客观历史所提出的要求与已经提供的条件，逐步充实、发展和完善的。 毛泽东总结1927年国民革命局部失败的教训时,曾经提出了“上山”的思想。 八七会议上他又提出了“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在1928年10月和11月，就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 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

1930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根据，就在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 首先，由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以下几点： 其一，在中国，农民仍然是主要群众。

其二，国民党反对派相当牢固地控制着若干近代工商业都市，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却是它无法牢固地控制的地方。 其三，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 其四，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主要的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

其次，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与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革命的长期性”这一点也是直接有关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成为最杰出的代表呢？ 第一，毛泽东始终非常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进行理论思考与概括。 第二，毛泽东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三，毛泽东非常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新的对策。 毛泽东能提出“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呢？这种进步来源于他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新的对策。

（二）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2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红军在反围剿中缴获的飞机

击溃敌军75万；消灭敌军31.6万; 俘获敌军19.6万;缴获武器16.57万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邓子恢

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争取到了农民的支持。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二、中国革命的转折。 三、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中国革命的转折。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红—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得到了发展。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瑞金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呈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它使陷身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国统区的悲惨儿童 解放区儿童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1927.11—1928.4 ，我们党犯了 “左”倾盲动错误，当时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这次“左”倾盲动错误是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主要的贯彻者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

第二次，1930.6——1930.9，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李立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当时,有一个非常诱人的口号:“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李立三

第三次，1931.1——1935.1，形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其主要内容是： 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革命性质，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主张红军配合中心城市。 在土地问题上：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在军事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在党内斗争上：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王明 博古

（三）中共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 其一，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 其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 李德

其三，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大多数，使党处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之中。 其四，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党还处在幼年，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不懂得中国的实际。他们颠倒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以为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保证”这样的口号。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就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犯“左”右倾错误的同志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

（四）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或不对他们随声附和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王明

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沦”、“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

毛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1933年初，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到中央根据地。为了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实际上都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毛泽覃 邓小平

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二、中国革命的转折 （一）红军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 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折损过半。 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二）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17日）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会址

第一，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的八年间，是革命斗争的实践把毛泽东推上了中国革命领导的舞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的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二，遵义会议彻底改变了中共中央错误领导的行军路线，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第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会议开的非常成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又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犯错误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 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

（三）红军长征胜利及伟大意义（1934.10—1936.10）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大渡河铁索桥 雪山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5月初离开川陕根据地实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又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贯彻北上方针，红军经过茫茫草地，历经艰险。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同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尽管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人数已大大减少。但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经历了千锤百炼的骨干，是党和红军极为宝贵的精华。 毛泽东说过：“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

据统计，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年，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五座终年积雪，雪山行程共2700里），走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草地行程共600里），渡过24条河流，进行重要战役战斗38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8个省，行程两万余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120多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3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9个月，转战4省，行程一万余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80多次。红二十五军长征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历时10个月，转战4省，行程近万里，进行重要战斗战役10余次。

正如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所说：“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历时之久，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取得长征胜利后的一次报告时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在于： 第一，伟大的红军长征，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从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第二，伟大的红军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第三，伟大的红军长征，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 第四，伟大的红军长征，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 三、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一）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总结胜利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更有利于今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基于过去党内一些同志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毛泽东早就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 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 这个名称，而叫它做 “本本主义”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

1937年夏，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二）迎接抗战的到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所进行的理沦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2．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节)(1936年12月) 3．毛泽东：《论新阶段》(节选)(1938年12月) 4．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选)(1945年4月20日)

思考题 1．毛泽东是如何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 2．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连续出现“左”倾错误? 3．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