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古典社會學理論的觀點與例證 第二節 現代社會學理論的觀點與例證 第三節 當代社會學理論的觀點與例證 02 休閒社會學的主要理論 第一節　古典社會學理論的觀點與例證 第二節　現代社會學理論的觀點與例證 第三節　當代社會學理論的觀點與例證

學習目標 閱讀本章後，讀者應能達到下列目標： 瞭解各種古典、現代與當代社會學理論的概念與意涵。 培養社會學想像與社會學式思考的能力。 探討各種古典、現代與當代社會學理論觀點下的休閒社會樣態。 培養運用社會學理論分析整體休閒社會的能力。

關鍵字 古典社會學理論（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roy） 現代社會學理論（modern sociological theroy） 當代社會學理論（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roy）

前言 對社會群眾而言，休閒是一種精神享受與心靈放鬆的表徵，休閒參與者在實踐休閒活動的過程中，皆能充分感受休閒所賦予的愉悅、活力和美感。在現代社會中，休閒與個人生活的各個層面息息相關，從事休閒時間的多寡以及休閒生活滿意度的高低，關係著個人生活品質的良窳，

而個人休閒活動的實踐與後續衍生的休閒意識、休閒行為以及從事休閒互動後建構的休閒氛圍與社群，亦成為社會觀察者審視休閒化社會最佳的現象與場域。 再者，現今休閒活動並非單純反映休閒參與者自我身體與心靈價值的滿足，它已成為一項「商品」，成為一項「產業」。休閒成為商品或產業的轉換過程，乃是植基在資本家所提供的休閒產品與休閒服務條件上，

透過廣告的宣傳與宣化，促使休閒成為一項具備資本家生產與休閒運動消費者之金錢與利益互動的「商業過程」。休閒因而成為個人與集體休閒行為的表徵，成為一項資本商品，成為資本家生產、社會大眾消費交錯的利益呈現；因此，「休閒」不再僅是參與者在謀生與工作時間以外的身心靈活動，

其成為社會某些資本社群謀生與換取利益的承載工具，並對休閒參與者產生社會影響，研究者對休閒參與者和其產生的休閒社會進行社會觀照、解析與綜述的成因便焉然成形。 理論是一連串具邏輯性、條理性與連貫性的說明與敘述，用以解釋觀察現象之間的關係，並可作為預測現象的參考，具有普遍性與一般性的特點。

值此，學習社會學理論是一種社會分析能力與素質的建構，使社會參與者或觀察者能清楚瞭解與掌握自身與所處社會的關聯性，絕非僅是單一面向或個人感情因素便能簡單詮釋與面對的。再者，美國社會學家C. W. Mills在《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書中認為「社會學的想像」就是將個人／社會所面臨的處境與問題，

放諸於歷史與社會整體的架構中予以觀察和分析，個人或現今社會所發生的許多問題，往往與歷史事件以及整體社會結構／組織／價值／規範／思想等產生影響關係，非簡單或單向式地由個人自身（如身高／體重／容貌／性格等）所造成，若無受過社會學訓練或研讀社會學理論的個體，較難具備此種認知力與體會力（張君玫、劉鈴佑譯，1995）。

社會學理論可提供社會大眾社會學式的思考方式，每個理論都透析著特有的觀察模式與思維方向，猶如不同聚焦鏡片般地提供研究者與觀察者多面向的思考社會現象與問題成因。藉此，當休閒參與者在參與休閒活動時所面臨的諸多休閒現象與問題時，社會學理論亦可提供社會學知識與觀點，

能幫助休閒參與者檢視休閒社會時提供不同觀察角度與視野，以確實掌握個人與休閒社會的互動性與關聯性，進而培養一種休閒能力與休閒生活觀。 綜觀整體社會學的發展歷史，實證主義、反實證主義（人文主義）與批判主義提供三種不同的研究典範，繼而發展出不同研究取向的社會學理論。

根據社會學理論的發展歷史約可區分為古典社會學理論時期（1830~1920年代）、現代社會學理論時期（1930~1970年代）以及當代社會學理論期（1980年代~迄今）等三個時期（文軍，2012；葉永文、張力可、黃順星，2000）。

故本章撰寫架構依上述三段不同時期的社會學理論與學派予以開展，藉此提供不同的休閒視野與切點，進而形塑休閒參與者與休閒觀察者採取社會學式的休閒角度，而非個人主義式的休閒觀點。

第一節　古典社會學理論的觀點與例證 古典社會學理論（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是從A. Comte以及H. Spencer的思想學說發展而起，但真正具備學科屬性並對後續社會學理論造成較大影響則屬K. H. Marx、E. Durkheim以及M. Weber三人的思想學說。

本文所指稱的古典社會學在於此階段確立日後社會學理論所關注的基本命題與論點，進而形就後續社會學理論與方法，並為後續社會學家們提供靈感與思維典範。本節針對Comte、Spencer、Marx、Durkheim以及Weber的理論觀點提出解說，並針對各學家觀點進行範例詮釋與分析。

Comte的社會學觀點與例證 Spencer的社會學觀點與例證 Marx的社會學觀點與例證 Durkheim的社會學觀點與例證 Weber的社會學觀點與例證

Comte的社會學觀點與例證 就社會學發展的歷史過程視之，Comte是公認的社會學之父，其創造「社會學」（sociology）一詞。Comte以物理學實證研究方法為基礎，強調以觀察法、實驗法以及比較法等科學邏輯與方法分析解釋社會，而「科學」為Comte研究問題以及追求知識的核心觀念；再者，其利用歷史比較法則得知人類知識發展歷經三個階段：

神學、形上學以及實證科學，社會物質方面的進步也與之呼應而分為三個時期：軍事時期、過渡時期和工業時期。 Comte的主要學說區分兩大面向：社會靜力學以及社會動力學，此是針對「秩序」與「進步／變遷」兩個觀點展開的思維，其認為社會進步必須建構在穩定的社會秩序上，社會秩序亦必須跟隨社會進步不斷重組，人類社會才會在不斷地演化變遷中維持統一性以及和諧性。

因此，社會靜力學研究焦點主要針對社會整體結構與秩序的協調性與和諧性發展進行觀察，也就是對社會各組織間和諧與穩定關係的分析與解釋，故個人、家庭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其觀察與研究的重點；社會動力學研究焦點主要放在對社會變遷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性進行探討。承上可知，社會學是對「社會秩序」與「社會進步／變遷」進行研究的科學。

若由Comte的社會靜力學與社會動力學觀點分析台灣觀光事業，可以區分成兩個部分檢視： 從社會靜力學觀點檢視台灣觀光事業行政單位1發現：台灣觀光事業行政單位的設立是為了確保與服務台灣民眾從事國內外旅遊時的權益，亦提供外國觀光客旅遊服務，而自交通部以降的觀光行政組織與結構關係，彼此保持縱向與橫向的互動作用，提供台灣觀光產業發展穩定的基石，確保台灣觀光發展朝向穩定、和諧的方向前進。

從社會動力學觀點檢視台灣觀光發展歷史變遷過程發展2發現：台灣觀光發展是取向於「觀光政策與法規的鬆綁」以及「經濟能力的厚實」之雙重動力與基礎上，推動台灣民眾前往正向多樣性、豐富性的休閒社會方向前進，政策鬆綁的時間與經濟實力增加的速度愈快，民眾參與休閒與休閒化社會成形的速度亦隨之加快。

Spencer的社會學觀點與例證 Spencer主張機體主義（社會有機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其將生物學的觀點運用在對人類社學發展的解析與詮釋上。Spencer將社會比喻成如同人一般的有機體，社會各部所組成的各個組織與階層，如同身體各個組織與器官一般，雖分屬不同位置與功能，但為整體存續與發展以及正常運作，其運作功能與目標是一致的；

再者，社會階級亦如同生物階級一般有其上下、從屬的對位關係，上位者有領導、監督、統籌以及規劃等職權，下位者則必須從事基本生產，上下各司其職，社會將朝向協調、均衡的穩定社會前進（Spencer, 1963）。

另外，Spencer強調社會發展深受「適者生存」觀念的影響，其認為人類的社會世界如同生物極度競爭的世界，強者生存、弱者淘汰，「適者生存」是其最重要的觀念，但是此觀點為樂觀的進化史觀，因為在現今社會是不被允許的。人類社會若真實呈現「強者生存、弱者淘汰」的社會現象，社會上的弱勢族群、少數民族、殘障人士以及老弱婦孺等族群，勢將予以汰除，

因為相較於有機成熟（身體適能）的成年男性，他們是「弱者」。但整體而言，Spencer認為社會發展的方向是朝向社會整合的目標前進。 若由Spencer的機體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檢視亞洲人在美國籃球協會（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的發展，將會發現其為美國社會提供種族歧視與偏見的合理化解釋。

在美國社會中，亞洲人在美國社會所形塑的是「書呆子、數學／理工專長、不善運動以及父母、家族都希望子女成為律師、醫師與教授等白領階級」之刻板印象；再者，受限於人種運動能力上的差異－「黃種人在肌肉與骨骼結構以及體適能力上，天生比黑人和白人差」，尤其在需要大量體能、肌肉爆發力的運動項目上。

由此觀點出發，林書豪在美國NBA的突出表現與順利發展，爾後卻受到ESPN主播言語羞辱的現象，將不足為奇。因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機體主義為美國運動社會提供理論基礎，其強調運動社會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思想，一再呈現黃種人是美國職業運動的弱者，特別是畢業於非傳統的籃球一級名校－哈佛大學的林書豪。

“Linsanity”的現象只是資本家炒作的商業行為，只要商業利益消失、林書豪表現不符預期，自然會遭到淘汰，更不需要給予同情與惋惜，球團投注在林書豪身上的金錢資金將是一筆失敗的投資。黃種人是職業運動中下階級的族群，其在NBA激烈競爭的市場中，終將會被自然淘汰。

但Spencer機體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在現今社會已被驗證為失敗的觀點，因為現今社會對於弱勢歧視的觀點與現象，會加以撻伐並保持其應有的權益。

Marx的社會學觀點與例證 Marx的思維中心與本體論點，是呈現在「唯物3」、「歷史」、「整體4」與「階級」等四個面向上。「歷史唯物論」和「剩餘價值論」是Marx的政治經濟學兩大基礎，雖然剩餘價值被認為失去解釋能力之際，但歷史唯物論仍被視為具有研究與學術發展的分析工具。

Marx的歷史唯物論是其最重要的學說核心，因為政治經濟學、階級理論、剩餘價值等都是以歷史唯物論為分析外在物質與資料發展的基石（鄭劍豪，2002）。歷史唯物論主張每個歷史時期的生產方式將形成特定的經濟結構，制約著當代整個政治、社會與精神生活－即當代意識型態的形成；亦即，歷史與社會的產物，受到某個時代的生產方式制約（周美智、鄭掬文，2001）。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所謂的「發展」，是指事物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的變化趨勢，其實只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一個事物的發展往往是一個「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的波浪式前進、循環往覆式上升的過程，而一個個有限的過程就組成了無限發展的世界；換言之，世界也可以被看作是永恆發展的「過程」集合體（Haralambos, 1987）。

「辯證法」是Marx所採取的方法論，其有兩個重要的特徵：也就是對「現存事物的否定」與「理解」。「現存事物」必定有生有死到滅亡，既成的形式都是在不斷的運動中，而且是從暫時性去理解它，與其相反的，也就是永恆不滅的。所以，辯證法的核心意義就是對現存事物的否定，是運動的、變化的、有生有滅的。唯物辯證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一定要從唯物辯證的思維方式出發解決好對發展問題的科學認識。

若藉由Marx的歷史唯物主義檢視「台灣觀光產業發展」可以得知，台灣觀光產業發展是台灣觀光產業的一種運動狀態，但卻又不是觀光產業的一般的運動狀態，而是特指觀光產業向前、向上，由低級向高級進步的前進運動，由小到大，由舊到新，由落後到先進，由「台灣觀光產業不平衡→台灣觀光產業平衡→台灣觀光產業新的不平衡→台灣觀光產業新的平衡」的辯證過程前進，亦即不斷地創新觀光產業運動。

所以，台灣觀光產業發展就是台灣觀光物質整體辯證的運動過程，並且在觀光產業原有的經濟基礎上的重複，甚至倒退的運動都不是發展。而台灣觀光產業發展在歷史唯物法的視野上，呈現四個產業發展觀點（改自王偉光，2006）：

歷史唯物的觀光產業發展觀是對立／統一的產業發展觀：台灣觀光產業的發展是觀光事物內部矛盾不斷產生、運動和解決的過程。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矛盾又出來了，反覆循環，觀光事物才向前發展，可知觀光事物是以矛盾發展為動力。科學的發展觀從本質上來說，其哲學依據就是發現矛盾、認識矛盾、解決矛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說到底，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的觀點，認識和解決觀光產業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

歷史唯物的觀光產業發展觀是全面的產業發展觀：歷史唯物辯證的觀光產業發展應當是系統的、全面的、保持內在各要素均衡的發展，也就是說，任何健康的產業發展，都應當是全面的發展，而不能是片面的、畸形的、不均衡的、單一突進的發展。在台灣觀光產業發展過程中，要全面地兼顧到觀光產業系統構成的各個要素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系統工程，必須系統、全面、協調推進的觀光經濟社會發展樣態。

歷史唯物的觀光產業發展觀是協調的產業發展觀：觀光事物是普遍聯繫的，觀光事物、觀光商品與觀光產業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相聯繫中存在的，若是觀光事物離開與它相關事物的聯繫，就談不上產業存在，更談不上觀光發展。因此，按照辯證法的邏輯，必須要從觀光產業的相互聯繫中把握觀光事物的發展，只有以協調、兼顧的觀點和方法處理產業發展的問題，才符合觀光社會發展本身的辯證法。

歷史唯物的觀光產業發展觀就是可持續的產業發展觀：辯證的觀光產業發展觀，是要求連續且保持內在發展能力的健康發展。任何一個觀光事物的發展，包括觀光社會發展，一定要有可持續的發展能力，故健康的、正常的觀光產業發展應是持續的、有後勁的發展。

Durkheim的社會學觀點與例證 Durkheim主張社會實體論與道德社會學，社會事實5（social fact）是Durkheim的學說重要的概念與研究主題。社會觀察家與研究者欲解釋社會現象或個人行為時，必須從社會事實中找尋答案，觀察與分析社會事實，以解釋社會現象與個人行為之所以產生的緣由，因為「人」的意識與行為始終由社會所形成的「社會事實」與「集體意識」所影響。

Durkheim的學說論點是建構在「集體／整體」之基本觀念上，強調「集體意識」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Durkheim認為集體意識非單純由不同個人行為加總而成，亦非由不同個人的意識凝聚而成，其是超越個人行為與意識並外在於個人，社會機體必須共同認同與遵守，故集體意識就是一種「連帶感」的呈現，藉此人與人之間便產生的一種相互影響的連帶關係（Durkheim認為是一種團結／共享的關係）（Durkheim, 1933）。

而「道德」、「宗教」就是社會集體意識的非文字體現，「法律」則是社會集體意識的文字實體化，此二者外在於人卻控制著人的意識與行動。 總之，Durkheim認為社會是由各部分所組成，每一個部分皆有其功能，社會事實由顯示社會秩序各部分的功能來解釋，其包括社會中所有的現象，當然亦涵括偏差行為。

Durkheim社會學的中心概念是建立在一個社會唯實論上，其認為「社會事實」是控制個人行為的外來力量，每當人們違反社會的規則或要求時，此種控制個人行為的力量就會產生，因而社會事實是一種道德約束力量的呈現；再者，其雖認為偏差行為仍具有正面的意義，但整體社會必須仰賴人類整體對道德發展的重視與推展，此才能維持社會長久的安定與穩定（陳光中、秦文力、周愫嫻，1991；彭懷恩，1995）。

若從Durkheim的觀點檢視「圍棋」這項活動可以發現，圍棋規則、圍棋精神、棋盤、棋院等都是「社會事實」的呈現，上述這些圍棋價值、規範與物質都外在於圍棋參與者，但同時其對每位參加圍棋活動的參與者都具有強制性。圍棋價值、規範與物質是幾千年發展所形具的產物，很難由單一棋手予以改變，亦非單一棋手個人所創設的活動與形塑的價值精神，其是圍棋集體意識與行為的產物。

每位上段／低段棋士的關係、棋院與棋士的關係、一般圍棋活動雙方的關係都不是單面向所能決定的。 再從分工論的觀點出發，圍棋是幾千年前傳習軍事常識的方法，平時是一項軍事遊戲，爾後「棋」亦成為中國古代「琴、棋、書、畫」四藝之一。

圍棋活動呈現歷代文人雅士所賦予的機械連結樣態，圍棋價值、圍棋規範以及圍棋活動孕育的文雅文化，表現出一種緊密與強烈的藝文氛圍。圍棋發展至今，圍棋社會呈現高度精密的分工，中國、日本、韓國、台灣等專業棋院組織相繼設立，旗下各轄數十至數百位棋士，皆設有各自與共同棋士升段賽、友誼賽與錦標賽，

藉由升段辦法的制定與確立、傳媒的轉播與報導以及圍棋觀眾的支持與關注等，圍棋活動逐漸分工細微但彼此高度的依存。對參與者而言，「圍棋」成為參與信仰的一種「類宗教模式」， 圍棋是一種圖騰符號，透過一連串行禮、靜坐、執子等競賽儀式化過程中，凝聚圍棋集體意識、價值與道德，影響圍棋參與者的日常生活。

Weber的社會學觀點與例證 Weber所關心的是社會中一般原則的建立，以及有關社會行動之一般類型概念的建立，其認為Marx的經濟決定論並非正確，因為思想意識（特別是宗教－喀爾文教派7的思想意識）才是影響人類經濟結構與改變社會結構的重要因素。

從Weber的研究觀點出發，其提出許多重要的研究方法檢視與瞭解社會世界中行動者所衍生與發展的行為，理念型8（ideal type）是重要概念之一，亦為其解釋社會行為的核心方法論。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精神、官僚體系即為Weber創設觀察社會的重要理念型，「旅行業產值」、「旅遊業產值」以及「旅館業產值」是為觀察觀光產業重要的理念型。

理性化思維 Weber認為理性化思維為社會發展的趨勢，而個人的社會行為與行動的產生原因可以區分成四種形式（楊淑嬌，2003）： 實用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係指社會個體在日常生活或碰到困難時，採取最快速達到目標而採取的行動。如出國觀光時遺失護照，旅客馬上想到最簡捷的方式便是由隨隊領隊或導遊立即補辦完成。

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ationality）：係指個體透過認知與概念抽象化的形成以掌握事實而非採取理性行動。如觀光政府單位、學術單位以及觀光業者擬定前瞻性的觀光客倍增計畫，而非實際參與招攬觀光客行動。 實質理性／價值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value rationa1ity）：係指個體行為與行動的歸因是以價值觀所導引。如新竹縣新埔鎮義民廟的義民爺祭典，是桃園、新竹一帶十五聯庄每年輪流祭祀的祭典，為當地客家人共同的信仰與儀式，亦為對客家先人與義民爺崇敬的價值表徵，然而義民爺對河洛、外省與原住民族群而言，可能便無價值理性選擇的過程。

形式理性／工具理性（formal rationality/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係指個體通過精實計算以達成最大功效與功利之理性方法與行動，以科學分析和技術主義為行動依據，並根據嚴謹的組織結構與法規行事。如運動賽會的舉辦使用網路線上報名，比以往傳統的文書郵寄報名更有效率，或是棒球教練利用數位攝影機以及電腦影像分析系統，將比以往口述說明的方式更能協助選手更正不正確的打擊或投球動作。

但是Weber認為理性化有牢籠（cage）的特質，社會行為在合理化法規、科學化技術、嚴謹化組織中，逐漸增加了行為與組織運作的僵化，凡事必須按照程序、合乎條文、合乎規矩的方式進行，所有辦事原則必須公事公辦，人性在行動中逐漸被抽離，變得愈來愈無人性化，最後陷入強大的牢籠結構裡。理性、理性化、理性法治與權威、理性牢籠成為現代社會運作最明顯的現象與特徵。

再者，Weber的社會學方法論是植基在「理解性／詮釋性瞭悟」（verstehen）的概念上，亦即將所欲觀察的社會行為、社會事件或社會現象放在歷史與文化的脈絡中檢視、理解與詮釋，以確實掌握行為與現象所透析的意義。Weber認為「意義」是瞭解個人與他者產生互動行為與社會行動的重要成因，對個人行為或行動的意義掌握可以放在兩個向度予以檢視：直接瞭解（direct understanding）與說明瞭解（explanatory understanding），茲分述如下：

直接瞭解是指社會個體「直觀式」的觀察與判讀他者外顯行為所賦予的意義，如旅行團團員向導遊微笑點頭（友善）或動物園遊客向管理人員咆嘯（非友善），個人或他者都可以立即明白對方反應的合理行為與非合理行動之直接意義（合理與非合理行動的意義決定是由個人、他者以及所處的社會與文化決定之）。

說明瞭解則是指經由個人「詮釋性」瞭解他者行為與衍生此行為動機之間的關聯性，如旅行團團員會向導遊微笑點頭，其動機是因為其服務態度良好所衍生的行為；而動物園遊客會向管理人員咆嘯，其動機是導於管理人員沒有即時處理遊客所關注的問題（簡惠美，1994）。

綜合以上所述，「動機－行為」為「因－果」關係，此因果關係必須配合行為人所處的社會文化，才具有正確合理的社會行為解釋力，亦可充分瞭解個人與他者行為或行動的真正原因與與意義。因此，Weber的詮釋社會學研究是以理解／詮釋社會個體之社會行動為出發點，意義與行動之間的關聯性為此學說的主軸與核心。

第二節　現代社會學理論的觀點與例證 本節針對現代社會學理論（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進行階段撰述，重點放在巨觀概念的結構功能論與衝突論、微觀概念的符號互動論與交換理論以及批判理論的說明與闡釋。本時期的理論特徵在於針對現代社會進行一系列整體社會秩序、社會變遷以及個體社會行為的觀察與解釋，建立社會學理論巨觀與微觀的現代研究典範。

結構功能論的觀點與例證 衝突論的觀點與例證 符號互動論的觀點與例證 交換理論的觀點與例證 批判理論的觀點與例證

結構功能論的觀點與例證 T. Parsons的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functionalism）主要的焦點放在社會結構與制度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其對社會行動者所產生的約束力與限制性之影響，其採取巨觀研究途徑解釋現代社會所發生與衍生的所有現象。

理論的中心概念及重點觀念 結構功能論的中心概念是結構（struction）與功能（function），其主張社會所形具的每個單位、組織或部門都有其形成的基本目的性與功能性，整體社會是朝向和諧、均衡的方向前進與發展。結構功能論主要尋求「解釋」社會行動所造成的影響及其所賦予的功能，基本的研究單位是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而非個人。

所以，Parsons的結構功能論中心命題是圍繞在「價值」、「規範」出發，理論之重點觀念在於：

社會生活視為一個體系（此由社會不同之各部分所組成，並進而形成網絡的看法，說明社會結構的一面）。 生物體系比喻社會體系，說明其功能的一面。 認為社會體系若要維持下去，有一些需要被滿足的需求；當然，其也具備一些用以滿足這些需求的部位。在Parsons看來，一切生物有機體都朝著「均衡」、「整合」的狀態發展，並傾向和其他體系保持隔離。

綜合上述觀點，功能學派認為社會是整合的，而且是朝向均衡的狀態發展以及社會群體認同的價值觀和規範。

近代功能論的理論架構並非單純解釋社會的功能，其並強調社會亦有「反功能」的存在，亦即對於社會變遷提出功能性的解釋。因為功能論遭到衝突論者的攻擊與指正，在於其對於社會變遷的看法過於理想化與單純化，因社會變遷往往是因為社會產生變動、不安與混亂的階段，才會引起社會小幅度或大規模的變遷，但是古典功能論者對於社會變遷所提出的解釋，無法提供完整的解釋，甚至遭受攻擊。

因此，Parsons、R. K. Merton與K 因此，Parsons、R. K. Merton與K. Davis等人提出「反功能」觀點，其認為在社會的控制下，可藉由社會控制機構與團體加以導引與規範，以解決社會變遷在功能論上的解釋與質疑，最終社會仍可朝向穩定、安全與和諧的方向發展。 結構功能論的理論架構可以區分為五點（陳光中等，1991；彭懷恩，1995）：

社會是由各組織、部門與結構整合而成。 社會因創立控制機制，如法庭、法律、法官、律師等，而趨向穩定狀態。 反功能會在組織結構的正向功能導引下，逐漸融入結構與制度中。 變遷是穩定、緩慢與漸進，而非激進式、革命性的呈現。 社會整合是由社會多數人達成共識與認同的一套價值體系所組成。

就結構功能論觀點分析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以下簡稱大專運動會）舉辦的目的與過程、組織結構及運動偏差行為，所得呈現三點論述：

一、大專運動會的舉辦目的與過程面向：運動會舉辦的目的，是為了整體運動社會的和諧而舉行。所有大專運動參與者藉由參加運動賽會，達到提倡運動風氣、提高運動技術水準、聯絡大專學生感情、促進學生身心健康，並加強大專院校間的體育活動為主要目的。所以，以功能論而言，大專運動會的設計是為了整個大專院校體育發展願景而成立的，並為大專校院的運動發展提供願景。

而大專運動會的運動參與者在舉辦過程中，是在競賽制度、競賽規則、運動章程以及運動分組的約束下，進行期望角色的「選擇」與「扮演」，而不是角色的「建構」。因為參與者的參賽表現與實踐是回應大專運動會舉辦的正向目的，朝向大專運動會順利舉辦的穩定方向進行。

二、大專運動會的組織結構面向：不論是上層、中層或下層結構的每一位運動參與者，都是朝向將運動賽會順利進行與結束的方向而努力。大會會長與副會長的親自參與，大會籌備委員、技術顧問與顧問的意見提供與關心注意，總幹事、副總幹事的管理、督導與視察，各分組組長、組員的規劃、執行與運作，教練、選手與觀眾的積極表現和參與，都是為了整體運動會能夠具體執行而舉辦。

因為就功能論的觀點而言，大專運動會的組織結構先於個體（運動參與者），並且超越個體，不同部分的賽會結構各賦以不同的社會地位與角色責任，但都是為了大專運動會整體的組織結構能夠順利運作，因此大專運動會之組織結構具有「第一性」與「優先性」，其具備優先於個體的先決條件。

三、大專運動會的運動偏差行為面向：以功能論而言，在參與大專運動會過程中所顯現的偏差行為，如運動暴力、欺騙、謊報成績與服用禁藥等問題，其認為都是反功能的一種顯現。但是這種反功能的顯現在道德良心、輿論壓力、制度規範的改變制約與時代變遷等因素下，會在教育部、大專體總以及主辦學校的監督與規勸下，逐漸融入或消失在運動賽會中，更可能成為一套新的價值體系。因此，功能論者認為大專運動會在舉辦的過程中，雖然有許多反功能的現象產生，甚而可能破壞大專運動會的順利進行；

但根據Merton的觀點，這些功能除了顯現明確可見的現象外，其可能賦予的隱性功能更是需要注意，因為現象背後所賦予的意涵，往往比顯現的現象更具破壞力與殺傷力。所以，當大專運動會所浮現的偏差行為或現象發生時，除了提供顯性功能、反功能的思維外，更提供隱性意涵予大專運動主辦單位以及參與者酌以思考與解決的面向。

衝突論的觀點與例證 衝突論（conflict theory）的重點是對社會變遷的解釋，它是針對Parsons功能學派理論的整合均衡觀點而來，衝突論者認為社會變遷不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急遽的。 衝突學派之淵源可追溯到早期的Marx的階級鬥爭論。Marx認為物質力量是決定歷史過程最重要的因素，思想只不過是物質的反應，社會的變動事實上是擁有物質的資產階級和沒有物質的無產階級間的鬥爭。

所以，Marx認為社會的基礎是階級衝突所構成，人們依據自己在經濟體系中的位置劃分不同的等級，因而產生不同階級衝突，此同時也是造成社會不斷變遷的主因，其基本假設有三點（蔡文輝，2012）： 經濟（物質生產）組織決定社會裡所有其他組織。 相信每一個經濟組織都含有不同的階級成分。 無產階級會逐漸因受壓迫而產生共同階級意識，以抗拒資產階級的剝削。

Weber認為Marx的經濟決定論並非正確，其認為思想意識（宗教意識與教義）才是造成經濟結構改變以及社會變遷的主因。 R. Dahrendorf承襲Marx與Weber的觀點等古典衝突理論，其提出現代社會衝突與變遷觀念有下列五點（陳光中等，1991；彭懷恩，1995）：

社會的主要特徵是變遷、衝突和強制。 社會結構立基於各個團體擁有不同的權威。 每個團體都有一套相同的利益。 當人們意識到彼此有共同的利益時，他們會結合為一個社會階級。 如果所有權力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而且其他人沒有機會獲得，但社會又有組織政治團體的自由，則階級衝突會變得更為緊張。

根據上述可知，當代衝突論學者Dahrendorf認為權威才是造成衝突的主因，Mills亦認為造成社會衝突的原因在於權力的擁有，權力分配不均是造成社會變遷的主因。L. A. Coser則綜合衝突學派與功能學派的觀點，其認為衝突發生原因與場合必須加以考慮，衝突雖然具有破壞社會安定的反功能，但是仍具有整合社會的正功能。

因此，衝突學派的產生是針對功能學派理論之「社會是整合均衡」的觀點而發展出的一套理論，其立論的重點是在於對社會變遷的解釋。 因此，衝突學派對社會發展與變遷的觀點強調，要瞭解文本及解釋實踐，必須先將其放在生產的歷史光譜中，透過生產文本或實踐的歷史條件來加以分析。

而此處的危險性在於Marx認為影響歷史條件最終是經濟，Dahrendorf、Mills及Coser則認為除了經濟之外，權力亦是影響的主要因素。由此觀之，結構功能的研究是以休閒活動安定式、穩定式與緩慢式的均衡狀態為前題﹔反之，衝突論持相反路線，其是以鬥爭、動盪、權力支配的基點出發，休閒活動中充滿矛盾、敵視與對立，此為引起休閒社會變遷的主因與現象。

以衝突論檢視美國職棒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 MLB）舉辦過程之舉辦目的與過程、組織結構及運動現象的分析，結果如下所列：

一、MLB的舉辦目的與過程面向：衝突論者認為美國MLB舉辦的目的，實是資本主義下MLB球團老闆與管理階層為了宰制、制約與吸取所有的運動參與者勞動力、時間與金錢所設下的資本陷阱。大多數的棒球員與觀眾參加與觀賞MLB的比賽，是依循MLB官方所制定的目標、規則、制度與文化進行，往往不具覺醒與突破被宰制的意識。在整體運動競賽舉辦的過程中，運動參與者服膺在上層階級（老闆／球團／管理階層）所訂的遊戲規則中進行，

對不合理或是不正確的制度與規範，多數人並不採取任何積極抗爭的手段。但是在彼此階級的對立中，終因不合理的長期壓迫，驅使部份運動參與者進行抗議、退席或拒絕觀賞，以表達心中的不滿。如1994年MLB爆發球團與球員的勞資糾紛，球團擬設球員薪資上限，由於勞資談判無法達成共識，當年的世界大賽甚至取消，MLB聲望跌到前所未有的谷底；

但這樣的衝突與協商的過程，衝突論者認為這些都是理性、合理與必然的發展過程，最終勞資雙方都會走向相互有利的位置，而此亦為MLB棒球運動發展必經的過程與結果。

二、MLB組織結構面向： (一)就衝突論而言，MLB賽會舉辦的過程充滿矛盾與衝突。若以Marx的基本假設而言，有三點說明：(1)其認為MLB主管機關決定其他組織的運作；(2)而每個組織都含有階級衝突的成分；(3)而下層階級會逐漸因為壓迫而產生共同的階級意識，抵抗上、中層的壓迫。若由此觀點檢視，MLB賽會的進行顯現運動社會某種的相互關係，這些關係將因每個階級的利益而發生衝突，這些衝突無可避免，而這也是MLB賽會體系變遷的主要來源。

(二)每年MLB賽會的舉辦，球團、管理階層、技術顧問、教練與大牌球星等，確實掌有許多運動資源，例如：比賽經費、上場時間、出場順序與廣告代言等，雖然各個中、下階層的球員往往處於被動的承接各種壓力與反彈，但每年季後檢討許多的反彈與聲音，終究會迫使中、上階級更加注意比賽的合理性與合適性。相似的問題可能依然出現，但是不斷地反抗與反動終迫使球團與管理階層進行改變與讓步，使MLB比賽的制度、球員的薪資結構不斷的更趨於合理，形成雙贏的局面。

三、MLB賽會運動的偏差行為與現象面向：衝突論者認為賽會觀念與運動行為偏差的產生是正常、合理的，而此為推動MLB賽會發展與變遷的主要因素。因為金錢／利益的「稀有性」與「特殊性」，迫使球團與球團、球團與球員、球員與球員間產生對立現象，而「金錢／利益」充斥在如行政管理權力、金錢利潤、異性吸引等實體性的物質以及如球隊聲望、個人地位與名聲等抽象的非物質面向上。

所以，無論是球團為了金錢利益、球隊聲望或是教練與球員個人的自我實現等，都可能引起球團、教練、球員偏差行為與現象的發生。Dahrendorf認為：社會基本上是一種不均衡權力分配的組合團體，而社會是一種依賴權力關係分配的強制性合作團體。因此，在MLB賽會的關係中，支配角色與被支配角色必定會引起「組織利害關係」的意識，而每一年MLB比賽所發生的衝突嚴重性，因實際的狀況與條件而有所調整。

符號互動論的觀點與例證 19世紀末期，社會學家的注意力已從往昔對於功能論、階級衝突等巨觀型理論的方向，逐漸轉移至對於社會個體互動過程與結果對個體與社會的影響。 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即是微觀理論的代表，其基本主張是指個人對他者或外在活動與世界的刺激會產生直接、本能的反應，

個人與他者的互動反應是透過外在對象或情境所產生的符號（symbol）進行互動，這些符號的意義是特定社會所共通賦予與建構的。因而參與者在接受刺激符號的同時，也通常會先對它的意義加以解釋分析，繼而表現出應有的行為。

其他重要論點 G. H. Mead、C. H. Cooley、W. I. Thomas以及H. G. Blumer四位學者對於符號互動論的發展具有卓越貢獻（陳奎熹，1990；廖立文，1988）：

Mead認為個體的自我認知發展是藉由生活與活動中瞭解到別人（他者、其他參與者）的反應，並調適其行為以配合團體的要求。 Cooley的「鏡中自我」概念認為每位他者都是一面反射鏡，自己的行為是意識與反射他者對自我的看法與角度，站在他者的立場形塑一切自我觀念與行為之結果。 Thomas的「情境定義」說明自我對所處情境的詮釋方式與結果，將直接影響自我的行為運作行徑與表現；亦即，個人對外界的休閒行為反應，不僅受休閒情境的影響，有時也受到本身對休閒情境主觀的看法所致。

綜合上述得知，符號互動論以二個基本原則來解釋其思想的基本架構，理論觀點如下所示（彭懷恩，1995）： Blumer認為個人具有自我以及自我互動的能力，意義並非個體固有的，但也不是個人心智的單純表現，人們會根據他們賦予環境的意義並展開行動。 綜合上述得知，符號互動論以二個基本原則來解釋其思想的基本架構，理論觀點如下所示（彭懷恩，1995）： 意義在人類行動中的重要性與關鍵性。 意義的根源與意義在人際之間互動時所應扮演的角色。

以符號互動論的觀點出發檢視休閒、休閒活動、休閒社會與休閒發展可以得知，休閒觀察是為對「個人」在休閒社會行動的觀照；亦即，休閒參與者是「人」，其具有獨特的個別差異與思辯方式，參與休閒活動時會經由觀察與參照後進行有意義的溝通，不論這樣的溝通是有效或無效的；再者，「人」是群居的動物，不能脫離社會而獨自生存，在參與休閒活動時深受社會中「休閒互動對象」的影響。

休閒參與者參與休閒活動所衍生的所有行為與行動，往往都是反應休閒社會對休閒參與者角色期望的一種結果反射，含有更深的「意義」結構。因此，探討休閒參與者行為必須從休閒參與者「本身」出發，詮釋當時休閒社會所建構的休閒樣態，才可以瞭解真正的休閒社會與參與者行為發展的因果關係。

瑜珈原是鍛鍊身體與提升心靈、精神整合的一種慢活運動，因其對精神減壓與身體保健的功效卓著，近年一躍成為現代婦女減重的熱門方法之一。若以符號互動論觀點檢視民眾參加瑜珈減重班的過程可以發現，參與者在參與瑜珈練習之前及在瑜伽修練的過程中，往往已先與外部的對象以及所處的休閒情境進行意義溝通與解讀，並採取外顯對象最為接受的休閒行為與參與模式，來作為參與者發動休閒行為的依據。故符號互動論者對於參與者參加瑜珈休閒活動的行為表現呈現在三個面向上（改自彭懷恩，1995）：

一、瑜珈參與者參加活動的行動基礎，是建立在瑜珈活動對他們的「意義」上：參與者「想要減重」（意識）的動機是理解「參加瑜珈減重班」（意義）的重要關鍵。當參與者意識到「瑜珈活動對他們的減重以及身體健康」具有重要的意義時，參加瑜珈減重班的行為才會開始。若瑜珈課程對休閒參與者毫無吸引力（動機因素不足），則其參加的意願相對不高，而後續詢問與查詢「上課價錢、上課地點、親友參加意願、教師資歷等」蒐集瑜伽課程相關資訊的行動亦相對減低。

換句話說，瑜珈休閒課程中，所謂「積極參加」與「消極不參加」的行為判準，端視參與者所接觸的「休閒活動」對參與者的重要性與急迫性之「程度」而定。

二、參加瑜珈減重班的意義於參與者與他人的互動中浮顯出來：意義是一種社會產物，由人與人的互動中產生。休閒活動對參與者的意義乃受他人對此事所認定的意義影響而決定，在參加瑜珈課程之前與參與的過程中，參與者會與其他參與者逐漸形成對瑜珈的共識（彼此正面／負面的意義），若參與者受外在「休閒對象」的影響愈大，其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起伏也愈大，而且社會價值若偏向異端，休閒行為的表現也愈「可能」偏執化；

亦即，若參與者在與瑜珈老師、參加同儕與親友的互動過程中，感受到瑜珈所賦予的效果以及他者的肯定與溫暖，後續繼續參加瑜珈活動或推廣瑜珈活動的正向值愈大；反之，則可能排斥參加，甚至不再參加。 三、瑜珈對參與者的意義經由其詮釋過程而定：參與者在參加一系列的瑜珈課程後，往往會經由「自我對話」的處理－「瑜珈對減重有效或無效」、「瑜珈是否浪費時間與金錢」、「瑜珈是否真的對身體有益」或是「有時過多的延展動作反而造成運動傷害」等，

參與者會在參加過程中與結束後不斷地進行自我對話，以建構或修正瑜珈對自身的意義，並綜述正向或負面的結論；換句話說，參與者會進行自我對話式評估，包括減重有效性、時間／金錢功利性、社交價值性等項目，最終瑜珈活動或參加瑜珈減重班對參與者是否具有意義，端視參與者自我價值的詮釋與判斷而定。

交換理論的觀點與例證 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如同符號互動論一樣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互動不僅是社會個體進行社會行動的方式，亦為社會發展與變遷的基礎，社會互動其實就是一種交換行為。

社會個體進行互動與交往的基本形式在於「交換活動」，整個社會活動就是人與人之間以相互認為等值且需要的物件進行互換過程的行為總和，所以交換理論的出發點就是認為整個社會都充滿了交換的動機與行為，而這樣的交換活動是以「經濟／利益」為出發點（高宣揚，1998）。

再者，「自我／利己／理性」是交換理論另一項的重要論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是建構在「公平分配」、「酬賞／利益」與「互惠」的基礎上，社會個體施於他者的時間成本、經濟利益愈多，所希望獲得回饋與應獲的相對酬賞與利益也應愈大；亦即，休閒個體在進行休閒過程之前與過程中，會進行休閒成本估算的程序，計算交換是否合乎利益，若沒有相對應的酬賞產生則無交換行為的必要，

但是相對應的成本與酬賞價值可能因不同個人與不同時空而有所差異。交換酬賞的物件則包括：金錢、珠寶、鑽石、房產等實體物質以及聲望、地位、稱讚、認同、鼓勵、愛與隸屬等抽象概念，但價值輕重因人而異（蔡文輝，1989；馬康莊、陳信木，1995）。

G. C. Homans的交換行為主義以及P. Blau的交換結構主義是交換理論的兩個重要論述。Homans的交換行為主義主要分析小群體範圍內的活動，其認為社會是個人行為交換的行動結果，交換活動建構在利潤的基礎上；Blau的分析方法類似Homans的觀點，其認為交換行為是朝向特定的目標或報酬趨近，試圖從行動者與他人的關係中取得一定利潤、報酬。

但不同的是，Blau更關心社會制度和社會組織的形式，而Homans只想處理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非社會組織的結構層面。因此，Blau在中晚期的研究中，試圖找出微觀與巨觀兩種取向的結合，企圖超越Homans對基礎形式的社會生活關切，繼而進入複雜結構的分析。綜述所言，社會交換理論是以經濟模式為觀察社會成員活動的判準。

從Homans和Blau的觀點視之，社會的形成是建構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關係」上，社會個體因生存與活動需要必須進行以利潤為主的經濟交換活動，而交換活動構成社會發展與個人存在的動力與條件（高宣揚，1998）。

若以交換理論的觀點檢視學校「攀岩課程」可以得知，教師教學以及學生學習之間是一種交換的過程，教師付出「養成教育的時間與金錢成本」、「準備課程的時間成本」以及「教學時間成本」，其所獲得的實質利益與報酬是「鐘點費」，非實質利益是「學生、家長與其他教師的仰慕與尊重」。若這樣的成本付出減去報酬所得的利潤，教師認為是值得的，則教師教授攀岩課程的教學行為將會繼續延續。

對於學生而言，若所付出的「學分費」、「聽講的精神與時間成本」以及「動作操作與演練的身體成本」，能得到實質性的「成績高分」、「攀岩技能與知識的提升」、「代表學校比賽」以及非實質性「授課教師讚賞」、「同學誇讚」、「班級地位提升」等認同，學生繼續選擇「此位教師的其他課程」以及宣傳「攀岩課程很棒」的行為將可能持續發生。若其中一方經過預先估算與課後計算所得，不符合各自雙方所付出的實質與非實質利潤與經濟效益時，交換行為將可能停止。

因此，教師與學生都希望「攀岩課程內容」與「攀岩教學過程」對自己而言是值得的，在交換的過程中雙方都希望「所得」能夠大於「所失」。教師與學生都可能以自我與利己的觀點出發，經過理性計算後，結果若是值得經營，師生雙方將會予以建立和維持彼此交換形式，師生緊密的關係於焉成形；反之，師生則傾向疏遠或終止彼此關係。

在教學過程中，某些教師授課以命令式、家長式的權威方式呈現，學生利用弱點博得教師同情或找到點名漏洞，導致師生關係淡化，甚至失去彼此信任與支持。但教師與學生的師徒關係不同於其他社會結構關係，其雖具有上下的從屬關係，亦具備師徒感情意涵，師生相處並不意味著必須時時刻刻進行得失核算或精算。

所以，從交換理論的觀點而言，攀岩課的師生關係本質上就是一個社會交換過程，師生關係的建構與維持必須以雙方都能獲得某種回饋為原則，不值得的交換是沒有理由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

批判理論的觀點與例證 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是1920、30年代逐漸開始，由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成員）所創，繼承的傳統思想主要是G. W. F. Hegel的辯證觀念、Marx的歷史唯物論與意識型態批判以及S. Freud的心理分析。M. Horkheimer、T. W. Adorno以及H. Marcuse是奠定法蘭克福學說（Frankfurt school）的重要學者，

其皆認為啟蒙改善社會生活，但啟蒙所帶的理性以及所衍生的資本主義卻造成社會的負面影響，認為有必要針對現代理性與文化意識進行批判，以揭露個人及團體的真正意涵。 批判理論是以Marx的理論為批判的出發點，針對經濟決定論、實證主義、社會學科學主義、現代社會理性化以及文化工業進行批判，其可為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變形，而批判具有持續不斷否定的性格與特性。

但批判理論學者並非全盤接受Marx的學說，新馬克思主義者們認為部分學者過度地將Marx的思想專注於經濟決定論點上，其認為經濟決定論亦關注社會其他面向上；再者，批判學者反對實證主義將生活世界以及社會個體的關注予以物化，將行動者視為被動的個體而忽略主體的能動性；其認為部分社會學家認同、接受將人類化約為社會變項，忽略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此點是必須予以批判。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理性化以及逐漸支配與宰制社會個體的過程，是批判理論學者所關心與批判的另一焦點。批判學者認為理性宰制已取代經濟剝削，形式／工具理性成為上位掌權者／資本主義家／智識生產家最有效的控制手段，因為其利用科技技術、傳播媒體、階級權威以及高度專業化知識等現代工具控制社會個體的思維與行為，甚至不自知的心悅誠服，造成社會個體喪失對社會批判與否定的能力。

而上位掌權者／資本主義家／智識生產家所創設的社會文化與知識氛圍，如同工廠工業化的制式生產，形成意識物化，服膺在統一製作、大量複製的消費與大眾文化中，脫離個體真正的需求與個性，形成一種異化的結果，並促動社會個體逐漸認同大量複製的「文化」與「知識」，導致文化與知識形成為一項虛假意識與需求，且脫離人並高於人，個體陷入虛假意識與物化的「牢籠」中。

若以批判理論的觀點檢視現今台灣羽球運動的發展可以發現，台灣從事羽球運動不僅只是一項身體活動與社交友誼，在電視轉播與運動用品專業化的制約下，腳穿NIKE、ADIDAS、YONEX等知名品牌的專業羽球鞋、身穿知名YONEX、VICTOR球衣、手拿YONEX、WILSON和VICTOR的球拍、手腕／手肘與膝蓋綁上專業護腕／護膝與護肘等形式，已成為現今台灣羽球運動的主流景觀與基本樣態。

羽球運動供應商將商品與運動結合為一項企業經營模式，羽球比賽、羽球明星、羽球商品以及運動廣告藉由媒體傳輸，使得羽球商品成為全世界羽球迷爭相認同與購買的消費場域，消費者亦複製相同的羽球休閒文化。 批判理論觀點認為這樣的現象，是生產與勞動標準化在消費與休閒領域的延伸，也是異化勞動的延伸。羽球休閒文化工業所提供的商品、娛樂與文化，成為一種物化與階級意識的形式，

羽球運動不再僅是一項單純的健身活動，使用專屬運動器材與否成為一種階級的區隔（專業／業餘／初學），羽球運動參與者相對被迫購買專業商品，羽球休閒價值成為運動商品供應商創設下的產物，迫使參與者脫離自己真正的運動需要、適能需求與運動個性，供應商呈現羽球休閒意識形塑的創設者。

第三節　當代社會學理論的觀點與例證 1980年代以後，社會思維與學說受到後現代與後結構主義潮流的影響，多元化、反主體性、反理性化等觀點逐漸興起，認同、主體、文化、權力、宰制等論述逐漸成為社會學家關注的焦點，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符號學、文化研究等理論成為本時期的學說重心。

現今當代社會學理論（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的轉換，一來是因為傳統社會學理論很難完整詮釋現今社會現象與問題；二來則是因為現代社會發展朝向多元樣態的模式前進。因此，多元觀點的後現代主義試圖解釋後現代社會與現象，並逐步取代傳統理論的社會詮釋力。

故本節針對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社會學新理論學說）、符號學以及文化研究等學說予以撰述說明。

後現代主義的觀點與例證 符號學的觀點與例證 文化研究的觀點與例證

後現代主義的觀點與例證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10企圖顛覆現代化隨之而來的理性化、整體性、一致性以及主體性現象與問題，以非理性、斷裂性、反主體的論述與話語尋求多元化的思維與解放，而後現代主義已成為當代思想界新的思維潮流，暨反映與凸顯目前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

後結構主義為後現代主義的思源之一，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與後現代主義雖常被視為同義詞，但其主要差異在於後現代主義強調的是對文化的批判，而後結構主義則是強調方法和認識論的問題（陳依萍，2001）。

後結構主義 Lyotard Foucault 解構主義 後殖民主義 社會學新理論學說

後結構主義 後結構主義的發展是位在對結構主義批評與反動的基礎上，反對結構主義主張「社會是由一連串不同的結構所組成」，批判「結構鑲嵌固定的思維與意義」，反動「社會結構權力與知識的宰制性」；再者，其希望解構被制約在政治系統中符號、語言系統，因為語言、論述、文本、知識與權力相互結合，語言與知識成為一種可宰制與支配的意識型態，亦即掌握權力就是掌握語言系統與知識結構的建構權。

以象棋活動與比賽為例，結構主義者認為象棋活動與比賽是植基在固定的棋盤格式、固定數目的棋子、固定的對奕人數以及固定的下棋規則中，所有過程都在既定與固定的結構中進行，藉此象棋活動與比賽才能穩定順利地進行。也就是說，象棋活動與比賽整體關係的組合與運作是由格式、數目、人數與規則相互影響與決定之，但是後結構主義者則對象棋規範提出質疑，其認為象棋活動與比賽的人數、棋數、格式與規則可以呈現不同的方式與規範，

參與者可以自己決定如何進行下棋過程，下棋不應該限制在單一規則與樣式，賦予對奕者對奕權的解放，創造各式各樣象棋活動與比賽形式。

Lyotard J. F. Lyotard以反對現代性後設論述作為知識建構的基礎，其主張任何論述都可成為知識的內涵與基礎，而非建構在理性與科學化基礎上的知識才是知識。知識無宰制／壓迫、上位／下位、高貴／低賤之分，去除中心化、主流化與同質化才能追求知識的多元性與異質性。

自啟蒙以來，由於實證主義的盛行與尊崇，造成理性、實證與科學知識逐漸凌駕與蔑視人文知識的合法性，質疑人文知識存在的價值性，尤其在電腦、網路逐漸興起之後，知識更與人文思維、心靈訓練的功能價值逐漸脫離，知識成為一項可以操作的工具，所以Lyotard的後現代觀點焦集在對「知識」的分析討論上。Lyotard認為80年代後資訊化社會的快速興起，知識呈現快速膨脹與無限蔓延的樣態，透過電腦與網路的傳輸，知識成為可操作的科學理性工具與論述。

在後現代的社會氛圍中，知識成為一種消費型態，知識存在性不再是單純以知識本身而存在，其成為穩定嶄新的知識商品以及固定價格而被再消費，亦即知識以資訊商品的樣態出現並成為生產不可缺少的要素；再者，其認為知識與權力結合成為一項論述與話語，掌握資訊科技知識即掌握權力並成為世界爭霸的重要籌碼，科學知識成為宰制、壓迫的權力形式（游振鵬，2009；葉永文等，2000）。

就後現代主義檢視台灣運動發展的趨勢可以發現，台灣運動場域已被科學化與理性化知識框圍，運動現象正如同Lyotard所預測觀點一樣如實呈現： 運動員參與運動不再以運動價值（運動精神、運動道德、身心健康）為追求目的，運動成績與利益（名次、獎牌、獎金、工作、簽約金、年薪）成為運動員爭相競逐的目標。

能夠實質／快速幫助運動員成績提升的運動醫學、運動力學、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等學科成為運動顯學，凌駕運動教育學、運動社會學、運動史學、運動哲學等人文學科之上。

科學資訊物件宰制運動場域： 電視轉播以及網路傳輸改變運動參與者參與運動的習慣，運動並非一定需要實質身體力行，運動觀賞逐漸成為運動社群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運動與傳媒財團運用大眾傳播工具塑造運動明星與運動商品，以創造大量的資本利益與財富。

現代科技、科學知識與運動結合成為運動商品，提供運動參與者多面向的選擇機會，例如：電腦以及動作分析知識、攝影器材以及影像攝影知識、醫學設備以及與生理分析知識、食物配方以及與營養學知識、運動設施與裝備以及物理／機械知識等知能，擴大現代科技與專業知識對運動場域的宰制力。

故從Lyotard的觀點出發發現，後現代社會下的運動發展是植基在科學儀器與電腦設備的基礎下，運動本質與運動知識因資訊化興起而產生改變與偏頗。運動與傳播財團不僅控制資訊設備、掌握科學權力，更將運動、運動知識與運動場域轉換成為運動參與者競相追逐的運動商品，這些現象研究者是必須予以重新檢視與批判的。

Foucault M. Foucault運用系譜學11的研究方法考察在歷史過程中話語、論述、知識在權力結構資助與阻礙下發展與消逝的樣態，「權力」、「知識」與「主體」是Foucault學說最重要的三個概念。對傅柯而言，掌握知識便掌握發言權，更能權威式的發表言說與主導論述，亦能決定「何種知識才是知識」、「何種知識只是常識」；也就是說，「權力者之言便是知識」，社會權力關係由握有知識發言權的人發聲。

因此，作為認知主體的「人」，在認知的過程中可能受到強迫和非強迫、自覺和不自覺的方式被他者納入特定或被限制的社會網絡中，並受到對應權力者的宰制，使自身主體陷入被操弄的特定關係中，所以權力是主觀且非客觀存在實體；亦即，當權者想要論述實踐與貫徹自我意識時，必須讓他者清楚瞭解到我（當權者）手中所握有資源，使他者瞭解自身的有限性與被動性，壓制並壓抑對方能臣服的接受或遵循我（當權者）的意志與規範。

但Foucault亦認為社會個體雖須依照照權力體系與規範行動，仍可以透過知識與歷史的反思提出疑問，進而挑戰當權者的論述、知識與權力（高宣揚，1998）。

學生必須經過運動／休閒學知識的檢驗—大學入學甄試與考試、大學修業與畢業、研究所甄試或考試，才能獲得領域的「初步認同」；爾後進入運動／休閒研究所修業與學位考試及畢業後，才能擁有運動／休閒領域的知識與階級優勢。

對於運動／休閒情境所發生的休閒現象、運動／休閒知識的詮釋權，都必經由運動／休閒學家的檢視、歸納與驗證，才能匯歸在運動／休閒的專業領域中；再者，透過此類運動／休閒學門的課程實施、考試強塑、學術研究的排他性，都不斷的加強運動／休閒學門研究集團的階級再製與知識延續。這類藉由學術文化的階級再複製，不斷鞏固運動／休閒學門的專業權力與排他氛圍，所以從Foucault的觀點解析可得知，

主體（主任／教師／學生）在知識學門權力網絡中一方面是權力控制下的階級對象，另一方面又是權力傳播和擴展的載體，主體（主任／教師／學生）在學術歷史發展的螺旋式迴路中重複受到知識、權力的箝制，在這樣的權力與知識體系中循環著固定的專業關係。但可以改變的是，不同世代的權力者都有權力決定何種知識是重要的；亦即，隨著主任／教授退休的更迭，出題教授、考試科目與專業用書由新任的權力者決定，新的知識權力結構與考試體系亦會重新建構。

解構主義 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是後結構大師J. Derrida對於解放「文本12」閱讀的一種思維，思想起點如同後結構主義是植基在對結構主義的反動上，亦即反中心性、反二元對立與反權威性的結構思維，但焦點在於在對文本寫作與閱讀的解放。Derrida認為對讀者而言，文本是開放、不具固定性的，解構的過程實為一種「增殖」的過程；換言之，「文本」自身可以解構，具有開放性的意義（高宣揚，1990）。

所以，文本寫作與閱讀是無中心、無結構的過程，閱聽人可以作自由、多向的增加與延伸文本的意符與意指。由此觀之，解構主義有兩個核心論點（Ellis, 1989）： 社會現象的意義可呈現無限的解讀與延伸。 本質上解構主義者熱衷挑戰與反抗權威。

運用「解構」的概念思考青少年從事電玩休閒過程可以發現，時下主流休閒價值的呈現仍是以能提供增進身體健康、社會認定正向的心理成長活動為主，如籃球、游泳、圍棋、插花、書法、禪坐、登山等，這些所謂正向式的休閒活動是現今台灣休閒文化的主流，而青少年危險休閒次文化或休閒異類文化，往往在單一標準的休閒價值下，壓縮了其生存空間，造成中心休閒文化和邊緣休閒文化的對立。

從反權威與無限解讀的解構概念出發，電玩休閒有其存在的價值性與功能性，電玩比賽能代表國家爭取榮譽、爭取生活獎金，參與電玩的青少年並非全都喜歡涉不良場所或呈現偏差行為，故工作與上課之餘的電玩活動是一項正向的休閒活動，而非負面文化的代名詞。

後殖民主義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理論源自於源自於Derrida、J. Lacan13及Foucault的觀點，在實踐方面則以E. W. Said14、G. C. Spivak、H. Bhabha的作品與論述為宗。 「後殖民主義」中「後」的概念是相對於「殖民主義」的概念上，所以對後殖民主義的瞭解必須建立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上。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方國家對於非西方國家進行全面性的政治與經濟侵略，西方國家挾其強大的軍事武力，

對於非西方國家進行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掠奪與教化，西方國家相對於非西方國家成為一種帝國／殖民的相對位置，成為一種上／下、優／劣的對位關係。在這樣的關係上，被殖民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主權是被帝國主義國家透過武力與軍事上的優勢予以替代與宰制。後殖民時代是指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互動方式，並非以武力或軍事力的方式強行介入，而是將政治力與經濟力轉換成文化力的包裝模式，

採用一種潛移默化的入侵方式影響非西方國家政治、經濟與生活方式，將文化轉換成一種宰制與操弄的工具，形成西方文化在非西方國家的文化再現與複製，以達到一種殖民的樣態。而後殖民主義者對於這樣的文化結果提出反省與批判，並形就出一種人文的關懷、思維與論述，針對建構在壓迫／受壓迫的研究焦點上，後殖民論述有反帝國文化控制的意義（彭淮棟，2004）。

以台灣民眾觀賞韓劇現象為例，相較日本文化以往對台灣大眾文化的影響，今日南韓運用韓劇的播放與宣傳，在台灣已造成新的文化殖民現象。韓劇透過唯美浪漫的情節、俊男美女的形象、拍攝資金的大量投入以及台灣媒體無限上綱的重複播放，韓劇在台灣成為一個新的影視論述與文化典範。

台灣收視民眾一則沉浸在韓國明星飾演的浪漫劇情中，另則同時吸收韓國文化的表徵與意涵；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逐漸形成南韓／台灣、浪漫／冗長、優秀／粗糙的對比情境，在深層意涵上顯示著南韓強勢文化的置入以及台灣毫無設防的全盤接受。南韓電影、南韓電視、南韓明星、南韓衣服、南韓旅遊成為現階段台灣某些特定族群的首選；

令人擔憂的是，現階段南韓儼然成為如同美國／日本般的強勢文化席捲而來，使台灣閱聽人在觀賞韓劇的同時，亦接受南韓的銷售物件與大眾文化，而購買韓式商品、追逐韓星、聆聽演唱會、韓國旅遊成為時下追韓族的必備要件。

從後殖民主義的觀點切入，南韓不見血光、無聲無息的文化入侵是社會大眾與研究者必須檢視、批判且應該採取回應措施，但若採取激烈的封殺與禁播手段，勢必引起諸多抗爭與網路論戰，呈現一種文化鎖國的社會氛圍；或許唯有文創優質劇本、培養戲劇明星、健全經紀制度與擬定全球／亞洲行銷策略，植基多樣化、特殊化與深層化的影視文化，

積極面對南韓影視文化與民俗文化的衝擊，進而擺脫西方／本土、南韓／台灣這種二元對立的宰制，才能抵擋強勢文化的洗腦與入侵。

社會學新理論學說 Bourdieu的權力體系 P. Bourdieu將社會體系看作是一種權力體系，認為在社會各個場域15（field）的爭鬥中，有相當大的程度是取決於在場域中取得正當化的地位者，他們披著合法暴力的外衣，控制著場域中的爭鬥及其策略文化走向。「場域」就像是一種遊戲，但這遊戲中的「生存心態／習癖」16（habitus）與「資本」17（capital）是鬥爭和策略運作的王牌，兩者決定遊戲的型態和成敗（吳宗昇，1996；邱天助，1993）。

所以Bourdieu認為社會實踐是個人在其所處的社會場域中，生存習癖加上所有資本的綜合表現，亦為個體在日常生活言行的總和。

再者，Bourdieu尤其強調文化資本在階層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其認為不同的階層及社經地位往往會形塑出個人獨特的「生存心態／習癖」，並依此發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並決定其文化資本的高低（林傳舜，2005）。 以Bourdieu的觀點檢視台灣公益彩券發行樣態得知，公益彩券發行是以「虛擬富翁」、「擬像資本」的建構基礎，吸收台灣博奕消費者金錢資本的機器；彩券利用廣告創造出一項金錢品味人生，吸引消費者生活在國家機器、發行銀行、大眾媒體所創造「千萬分之一」機率的虛擬世界中。

再者，台灣傳播媒體位於宰制地位，透過其優勢的媒體權力，衍生出許多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金錢／資本迷思」，合理化國家機器以及發行銀行吸納社會民眾資金的事實。 在彩券電視廣告、海報與logo的設計中，廣告商巧妙的將公益形象結合在彩券消費意識中，將「記憶」、「夢想」、「公益」、「金錢」、「富翁」一次一次地轉換在消費者的視覺印象中，甚至合理化為「道德形象」－購買彩券不再是一件偷偷摸摸、不好意思的買賣行為，

其販售的是可以滿足消費大眾的「富翁夢想」。若是「中頭獎」的情事發生，「上流社會」、「品味生活」、「精緻文化」將是下一階段人生的開始。在彩券體系的制約與浸淫下，購買彩券與成為億萬富翁的夢想融合為台灣民眾生活的一部分。

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 J. Habermas為法蘭克福學派集大成者，其對於溝通合理性的系統性研究深深影響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運動等領域的研究。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是以「合理性的溝通」為核心概念，其認為社會成員間的「合理溝通」是人類社會之所以成為社會的先決條件，有效溝通必須透過語言理性討論的過程才能達成自我與他者雙方認同的共識階段。

Habermas認為在溝通行動中，自我與他者溝通必須建構在四項相互認同與有效宣稱的基礎上－「雙方說的內容是真實的」、「溝通的心意是真誠的」、「溝通的言詞行動是正當的」以及「雙方說得內容是可以相互理解的」，雙方認可這四項聲稱，即構成溝通行動得以繼續進行的背景共識，否則溝通行動就無法繼續進行（官曉薇，2010；黃瑞祺，1996）。

最後，溝動行動中必須排除單面向的特權與規範，在公平、公正與公開的情境中，以及自我與他者都沒有在任何強制約束與壓迫的前提下，進行真實、真誠、正當與相互能理解的言語對話、質問與辯論，最終達成有效的共識。但現今社會各組織間存在不同的矛盾、衝突、利益、權力與意識型態，寄望雙方能在理性情境中進行有效溝通並達成共識，並非一件容易達成的事情（官曉薇，2010）。

以Habermas溝通行動理論分析台灣觀光政策形成過程為例，其認為觀光政策若欲具有觀光資源整合與統合的功能，必須建構在充分的言談原則下；亦即，制定能夠發揮觀光資源整合功能之政策，必定是在擬定過程中經由觀光主管機關、觀光各下屬行政單位、觀光立法單位、觀光專家學者、觀光業者（旅行業／旅遊業／旅館業）等產／官／學組織，經過理性互動的溝通以及民主程序，達成多方一致性的共識。

所以，公領域觀光政策的形成，必須經過行政與立法的溝通、辯證與同意後，才會形成制約性的「類法律」力量，「影響」所有必須從事國內／國外旅遊的觀光客以及觀光業者，而新一代的觀光政策亦肩負社會再整合、再社會化與文化再製的責任。但無可否認，在制定觀光政策的過程中，必定會經過多方的利益角力與觀點衝突，各個政黨組織、民間團體並非皆是如Habermas般的認為都能在理性溝通的基礎上進行，

當語言對話淪為社群或個人偏頗地表達政黨意識或個人意見，並進而成為以非理性壓制他者意見的工具時，溝通就成為「系統扭曲的溝通」，觀光政策最終擬定的文本可能無法充分表現溝通團體的觀點與意見。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 A. Giddens認為社會學理論的中心問題是人行動的問題，其「結構化理論」18（structuration theory）出發點是要破除結構與行動的二元對立，就要界定行動與結構兩層意義的雙重性，亦即社會結構既是人類行動所建構，但同時也為個人所建構。所以，行動和結構並不是以「結構」為主或以「行動主體」為導向的單向度體現，其具有同時、同質且相互影響的二重性關係，結構和行動是不能各自存在的，也不是由任一方宰制的。

所以結構對行動者具有制約性但也是行動者行動的依據，而行動者的行動是支撐社會結構再生產與再改造社會結構的動力，彼此具有互動影響力的二重性質（高宣揚，1998；洪鎌德，1998）。

舉例來說，排球規則與排球組織（結構）不僅可以規範或限制排球員、教練、裁判與排球主辦人員（行動）參與所有排球相關活動與比賽的行為，亦使行動者參加活動與比賽時有法可尋；再者，行動者（排球員、教練、裁判、排球主辦人員）在參與排球活動與比賽時，其參與的實際行為不僅支撐整個比賽活動的進行，也能提出意見改變排球規則與組織的結構，具備再生產與再改造排球社會結構的行動力。

符號學的觀點與例證 符號學（semiology）是研究符號的本質、符號發展的變化規律、符號的各種意義以及符號與人類活動間的關係，主要的觀點在於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具體事物或非具體事物，其「意義」是如何產生與被瞭解的。任何事物都可以轉換成任意形式的文本符號與特徵，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人們的思維與行為。

符號學所研究的對象並非單純「符號」表徵，其包含符號以外所賦予的意涵，以及使用者或參與者共同形構的規範與慣例。因此，符號學所研究的是符號創設下的文化賦予之符碼系統，而這樣的符碼系統是社會／文化成員所共享的意義系統。 一般學者公認符號學理論是源自F. de Saussure的語言學與C. S. Peirce的學說，而R. Barthes與J. Baudrillard繼之應用於當代的各項文化分析上。

Saussure Saussure認為符號是一個具意義的實體，是形式與概念的結合，由符號具／意符（signifier）與符號義／意指（signified）所構成。符號具是符號的形象，符號義則是符號所指涉心理上的概念（陳美蓉，2001；陳亭儒，2004）。翟本瑞（1993）的研究指出，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是自由的，但是對既定使用它的語言團體成員而言，符號卻具有不變性。

Saussure並認為意符與符號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存在，而是受到各個國家與地區社會慣例、文化習慣以及法則規章約定俗成的，因此組成一個符號的意符與意指的對應關係是人為的、武斷的、任意的（陳美蓉，2001；陳亭儒，2004）。

就Saussure的觀點檢視「博奕」形象時，符號具的直接體現便是投射在「賭博」外在符號上，包括麻將、撲克牌、骰子、彩券、賽狗、賽馬等休閒形象上；在符號意的意涵上可能指涉暴力、犯罪、社會亂源等負面文化意涵上。但社會個體對博奕形象的分類，會依其對於博奕產品的個人喜好、社會觀點以及文化風俗進行分類，此為個人博奕感觀與感知的社會化反射。

Peirce Peirce認為，符號是由符號本身（sign）、客體（object）與解釋義（interpretant）三個主體建構而成，並依符號與其對象關係，將符號區分為肖像（icon）、指標（index）與象徵（symbol）三種類型，用以詮釋「符號具」與「符號義」之間的各種關係，亦是表徵符號功能與表達深化的三層次（張錦華、劉容玫、孫嘉蕊、黎雅麗，1995）：

肖像：意指符號與所指涉的對象外型相似，如博奕照片、博奕廣告、博奕畫像等，都是博奕肖像類所指涉的博奕對應關係。 指標：意指符號與所指涉的對象物間，具有一種內在關係，如博奕是賭博的指標，公益彩券可以幫助弱勢團體以及資助社福機構等意涵。 象徵：此意義是基於傳統沿習已久的價值或沿自固定社會的表徵或某種文化的聯想，如觀光賭場是豪華賭博的標的，運動彩券是運動賭博的類化指標，彩券頭獎代表億萬富豪的象徵。

就Peirce的觀點檢視觀光賭場、博奕彩券的符號與意象，博奕消費亦具有三種層次的結果呈現。首先，當博奕消費者第一眼觀看到博奕彩券或觀光賭場建物本體時，便具有圖像式的彩券或賭場外觀意象之「肖像印象」，進而藉由自我內心深層的心靈與精神對博奕物件的聯想，接收並瞭解博奕物質事物所賦予的「指標意象」，最後透過以往曾經學習過或接觸過知能與文化養分，予以解讀博奕物質事物所欲表達與透析的「文化象徵與符號」。

Barthes 法國的Barthes真正將符號學發展到結構主義文化學的新階段，並將符號學應用在各種當代的文化分析上（董學文，1992）。Barthes延續Saussure對於符號概念的解析，其認為符號具與符號義具有深層的說明與意義之外，進而提出意義分析擴充論，所以其指出符號包含兩個層次，除了第一層「外延意義」（denotation）外，還有第二層「內涵意義」（connotation）的產製。

就Barthes的觀點檢視博奕設計或廣告上的意義，其認為博奕不僅是物理學上的博奕單品以及實用性博奕消費事物而已，其表達博奕影像、接受者自我反芻以及對所處博奕文化反應的二重建構。而博奕閱聽人或消費者對博奕所透析的符號，不僅對符號外觀進行解讀與瞭解，進而對博奕符號設計理念與風格進行詮釋與感受。

所以，就博奕廣告符號設計與風格，Barthes認為對博奕廣告符碼的解讀不單僅是停留在單純的購買與消費的物理功能而已，博奕圖騰所欲表達的設計概念、文化理念與經營訴求，更是Barthes注意的面向；亦即，博奕事物與博奕參與者產生的博奕感覺、博奕感情與博奕文化所產生的互動，是Barthes檢視博奕發展特別強調的觀察與研究重點。

Baudrillard 80年代中後期，Baudrillard的論述與學說，成為最熱門的風雲論述。Baudrillard借用符號學的觀點在消費的解釋上獲得全新的觀點，其認為物品並非我們消費的對象，其只是滿足人們「需求」的對象，我們雖然購買、花費但並沒有真正的消費。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被視為消費的社會，並非我們比以往更加有錢或富有，而是掌有更多的訊息與資訊。

因此，消費被定義在系統化的符號操作上時，消費便超越人與物、主體與客體間的關係，甚而可以擴及歷史、社會或文化等其他場域中，所以消費的對象並非僅是「物」本身，消費的是一種「擬像21」，一種真實與虛擬的關係。Baudrillard認為唯有強調對工業與後工業社會創設的商品化、商品符號化和符號文化進行分析與判讀，才能理解與釐清擬像符號所創設的虛擬性。

因此，Baudrillard關心文化、意識型態與符號在社會生活與日常生活中的影響性，並認為大眾傳媒、時尚、藝術、運動等，都是當代資本主義中商品化與消費形式的虛擬呈現（季桂保，2002）。

為例，“JUST DO IT”與“€N.”是廣告中呈現的重要語言與圖像符號，NIKE成功地將這個符號行銷在消費者的消費意識與認同上，消費者只要看到這兩項符號就會聯想到“NIKE”；在被符碼化的廣告中，畫面呈現的是跑步、跳傘、滑雪、溜冰、丟飛盤、跳水等各種運動，但所要販賣的運動商品（運動鞋）不見了。

然而從廣告中可以發現，符碼化的圖像是一連串精緻運動的重複出現，同時散發一種精緻運動加上休閒生活意涵，NIKE藉由廣告傳輸的是一種近代休閒文化觀的宣示－「工作不是最重要的，休閒才是重要的」。值此，NIKE廣告引起的消費共鳴是－「NIKE商品是屬於精緻與休閒的商品，NIKE商品文化是優質休閒族群所共享的文化記憶」、「想擁有NIKE文化嗎？請購買並加入我們吧！」，NIKE製造商藉由廣告的播放，對消費者進行消費意識的灌輸與教育。

現今「品牌」的意義，不僅具備超越過去對於品質與實用的基本需求，甚至取代實物，NIKE喬丹籃球鞋成為運動迷的收藏品，消費者消費的不僅是一項商品或物件，更可能是一種階級的追求、族群的認同以及品味的塑造（陳俊玄，2003）。實際上，台灣、亞洲乃至於整個世界，追求的正是如“JUST DO IT”、“€ˇ”與“NIKE”般擬像化的生活，生活世界呈現的就是追求符號、品牌、品味與階級的場域，而非實體的運動商品。“NIKE”作為一種休閒擬像，完全渾沌真實與虛擬休閒生活間的差異。

文化研究的觀點與例證 文化研究22在全球學術發展中已成為一股無法抵擋的潮流，甚至是一項運動（陳光興，2000）。文化研究是以日常生活中的意義與活動為研究對象，「階級」是文化研究最早關注的課題，尤其是對勞工階級的研究，因此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成為重要的研究主題。

文化研究是以「文化」為研究主體，研究學者採用的研究途徑遍及各社會學理論與學說23，現今主體、差異、性別、霸權、認同與全球化等議題成為近來文化研究的焦點（邱智勇、許夢雲，2005）。 再者，檢視今日社會的休閒樣態可以發現，當我們身上穿著Kappa的休閒服、腳上穿著美津濃（Mizuno）的襪子、Nike的球鞋、眼睛看著LG所轉播的NBA、MLB、奧運以及各國美食與觀光訊息、

手中打著IBM的電腦、利用Internet找尋休閒相關的報導與資訊、耳邊打著iPhone的電話和同學與朋友討論假日何處去，至此我們更可以輕易瞭解休閒霸權全球化的現象，而這些物件正全面模糊休閒主體性、塑造西方休閒認同、加深休閒差異與構建西方式的休閒文化，而休閒活動、休閒差異、休閒個體主體性逐漸模糊與減小，透析出一種西方宰制的休閒文化。

如邱繡霞（2002）研究指出全球性的媒體運動組織，尤其是來自於北美的媒體運動複合體，已經成為一種「全球化的美國式霸權」；因為北美媒體運動全球性的擴張，附帶美國及跨國企業所持有的經濟價值觀和文化慣例，塑造的文化興趣及休閒認同取代許多國家獨有的休閒文化特性。

雖然有許多運動項目，如歐洲的足球和英國的板球在全世界的運動領域中仍有巨大的影響力，但是仍然無法與北美的運動組織相比擬。

再者，諸如速食商品知名品牌麥當勞（McDonald's）的廣告文本，創造了符號“M”、「麥當勞叔叔」與“I'm lovin' it”，搭配名人影像，創造出專屬於麥當勞的廣告符碼，消費者在廣告中確實感受到「溫馨、活力、飲食、偶像、認同」等隱藏在文本中的訊息，而此形成購買者對於商品的高度認同。

因此，現今台灣整體速食商品透過傳媒的放送與名人的加持，是形成台灣速食文化美國化的重要因素，精準的說台灣速食文化應該是一種「美國式」速食文化呈現，所以現今台灣認同的速食文化是西方式／美國式的速食文化氛圍、購買的速食商品是西方式／美國式的速食產品、觀賞的廣告亦是西方式／美國式意象的文本。

現今，不僅是台灣，全世界各地所充斥的休閒文化，很難逃開對西方式／美國式的文化入侵與衝擊，而此實為本土文化研究者所應瞭解與批判的文化現象與意涵。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