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游乐文化 李勇先

概述 四川历来是富庶悠闲、别有洞天的旅游佳境，被古人誉为“优游天府”。“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于公元669年5月“自长安观景物于蜀”，写下了“入蜀纪游诗三十首”，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巴蜀旅游史上以旅游为目的的个人旅游的最早记录。他从剑阁一路行来，“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认为天府之域是“宇宙之绝观也”。神奇神秘的江山俊势和天工奇构，反映出四川是俗尚游乐的绝佳胜地。

（1）隋代游乐 《隋书·地理志》说：蜀中“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音最，小的意思）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任务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音MOU，等同）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可见隋唐时，蜀中富庶，士大夫阶层，首先耽于逸乐，喜欢聚会宴饮和赌博游戏，从而引领整个蜀中社会风俗向崇尚游乐转变。

（2）唐代游乐 唐玄宗时的韦弇（音YAN），“开元中举进士下第，游蜀。时将春暮，胜景尚多，弇与其友寻花访卉，日为游宴。” 杜甫在成都时，与剑南节使严武交往，而严武经常到郊外问柳寻花。 杜甫在成都居住期间，有不少文人携酒到草堂，在浣花溪畔游览两岸美景，饮酒赋诗。”从唐代杜甫、司空曙等诗人在成都所作诗歌中，有相当部分就是描写遨游作乐的内容。 唐僖宗时成都进士裴廷裕诗说：“浣花泛鹢诗千首，静众寻梅酒百缸。若说弦歌与风景，主人兼是碧油幢（音CHUANG）。”更是描述了唐代成都的官吏文人的寻幽访胜，诗酒风流的风气。

唐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对成都与扬州这两个城市作对比时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百工伎巧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 卢求对两座城市的比较中，对成都秀丽的江山，精美的蜀锦，居民的富裕与好客，艺术的发达，作了热情洋溢的赞美。认为长江下游的繁华扬州，还远远不及成都。 其实，这并不是卢求一个人的看法，从唐代中期起，民间就已经流传“扬一益二”的说法，以至成为唐代的俗语。按照《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成都就已经拥有人口l6万余户,，仅次于国都长安和洛阳，为全国第三大城巿。无论从人口还是从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而言，说它是唐代名列前茅的繁荣都会，是完全不过分的。

（3）宋代游乐 从唐代到宋代，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都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成都步入全国工商业最繁荣的城市之列。从五代到宋代，成都城市社会经济面貌更发生了显着变化，直接影响到成都民俗风气的变化，居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成都游乐风气在唐代的基础上更是盛极一时。 唐宋以来，对巴蜀游赏之风加以赞赏的著述不绝如缕。《宋高僧传》说：“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及四月八日。每到二时，四方大集，驰骋游遨。”这里指的是早在宋代就已有了锦江“小游江”和浣花“大游江”的风习。其特点是太守带头游遨。宋代已形成从新年到年终月月遨游的习惯。而宋代四川的游乐活动中心则是成都。

《岁华纪丽谱》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 “遨”是四川游乐怡人文化的主要特征。游乐活动叫做“遨游”。太守带头宴饮游乐，叫做“遨头”。民众带着坐具跟着游乐叫做“遨床”。北宋中期以后，成都遨游之风更加盛行。

宋任正一说：“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 张咏在北宋前期曾三任成都地方长官，对蜀中情况有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他在《悼蜀诗》中说，成都“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沈，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音决）。游女白玉珰，骄马黄金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渐作。” 从他的描述可见，宋代成都的游乐生活丰富多彩，不仅有丝竹歌舞，也有斗鸡走马，饮酒赌博，还有郊外踏春，街市观花。游乐不分昼夜，酒肆通宵不闭。游乐之风不仅在地域上扩展到主要的商业街市，而且也还表现在居民休闲娱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极大延展上，既有民俗节日的大众狂欢，也有日常酒楼茶坊娱乐的通宵达旦。

元代游乐 元人费著《岁华纪丽谱》说：“成都自唐宋号为繁庻，甲于西南。富贵优闲，岁时燕集，寝相沿习，遨头行乐，其风未息，皆因其土俗，不废娱游。歌咏风流，往往传为佳话。”

明代游乐 明人何宇度说：“四川百户繁饶，富庶之余，溢为奢丽，岁时游乐，亦自古为盛。” 请看： “岁时游乐”、“遨头行乐”、“驰骋游遨”，其怡人文化可谓多种多样，神仙境界，不亦乐乎！ “自古为盛”，“寝相沿习”，“其风未息”，“皆因其土俗，不废娱游”。可见游乐习俗已成为成都文化的个性，成都人具有天生的休闲基因和悠然气质。

一、五代两宋成都游乐活动的主要内容 五代两宋时期，成都游乐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了众多市民甚至近郊民众参加，形成“遨游空闾巷”、“车马拥行道”的壮观局面。这些游乐活动主要有：

（一）春游锦江与浣花溪 浣花溪是都江堰内江流经成都的一段，其上游汉唐时称为流江，后世称为走马河，下游流经成都称为锦江，其中流经成都西郊杜甫草堂的一段称为浣花溪，这里风光佳丽，是成都游乐民俗最集中体现的地方。 “剑南山水尽清晖，濯（音着）锦江边天下稀。烟柳不遮楼阁断，风花时傍马蹄飞。”宋代诗人陆游的一曲诗歌，使成都锦江之滨的如画风光，在千年之后仍令人心动不已。 唐宋时期，成都民俗游乐最盛大的节日就是农历四月十九日浣花大游江活动。

浣花大游江的习俗始于唐代，与浣花夫人任氏的传说密切相关。 据唐宋成都民间故事，浣花夫人本姓任氏，为成都西郊浣花溪边民家女，生于四月十九日。有一僧人到溪边求浣衣女为其洗涤僧衣，诸女见其“瘡疥滿體，衣服垢弊，見者心惡”，独有任氏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輒應手而出。里人驚異，求僧，已不知所在。”由此任氏女浣衣之处称为百花潭，而这条清溪被称为浣花溪。 任氏女后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纳以为妾，崔宁到长安入朝，部将杨子琳叛乱，欲袭成都。留守官吏惊慌失措，任氏出家财募兵数千，亲率破贼，成都赖以保全，任氏因得封为冀国夫人。成都百姓感激任氏夫人，为其在浣花溪边立祠纪念，又称为浣花夫人祠，在其生日拜祭，并游浣花溪，久之形成民俗。

任氏夫人智勇兼备，解救成都危难之事，不见于新、旧两唐书，见于《资治通鉴》唐代宗大历三年的记载。但任氏夫人微时在潭中浣僧衣而现百花，潭因名为百花潭、溪名为浣花溪的传说，附会的成分居多。 杜甫在成都草堂所写《狂夫》诗说：“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杜甫居于成都时间早于崔宁镇蜀，而杜诗中已多次提到浣花溪与百花潭之名，可见其名并非因任氏而来。 但按唐宋文人记载，成都春季游江的风俗，应与任氏夫人密切相关。唐代诗人岑参在安史乱后到蜀任职，恰逢杨子琳之乱，目睹任氏夫人的平乱事迹，写下《冀国夫人歌》，赞颂任氏夫人的英姿与风采。任氏夫人以巾帼之身，力挽狂澜，击败叛军，保卫了成都安宁。无怪唐代以后，把百花潭美好的传说归于其身，并以春季游浣花溪的习俗纪念这位奇女子。

五代前后蜀时期，春游浣花溪至锦江的风俗成为成都春季的狂欢节，“州人每岁于是日泛溪，谓之大游江，倾城而往，里巷阒 （音去，寂静）然”。宋景焕《野人闲话》说：五代成都“每春三月，夏四月，多有游花院及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填咽，贵门公子，华轩彩舫，共赏游百花潭上。” 其中帝王出游更为豪奢： 前蜀王衍游乐无度，每年都要举办浣花游江活动。如乾德五年四月十九日，王衍“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 后蜀孟昶也大肆奢华，据《蜀梼杌》记载：“（广政）十二年（950年）八月，昶游浣花溪。是时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音奇）罗，名花异香，馥（音复）郁森列。孟昶御龙舟观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沿江亭台楼阁，花木夹岸，名园处处。龙舟彩船沿溯上下，还有多彩多姿的水中表演，从中可见浣花溪游乐的盛况。

到了宋代，成都浣花大游江更是盛况空前，“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将全年游乐活动推向高潮。 宋任正一《游浣花记》说，成都每年四月十九日，倾城士女“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与其日。凡为是游者，架舟如屋，饰以缯彩，连樯衔尾，荡漾波间，箫鼓弦歌之声喧闹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结棚，上下数里，以阅舟之往来。成都之人，于他游观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则倾城而往，里巷阒（音去，寂静）然。自旁郡观者，虽负贩芻荛（音CHU RAO，割草打柴）之人，至相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 官府甚至派“骑兵善于驰射”者，“每守出城，必奔骤于前，夹道作棚，为五七层，人立其上以观，但见其首，谓之人头山，亦分男女左右”。可以想象当时浣花江上官吏士大夫与平民共同在城市空间游乐的盛况。 宋代诗人京镗在孝宗时曾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知成都府，在即将离蜀时仍沉醉于浣花大游江的奇绝风物，他用《念奴娇》“绣天锦地，浣花溪风物，尤为奇绝”寄托无限的思念。

而在浣花大游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规模水上彩舟游行与船上音乐歌舞表演。 宋人田况《成都遨乐诗·四月十九日浣花溪泛舟》说：“浣花溪上春风后，节物正宜行乐时。十里绮罗青盖密，万家歌吹绿杨垂。画船叠鼓临芳溆（音叙），彩阁凌波泛羽巵。霞景渐曛（音XUN，日落时的余光）归棹促，满城歌舞待旌旗。” 田况在宋仁宗时知成都府，以太守身份亲历成都春季浣花大游江，所以诗中描写完全是参与者的口吻。宋庄绰说，“浣花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皆民家，绞络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则钩帘以观，赏以金帛。以大舰载公库酒，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陆而归。”地方长官带头彩舟游江，甚至以公家酿酒给予游人助兴。赵抃《成都记》说：“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给游人，随所会之数，以为斗升之节。”

《岁华纪丽谱》对成都太守在浣花日游乐活动也作了详细描述：这一天，太守从笮桥门出城，首先到杜甫草堂侧的梵安寺拜谒浣花夫人祠，并在寺中设宴。宴毕，登上浣花溪中的彩舟，观看军队骑射表演。然后在歌舞音乐的前导下，溯流到百花潭，观赏水上竞技和游泳竞渡。节目结束后，官府和民间彩船在浣花溪中乘流上下，舟中歌舞乐曲表演，任两岸游人观赏。有的船只甚至在溪边选择胜地停泊，就地搭起帐幕，饮酒游乐，至晚方还。 宋田况《浣花亭记》也说，成都从新年开始到孟夏，“农工未盛作时，观者填溢郊郭。过浣花之游，则各就其业，太守虽出游，观者希矣。故浣花一出，在岁中为最盛。彩船方百尾，泝洄久之而下，歌吹振作。夹岸游人，肩摩足累，绵十里余。临流竞张饮次，朋侣歌呼，或迎舟舞跃献伎。晚夜，老幼相扶，挈（音切）醉以归，其乐不可胜言已。” 苏轼也说：“成都太守自正月十日出游，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浣花大游江标志着成都春季游乐的结束，故其规模最为盛大，气氛最为热烈，成为成都全民性的狂欢节，它是成都传统人文精神的体现，也是成都音乐、歌舞、戏剧等艺术的重要表演场所。 元代以后，浣花大游江相沿不废。到明代，已改游于三月三日上巳日。到清代其风乃息，之后鲜有知之者。

（二）登山游 成都平原一马平川，登山之乐，惟以成都北郊学射山最为适中。相传蜀汉时刘禅曾在此学射，故名学射山（今成都凤凰山）。晋孝武帝时，蜀道士张百子尝居此山学道。五代两宋时，每逢三月上巳张百子得道升仙之日，成都倾城士庶和四邑居民“咸诣仙观，祈乞田蚕”。 许多巫觋（音袭，男巫）遂在此“卖符于道，游者佩之，以宜蚕辟灾”。此时正值成都春意渐浓、花木繁盛的日子，“州主与郡僚将妓乐出城至其地，车马人物阗噎（音YE）”。文同说：“成都燕集，用一春为常，三日不修，己云远甚。然各有定处”，“惟此山之会最极盛矣”。太守与僚属在这一天倾城而出，钟鼓旌旗，绵延二十余里。都人士女佩带珠贝，衣着缯锦，穷极繁丽，倘佯徙倚，直暮而入，盛况空前。在宋代，举行射箭比赛和盛大宴会是游学射山的重要活动，官府为此修建了射堋，并“遣官妓记筹”，记录比赛结果。距学射山不远处有万岁池，广延十里，垂枊依依。到了晚上，官府在万岁池亭张灯设宴，招待宾朋。宴罢，“泛舟池中”，尽兴而归。

（三）寺院游 寺院游也是成都重要的游乐活动。唐代成都寺院，仍主要以宗教活动为主，高僧讲经盛行。在唐代前期，讲经主要集中于圣寿寺、多宝寺、福感寺等寺院，唐代后期则主要集中在大慈寺。 唐代大慈寺讲经风气很盛，影响很大。如唐代文宗时的僧人释知玄，十一岁出家为僧，十三岁即闻名蜀中，“时丞相杜公元颖作鎭西蜀，闻玄名，命升堂讲谈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注听倾心，骇叹无已。自此蜀人弗斥其名，号陈菩萨耳。”

如果说唐代成都寺院以宗教活动为主的话，那么到了宋代，成都寺院除宗教功能外，已成为当时成都市民重要的饮宴娱乐场所，而且其游乐功能往往还超过宗教功能。 以《岁华纪丽谱》所载每年正月成都市民游乐活动为例： 正月元日，郡人晓持小彩旗游安福寺塔，塔上燃灯，梵呗交作，僧徒骈集。太守到塔前张宴，晚上登塔眺望。 正月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晚宴大慈寺。宴罢，官妓以歌词送茶。 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 正月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张咏始即寺为会，使民鬻农器。太守先到寺内都安王祠奠献，然后就宴。旧出万里桥，登乐俗园亭。后来改为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正月二十八日，到净众寺邠国杜丞相祠祭拜，晚宴大智院。 仅正月一个月中的宴饮活动场所就包括了成都的九所寺院，而且在大慈寺宴饮时还要召妓娱乐，可见宋代成都寺院的游乐程度之高。

大慈寺的游乐活动的繁荣，为宋代成都之冠。 宋代侯溥说：成都的大圣慈寺，居于闹市中心，寺中商铺林立，处处茶炉药店，还有倡优杂戏之类表演其间。从大慈寺的游观人数之多，可以知道成都这个城市的乐趣之所在。 宋代郭印也说：成都大慈寺“地居冲会，百工列肆，市声如雷。”宋代“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者。” 宋李之纯甚至说，四面八方来到大圣慈寺的人，见到寺中到处是游手好闲之人，各类商铺汇集，珍货奇巧陈列，琳琅满目，恐怕只能认为这里是一个游玩嬉戏的商业场所。可见大慈寺由于地居成都商业中心，并且占地面积广大，所以不仅成为宋代工商业的繁荣之处，而且成为当时成都市民最主要的城市娱乐空间。 就连郊外的寺院也是民众游乐的重要场合，如创建于宋代的海云、鸿庆诸寺位于锦江下游十里的海云山上，寺内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吴中复《游海云寺唱和诗序》说：“成都风俗，岁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云寺，摸石于池中，以为求子之祥。太守出郊，建高旟（音于 ，军旗），鸣笳鼓，作驰骑之戏，大燕宾从，以主民乐。观者夹道百重，飞盖蔽山野，欢讴嬉笑之声，虽田野间如市井。其盛如此。”

（四）园林游 五代两宋时期，成都园林游乐也十分兴盛。五代王、孟偏安成都，大修宫殿院亭，“诸勋贵功臣竞起甲第”，“台树亭沼，穷极奢侈”。如伪蜀时中令赵廷隐起南宅、北宅，千梁万栱，无不奢丽。后枕江渎池，中有二岛屿，遂甃（昼音）石为池，池中“有岛屿竹树之胜，红蕖夏发，水碧四照，为一州之观”。四岸皆种垂杨，或植芙蓉，池中种藕，每至夏秋花开，鱼跃柳阴之下，士女拖香肆艳，“看者甚众”。于是五代时在成都西郊、南郊沿锦江、浣花溪一带已形成长达十余里的园林区。

到了宋代，成都园林范围更加扩大，如成都西郊前蜀时的宫廷梅苑，已任人游玩。南宋冯时行就尝说，他在一个腊月冬日，遍邀亲朋好友十五人到成都西郊前蜀梅苑旧址游玩。虽然已过去一百余年，宫阙已颓，但梅树犹存。有的老梅，树荫可覆盖一亩多地面，树干因风而开裂，倒仆在地上，曲折盘旋如龙。 除远郊园林外，城内园林更是宋代成都市民的游乐胜地。陆游诗说：“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可见宋代成都园林之多，举凡西园、合江园、东园、中园、赵园、刘园、房季可园、王氏庄、瑶林庄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官私园林，其中尤以成都西园最为有名，游乐也最盛。

（１）西园－宋代成都最有名的官府园林 西园是宋代成都府路转运司在后蜀权臣故宅基础上营建的规模最大的园林，也是成都最著名的官府园林。吴中复《西园十咏并序》说：“成都西园楼、榭、亭、池、庵洞最胜者凡十所”，有西楼、众熙亭、竹洞、方物亭、翠柏亭、圆通庵、琴坛、流杯池、乔柟亭、锦亭诸胜，其中尤以西楼最著，“为成都台榭之冠”。 吴师孟《重修西楼记》也说：“成都楼观之盛，登览殆遍。独西楼直府寝之北，谨严邃静，非参僚宾客不得辄上。每春月花时，大帅置酒高会于其下，五日纵民游观，宴嬉西园，以为岁事。” 西楼建筑壮观，环境清幽，花木繁丽，成为当时成都官吏和士大夫聚会游乐的胜地。

（２）品茗、饮酒、美食、赏花 《岁华纪丽谱》载，宋代成都西园，“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令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廷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踰月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 唐代成都的茶房酒肆即已发达。唐茶之最在于蜀中，蜀地是中国最早种茶、饮茶之地。 早在东晋时，文人张载到成都，登白菟楼诗说，“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茍安乐，兹土聊可娱。”他心目中的成都是一个有芳茶可饮，人生安乐，让人不想离开的城市。 蜀中雅州的蒙顶山。唐时传说，“方茶之生，云雾覆其上，若有神物护持之。”所谓“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的赞颂，即源于唐代。当时的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受到时人的推重。

唐张籍《成都曲》说：“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谁家宿。” 陆龟蒙《酒垆》诗说：“锦里多佳人，当垆自沽酒。…数钱红烛下，涤器春江口。” 宋代成都茶坊酒楼，遍布全城，营业时间延长，休闲娱乐功能大为增强，反映了宋代成都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生活观念的进一步开放。 自天禧三年（1019年）知益州赵稹开西园纵民游观以来，这里成为成都士庶同游的最佳去处。

（３）体育活动 陆游在《丁酉上元》诗中这样写道：“突兀球场锦绣峰，游人仕女拥千重。”可见园林中还辟有球场，有马球、蹴鞠（即踢球）等运动节目，受到游人仕女的热烈追捧。

（４）杂戏和木偶表演 在西园里还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杂戏和木偶戏演出，节庆游玩与欣赏杂戏和木偶戏也是宋代成都市民的娱乐重要内容。 杂戏在唐代成都即己繁荣，唐文宗时南诏攻掠西川，在成都“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华阳两县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在唐代后期，成都已有男女合演的杂剧。 《北梦琐言》说，唐代崔安潜在成都任节度使时，经常在住宅的堂前演出木偶戏，而且任由军人百姓入宅观看。

到宋代成都杂戏公开演出的规模更大。 陆游《种花》诗说：“西园作戏唤春回，桃李阴阴三万栽。不是无心看开遍，锦江烟柳待归来。” 庄绰《鸡肋编》卷上说：北宋“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惟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撜，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 从上可见成都西园戏剧演出期间士庶同乐的盛况，并首开民间酒商出资、在官府园林举办长达数月的杂戏演出活动的先例，这是唐代成都所没有的情况。

（五）赏花游 成都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名花异卉，不绝于时。 唐代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中说“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唐刘禹锡在一首竹枝词中也写道“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可见浣花溪和锦江畔花木之盛。

后蜀皇帝孟昶，在成都环城四十里城墙上种植芙蓉花，每到秋天，芙蓉盛开，环城一片花的海洋，望之皆如锦绣。孟昶自豪地对大臣们说，“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成都因此又得名“芙蓉城”。 海棠花在成都唐宋时名闻天下。《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成都“海棠此树尤多，繁艳末开时如朱砂烂漫，稍白，半落如雪，天下所无也。” 而陆游《梅花绝句》诗则描绘出了浣花溪畔园林花木的繁盛：“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成都园林众多，景致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广植花卉，甚至以花名园。 如桂花池，在城北学射山东，广三千余亩，五代时所凿，周围堤岸尽种桂花，秋时香闻远近。 合江园为前蜀王建宫苑，在县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相传谓之“梅龙”。陆放翁《梅花绝句》诗注称：“成都合江园盖故蜀别苑，梅花甚盛。自初开，监官日报府。报至开五分，则府主来宴，游人亦竞集，更足以见太平盛世之乐。”当时泛舟合江，探梅赏胜，如李焘、晁公遡、杨甲诸人，皆各有诗，不可胜纪。 成都小东门外园林，有千叶朱砂海棠一株，奇丽绝代，陆游也曾观赏过，其《平明出小东门观梅》及《花时徧游诸家园》诗中有“至今犹忆小东门”、“小东门外曳筇枝”之句。

二、成都游乐活动的特点 五代两宋时期，成都游乐活动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岁时节庆相结合 五代两宋时期，成都游乐活动的特点首先表现在与岁时节庆相结合。从年初到年末成都皆有节日，这容易给人们造成蜀人好“游娱无时”、毫无节制的印象。 宋仁宗时，知益州的田况《成都遨乐诗序》说，“四方咸传蜀人好游娱无时，予始亦信然之”，直到庆历八年任成都太守后一个多月，已到春游时节，才得知成都并不是“无时”游乐，而是有较固定的时间，尤其象上元、灯夕、清明、重阳、七夕、岁末之类都是与普天下共同的节庆，怎么能说蜀人游乐没有节制呢？

每当他“与民同乐”，便“作一诗以纪其事”。从田况诗中，描写了当时从年初到年末成都二十一个节日的盛况。其二十一章的诗题，按一年中节庆的先后顺序为： 《元日登安福寺塔》，《二日出城》，《五日州南门蚕市》，《上元灯夕》，《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二十八日谒生禄祠游净众寺》，《二月二日游江会宝历寺》，《八日太慈寺前蚕市》，《寒食出城》，《开西园》，《三月三日登学射山》，《九日太慈寺蚕市》，《二十一日游海云山》，《三月十四日太慈寺建乾节道场》，《干元节》，《四月十九日泛浣花溪》，《伏日会江渎池》，《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阁观夜市》，《七月十八日太慈寺观施盂兰盆》，《重阳日州南门药市》，《冬至朝拜天庆观会大慈寺》。 在田况歌咏的成都二十一个节庆中，从正月元日到冬至朝拜天庆观，会大慈寺，几乎月月都有节庆，尤其是“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为游乐高潮，“游赏几无虚时”。

（１）正月初一元日 正月元日，成都人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就是拜安福寺塔。范成大说：“成都一岁故事，始于此塔。”每当元日拂晓，郡人“持小彩幡（音翻）游安福寺塔，粘之楹柱，若鳞次然，以为厌禳，惩咸平之乱也。塔上燃灯，梵呗交作，僧徒骈集”。晚上，成都太守“登塔眺望”，俯看万家灯火，呤诗作赋，尽兴而归。

（２）正月十五灯会 正月十五日成都元宵灯会久负盛名，其中尤以大慈寺、昭觉寺、五门这三处最为集中。 宋开宝二年，朝廷命各地“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 张咏知益州时，认为三日灯会仍不能满足人们娱乐的需要，又在朝廷规定的时间外又提前一天举行“挂灯”，即《岁时广记》所说“增十三日一夜灯，谓之挂搭，不敢明言四夜灯。”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让成都灯会再延长一些时间，张咏还在朝廷法定灯会日期之外又以“残灯会”的名义慰劳在灯会期间“戎服分巡，以察奸盗”的二都监人员，由他们任意游玩，并由通判主持，在宣诏亭或汲虚亭举行盛大宴会，“故作宴以劳焉”，这样一来，成都灯会比全国多出了两天。在灯会期间，满城大小人户跨街以竹为棚，悬挂彩灯，辉煌映月，灿烂摇星，鼓吹烟火，达旦不绝。其中“繁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 灯会期间，成都还要举办各种变灯表演，太守往往亲自前往观看，“甲夜观山棚变灯，其敛散之迟速，惟太守意也。”

（３）二月二日踏青节 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说：“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春暖花开，成都人喜欢到户外游玩，唐末诗人韦庄有诗歌云：“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又说 “锦里，蚕市，满街珠翠，万千红妆”。韦庄当时已年逾花甲，但满城鲜花和美女，竟使得他焕发青春。 其他如七月十五中元节，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九月九日重阳节等节日同样热闹非凡，充分体现了成都游乐活动与岁时节庆的紧密结合。

（二）与商业贸易相结合 五代两宋时期，成都游乐活动的另一个主要场所就是商贸市场。在唐代，成都已有北市、新北市、西市、南市、新南市等多处市场，面积广大，建筑宏丽。如韦皋镇蜀时，在成都南郊“万里桥南隔江创置新南市，发掘坟墓，开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万户，……连属宏丽，为一时之盛。” 唐代后期，“成都城中鬻花果、蚕器于一所，号蚕市；鬻香药于一所，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不过，唐末成都游乐之风虽已兴盛，但唐代成都市场与长安洛阳一样，仍然以坊市中的商品交易为主，还没有真正成为大众娱乐的场所。

到五代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韦庄《怨王孙》词说：“锦里、蚕市。满街朱翠，千万红妆。”可见成都锦里和蚕市的游乐已经兴起。 到宋代，成都的城市商业已不固定在某一坊市，而是以街为市，并且频繁举办。赵抃《成都古今记》记载：成都宋代月月有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这些街市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场所，而且也成为普通市民游乐和社交空间，这可从成都市民借蚕市交易活动纵情游乐的盛况可以看出。

（１）蚕市游乐 五代两宋时期的成都蚕市，原本作为充满朴素乡野气息的蚕器农具等交易的季节性乡村集市，到后来则深入到城市繁华地段进举办，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市井娱乐特征。 成都蚕市原来只在三月举行，进入成都市以后，慢慢扩展为从一月到三月，甚至从正月五日就开始举办蚕市，这除了商品交易的需求而外，还有很强的借此嬉戏娱乐的目的。 同时，从蚕市举办的具体地点来看，象五门、圣寿寺、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南门、宝历寺等在宋代都是成都的繁华地带，蚕市在这些地方来回举办，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娱乐内容。

成都二月初二日的踏青节，张咏在宝历寺前“创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倍于往岁，薄暮方回”，还增加了乘船彩舫等游江项目。 三月二十七日睿夫人庙蚕市，成都守臣不仅亲自参加，还特地搭起棚屋，一边欣赏歌舞杂技表演，一边与僚友亲朋杯筹交错，酣醉畅饮。城中及附近百姓纷至沓来，作乐纵观，场面十分热闹，真可谓“锦里风光，蚕市繁华”，可见娱乐在蚕市设立中的作用。 张邦伸《蚕市》诗说：“成都二月起蚕市，游人杂沓争追欢。街南街北鬻筐箔（音帛），累累堆积高于山。”成都蚕市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娱乐和休闲场所，成为灯红酒绿、让人留连忘返的热闹之地。 张仲殊《望江南》词说：“成都好，蚕市趁遨游。”笙歌夜放，舞榭红楼，靓妆艳冶，倡优横陈。车马鼎沸，游人摩肩，让人留连忘返，其游乐规模之盛大，参与人群之众多，皆为唐代所无，可以说成都蚕市已成为将商品交换与市井游乐完美结合的综合性地方节日了。

（2）夜市游乐 成都夜市在唐代就已兴盛，唐王建在诗中写道：“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成都城市由坊市制开始向自由集市发展，给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到了宋代，成都夜市已非常繁华，尤其是每年七月七日七夕节晚大慈寺附近的夜市更是热闹非凡，并成为成都一道亮丽的都市风景，成都守臣在宴饮结束后兴致勃勃地登上大慈寺雪锦楼观赏夜市。《方舆胜览》：“每岁七月七日，蜀人登大慈寺前雪锦楼，观夜市。” 《岁华纪丽谱》亦云：“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备焉。”“乞巧之物”是宋代过七夕节必备的物品， 《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说：“京师人七夕以竹或木或麻，编而为棚，剪五色彩为层楼。又为仙楼，刻牛、女像及仙从等于其上，以乞巧。或只用一木剪纸为仙桥，于其中为牛女，仙从列两旁焉。”成都夜市所售物品亦类此。 人们在夜市上纵情游玩，尽情购物，直到三更方才散去，正所谓“锦江夜市连三鼓”。

（三）与宴饮相结合 成都游乐还有一个显着特点，就是无论民间还是官府，无不将游乐与宴饮紧密结合起来。尤其官府宴饮排场特别盛大。 《蜀梼杌》记载晚唐五代时成都风俗说，成都城外的“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在五代孟蜀时，游宴之风就已很盛，如孟昶广政元年上巳日游大慈寺，宴从官于玉溪院。当时前后蜀举办的宫廷盛宴主要有赏花宴、龙池宴、秋宵宴、长夜宴等。

到了宋代，游宴之风更加兴盛。文彦博知成都日，“多宴会”。 宋仁宗时，宋祁曾知益州，更“喜游宴”，在任期间，将成都游宴活动推向高潮。每逢岁时节庆，成都官府都要举办盛大的宴会。从《岁华纪丽谱》等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从正月初至冬至节，成都守臣在拜寺乞福、观花赏景、泛舟避暑、游山玩水之余，都要举办宴会，设宴地点主要集中在寺观祠庙及山水园林等游乐活动所在的风景名胜之地，尤其以大慈寺设宴次数最多。

宋代官府举办的宴会名目众多。 如赏月宴，即每年八月十五日在西楼赏月宴饮。 遨头宴，是成都官府组织的大型游宴活动，上至太守僚属，下至庶民百姓都一起参加。据《宋会要辑稿·刑法》记载：“臣僚上言，益州每年旧例，知州以下五次出游，并山寺排当，从民遨乐。”因去城稍远，“欲乞下本州，今后遇此筵，设更牙，常轮通判职官各一员在州照管，及提举监官专防守仓库。”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管理措施，可见地方官府对遨头宴的高度重视。 此外，官府还要举办赏花宴、酬宾宴、避暑宴等。 宋代成都守臣不仅带头游宴，而且还主动为民间游宴活动提供方便。如成都官府开放西园，纵民游宴，持续时间长达一月，“此最府庭游宴之盛”。可以说，成都游宴活动在宋代达到了极盛。

三、五代两宋时期成都游乐之风兴盛的原因 成都游乐之风的兴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成都游乐之风的盛行，与成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成都游乐之风，与唐宋时代四川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是相一致的。唐宋时期，成都地区是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唐代蜀中的著名诗人陈子昂就曾说过：“伏以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京都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

五代两宋时期，在唐代基础上，“扬一益二”的成都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成都不仅成为四川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而且也是西南地区重要都市和工商业繁华的城市，“市区栉比，衢隧碁布”，“带二江之流，为一都之会。四民州处，万商成渊”。 都市的繁荣，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为大众娱乐消费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宋史.吴元载传》也说，“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为声妓之乐。”

同时繁荣的都市也为节日吉庆和游宴活动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当南宋末蒙古军队攻占成都后，摧毁了这种游乐活动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时，成都游乐兴盛的局面便不复存在。 元人罗寿说：“成都自丙申荡于兵，文物泯尽。” 文天祥也说：“益州承平时，元夕宴游，其风流……而今不可复得矣”。 说明在宋末时，成都传统的元夕宴游等游乐活动已经不复举行。

（二）与成都奢靡的社会风气有关。 从社会风气来看，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之利，使成都平原成为自秦汉以来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蜀梼杌》说，前后蜀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盖未尝出至郊外也。林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从而滋生了崇尚享乐奢靡的社会风气，助长了成都游乐之风的兴盛。

尤其到了宋代，成都平原更是“地狭人夥”。《宋史·地理志》说，“川峡四路，……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 一方面，社会上聚集了大量的财富，由于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又无法大规模地投入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之中，从而使社会财富的的消费转向民间奢侈游乐活动。

另一方面，成都社会贫富差距也在急剧加大，贫者“犹有贩鬻肴果碎细、旦营暮供、俯仰取给者矣”。 宋田况说：近年来治理蜀地的官吏，都把游乐作为政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因为蜀中土地不足而人口众多，因而农民和工商业者都必须勤苦劳作方能维生。地方长官在节庆时，以歌舞杂伎的演出让民众观赏，用愉悦抚慰他们的劳苦，这并不过分。如果动辄变更这种民俗，反而会使民众怨恨失望。 按田况所说，唐宋成都游乐风俗的形成，与蜀地人口压力的增长和工商业的发达有密切关系。苏轼诗说：“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苏轼诗中的描述，正是对蜀人对生活与游乐关系的生动记载。 历任成都守臣“以谓为政之要，贵损有余补不足，因是益修令节，饰游观，匪仅示同乐而已”，在任期间，精心培育商品市场，大力发展游乐经济，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更多就业致富、维持生计的机会，不仅促进了成都工商业的空前繁荣，而且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这也是宋代成都游乐之风兴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成都游乐之风的兴盛还得力于自唐末五代以来政府官员的大力提倡。 五代之初，中原大乱，而成都平原独以殷富闻于天下，中原世族纷纷移居成都避乱，而此时前后蜀王偏安一隅，日事荒嬉，奢靡邪淫，自上倡之，市井竞从，如风靡草，“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达官显贵竞相纵情享受，聚金敛财，蓄妓养妾，修建甲第花苑，“携妓纵情为乐”。

赵宋平蜀之初，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官府在对待成都“多事游赏”、“狂佚务娱乐”的习俗上，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之前，知府吴元载对于“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妓乐”的“蜀俗”采取了断然禁止的态度，结果是“人多怨咎”。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后，在长达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四川社会一直不稳定，“民心不安”，屡传“蜀且有变”，以至“西南一隅，朝廷重忧之”，故政府不得不认真对待成都的游乐风尚，把它提升到巩固封建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高度来处理。

当时派往蜀地任益州知州的张咏面对“反侧不宁”的形势，对成都游乐之风采取了务实的疏导政策，即在尊重成都本地传统习俗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参与、“导以王化”的方式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达到消除对立情绪、避免再次发生起义的目的。对此，张咏也直言不讳地说：“前日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当化贼为民也”。 如每年二月二日踏青节，大地回暖，百花盛开，成都士女纷纷出郊踏青，“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起初没有固定游乐的地方。历代郡守“虑有强暴之虞，乃分遣戍兵于岗阜坡冢之上立马张望”， 守候于此，采取严密的监视和控制措施。后来张咏镇蜀，始撒去戍兵，认为与其“虑有他虞”，“不若聚之为乐”，于是每逢踏青节，从万里桥开始，为彩舫数十艘，张咏“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命曰游江”，即“小游江”，“盖指浣花为大游江也”， 成都士女“骈集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寺前创一蚕市，纵民交易。嘻游乐饮，复倍于往年。”从此开启了成都太守率郡府僚属结队游江、百姓聚观的先河。至赵抃任成都守臣时，“彩舫至增数倍”。

除二月二日踏青节外，成都其它重要节庆大都在官府的主导下进行。正如韩琦所说，张咏知益州，“蜀风尚侈，好遨乐。公从其俗，凡一岁之内，游观之所与夫饮馔之品皆著为常法，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则人情不安”。张咏等地方守臣正是顺从了蜀俗，从原来的禁止游乐改为“以从民乐”，既安抚了民心，又使传统娱乐活动走上了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成都守臣有计划地组织了许多娱乐活动，由此可以看出朝廷的良苦用心，同时也反映出官府对待成都游乐观念的变化。 此后被朝廷派往成都的守臣无不在任内倡导游乐，“以从民乐”。如薛奎“自号薛春游，以从其俗”，太守亲自充当“遨头”。至若宋祁、文彦博、赵抃等人也莫不在任内积极开展游乐活动。由此可见，五代两宋时期成都游乐之风超越前代而达到极盛决非偶然。

祝同学们 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