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第三编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人事处 于浩 2011年6月1日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一、“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学习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冒死上谏的精神。明史专家吴晗根据这个精神撰写《海瑞罢官》。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剧中描述的海瑞“退田”“平冤狱”等情节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攻击，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由江青和张春桥共同策划、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点名批判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撰写的《海瑞罢官》，这一批判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二月提纲》 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拟订《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指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 《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但不久，这一提纲受到毛泽东的批判。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66年2月20日，受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的委托，江青在上海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纪要》讲“文艺界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江青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彭、罗、陆、杨”事件： 罗瑞卿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对林彪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颇有微词，1965年12月被批判、监禁。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在党中央身居要职、享有很高声望的领导人，突然间先后成了“里通外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等，在党内引起巨大震动，似乎修正主义不仅出现在文化领域，也出现在党政部门、军事机关的高层领导中。 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他不赞成对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所写的《海瑞罢官》的批判，1966年5月被打倒。

“彭、罗、陆、杨”事件： 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中宣部被指责为“阎王殿”。陆定一就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阎王”， 1966年5月被停止工作。 杨尚昆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根据中央的规定，在一定场合为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安排录音，以便存档。但被诬陷为对毛泽东搞“窃听”和“秘密录音”，并指责他泄露党的大量机密。1965年11月，他被撤销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被立案审查。

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在紧张压抑的气氛中进行，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 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公开贴出大字报。6月1日晚，按毛泽东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人这张后来被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一时间，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学校都出现了学生造反的“革命运动”，张贴大字报，矛头指向党委、党支部及教师。

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矛头实际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少平。

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四、“文化大革命”迅速扩展到全国 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集会上，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有理”等歌曲的红卫兵挥手致意，表明他对红卫兵的支持。

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在当时十分普及

“把毛泽东的讲话谱成曲，使之成为广为传唱的语录歌”

第二十一章 从“全面夺权”到党的九大

一、“全面夺权”导致“天下大乱” 上海“一月夺权”

全国内乱迅速升级 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批斗王光美大会 谭震林批斗大会 陶铸批斗大会 黑龙江省委书记处的书记集体被批斗

反对动乱的正义抗争 全国性动乱的急剧蔓延，不能不引起一直为动乱局面深深忧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坚决反对在军队搞文革运动。 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上斗争达到白热化。陈毅、李先念、余秋里发言措词尖锐，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极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痛快淋漓地揭露和抨击了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这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这场正义抗争被说成“二月逆流”。

三、“全面内战”和试图控制局面的努力 1967年五六月间，四川、浙江、广西、安徽、陕西、云南、河南等省区分别发生武斗流血事件。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离京南下，亲自到比较混乱的中南地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发表一系列谈话，试图在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对某些极端的做法加以限制，使局面能够得到控制。

四、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４日在北京举行。 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 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刘少奇被诬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被迫害致死。这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

第二十二章 “斗、批、改”运动与7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 第二十二章 “斗、批、改”运动与7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

一、战备高潮与“斗、批、改”运动 1969年初至1970年初，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全国性战备高潮。1968年起中苏边界冲突事件显著增加。 “斗、批、改”运动全面展开，主要有“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教育革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二、7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 自1969年起，由于形势相对稳定，整个社会生产有可能正常进行。 以战备为主要的任务的“三五”计划掀起经济建设新的高潮，以尽快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计划滞后局面。 “四五”计划虽然有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倾向，也造成了一些矛盾和隐患，但总体上是使国民经济在缓慢复苏。

第二十三章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及其覆灭 第二十三章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及其覆灭

一、九届二中全会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矛盾的激化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勾结和争夺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天下大乱”的环境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依靠动乱和鼓吹极左思潮攫取了很大一部分国家权力。 在“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他们需要相互勾结和支持，九大以后，他们加速走向倾轧和争斗。

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种种阴谋乃至暴力暗杀手段，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破产后，林彪等人乘飞机外逃，机毁人亡。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256号三叉戟飞机残骸

第二十四章 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党的政策

一、“批林整风”运动 毛泽东从林彪事件中汲取了一些教训，对极左思潮进行了一些修正。 毛泽东虽然不能从整体上认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重新的思考使他放弃了前几年对“文化大革命”的赞扬和肯定。

一、“批林整风”运动 1971年10月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传至基层。按照毛泽东的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

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周恩来一直在可能的范围内，抑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加快落实干部政策、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顶着江青所谓“崇洋迷外”的压力，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并着力恢复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重灾区” 。

三、批判极左思潮的中断与十大的召开 江青集团批判“右倾翻案”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批判极左思潮之初，江青虽曾有所收敛，但当他们意识到这种批判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意义。1972年下半年，他们开始全力进行反扑，批判“极右”和反击“右倾翻案”。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在极左思潮再次抬头的背景下，不论是在思想路线上都继续了九大“左”倾错误。

第二十五章 外交战略的转变和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第二十五章 外交战略的转变和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一、外交工作受到冲击和对外关系的初步修复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偏差。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外贸进出口大幅下降，还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发生恶化或断交。甚至在北京出现了攻击外国驻华机构的恶性事件。 1969年以后，外交工作受到毛泽东的重视，逐渐采取多种方式改善和发展外交关系。同其他部门比较，外交部门受“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的时间稍短一些。

二、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 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战略的重新思考 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国际格局初露端倪：中国不与任何大国结盟，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减弱，美苏不再像战后初期那样掌控世界。中美关系大门在悄然打开，但中苏关系由于边界冲突等问题从恶化走向敌对。 1969年下半年，中、美、苏关系非常复杂而微妙。中美关系在逐渐改善。1971年，日本名古屋世乒赛结束前，毛泽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为打开两国官方关系的拉开序幕，这是著名的“乒乓外交”。

三、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美关系转变给国际关系带来巨大冲击。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不顾美国的阻挠，终于作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标志中美关系正常化正式开始。

第二十六章 1975年的全面整顿

一、“批林批孔”运动和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他极其担忧“文化大革命”总体评价的走向，进而提出要批判孔子的问题。 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开的批林批孔大会

二、挫败江青集团“组阁”阴谋的斗争 1974年10月，中央宣布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组阁”名单过程中，江青等人多次挑起事端，企图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请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邓小平委以重任。

三、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 整顿军队。要求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整顿铁路。他强调：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 在铁路整顿的带动下，整顿在科技、文艺、教育、农业等方面全面展开，工业生产出现你追我赶，蒸蒸日上的势头。 全面整顿初见成效，但“四人帮”竭力阻挠整顿进行。根据毛泽东意见，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

四、对邓小平的错误批判导致整顿中断 毛泽东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各方面整顿的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一直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毛泽东逐渐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 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邓小平：“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此后，邓小平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至此中断。

第二十七章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主持整顿的中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使得全国形势急转直下。 就在社会再次陷入混乱时，一件令广大干部群众深切悲痛的事情发生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

北京各界人民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

周恩来的灵车缓缓驶过东西长安街，北京近百万群众伫立街头，默哀送别。

首都钢铁公司的工人在天安门广场上发表演说，愤怒声讨“四人帮” 二、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抗议运动 首都钢铁公司的工人在天安门广场上发表演说，愤怒声讨“四人帮”

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

从1976年3月底到4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人民群众大规模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事件，被统称为四五运动。

三、党在关键时刻扭转危局 天安门事件以后，“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病重、对外界情形知之甚少的状况，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一步升级，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展开。 1976年下半年，正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喧嚣正盛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几件大事进一步加剧了全国的动荡……

1976年7月6日，朱德总司令逝世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造成24.2万人死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首都各界和全国各地代表向毛泽东遗体告别

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就突击发放武器，加紧装备上海民兵，总计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妄图使上海成为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根据地。 “四人帮”操纵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的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信”，还伪造毛泽东临终“嘱咐”。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到中南海江青的住所宣布执行同样的决定。

江青 王洪文 “四人帮” 张春桥 姚文元

第二十八章 对“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基本分析 第二十八章 对“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基本分析

一、“文化大革命”内乱的严重危害 在党的历史上， “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这场“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若干进展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这十年中，我国在经济上也取得一定进展，在国防科技和外交工作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一）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备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三）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 （四）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不能实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 （五）必须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方针和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而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

第四编 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

第二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左”的指导方针的延续 第二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左”的指导方针的延续

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 华国锋要求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因此局限性在于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全部肯定。 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

二、国民经济的复苏和急于求成倾向的出现 生产秩序的整顿和国民经济的初步复苏 新的“跃进”计划的形成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终于得到解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生产，再度成为人们理直气壮的行动，许多停工的企业迅速恢复生产。 新的“跃进”计划的形成 但是，新的“跃进”计划又被提出来，急于求成，却事与愿违。

三、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再次复职 1977年7月16日-21日，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邓小平再次复出，担任中央党政军领导职务。 邓小平恢复职务的决定，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庆祝会。

第三十章 拨乱反正的局部进展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一、平反冤假错案和澄清教育科学 文艺领域的是非 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为大批无辜遭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落实政策，是粉碎“四人帮”后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但是，受“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一些案子还是迟迟得不到平反。 邓小平复职后分管教育和科学的重任。他号召尊重劳动，尊重人才，为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在他的推动下，高考制度恢复。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科学的春天》为题作了书面发言 呼唤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次大会有力推动了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科学事业，开始重新展现出春天的景象。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与陈景润握手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科学的春天》为题作了书面发言

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已逐步展开，但在涉及指导思想方面的根本问题时，几乎都同“两个凡是”的方针发生尖锐冲突。 1978年4月，《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邓小平等老同志纷纷表示支持这一讨论的开展。

三、真理标准讨论对拨乱反正的有力推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蓬勃开展，很快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有力地推动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重大错案进行复查和平反。

第三十一章 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

一、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和 外交工作的积极成果 随着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开展，我国的对外交往明显增加，不仅多次邀请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而且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次出国访问。 最受瞩目的是邓小平1978年10月对日本进行的访问。 中日、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对中国外交和世界局势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而且有利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改革开放和工作重点转移的酝酿 党内要求改革的呼声 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的谈话 在进行历史反思和放眼世界时，人们首先强烈感受到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 党内多次讨论，酝酿实行改革开放。 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的谈话 1978年9月到东北三省视察，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对解放思想和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对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生产力，作了一次重要的思想发动。

三、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实现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大大超出原有议题，对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和“反击右倾翻案”等错案的平反问题纷纷提出。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主题报告。

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基本经验 结束语 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基本经验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时期。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如下：

主要成就 彻底结束旧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祖国大陆的高度统一。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 建立起巩固的国防，不断推进人民武装力量建设。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加强，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

主要经验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从基本国情出发，正确判断把握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发展生产。 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 按照民主与法制紧密结合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重视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主要经验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制定和及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积极创造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 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