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日本 闭关自守的日本 明治维新 涩泽荣一、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 金融、贸易、工业 《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20年

第一节 闭关自守的日本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16世纪日本人曾欢迎过葡萄牙人，而且许多人还皈依了基督教。但德川幕府发觉，西方的宗教和贸易是一股威胁他们的权力、使人不安的力量。为此，他们逐一地断绝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联系。 从17世纪初期开始，幕府政府就禁止对外贸易(荷兰被特许每年向其贸易站派遣一艘轮船，贸易站位于长崎港口的一个小岛上)，并禁止本国居民出国旅游。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主要是为了向他们打听外部世界的情况。

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与世隔绝。 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便使他们的统治永存。但是，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还是有了某些发展；这些发展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打破了现状。 17世纪初，日本的技术水平与欧洲大体相当。令人奇怪的是，虽然限制重重，但它的经济结构异常复杂，市场活跃，信用制度发达，识字率大大高于南欧和东欧。

德川幕府统治下的人口、经济与商人阶层 人口增长。人口从1600年的1，8O0万猛增到1725年的2，600万。城市不均衡地发展21700年，江户人口接近100万，大皈和京都的人口各达到30万。 经济发展。人口的剧增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励商人和富农将剩余资本投于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他们向农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设备，而将制成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到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似乎某些地区的这一工业发展已达到了创办工厂的水平．以可利用的原料和地方技术为基础的地区专业化开始普遍起来，因此，某些地区以其漆器、陶器、组织品或米酒而闻名。

商人阶层。产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的广泛交换，这种交换又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最初是从中国和朝鲜引进的，但在17世纪，日本建造了一座金币制造厂。贵族开始靠经纪人把他们的稻米变成货币，依靠商人来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在这些交易中，由于商人通过垄断操纵了价格，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飞涨，贵族失败了。此外，贵族尝到了奢侈生活的甜头，往往在浮华的生活上互相攀比。最终结果是，他们一般都欠商人的债，尽管后者的社会地位远比他们的低。但是后来，商人家族通过通婚或继嗣等手段获得了贵族头衔。这些家族不仅控制了经济，而且支配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文学和艺术。

19世纪初期的外来压力不断加大 从事捕鲸和毛皮贸易的船只需要停靠港口，以获得食物和进行维修，但它们都被拒绝靠岸。相反，日本人常常杀害或虐待那些在其沿海失事的外国船员。到19世纪中叶时，由于采用汽船需要创建煤港，因而使局势更为恶化。最后，美国政府决定采取主动，强迫日本表态。 1853年7月8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江户港抛锚，转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经商特权、开放装煤港和保护失事船上的美国人。一星期内佩里的舰队离开日本时警告说，他来年春天来听答复。

1854年2月，当他再次来到日本时明确表示，要么签定条约，要么交战，二者任择其一。日本人被迫让步，于3月31日签定了《神奈川条约》。条款规定，开放下田和函馆港口，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充给养；向美国失事船员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认为必要时允许选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

依照这一条约的条款，美国将非常能干的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领事派往日本。哈里斯凭借他那非凡的机智和耐心渐渐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1856年签定了《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要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同美国签定这两个条约后不久，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的条约。 统称为“安政五国条约”。

第二节 明治维新 在日本能成功的原因 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它也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到外国的压迫。 由于日本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某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19世纪在同样地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过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为口号，适应了经过挑选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日本又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东西。

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西方入侵的紧要关头迅速扩大了它的势力。日本军人在社会的最高层，而不象中国军人那样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的影响、并对此反应更迅速的统治阶层。

德川幕府倒台。由于签定了那些条约，幕府遭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外国列强；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萨摩、长州、服前和土佐四潘即通常所称的萨长集团，利用了人民的这一情绪。1858至1865年间，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欧洲人及其雇佣者发动了进攻。外国列强对此进行报复，于1863年轰炸了鹿儿岛上的萨摩港，于1864年轰炸了长州沿岸的防御工事。这一行动使得氏族首领们丢开排外主义，企图得到西方的武器装备。两年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权力和封地被剥夺，他们的地位为萨长诸氏族所取代；萨长诸氏族从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

1868年，天皇颁布了一篇警文（即“五条誓文”），其目的在于平息全国骚乱，阐明新政权的目标。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两大点：“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事实上，西方思想和西方物品在19世纪70年代已大为流行起来。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炫耀手表和钻石戒指等现象开始风靡一时。 日本新领导人不赞成这种不加区别地奉承所有西方东西的做法。新政府上台伊始就试图缓和排外情绪，采取了“合作而保持距离”的作法。

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赞成神道教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换句话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 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它颁布法令，实施义务初等教育，因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国教育家来到日本创办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但是，1890年颁布的教育诏书告诫所有学生，"要勇敢地献身于国家；以此来保卫和维持我们的与天地同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

在军事方面，日本人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摹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 政治上，效法法国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官僚管理体制。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然后，按正式仪式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 工业、金融方面，博采众长，且特别推崇学美国。

明治政府实施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 富国强兵，就是改革军警制度，创办军火工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军队和警察制度，它是立国之本； 殖产兴业，就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 文明开化，就是学习西方文明，发展现代教育，提高国民知识水平，培养现代化人才。

第三节 涩泽荣一、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 参见视频。

第四节 贸易、工业、金融 贸易 日本自然资源贫乏，岛上多为山地丘陵，可耕地所占比例很小。大米是其主要农作物，也是国民的主食。沿海地区，鱼和海味丰富。另外，国内有煤和铜矿石，在20世纪20年代前，不仅能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还可供出口创汇。在出口收入中，最主要的来源是农业部门，它担负着支付进口的重担。 日本传统的纺织工业包括两个部门，分别以国内原材料丝和棉为基础。但两者的命运截然不同。自从打开对外贸易之门以后，棉织业受到西方机织品(英国等)的冲击而几近灭绝。丝织业却完好地生存下来。1900年，其出口接近出口收入的10%。但是丝织品的重要销售市场，例如美国，频频对丝织品征收高关税，阻碍了该行业的飞速发展。

茶是日本另一种主要的出口农产品。明治初期其重要性不亚于蚕丝。但随着国内人口和收入的增长，它在出口中的相对重要性逐渐下降。 大米亦然。明治初期日本尚有少量大米出口，但到19世纪末，其国内消费需求的一部分还得靠进口维系。

工业 政府提出的口号是“殖产兴业”。一旦矿井(示范工厂)及其他现代化企业(除兵工厂和一家受军管的钢铁厂之外)的运营走上正轨，政府就把它们出售给私人公司、企业。从严格的会计意义上讲，政府常常是亏本出卖。 在所有行业中，棉纺业是发展最快。该部门生产技术相对简单，劳动力便宜且技术不熟练。19世纪90年代，它占领了国内市场。1900年，棉纱和布匹的出口(前者居多)占到总出口的13%。其最大的销售地是中国和朝鲜。

重工业(钢、铁、工程和化工工业)发展较慢。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例如提供巨额补贴，实行关税保护(1898年日本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失效)等等，但未能奏效。直到1914年，日本才基本上实现了大多数产品的自给自足。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日本重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战前，日本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战争刺激了需求，而这时欧洲的产品疲于应付战争需要。这对日本制造商来说，不啻天赐良机，他们迅速开拓了海外市场。另外，口本作为协约国中的一员，赢得了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中国割让的土地。19世纪80年代，出口为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6——7%，20世纪前10年上升到15%左右，1915年进一步提高到22%。

金融 令新政府忧虑的一大难题是金融问题，这是幕府政权丧失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治政府时期，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大量不可兑换纸币仍在流通。新旧体制转换的第一年，政府不得不增加纸币发行。 1873年，政府开始征收土地税，它是以土地的潜在生产率为计算基数而不考虑实际产出的。这种计算方法有双重好处:一是能保证政府有稳定收入(以农民收入减少为代价)；二是使土地得到最大利用。那些无法获取最大收益的农民将会丧失土地，被迫出售给他人。

针对金融困境，政府着手建立新的银行制度，以取代幕僚时代的非正规信用网络。为确保该项工作像其他改革一样尽善尽美，政府以美国的联邦银行制度为模版。联邦银行体系是美国内战行将结束之际确立起来的，当时是作为战时金融体制。在该制度下，银行发行银行券可以用政府债券作抵押，银行券必须能与硬币自由兑换(无独有偶，明治政府刚好发行了大批债券，以支持前封建地主和武士的年金)。遵循这一体制的基本原则，到1876年日本开办了153家国民银行。

1877年爆发了萨摩起义，这是一场由西部最大部落挑起的旨在推翻政府的起义。政府粉碎了暴动，但代价惨重，最后只得求助于发行不可兑换的政府货币和国民银行券，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新任财政大臣认定是银行体系出了故障。 1881年他宣布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同时大刀阔斧地改革银行结构。他参照国外中央银行的最新模式一比利时国民银行，创立一家新中央银行——日本银行。银行资本大多为私人所有，但处在政府的严密管制之下。中央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国民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而成为英国式的普通的商业储蓄银行。日本银行还是国库的财政代理。

第五节 “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20年 “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1985年之后的三年左右时间里，美元急剧贬值。马克的升值水平恢复到了8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日元则升到了战后的历史新高。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广场协议”时的240快速上升到第二年夏天的150，日元升值近35%。

国际外汇市场开始疯狂抛售美元，持续了两年之久，仍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迹象。以至于1987年2月22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不得不再度聚首巴黎卢浮宫，商议采取措施，以阻止美元进一步下跌，这就是1987年卢浮协议。 此后日本财务省连续干预外汇市场，不让日元升值。1987年-1989年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一直在125-150的区间内小幅波动。 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在1993年-2003年间，日本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

美国当时的国内状况 自1971年浮动汇率体制实施之后，美元开始对马克和日元贬值，同时财政赤字剧增。 面对双赤字，里根政府的政策选择是维持高利率。然而，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美元强势，使得本已脆弱的美国制造业更加举步维艰。1984年贸易逆差已高达1090亿美元，其中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约占50%。 美国人民认为国外产品挤占了美国国内市场，剥夺了“应该”属于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舆论和国会对里根政府形成巨大压力。

日本当时的国内状况 事实上，美国利益集团要求日元升值不是空穴来风，日元确已具备一定的升值基础。80年代上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日元所占比重达到8%。日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展、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日元资产需求的不断上升，都在客观上对日元升值形成内在压力。 “广场协议”前，日本银行己频繁入市，阻止日元升值。因此，“广场协议”只是从国际协调角度制约了日本银行对市场的频繁干预，迫使日元真正地实现自由浮动。

协议后果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日本的应对 与1985年后日元升值同时发生的，是货币政策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决策者们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担心升值带来的紧缩效应太大；二是试图通过减息来降低升值的压力。日本央行的贴现率从1986年初的5%持续下调到1987年初的2.5%。与此同时，广义货币供应的增长率从1985年初的不到8%加速到1988年初的12%，银行信贷增长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货币升值、利率下降，资产价格泡沫便不可遏制地膨胀。从1985年底到1990年初，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日本城市地价增长了200%，日经指数也增长了180%。从国际比较看：如果将各国1980年实际综合资产价格指数设定为100，到1990年初，日本的价格指数为260，美国为140，法国为160，英国为190，加拿大为120，而荷兰则为105。毫无疑问，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要远远大于其他发达国家。

到1989年中，日本央行才开始提高利率。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央行贴现率从2 到1989年中，日本央行才开始提高利率。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央行贴现率从2.5%上升到6%。货币政策紧缩，终于戳破了资产价格泡沫。城市地价持续下跌，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已再次跌回80年代初的水平。同期日本的实际综合资产价格指数下滑到约140。日本央行在临时上调贴现率后又迅速下调，从1991年底的6%降低到1995年末的0.5%。日元在90年代前半期略有升值，但在90年代后半期又略有贬值。严重的资产泡沫破裂，使得企业、住户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