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克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 ____ 马克思

一、关于重要概念的还原、拓展和提升

第四单元 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 第10课 鸦片战争 那时候，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高度集中在官僚、地主手里，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清朝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军备废弛。面对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威胁，清政府仍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关于自然经济 布谷屋檐唤早耕，农夫惊起多叹声。 瓶储无粟谁负耒，征税煎迫难逃生。 商贾握钱列市肆，举债偿息什加四。 且救眼前贪人手，半供县官半胥吏。 耕场磷磷稻芒垂，共道年丰慰宿期。 哪知获罢未入屋，已被商贾催纳速。

关于条约下中国社会的变化 租界 咸同年间有人过上海租界，作《夷场行》：“人间何地无沧桑，平填黄浦成夷场。高高下下嘘蜃气，十十五五罗蜂房。青红黄绿辨旗色，规制略似棋枰方。门前轮铁车硠硠，人来辟户摇锒铛。倒映窗牖颇黎光，左出右入迷中央。兜亻离窈纠言语庞，笑指奇器粉在旁。自鸣钟表矜工良，水舂机上织成匹，磁引筩中火具扬。 时人在描写景物之中表达了一种深沉愤懑和怀旧的苍凉。

关于条约下中国社会的变化 “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15页） 走向理性

关于条约下中国社会的变化 《瀛壖杂志》一书记叙“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西人所购者，以丝茶为大宗，其利最溥。其售于华者，呢、布、羽毛等物，消(销)亦不细”。（王韬《瀛壖杂志》第8页） 买办

关于条约下中国社会的变化 郑观应作《易言》，论“今长江二千数百里有奇，洋船往来，实获厚利，喧宾夺主，殊抱杞忧。宜俟中西约满之时，更换旧约，另议新章。凡西人之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所有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西人罔敢异词。更于长江上、下游间，日开行轮船，以报市价。如是，则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当道其有意乎？为国为民，胥于是乎在矣！”（《郑观应集》上，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郑观应倡“商战”

关于康有为思想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春秋董氏学》卷二）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顾生民而兴哀也。（《礼运注》）

谭嗣同的思想 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使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仁学》八） “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因妻”（同上） “故西书《物类宗衍》中有‘争自存宜遗种’之说，谓万物必争，而后仅得自存以绵延其种类也。”（《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并指出：“今之时，中西争雄，中国日弱而下，西人日强而上”（《石菊影庐笔识·思篇十五》） 进化论思想

李大钊思想： 李大钊坚决地反孔。他说：“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孔子者历代帝王八进制之护符”（《孔子与宪法》）。但他对孔子也是有分析的。他说： 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　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偷观与孔子》） “五四”时期这些先进人物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孔子、反对孔教，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因为孔子早已“非复个人之名称”，而成了“专制政治的灵魂”，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所以，反封建就非要反孔子不可。

关于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这个命题，既表述了中学与西学的结合，又规定了中学和西学的区分。“中学”是熟识的东西，或指为“伦常名教”，或指为“四书五经”，或指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或指为“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推而及于中国旧有的文化皆属之，统归于形而上的“道”。西学是陌生的东西，并且伴随着民族冲突来到中国。

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因中国人眼中西学内涵的延伸，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一)自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二十余年间，沿海少数官员开始注视外部世界。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都是这种观察的记录。他们最为震慑同时又希望拿来的还是来自泰西的“坚船利炮”，多数人心目中的西学或“长技”仅止于此。只有个别人开始接触到了机器生产上的技术。

(二)从60年代中叶初创江南制造局，到各省相继设立机器局的70年代，是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的时期。“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阶”，因此，为了制器而不得不翻译。其时，沪局译馆所出之书虽以军制与制造为大类，而数学和声、光、化、电等等学问亦渐入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徐建寅、李善兰、华蘅芳，其科学事业都与译书有不解之缘。这个过程，又成为格致之学“藉制器以显” （《徐雪村先生像序》，《格致汇编》1877年秋）的时期。

(三)70一80年代，机器工业由自强而入求富。薛福成作《机器殖财说》，郑观应倡“商战”，以为“十万之豪富，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这种呼声，唤来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一类企业。他们认识到工业是商业的基础，格致又是发展工业的前提，对西学的要求也随同洋务企业的扩展而扩展，并视声、光、化、电为西学的精华。此期所译西书，显以科技类为多，感事忧时之士往往寄希望于“延精于中西学者，广译西国有用之书，贱价出售，以广流传，使咸识格致之妙用，然后迂腐之见化，然后诽谤之风息，朝野一心，人无间言，为国者则庶几乎有所藉手矣。”（《中国亟宜广开风气论》，《皇朝经世文编》卷105，第7页）

(四)由科技学问推而及于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还在70年代，若干敏锐的人们已经看出：西人“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马建忠：《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页）。经过80年代的思索酝酿，到了90年代，散见的点滴言论与私相议谈渐变为那个时候先进中国人的公开论题。“盖中国之人震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高凤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皇朝经世文统编》卷6，第7页）

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是认识西学、学习西方的突破点。尽管以此立论者并未同时修改“中体西用”的宗旨，多半仍是把议院当作“西用”来接纳，但议院是与民权相联系的，它的实行必然是对君权的限制和削弱，并会改造以“君臣之义”为纲纪的“中体”。多年来以是否赞成议院这一条作为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界线，其实这一条也不是铁案如山的。

70年代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80年代的两广总督张树声都在奏议中言及过西人的政体。前者说：“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清史稿·文祥》列传173，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691页）后者说：西人“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张靖达公奏议》）此外，郭嵩焘、彭玉麟也有类似的言论。这些人多被目为洋 务人物之典型者，但他们已程度不同地看到了“西体”，并想把它引进来，使“中体”有所改变。

(五)比政教更深一层的，是西学中“形而上学”的哲理学说。虽然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中国知识界所发掘和传介，但在“西用”的逐步延伸中，80年代已有人开始在窥其崖岸了。在严复申论达尔文、斯宾塞学说数年以前，钟天纬曾作《格致论》，略述西学源流：“考西国理学，初创自希腊，分为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乃明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曰性理学，乃明征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辩理学，乃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其中提到阿卢力士托德尔(亚里士多德)、贝根(培根)、达文(达尔文)、施本思(斯宾塞)，并扼要地介绍了他们的学说，以事实纠正“西学源出中国”的附会之说。其论述之简明和准确，在那时的中国人中还是罕见的。这种对西学的探索由格致而进入哲理的趋向，代表了西学东渐过程中必然会有的一个阶段。稍后，康有为等之谈及培根，严复《天演论》之风靡一时，不是突然出现在中国学界的。

关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农村的变化 “粤省民间素用花生油，山田硗磠，多种杂粮，而花生之利为最。山农贫苦，以此为生，花生既收，必须榨制工作万千藉以糊口，即榨油所余之花生枯如北方之豆饼，用以粪田种蔗，取资甚多，为利甚厚，所销亦复不资，……自火油盛行，相形见绌，销路愈滞，价值日昂。种植少则害在农，榨制稀则害在工，贩卖微则害在商。”（《致部署》，书札四，《张文襄公全集》卷217，第7页） 机器制品从各个方面排挤和取代手工业品的无情历史过程。

关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农村的变化 “进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而且火柴的使用正在一年比一年更为普遍。瑞典所制无磷的安全火柴，价格低廉，最受欢迎。此地(宁波)每罗斯售价仅五钱，并以每包(十盒)十文的价格零售给本地商贩，这样的价格是所有阶层人能买得起的。”（《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1871－1872》第136页） 在华北，则“(直隶雄县)城东二里日亚谷城村，居民多以熬硝或以硫黄蘸促灯为业，自火柴行，而此业渐歇矣。”（《光绪雄县乡土志》，地理第十）

关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 “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 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矣。” （《法华乡志》卷2，风俗，《上海乡土志》第33 6页） 生产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关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 至清末民初之际，嘉定东南部“因邻近租界之故，改艺蔬菜以应供求者尤多”，上海县则植马铃薯，“盖自爪哇传来，佐西餐中之肉食”（ 《真如志》卷8，礼俗志，《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同上书，第37页）； 宝山县则种洋葱“以销售申地，为西餐主要物”（ 《宝山县续志》卷6，实业志，同上书，第38—39页）。

关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 “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也。”“自租界北辟，男以鬻贩营生而奢华渐启，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矣”（ 《青浦县乡志》，29，风俗，《彭浦里志》卷l，疆域志上，风俗；同上书，3 36页）。 声气远播之后，“内地妇女之妄想自由，误用自由者，遂相率至沪，父母丈夫不能阻也。”（《适可斋记言》） 世风人心离古道越来越远。

关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 1909年，有一个署名“兰陵忧患生”的人写过《京华百二竹枝词》，用咏叹画出了《辛丑条约》之后首善之区的社会面面观。其咏女学生曰： “或坐洋车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

关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 其咏报馆曰： “报纸于今最有功，能教民智渐开通。眼前报馆如林立，不见‘中央’有‘大同’。 ”(中央、大同均当时报纸名称)

关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 其咏银行曰： “但于国计民生便，善法何嫌仿外洋。储蓄、交通均有益，巍然开设几银行。”

关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 其咏打球房曰： “韩家潭里好排场，谁说高楼让外洋，请向报端看广告，北京初创打球房。”

关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 其咏新式衣裳曰； “新式衣裳夸有根，极长极窄太难论。洋人着服图灵便，几见缠躬不可蹲。”（路工编：《清代北京竹枝词之十三种》，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115－133页）　

二、关于近代史上重要问题 （一）、近代中国始于何时？其各自的理由是什么？

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其中主要包括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把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看作是近代中国的起点。这一学派的中国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起点，此后的中国历史便主要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外国在华活动的加剧，这些活动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并在中国开创了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凶恶的缩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第二个学派，主要由一些较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组成（他们的意见有些已开始为西方学者所认同）。他们对以鸦片战争是一个新时代开端此一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以明（1368－1643年）清（1644－1911年）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会来得恰当。因为，就内部事态而言，该时期适逢满族的兴趣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势而言，这一时期西学开始传入中国。他们争辩说，尽管西方的影响在19世纪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前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而且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多年时间，也难以体现一部四千年历史的近代时期。此外，界定近代中国起自于1600年前后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国的开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趋于一致。

（二）、什么叫中国近代史？ 1、社会性质 2、近代化 3、

（三）、用近代化史观看中国近代史 如，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 抗日战争与中国的近代化，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等

甲午战争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1、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清朝于四五前，仍对我轻侮厌恶，今一朝反省，则对我敬礼有加，且以其人材委托人国教育”“昔日我学于彼，而今日地位逆转-------此实我国之荣誉” ——（日）上田万年《关于清朝留学生》（1898年8月20日）

2、对洋务运动的否定和提升 3、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分水岭 战前：与皇权合一的中国儒家思想体系 战后：中国的思想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戊戌思潮和社会进化论。

抗日战争与中国的近代化 1933年，学者焦周松在《五年以后的中国》一文中说，到1938年中国发展的全景目标是：社会工业化、科学化和国际化。他设想在南京 的紫金山南麓设立中央政治区域，下设军事、经济、教育、卫生、农业等七个行政委员会，管理全国的基本行政事务。

抗日战争与中国的近代化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强占东北，使中国丧失了30%的煤，71%的铁，28%的电力，47%的水泥。 据统计，上海的工业资产损失52%，南京80%，杭州28%，无锡64%，武汉12%，广东31%，湖北22%，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地区与精华部分几乎全部受到重大破坏。

抗日战争与中国的近代化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原因正如某些日本学者所说的，“中国工业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的工业化，并发动了侵略战争”

抗日战争与中国的近代化 抗战爆发后，西南、西北地区迁入人口达5千多万。从1937年到1942年，桂林市人口增长2.16倍，西安增长46%，兰州、昆明增长35%。重庆1945年的人口从战前的47万增至124万——150万之间。 人口布局

据国民政府统计，战前全国大型厂矿3935家，沿海各省集中了80%以上，上海一市有1235家，占31%。而号称西部工业之首的四川工厂数仅占2 据国民政府统计，战前全国大型厂矿3935家，沿海各省集中了80%以上，上海一市有1235家，占31%。而号称西部工业之首的四川工厂数仅占2.93%，康、宁、青三省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但到1943年，迁入后方的工厂达5266家，与战前比增加了18倍。 我国现代化布局，加速西部现代化的问题。

（四）、关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变革方案 1、龚自珍的“更法” 2、魏源的“一变古今官家之局” 3、王韬则认为，唯上下相通的君主立宪制最适合于中国。 4、至康有为、梁启超时提出了全面的君主立宪制方案。 5、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方案。

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方案。 “今日由平民革命以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关于从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的转变 作为人主，皇帝是世俗的权威；作为天子，皇帝是神圣的权威。一言以蔽之，朕即国家，朕即法律。皇帝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地方听命于中央，中央听命于皇帝。韩愈在《原道》中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韩愈《原道》）

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皇帝会有不同的作为，其专制的程度也不一样，但专制的实质却是始终如一的。随着历史的推移，明代君权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汰中书省，废丞相，令六部直接听命于自己；创廷杖制度，置廷杖于殿上，臣下晋见皇帝，动辄挨杖，“天下莫不骇然”。清承明制，君权登峰造极，甚至连军机大臣也“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赵翼：《军机处》，《檐曝杂记》卷1，第2页）。同时为维护赫赫皇权而深文周纳，大兴文字狱。明清时期，文忌之多，文网之密，文祸之惨，株连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致使众多文士学人不敢轻谈时事与政治，埋首经籍，“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有位老臣梁诗正积数年之经验曰：“不以字迹与人交往，无用稿纸亦必焚稿。”这句话以一个臣僚的战栗之情说明了君主专制之狠之毒。

在漫长的历史里，农民战争曾不止一次地把皇帝拉下马。然而即使造反的事业也体现了皇权主义。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张献忠，都没有撞破王朝更迭的机制，只成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历史中介。秦汉易代之际的项羽和刘邦以“天下苦秦久矣”而起，但对于帝王之威风却心向往之。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一个说“大丈夫不当如是耶”?阶级是对立的，生长阶级的社会土壤却并不是对立的。于是代替皇帝的仍然是皇帝。

明末清初，出现过一批贬抑君权的知识分子，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吕留良、唐甄、金人瑞是其中之大有名者。在他们留下的议论和著述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唐甄的<潜书》是最具民主性光彩的作品。黄宗羲说：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原君》，《明夷待访录》第2页）

对君权的怀疑和批判是这一时期卓识之士共同思考的题目。他们以前此未曾有过的深度揭示出者主专制制度的许多致命弊病。唐甄甚至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室语》，《潜书》下篇，第196页）其思路追迹所及的已不是一代的治国得失，而是自秦始皇以来整个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这种思想一方面反映了君权达到高峰之后的历史反思；另一方面则反映了那时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市民意识。虽然他们只能在古籍中寻求社会的出路，但这并不是倒退，他们毕竟天才地看到了中世纪行将临近的黄昏。然而，易代之后，清王朝株连惨酷的文字狱又中断了这种思想，中国社会仍旧沿着皇权赓续的轨迹缓缓而行。

历史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逐渐传入中国。从不满君主专制、羡慕民主政治到反对专制政体、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从忠君爱国到抑君爱国再到叛君爱国，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把目光和心思从唐虞盛世转到了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在中西比较中以新的思维对传统的专制政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从救亡图存出发，用进化论来论证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历史必然性，以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为理论武器对君主专制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力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早已出现的民主政体。

戊戌维新就是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尝试。而辛亥革命更以暴力推倒了帝制，代之以民国，为2 000多年的历史打了一个用铁和血铸成的句号。只有漫长的历史才能称量出这个句号的真正意义和重量。它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

“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克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 ____ 马克思

以一堂课为例

戊戌变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1895至1900年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多万元。这6年兴办企业的总数，略等于甲午战前20多年的总和，资本总额超过了甲午战争前的累计。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商办企业的小热潮。------1899年，中国自办纱厂的纱锭总数为336722枚，比1895年的174564枚，增加将近一倍。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P：219页 发展情况怎样？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本节课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会出现戊戌变法的？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怎样？ 三、维新思想是怎样出现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的思想主张和特点是什么？ 四、维新思想与我们今天还有关系吗？维新思想与我们个人有关系吗？

五、光绪帝为什么会同意进行变法？慈禧太后为什么反对变法？ 六、慈禧太后是怎样进行政变准备的？为什么说慈禧是顽固派的总代表？ 七、戊戌变法失败说明了什么？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问题一：为什么会出现戊戌变法运动的？ 材料一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佰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材料二 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吴玉章《吴玉章文集》下 “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 ——《严复集》第一集第1页

分析：光绪帝为什么会主张变法的？

（一）看材料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亲政后的光绪帝很想摆脱慈禧太后的严密控制，实际掌握朝政大权，同时他对中国面临的危机十分忧虑，亟想有所改变。-------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光绪帝深受刺激。台湾被割占，他愤恨不已，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晚清史》P：144页

材料二 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回忆： “光绪帝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明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光绪帝从中了解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国力强盛的状况，继而又读了由翁同禾代呈的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和英国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触动很大。 《晚清史》P：144页 据材料一、二，你认为光绪帝为何会赞成变法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