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 11402史郁涵

早年事蹟 李登輝於1923年1月15日在台灣北部當時的台北州淡水郡三芝庄（今台北縣三芝鄉）埔坪村的「源興居」出生。李登輝為次子；上有年長他兩歲的哥哥李登欽（岩里武則），在日治時期被調至菲律賓，並在當地戰死；此外，他還有一個弟弟叫李炳男，從事貿易工作。 李登輝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教育。因為李金龍任職警察，職務調動頻繁，因此李登輝也跟隨父親不斷地搬家和轉學。從六歲到十二歲之間，他唸過四所學校，先後在汐止公學校、南港公學校、三芝公學校、以及淡水公學校就讀過。李登輝於淡水公學校畢業以後，先在私立台北國民中學（今台北市立大同高中）就讀一年，然後在1938年轉學至淡水中學二年級就讀。李登輝在淡水中學，幾乎各科成績都是排名第一。在1941年考上台北高等學校。 在李登輝考上臺北高等學校的前一年，日本殖民當局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開始正式推展所謂的「改姓名運動」。李登輝在該運動中更名為「岩里政男」。他曾表示，他在22歲前（即日本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前）是日本人。

大學時代 1943年9月，李登輝畢業於台北高等學校，同年10月，他進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業經濟系就讀。三年後，他於1946年返國，轉學進入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就讀，並於1949年畢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他是臺大二年級的學生。 李登輝選擇農業經濟系就讀的理由，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一方面，他在小時後看到佃農們的辛苦，想為他們打抱不平。另一方面，他則是在思想上受到高等學校歷史老師鹽見熏的影響，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談中國的歷史，使他深受影響。為了想把農業與馬克思經濟學相結合，於是選擇農業經濟作為他人生的研究目標。 然而，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正火熱，校內幾乎沒留下什麼日本學生，文科系的學生，也都幾乎全被徵去當兵。這個時期的李登輝，一方面為日益短缺的食物問題發愁，一邊只能自己學習「農業簿記」，或研讀河上肇或馬克思等社會主義相關書籍。李登輝自己這樣表示：「大學時期，我遍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也曾深加鑽研，反覆讀過好幾遍。」 隨著日本在戰爭中的吃緊，文科學生也被納入學徒出征。1944年，李登輝在短暫的回台受訓以後，再度編回日本千葉高射砲部隊做見習士官，但未及赴戰地，就在千葉迎接了日本的戰敗。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45年結束以後，李登輝在1946年春天返回台灣，進入原台北帝國大學改制而來的台灣大學就讀。回到台灣不久，經由身兼中國共產黨「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之吳克泰的邀請，李登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且在1946年9月被批准入共產黨。入黨之後，李登輝積極參與地下共產黨的活動。1947年1月9日，他參加了地下共產黨領導的針對沈崇事件的遊行，給遊行的領導人吳克泰留下很深的印象。藍博洲這樣評論這個時期的李登輝：「顯然地，這時候的青年李登輝，已經通過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不但使得他對社會問題的關心壓過了對自我哲學的迷戀，而且決定將這樣的『解放哲學』付諸實踐吧！」 1947年初，二二八事件爆發。李登輝在自己的著作裡面，對自己和二二八的關係有以下這樣的說明： 或許有人會問，當時我在哪裡？事實上，當時我也是被鎮壓的對象之一。…… 生為台灣人，既對台灣的未來充滿使命感，也對於學習農業政策懷抱著滿腔熱誠，正值年輕的我，怎麼可能在當時的情況下，還不問世事，閉門苦讀？ 1949年，李登輝從臺大農經系畢業，並留在學校當講師，這時他是26歲。畢業不久，他與淡水地主之女，兩家是祖父輩是世交的曾文惠相親結婚，她畢業於當時的台北女子高等學校台北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為一基督徒。

加入共產黨 李登輝在1947年9月退出了中國共產黨。退黨時，李登輝表示會保守地下共產黨的秘密，地下共產黨組織也承諾為他的這段歷史保密。雖然退出了共產黨，在思想上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李登輝，隨即又參加了一個叫做「新民主同志會」的地下黨外圍團體，彼此一起研讀《新民主主義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左派書籍。在此期間李登輝第二次入共產黨，並於1948年夏再度退黨，並又一次作出保守秘密的承諾。因為這段曾為共產黨員的經歷，李登輝加入中國國民黨後仍被懷疑與共產黨有牽連，曾被連續審查，獲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還要定期彙報並且被監視。另外，因為由李登輝介紹加入共產黨葉城松及所有與李交好的共產黨人在李退黨後都被捕並判死刑（「匪臺灣省工委會臺大法學院葉城松等叛亂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上冊168頁）， 有人懷疑李登輝背叛了當初保密的諾言，背叛了同志。 後來，李登輝對於當年曾為共產黨員一事做出了以下的總結：「三十歲前不相信共產主義是沒夢想；三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叫不實際。」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政協常委吳克泰曾在訪談中公開表示，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時間是1946年9月份，當時他在曾文惠家中教北京話，因此認識李登輝。吳克泰向當時的共黨在台組織部長張志忠舉薦，李登輝通過簡單的審查程序，加入共產黨。吳克泰回憶說，李登輝加入共黨後，對於組織活動參與，相當積極，1947年1月9日反對政府遊行，李登輝一米八，領軍相當顯目。隨後剿匪清共，國民黨發出通緝令，吳克泰逃往上海，李登輝則以黨內有野心家為由，提出退出共產黨的要求。 吳克泰表示，李登輝雖然退出共產黨，但不會做危害共黨的事，希望相互保守秘密，彼此不陷害，有這個約定，可以說是「君子協定」。退黨後，李登輝曾經再度加入共產黨，不到半年又退黨，總共二進二出共產黨。1950年李登輝主動辦理自新手續，並且一度受到政治監控，隨後受到有力人士的保薦，加入國民黨，受到蔣經國的提拔，走上大家所熟悉的官宦生涯。 另外此時，李登輝亦自稱曾加入謝雪紅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唯目前尚無歷史文件證實。

留學美國 李登輝在基礎教養階段深受日本教育的影響，學術上則以在美國所受的高等教育為最高成就。美國文化及基督教信仰，對於其思想亦有相當程度之影響。1950年，他生下長子李憲文，兩年後，他獲得中美基金獎學金，首次赴美，到愛荷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 University）研究農業經濟。1953拿到碩士學位，年自美返回台灣，擔任台灣省農林廳技士及經濟分析股股長，同時也在台灣大學擔任兼任講師的工作。 之後，他又陸續轉到「合作金庫」以及「中國農業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就職，擔任研究性質的工作。由於農復會有美國財政支援，待遇相對優渥，李登輝因此在那裡一待就是12年。在這期間，他曾經於1960年被調查局逮捕，未經判決就被拘留四個半月。當時農復會的負責人沈宗瀚委託蔣彥士向治安當局交涉，後來調查局以無罪釋放李登輝。 1965年，李登輝獲得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以及康乃爾大學聯合獎學金，前往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攻讀農業經濟博士。在美國期間，1970年四二四刺蔣案的主角黃文雄，和李登輝交往甚密。1968年，李登輝取得農業經濟學的博士學位。他的論文「Intersection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獲美國農學會全美傑出論文獎，同時也在1971年由康大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 李登輝在1968年一提出論文以後，立刻返國，回國後被聘為台灣大學教授兼農復會技正。

進入政壇 1969年6月，可能是由於在海外與台獨運動參與者有過接觸經驗，李登輝再一次被警備總部約談，第一次約談的時間長達17個小時，之後又持續了一個禮拜才結束。李登輝在晚年回憶往事時稱，這件事使他「下定決心，如果有機會執政的話，絕不願意同胞再忍受這種白色恐怖之苦」。1970年，聯合國開發總署東亞支部邀請他到曼谷主講農業經濟問題時，即使他已經是聞名國際的農業專家，政府仍以在「觀察中」的理由，不讓他出境。 不過，卻也因為這次事件的發生，當時農復會的上司沈宗瀚將李登輝以農業問題專家的身分，在1971年8月介紹給蔣經國。當時經國先生正準備組閣，接掌最高權力，十分賞識他，勸李登輝加入國民黨。同年10月，在經濟學者王作榮的介紹下，李登輝加入了國民黨。翌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院長的職務，李登輝以政務委員入閣，成為最年輕的閣員，時年49歲。自此之後的六年之間，他擔任農業專長的行政院政務委員。這時他把運作25年、對農村影響甚大的「肥料換榖」制度廢除掉。 1978年，蔣經國任命李登輝為台北市市長。在擔任台北市長的這三年期間，李登輝推動台北藝術季，興建翡翠水庫。 1981年，李登輝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在省主席任內，他提倡「八萬農業大軍」，並培養「核心農家」，同時處理二重疏洪道的糾紛。他在省主席期間「引進區域發展觀念，促進農業改革及城鄉的平衡發展，同時運用他的農業專業知識，推進稻田轉作，改進農產品運銷」。 1984年，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候選人，並經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七次會議選舉，當選第七任副總統。

李登輝時代 1988年1月13日，對李氏提攜良多的總統蔣經國先生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職位。他擔任總統前兩年，面對國內澎湃之民情，政府開始推動各項政治改革。1990年7月，李登輝召集朝野各黨派，開「國是會議」，徵求各界意見作為憲政改革參考，配合該年「三月學運」之學生運動的要求，解決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包括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退職問題。1991年5月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開展第一次修憲，制定憲法增修條文，使各中央民意機關得以換屆改選。 隨後，中華民國的民主改革即快速進入接近完成的階段。日本學者若林正丈認為，「如果以1992年『萬年國會』告終為第一階段，那麼，第二階段是94年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市長選舉的實現，第三階段則為總統選舉的實現。」這三階段改革都是在李登輝總統任期內完成的。關於總統選舉的方式，國民黨一度有委任直選之草案（類似美國總統大選之選舉人團票），李登輝後來主張全民直選，但由於國內意見不一，在1992年的國民大會修憲過程中，以上提議並未通過。1993年，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取得了國民黨黨內的指導權，並在1994年7月召開的國民大會會議中，決定自下屆（第九任總統）開始，實施正副總統直接選舉。 在統獨立場上，身為中華民國國家元首，執政國民黨的黨主席，李登輝仍在公開場合多次宣稱要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國策。1988年2月，他在繼任後的首次記者會上說：「只有一個中國而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只有一個中國，我們必須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1990年10月，李登輝又表示：「中國只有一個，應當統一，也必須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能自外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責任，也不應自外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努力」。1991年，李登輝主持下的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在國統綱領中，為了安撫外省人中的保守派，寫有「台灣固爲中國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的說法。1995年的中華民國國慶，他這樣表示：「四十多年來我們之所以奮鬥不懈，就是要爲將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立下可供遵循的典範」。此外，他也曾在接見美國聯邦眾議員坎貝爾（Tom Campbell II）的時候，說出「『台獨』只會斷送國家的大好前途，犧牲社會的安定繁榮，這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我們應該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樣的話語。

李登輝時代 1995年,李登輝訪問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講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公開宣稱臺灣是「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 1996年，李登輝與連戰搭檔，以54.0%的得票率，贏得了中華民國第九任，也是首次民選的正副總統（參見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若林正丈這樣描述這次大選中「飛彈與選票對峙」的過程： 在總統大選的最後階段，「飛彈」（missiles）與「選票」（ballots）的對壘更形鮮明。配合總統選舉最後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再次於台灣海峽舉行一連串稱為「海峽九六一」的軍事演習以恐嚇中華民國。美國為防範有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巡防臺灣海峽。選舉就在這樣一觸即發，稱為「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的局勢下進行。 ——引自《蔣經國與李登輝》 在當選民選總統後，李登輝對兩岸關係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也漸漸愈發傾向台灣獨立的呈現。 在1999年7月，他在接受「德國之聲」錄影專訪的時候，提到海峽兩岸的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也就是著名的「兩國論」。他在受訪時這樣表示： 有別於國統綱領以及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一廂情願式的國民黨政策宣示，實際上的歷史的事實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政權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台、澎、金、馬。我國並在1991年的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現在為第十一條）將憲法的地域效力限縮在台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增修條文第一、四條明定立法院與國民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僅從台灣人民中選出 ……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中華民國人民的授權，與中國人民共和國人民完全無關。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中華民國視為「叛離的一省」，這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 2000年，雖然當時李登輝為連戰、蕭萬長助選，但是，由於同為泛藍的宋楚瑜脫黨參選；雖然連蕭、宋張（昭雄）等兩組候選人加起來,獲得大多數選票，最終卻是民進黨籍的陳水扁，以相對多數，依照法律的規定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請參見2000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藉由陳水扁的當選，卸任的李登輝實現了在「任內和平轉移政權」的理想。國民黨在這次大選成為在野黨。大選失利後，國民黨內部出現了要求李登輝下臺的聲音，外省老兵等黨員認為是身為黨主席的李登輝造成中國國民黨近十年的分裂，並認為李登輝在暗中支持競選對手陳水扁，包圍位於博愛特區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聚眾滋事。2000年9月，李登輝辭去中國國民黨主席職務。

卸任後生涯 李登輝卸任總統之後，公開提出了台灣獨立的主張。他指出，「中華民國」這個招牌在國際社會上早就不存在了，台灣應該加速正名，脫掉中華民國這個老舊的招牌。2001年7月，李登輝出面主導國民黨內的本土派及一些政治立場比較偏向台灣獨立的人士，成立了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於是，李登輝雖然名義上已經離開政壇，但仍然被很多台灣獨立運動的參與者視為該運動精神領袖。2001年9月2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考核紀律委員會（國民黨考紀會）以「李登輝同志公開抨擊本黨，結合其他社團與政黨打擊本黨，其言行嚴重違反黨紀」，一致決議撤銷李登輝的黨籍。 2002年9月，李登輝公開表示，釣魚台列嶼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所有權理應屬於日本沖繩縣，從而引起廣泛爭議。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均聲稱對釣魚台列嶼享有主權。2005年曾先後訪問日本、美國。 2006年11月4日，台灣團結聯盟提名台北市長參選人周玉蔻發表一封公開信〈挺腐化的民進黨，台灣萬劫不復〉，表明「李登輝不會和徹底腐化無能的民進黨站在一起」，也呼籲台北市民不能再繼續支持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李登輝在這封信末尾親自簽名，日期是在國務機要費案起訴書出爐之前。 2007年1月29日，李登輝接受《壹週刊》專訪時表示，他不是「台獨教父」，也從來沒有主張過台獨；並主張開放中資，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灣。 2007年1月31日，李登輝接受TVBS專訪時，他說，他不必追求台獨，因為台灣事實上已經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他又說，追求台獨是退步，而且是危險的作法；因為這種作法不但把台灣降格為未獨立的國家，傷害台灣的主體性，也會引起美國、大陸方面很多問題。[2]他強調，現在有些人喊台獨，只是為了權力鬥爭。他也批評，「現在（民進黨政權）的黑金比較厲害。」

評價 李登輝是一位極具爭議性的政治人物，由於他本人在不同時期、以不同身份所宣稱的一系列變遷的政治主張，以及來自臺灣及國際社會，基於各種不同意識型態或國族意識的觀察，李登輝的歷史功過，在整個華人民族中不同的華人社會當中，得到相當多元，甚至多極的，正反面不一的評價，其歷史論定仍有待華人民族歷史的總體發展來受到最終評價。 李登輝在其總統任內（1989年—2000年），實現了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以及臺北、高雄兩直轄市和台灣省省長的直接民選，以及多種憲政及國會改革，許多臺灣民眾和島外民眾對此給予正面評價。有人稱李登輝為臺灣的「民主之父」、「民主先生」。然而也有人從政治運作的角度觀察，提出李登輝主政期間，為了改造中國國民黨的權力結構，引進地方政治勢力、企業力量甚至黑社會團體勢力，造成了台灣嚴重的金權政治風氣，並指李登輝及其核心幕僚，應對1990年代以來種種官商之間不法利益輸送的不良政風負起責任。 李登輝上任總統以後，不斷容忍反對勢力民進黨的坐大。並利用本土意識與國民黨的內鬥對象抗衡。有人認為，他是一個半黨主席。一個民進黨主席＋半個國民黨主席。 對於李登輝推動台獨運動的努力，評價尤其趨於兩極。支持台獨運動的人士認為，李登輝努力讓台灣脫離傳統中國概念的思想和文化體系，嘗試走上獨立道路。他在中華民國總統任內大力推行去中國化、台灣本土化運動，與美、日等傳統盟國加強聯繫，卸任後又對臺獨運動的發展大力支持，許多臺獨人士因而對李相當推崇。卸任總統並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後，李登輝仍為台灣政壇上，臺獨運動的主要精神領導人之一。 由於李登輝在其當政期間，試圖藉訪美等機會拓展中華民國外交空間、提出「臺海兩岸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說法，對中國大陸政府強烈抨擊，對臺灣社會中傳承的傳統中華文化的漸進式分化，並於卸任後公開主張台灣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方、中國大陸人民和海外僑民普遍對他感到反感。其中有包括抱持強烈民族主義和大中華統一思想的中國大陸人士，在網路傳媒上以攻擊性言詞加以譴責，甚至與持台獨觀點人士非理性的謾罵也常見於許多公開論壇。台灣泛藍人士及秉承大中華統一思想的人士，由於政治立場和思想觀點的相對，也對其沒有好感。 李登輝早年接受日本殖民教育，對日本文化相當推崇，常在其言談中流露出對日本的友好之意，並在中華民國公務員任內自稱自己是半個日本人，曾表達過參拜供奉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甲級戰犯牌位的日本靖國神社的意願[3]。此外，李亦曾表示，他認為釣魚台列嶼主權屬於日本。台灣部分經歷過二戰或對日本殖民統治沒有好感的人士對李身為中華民國前領導人和公民所做出的公開親日態度表示震怒和無法接受，然其仍有待歷史做出最終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