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国教育的近代转折

从1840年到1860年的20年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无情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中华帝国开始丧失其独立地位，逐步向半殖民地的社会演变。中国的教育主权也因此部分丧失，西方列强开始以教会办学等形式公开在中国进行文化教育活动。 面对列强的凌逼，一些开明官吏和知识分子，从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出发，睁眼看世界，率先发出了要求变革和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思想先导。

第一节 传统教育的危机 和改革派的文化教育主张 第一节 传统教育的危机 和改革派的文化教育主张 一、明末清初西学的输入和早期“西学东渐”的中止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是一种缺乏自觉的被动输入。传教士宣传科技知识也仅是以其新异性来吸引中国的学者和皇帝，减少在中国传教的阻力。 但是1757年，乾隆皇帝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使得西学东渐中止。

二、传统封建教育的病态发展 （一）官学教育有名无实 （二）教育内容不切实用 （三）科举考试弊病丛生

三、太平天国运动对传统教育的冲击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运动。它不仅冲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文化教育领域也引起强烈的震撼。 （一）对儒学的批判 洪秀全以“拜上帝教”为思想武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其批判的中心。 （二）对文字、文风与科举制度的改革 1.吸收民间常用的简体字作为官方用字，便于书写。

2.仿照西方的做法，在书写、印刷时引入标点符号，便于识读。 3.改革文风，要求文章的内容反映现实生活，做到“文以纪实”，提倡使用“俗语”即大众化的语言，反对严不从心和各种阿谀奉承的文字。 1853年，定都天京起，天国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 在考试内容上，废除从“四书五经”出题，而根据太平天国所颁布的《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和《真命诏旨书》，并突出“策论”，以选择能经邦济世的人才。 在考试对象上，废除了门第、出身、籍贯的方面的限制，“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均准应考。 开设女子科。

（三）建立普及教育组织，改革教育内容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农村政权从大到小分别是军、师、旅、卒、两、伍。各级行政级别均设置教育机构。 太平天国教育内容主要是以宗教教义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把政治思想、道德教育融汇到宗教教育与宣传之中，也可达到初步读写和文化知识教育的目的。其基本材料主要有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群众性宗教、政治思想教育读物。 第二类是儿童启蒙性读物。

四、改革派的文化教育主张 龚自珍（1792－1841） 魏源（1794－1857）

（一）“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认为当时的社会简直就是一个“无才之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kun)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chan）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zang)，薮(sou)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人才观的两个基本方面： 其一，他以缺乏“才偷”、“才驵”、“才盗”反衬整个社会智能程度的低下，并不表明他对道德价值的否定，而在于突出强调人才品质中可以“经世致用”的智能因素。 其二，他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从不同类型人才的分工合作上，提出了一个由相、史、将、士、民、工、商等组合起来的人才整体结构形态，反映了社会发展要求人才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的趋向。

人才的多样化要求有一个“不拘一格”的选取人才的途径，龚自珍热情呼唤：“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在这方面，他集中批判了以科举制度为主体的人才选拔和晋升制度。 首先，他指责科举制度以单一的儒家经义和八股文作为选才的标准，士人们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下不惜成年累月埋首于故纸堆中，去读那些空洞而无实用价值的文章，智能与人格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更不利于多种类型人才的涌现。 其次，他指责重出身、重资格、熬年月的官吏进用制度剥夺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会，无数有才之士在官阶递进的漫长岁月中耗尽了年华与精力而无所作为。

（二）复兴“经世致用”学风 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龚自珍指出有关民生日用的知识都是士人应当学习研究的。他还由一人专治一官出发，流露出培养专门人才的思想。 龚自珍以“通经致用”的观点来看待儒学。首先，他认为儒家只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所以儒学不能作为教育之唯一独尊的内容。其次，他认为儒经也应随世变通，因时制宜，根据当代的实际进行取舍。 魏源也主张恢复古代“以经术为治术”的“通经致用”的经学教育传统，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

（三）“师夷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的炮火硝烟，更将本已危机四伏的晚清社会笼罩在一层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制夷”成为举国注意的焦点，“经世致用”思想也沿着制夷、悉夷、师夷的路径发展，其中“制夷”始终作为目标贯穿在发展过程之中。 魏源在他所编写的《海国图志》中，在介绍世界主要国家的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在该书的序言即表示该书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出于制夷的目的，军事技术成为首先被重视的内容，魏源认为在这方面“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除向西方学习船、炮、军器等物质方面的长处外，也还注意到组织、纪律等人事制度方面。 尤引人注目者，魏源还希望通过改革科举制度，以选拔精通西洋军事技术的人才。他建议福建、广东两省武试，增加水师一科。这已经表现出将对“夷之长技”的学习纳入封建教育制度的趋向了。

第二节 教会学校的兴办和西方教育观念的引入 第二节 教会学校的兴办和西方教育观念的引入

一、从英华书院到马礼逊学校 1807年9月4日，25岁的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受基督教新教伦敦会的派遣，搭乘美国商船，辗转来到澳门，然后进入广州。他是伦敦会选定的第一个到中国开辟新教区的传教士。 兴办学校，传播西学，是传教士藉以扩大影响，进一步达到传教目的的重要手段。 1815年马礼逊提出创办马六甲书院的设想，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学校最终定名为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于1818年11月11日在马六甲奠基，同年开学。米怜任院长，马礼逊任校监。

书院涵盖中学、小学范围，以中、英文交互进行教学。一则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二则让素习中文的中国、印支及中国东部诸藩属如琉球、高丽、日本等民族的学生，皆能以英语从事西欧文学及科学的学习。 聘任中、西籍教习均以基督教徒为限。 欧美学生须携具得力荐函，或经相关人员介绍，方得入学；本土青年，或自费，或教会组织资助，或其他私人资助，旨在接受英语教育者，均可申请入学，不强制其接受基督教信仰和做礼拜等。

在课程上，对于欧籍学生，除必修中国语文外，根据学生的志愿选修宗教、文字、经济等科目；对于本土学生，以英语教授地理、历史、数学及其他有关学术和科学的各种科目，如时间许可，还教授伦理哲学、基督教神学和马来文等。开设有一所中文图书馆和一所西欧文库，收藏有关上述各民族的语言、历史、风俗等方面的书籍。 书院供给部分学生膳宿，有自我照顾能力并自愿者可寄宿校外，并设立基金以供本土贫寒学生维持生活。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英国霸占香港。为更便于向华人传教和传学，1843年英华书院正式迁往香港，1844年更名为英华神学院（Anglo-Chinese Theological Seminary），1856年停办。 英华书院尽管不是设在中国大陆本土，办学目的也只在“为宣传基督教而学习英文与中文”，但它是第一所主要面向华人的新式学校。该校毕业的部分华人学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西学的知情者。从传教士方面说，英华书院也为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的大量设立积累了经验，探索了路径，准备了人才。

马礼逊学堂是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比较正式的教会学校，因纪念马礼逊而得名。 1834年，伦敦会女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其丈夫郭士立为德国人）在澳门办有女塾一所。1835年，马礼逊教育协会筹设马礼逊学校，先期招生男童2人，附读于郭士立夫人所设女塾，后来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人士容闳便是其中之一。

1839年11月，独立的马礼逊学校始在澳门成立，由美国人布朗（1810－1880）主持并任教师， 1842年11月，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成为香港开埠后的第一所学校。 学生按程度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班，课程包括中文科和英文科，英文科计有天文学、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作文等课目，中文科计有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课目。中文科由华人任教，英文科由英美人任教。1847年1月，布朗离港回美，1850年马礼逊学校因故停办。

马礼逊学校是一所专门为华人开办的学校，它以丰富的西学课程，充实了在此求学的中国青年，开阔了他们的知识视野，形成了他们的近代社会观念的基础。有些人从此出发，更进一步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多得的高层次西学人才。

二、教会学校的竞相设立 1842年鸦片战争后，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到186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已发展教徒7.7万余人，有传教据点400余处，传教士约50人，天主教小学90所；基督教传教士约100人，教徒约2000人，设于“五口”的基督教新教小学就达50所，学生1000余人。

早期的教会学校集中在五个开放通商的沿海城市和香港。 大多附设于教堂，规模小，开始时一般不满10人，有的只有两三个学生。 程度低，绝大多数是相当小学程度的学塾。 办学目的是为“传播福音开辟门路”，在中国人中培植一批传教助手，从而扩展传教的范围，加快宗教影响的速度。 招生对象以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主，有些学生父母已经信教成了教徒，还有一些无家可归的难童。为吸引学生，早期教会学校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甚至还提供衣服和路费等。

早期教会女学堪称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声。 1844年，伦敦会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创办宁波女塾，1845年只有学生15名，到1852年学生增至40名。 早期教会学校程度虽浅，但一般都设有数学、天文、地理等课程，在教学方法上也有别于传统蒙学，有的学校还开设外语课程。从中毕业的学生常在当时日益纷繁的中外交往活动中充当通事（译员）的角色。

三、教会学校的发展 基督教教会的目的是要使基督福音普降全世界。传教士是为了基督教的利益而办教育的。 教会学校的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1876年，第二阶段开始于1877年的第一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

大会之后，基督教教会学校改变了过去零星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在教会内部，教会学校的独立性加强了，并着手讨论和解决教会教育的具体问题，如教科书、课程设置、师资培训、考试制度及教学方法等，从而加速了教会学校的制度化发展。 洋务运动中期以后，多数教会学校，持别是位于沿海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已不再免费招收穷苦人家的孩子，而是吸收新兴资产阶级家庭和其他富裕家庭的子弟，收取较高的学费。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教会教育的影响，还能在进行文化渗透的同时获取经济利益。

四、从“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到“中华教育会” 1877年5月，第一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决定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这是近代第一个在华基督教教会的联合组织。 1890年5月7—20日，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将1877年成立的“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议定每三年召开一次大会。

五、教会学校的课程 （一）宗教 （二）外语 （三）西学 （四）儒学经典 （一）宗教 （二）外语 （三）西学 教会学校一般都开设相当数量的数学、物理、化学课程和其他科技课程，高等级的学校也开设—定数量的人文社会学课程，如哲学、逻辑学、经济学等。 （四）儒学经典

六、教会学校的性质和影响 教会学校是西方世界殖民扩张的产物。 教会学校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在教育上的反映。 教会学校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的促进因素。

第三节 洋务教育及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启动

洋务运动发生发展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 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洋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教育上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如创办新式学堂、翻译西学书籍、派遣留学生等。 倡导和主持这些活动的人物，主要是皇室成员（如奕訢）和一些封疆大臣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稍后的张之洞等，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清政府为提高其攘外安内能力、拯救其垂危统治的自强运动，但客观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进程。其基本路径（按照梁启超的观点）是器物——制度——文化。 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教育仍然以传统的封建教育为主体，但在传统教育主体中萌生了近代新教育的幼芽。正是洋务派举办的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还有大量涌现的教会学校，开辟了传统教育之外的另一番天地。 这一时期，教育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府举办；地方试行；军事中心；实业优先。

一、 洋务学堂的创立和发展 （一）洋务学堂概览 洋务学堂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培养洋务活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教学内容以所谓“西文”与“西艺”为主。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约30余所，它们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而逐渐开办的，大致上可以分为外国语（“方言”）学堂、军事（“武备”）学堂和技术实业学堂三类 。

二、京师同文馆 （一）创立与发展 京师同文馆最初是作为外语学校设立的，是近代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1861年1月清廷应主持对外交涉事务的奕訢等人奏请，批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外语学馆。但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外语教习，迟迟没有开张。后经英国公使威妥玛推荐，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1862年6月11日（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学馆终于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内正式上课，定名为同文馆。 开办之初，只设有英文馆，第二年添设俄文馆和法文馆，各馆学生均为10名，都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年龄在15岁以下。

京师同文馆设立不久，随着各地洋务事业的开展，洋务官员们越来越感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便有人倡议在学习外国年语言文字的同时，兼学西洋格致之学。1866年12月，奕訢上奏朝廷，正式提出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即科技馆）的请求，又一次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遭到守旧派士大夫的公开抵制和攻击，引发了近代以来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的第一场大争论。 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争论，在朝廷的干预下，形式上以倭仁的辞职（仍保留大学士衔），奕訢等人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但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负面的。

（二）教师与学生、课程和考试 教师（教习）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按职责又可分为总教习、教习和副教习。 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管理，校内最初并无专任长官。1869年聘丁韪（wei）良为总教习，总揽全馆教务。他1894年因健康原因回国后，由英国人欧礼斐接任。 同文馆的规模不大，也不年年招生。初创时仅有年为学生10人，发展到1887年为120多人，这是所见在馆学生最多的时候。 学生入学途径主要有三种：咨传、招考和咨送。 在学生待遇和出路方面体现了奕当初“厚给薪水以期专致”，“优加奖叙以资鼓励”的思想。

京师同文馆的课程经历了不断丰富和逐渐规范化的发展过程。 成立之初，课程仅为外文和汉文。1866年，丁韪良开设万国公法；1867年，添设天文、算学馆，陆续开设了一些“西艺”课程，当年中国教习李善兰来馆教授数学；70年代初年，相继开设医学、生理学、化学等课程。1876年，按八年制和五年制的构想分别拟定了分年课程计划。

京师同文馆分年课程计划

同文馆主要以考试来督促和检查学生的学业。考试分月课、季考、岁试三项。 京师同文馆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主要表现在： 第一，它是洋务学堂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端。京师同文馆的设立，表明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开始由观念变为现实。正是由于它的“领头羊”作用，才有紧随其后的一批外国语言学校的创立和众多其他类型的洋务堂的涌现。 第二，京师同文馆身处帝都北京，乃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又为洋务中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统领，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它的一些重要举措以及由此引起的争执往往能映现出各派关于教育改革的观点。以上两点，决定了京师同文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标志和象征意义。

（三）福建船政学堂 1.创立和发展 福建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或“福州船政学堂”，是福建船政局的组成部分。福建船政局也称“马尾船政局”或“福州船政局”，它由闽浙总督左宗棠1866年奏请创办，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也是洋务运动时期最大的专门制造近代轮船的工厂。 初创时学生约百余人，学生是从闽、粤、浙、沪等地招来的十几岁的聪颖幼童及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翻砂、金工等经验的青年工人。学堂由前学堂和后学堂两部分组成，学制五年。

前学堂专习制造技术，又称造船学堂。因认为法国的造船技术最先进，故多以法国人担任教习、学习法文。 目标是培养能够设计制造各种船用零件并能进行整船设计的人才。 课程有基本课程和实践课程，基本课程包括法文、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以及机械学等；实践课程包括船体建造、机器制造和操纵等。

后学堂学习驾驶和轮机技术。因认为英国的航海技术最先进，故多以英国人担任教习，学习英文。 除英文外，驾驶专业的基本课程设有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地理等；轮机专业的基本课程设有算术、几何、制图、发动机绘制、海上操纵轮机规则及指示计、盐重计和其他仪表的应用等。实践课驾驶专业主要是上船实习（“练船”）；轮机专业主要是在岸上装配发动机或为本厂所造船只安装发动机等。

1868年2月，前学堂内添设“绘事院”和“艺圃”。 绘事院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用图纸的制作人员，包括船图和机器图的绘制和说明。课程有法语、算术、平面几何和画法几何，并有一门150匹马力轮机结构的详细分析课。 艺圃实际上是一所在职培训学校。学员是从船政局各生产部门招收的15至28岁“有膂力悟性”的青年工人，名曰“艺徒”。实行半工半读，学习年限为3年。 学习时间最初是每晚大约学习一个半小时，后来增加到每天上午和晚上各一个半小时共3个小时。学习课程与绘事院大致相同。成绩优秀者担任领班、工场监工，甚至提升为工程师或派出留学。这种通过工读结合形式有计划地培养生产和技术骨干的做法，实开我国近代职工在职教育的先声。

福建船政学堂尤其在近代中国海军事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2.近代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 福建船政学堂尤其在近代中国海军事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它为近代中国海军输送了第一代舰战指挥和驾驶人才。 其次，福建船政学堂也为近代中国船舰制造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洋务学堂的特点 与传统教育相比，洋务学堂表现出以下特点： 1.在培养目标上，洋务学堂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各项洋务事业需要的专门人才，这和传统学校培养科举入仕的人才目标有所不同。 2.在教学内容上，洋务学堂以学习“西文”、“西艺”为主，注意学以致用，区别于传统学校的经史义理和八股文章。 3.在教学方法上，洋务学堂比较能按照知识的接受规律安排教学内容，重视理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同于传统学校完全把学生禁锢在书斋之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偏重死记硬背的传统学风。

4.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洋务学堂普遍制定有分年课程计划，确定了学制年限，采用班级授课制，突破了传统学校进度不一的个别教学形式。

洋务学堂也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点： 1.洋务学堂零星分散，缺乏全国性的整体规划和学制系统。 2.在“中体西用”的总原则下，洋务学堂在传授西文西艺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四书五经的学习。 3.洋务学堂为洋务大臣所办，但洋务大臣是封建官僚，因此，洋务学堂的管理也免不了封建官僚习气。 概言之，洋务学堂以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作为主要课程，在形式上也引入了资本主义因素，初步具备了近代教育的特征。在它产生之韧，并未有意与科举为核心的旧教育体制对抗，甚至还乞求后者的容纳，但它产生之后，逐渐动摇和瓦解了旧的教育体制，实际启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

二、洋务留学运动 （一）幼童留学美国 1872年出发的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他们的成行得力于容闳的倡导。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县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1835年，马礼逊学校筹设时即作为先期招生的两名学生之一，附读于郭士立夫人所设女塾。1839年马礼逊学校独立设校后，容闳、黄宽、黄胜等先后入学。1847年，三人在教会资助下随布朗至美国留学，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 容闳历经艰难，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的中国人，并于当年回国。容闳回国后虽历经挫折，但始终不忘通过留学教育实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宏愿。

1.幼童留美的具体方案 招生对象：选派幼童数量每年为30名，分四年共120名，学习年限为15年。在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地挑选曾经读过数年中国书的聪慧幼童、年龄在l 2—16岁之间，经在国内试读考试合格后录取。 经费：经费由海关洋税（进口关税）中指拨。 学习内容：学生到美国后除学习西学外，仍要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在规定日期由正、副委员集中幼童宣讲《圣渝广训》，还要在美国设立的留学事务所内设至圣先师神位，由驻洋委员率领幼童和随行教师行礼等。

管理：上海设立“沪局”负责留学生出洋事务，在美国设立留学管理机构“驻洋局”（后来称“留学事务所”）。派遣正、副委员（监督）和数名“中学”教师同往、首任正委员是翰林出身的守旧派人物陈兰彬，副委员为容闳。 幼童到美后，为了尽快提高外语水平和适应美国的生活，被分散到美国教师家中，每位教师负责2—4人，英文基础较好的幼童直接进入美国学校，不合格者在教师家中接受个别补习。幼童一般根据各自的情况先进入小学不同的年级，而后由中学而至大学。建于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的留美事务所是管理中心，幼童逢假期要到这里补习中文，平时犯有过失者即在这里接受处分。 派遣留美学生于中美关系上也是有条约依据的。

四批120名幼童的籍贯、年龄分配情况

幼童并没有按计划完成学业而被中途撤回。 从本质上说，这次留学活动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措施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为贯彻“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洋务派对留学生的教学内容和管理人员都作了精心安排。有中文和经学教师随行，不中断“中学”的学习；管理人员以陈兰彬等守旧派人物为主，容闳为辅，即在利用容闳的“西学”素养和美国关系的同时，对其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予以平衡和制约。

但是对于平均十二三岁，正处在人格形成期的儿童，要求他们在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环境中生活、学习15年，只接受其科技文化的熏陶而拒绝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影响，则近乎天方夜谭。 但即使是这些未完成学业的留学生，仍然成为近代中国科技、实业和管理等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留欧学生的派遣 留欧学生的派遣始于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建议，并以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为主。 近代中国官派留欧学生的前导是1875年随船政局正监督的法国工程师日意格回法国为船政局购买设备的前学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后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5人。 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6年4月奏准派遣武弁卞长胜、于得胜等7人随同回国的德国军官李劢协赴德国学习军事，这是最早的陆军留欧学生。

1877年1月，李鸿章等奏请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并将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附呈，朝廷照准执行。 奏折中说明留学的理由是：西方的造船技术日新月异，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虽已能仿造，但仍是“随人作计”，必须“前赴西厂观摩考索”，以“探制作之源”；在驾驶方面，于“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目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 因此，确定留学的具体目标是：到法国学习制造者，“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到英国学习驾驶者，“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甲船于大洋操战”；如果学生中有天资杰出者，也可学习矿学、化学以及交涉公法等。

依据上述章程，1877年3月31日，中国近代第一批正式派遣的留欧学生在监督李风苞、日意格的带领下出发赴欧。 其中前学堂学生12人，艺徒4名，赴法国学习制造；后学堂学生12人，赴英国、西班牙等国学习驾驶。规定在洋期限均为三年。 上述人员连同已留在法国的魏瀚、陈兆翱和1878年增派到法国的3名艺徒，共35名，通称作第一届留欧生。如算上作为工作人员随行，同时也学习的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则为38名。

第一届留欧生于1880年左右即将成批回国之前的1879年11月，两江总督沈葆桢领衔奏请续派，当即得到清廷的批准。 但由于具体负责实施（包括经费筹措）的闽浙总督提出异议，同时也因为福建船政学堂可派出的优秀学生已经不多，新招入的学生程度又不够，只选得前学堂学生10名，于1881年底由香港出发，分赴英、法、德三国，学习营造、枪炮、火药、轮机、驾驶、鱼雷等，年限为三年，这是第二届留欧学生。

1886年，因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请，从福建船政后学堂中选取黄鸣球等10名学生，从北洋（天津）水师学堂中选取刘冠雄等10名学生赴欧学习驾驶；从福建船政学堂前学堂中选取郑守箴等14人赴欧学习制造。在洋学习年限为驾驶三年，制造六年，与前两期有所不同。以上34名除北洋水师学堂学生黄裳吉因故未成行外，均于1886年4月6日（阴历三月二日）由香港出发。是为第三届留欧学生。

三届留欧学生，从1879年起陆续学成归国。虽然由于社会的落后和封建制度的桎梏，并非人人得以尽展其才，但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持别是在近代中国海军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留欧学生将中国近代军舰制造技术推进到一个新水平。 第二，留欧学生成为近代海军重要将领的人选。 第三，在近代海军教育事业上大显身手。

洋务留学教育的意义 洋务留学教育虽规模小，人数少，但它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就引进“西学”而言，不再有比留学更彻底的途径。归国留学生献其所学，在事业上作出突出成就，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有力地回击了守旧派“终鲜实效”的预言，也改变着人们的科举正途观念。洋务留学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进之功不可磨灭。

三、 “中体西用”的演变及张之洞的《劝学篇》 三、 “中体西用”的演变及张之洞的《劝学篇》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略为“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对近代西方文明成果的移植过程，因此必然地会引出这样一些问题：要不要移植“西学”（或称“新学” ）？移植“西学”能否解决中国面临的困难？如果必要，是全盘移植还是部分移植？如何解决“西学”与中国固有文明之间的关系？ 在回答以上问题时，守旧派对“西学”采取了顽固拒绝的态度；洋务派采用的典型方案就是“中体西用”，认为在突出“中学”（又称“旧学”）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该肯定“西学”的辅助作用和器用价值。

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就有人（如冯桂芬等）用“主辅”、“本末”、“体用”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概念范畴来表达“中学”与“西学”两者何为主导，何为从属的观点。到1898年春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围绕“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旨，进行集中阐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中体西用”是洋务实践活动的基本方针，体现在洋务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

（二）张之洞及其《劝学篇》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卒后谥文襄。 张之洞是晚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对清末教育思想和实践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对洋务运动的理论总结，并试图为之后的中国改革提供理论模式。命名为《劝学篇》，从学术、教育入手提出和论证其纲领，符合张之洞一贯重视教育、注重人才培养的思想方式。但选择在1898年春出台，则是张之洞借此以消洱维新思想和表白其政治立场的用心。

《劝学篇》共24篇4万余字，分内篇（9篇）和外篇（15篇）。内外篇各有主旨：“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而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内篇专从“中学”发题，外篇专从“西学”发题，但所论常兼及中、西学的关系。 何为“中学”？何为“西学”？中、西学的关系如何？

（三）“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和局限 历史作用： 洋务运动时期，封建传统教育处在中国教育的主体地位，封建旧文化充斥整个社会。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在不危及“中体”的前提下侧重强调采纳西学，既是洋务派的文化教育观，也是洋务派应对守旧派的策略。 此一时期，“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的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文化在整个的传播；在此原则下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的新式学堂也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说，民主平等思想也裹挟着一起得到了传播。

局限： 到甲午战争后，经维新派的大力宣传介绍，“西学”的传播重心已经有科技领域推进到涉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有物质文明层次进入到精神文明层次，直接冲击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纲常伦理等“中体”的核心部分，“中体西用”正面临突破。 正当此时，张之洞即时出台《劝学篇》，起到了维护封建专制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阻抑了维新思想更广泛的传播，实不利于近代刚刚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戊戊政变后，梁启超就曾痛斥《劝学篇》：“不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掩鼻而过之”。

“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初期结合方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它是在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况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