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红李白皆夸好，须得垂杨相发挥 ——漫谈辩证唯物主义的民主观 桃红李白皆夸好，须得垂杨相发挥 ——漫谈辩证唯物主义的民主观 （第二部分） （2005年2 月2 日在市委教育工委学生业余党校上讲课稿） 市委教育工委党校 陈南进

骄傲走向极端就是漠视别人。当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时候，很容易使人民产生自高自大的心理，衍生一种民族排外情绪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维方式。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绝不是爱国主义。我们只从意识形态和心理状态上看，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基督教右派确实有一种“上帝选民”的普世情结，他们以“当今霸王舍我其谁”的心态斜视着世界，他们要替上帝行道。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安东尼·帕格登最近撰文说：“美国与大英帝国和罗马帝国有一个相似之处。这三个国家都声称肩负着拉迪亚德·吉卜林所说的某种‘白人的重任’。就美国而言，这就是民主。”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这么分析的：“这些人认为，权力有必要掌握在那些受基督教右派价值观、并且在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中贯彻这一价值观的人手中。这好像是圣经在决定着政治方向，他们就是这么宣称的。” 人的行为是最直接的价值观。那些以我为核心的政客只想着“我如何连任总统”，投“上帝选民”所好，哪顾得上别国人民的死活。美国的一些“上帝选民”过去经常要借所谓人权问题拿别人开涮（shuan），指责别人这不好那不好，中国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自然就成了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出气筒”。2004年美国大选，占选民人数42%的“基督徒”中有78%的人选择了布什，这正印证了克林顿的上述说法。美国如果真的有人关心人权的话，请看看后面的 “战火中的伊拉克小女孩”这张震撼人心的新闻照片。

垄断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结果就是战争。如果没有“9 垄断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结果就是战争。如果没有“9.11”事件，美国也会打一场战争。这不只是文化因素决定的，还有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在小布什第一任刚上台的2001年，有西方学者就预测，作为美国军工集团的政治代表共和党政府必有一战，因为这可以一箭三雕：其一是民主党总统克林顿领导美国的八年里，新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政府财政由赤字变盈余，而小布什上台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幸运，美国网络经济的泡沫开始破裂，经济已经走下坡路，共和党政府势必有动作，转移人们的视线，为小布什今后连任作准备；其二是世界多年没有大的战争，美国军工集团的产品大量积压，势必要寻找更多的买主；其三是共和党要考虑怎样把克林顿节下来的税收钱变到垄断资本家们的口袋里去。正是这些因素，促使小布什一上台就舞拳弄腿，一会儿说中国、古巴、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等国是“邪恶轴心”，一会儿说要用民主来改造中东等，寻找下手的借口。

4、穷人如果不绝望，就不太可能跑到美国去反对民主 反恐是当今世界的一件大事。看看西班牙的爆炸和俄罗斯别斯兰的悲剧就知道，恐怖主义的危害是令人发指的。非此不一定即彼。美国现在把反恐作为一面旗帜，宣称谁同他站在一起就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结果在这种“9.11综合症”的作用下，风声鹤唳，树敌越来越多。伊拉克战争就是在反恐的大起旗下进行的。但是打了一年多的战争，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反恐越反越恐。

2004年12月3日，《印度教徒报》刊登了普京总统的谈话：“和阿富汗已发生的情况一样，伊拉克已经变成一个恐怖主义威胁的温床，一个恐怖威胁的发源地和好战争分子的‘孵化器’。” 他说：“正是在这个地方，在现在这个时候，成千上万名未来的恐怖分子被吸收为恐怖网络成员。这些未来的恐怖力量极有可能会驻扎到世界各地。” 面对恐怖主义，除了那些骑虎难下的国家外，一切有正义感的人都在思索治本之道。

欧盟主管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最近撰文道：“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恐怖分子辩护，但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忽视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显然有一些狂热分子组成的组织，这些人并没有政治诉求，但不满和不公平为这些人提供了土壤。必须正视这些问题。” 像左图被虐待的那些阿拉伯穷人，他们压根儿就不明白什么是美国的民主，他们最想要的是食物、水、住房和工作。他们不会跑到美国去反对美国的民主，他们自小所看到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无作非为，看到的是

几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了家园，迄今也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重返故土。就像今天他们关心台海问题一样，美国人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长久控制阿拉伯的石油，是美国自己能否长久地控制世界，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和政客们自己的利益。眼前的现实与高尚的民主反差实在太大。

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2004年9月写道：“迄今为止，全世界最主要的潜在不稳定源就是贫困，还有贫困给全球大批民众造成的无助和绝望情绪。” 他说：“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30年里，大多数冲突的根源不是种族、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缺乏经济机遇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争夺。这项研究为一种颇具洞察力的观点提供了论据，即：如果人们有工作，如果他们有希望，他们不太可能诉诸暴力。”虽然说富裕不等于必然会产生民主，但经济落后却制约民主，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这段话对我们中国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5、比较中国和西方民主的四种方法 由于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的社会发展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社会的过程，由于封建势力十分强大，再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本国的资产阶级发育不健全，虽然资产阶级也发动过民主革命，但都未能取得最终成功。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假如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最终获得成功，没有袁世凯等人的封建势力的复辟行为，也就没有后来的军阀统治和混战，五四运动也许不会很快发生，人们不会很快想到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会那么快进入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许会推迟好些年。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到了封建军阀的手里，才引起后来的历史走向：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

历史的走向是客观社会发展的必然，它和学生做数学作业不一样，是不能这样或那样地做假设的，更不能任人随意地选择。五四运动实质上就是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开端。有人总认为中国的民主建设不如西方民主发展得早，静止地比较，是这个情况，但如果我们从动态的过程来看，中国的民主发展得迟，进步得快，这是许多史学研究者的一个共识。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建设也不是革命一成功，民主制度就建立起来了，而是经过了多次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才得到巩固和发展的。英国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算得上是打头阵的，从1640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君主立宪制确立，花了近48年时间。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示范和“发酵”，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从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算起，到1848年二月革命成功，法国资产阶级政权完全获得巩固，花了59年时间，期间多次经历了封建王朝的复辟。如果我们从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算起，经过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38年时间。这是一种比较方法。

另一种比较方法，从1688年英国确立君主立宪算起，至今已经有317年，中国从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国，至今近56年，虽然我们的人均GDP不高，但我们今天能够立足于世界之林，让13亿中国人能够安稳地生活，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国，被世人公认为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最近包括英美等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就是一个反证。

第三种比较方法是，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在工业革命有了一定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充分发育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而中国的民主制度是从打破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生产力的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困难程度要大得多。

第四种比较方法是，要看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是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目标是为了巩固和维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在现阶段虽然允许多种经济制度形式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改变。由于这个质的不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广度和深度将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要广泛和深刻得多。

6、“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谁成功了 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从2004年5月起，世界上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展了一场讨论，而且这场讨论到目前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讨论的焦点是“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谁成功了。中国人自己反倒没有十分在意这场讨论，只是通过《参考消息》等报刊略知一二。

本来没有“北京共识”这一提法，只有“华盛顿共识”。2004年5 月，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问题顾问雷默写的《北京共识》的论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1990年针对拉美严重的债务问题而提出的对策。他强调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特别强调资本的自由流动，它要求解除管制、向直接投资完全放开和放开汇率和利率。这位似乎不谙（an）世事的教授从教科书上抄写的“药方”，结果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害苦了拉美一些国家，并且后来波及亚洲，造成亚洲金融危机。这件事一直到今天，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都怕和世界银行打交道，这次大海啸过后，世界银行欲向这些国家贷款，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连连摇头说不用。

因为“华盛顿共识”的失败，雷默有感而发，写了《北京共识》。他所说的“北京共识”是什么呢？雷默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

“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有空想，它是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 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邓小平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最近写了一篇《“中国模式”广受世界关注》的文章，对所谓的“北京共识”作了诠释：“‘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早就开始重视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对本国经济得不到发展、民生得不到改善一直忧心忡忡，苦于找不到 好的模式。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历来就主张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民主政治模式。很多国家也的确在这方面作了诸多尝试，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反而政治失序，经济落后，民生艰难。”

“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国家，其一举一动都会对第三世界产生很大影响。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发展模式。”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大本营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开始对‘中国模式’另眼相看了。二战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不遗余力，花费了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结果不佳。很多人对最近在中东地区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的前景也不乐观。美国民主似乎只能在美国本土运作，出了国门没有成功的希望。”

7、要冷静地看待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无论是“北京共识”或称为“中国模式”，并不否认民主、自由、人权。中国强调的是要根据国情来发展自己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模式。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反对一些人的霸权主义，也用不着随意地去否定美国的民主，更犯不着因为美国打着“民主”的旗号陷入伊拉克泥潭而幸灾乐祸。西方的民主是西方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研究和借鉴别人的民主成果，但不是照抄。

世界上的人无不在以自己的经历和思维在构建着自己的认知体系，同时也在以自己的认知方式和心理背景认识着我们这个世界。所谓“北京共识”是许多人对中国发展的共同感受。我们要以感激和冷静的心情面对世界对中国发展变化的积极评价。 为什么说要感激？这是因为我们国家过去很贫弱，经常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负，别人瞧不起中国人，许多中国人既容易自卑也特别自尊。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受到世界上许多人的认同，中国的软实力有了提升。

为什么说要冷静？这是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既有旁观者清的一面，也有受到局限性的一面。我们不能总是拣好话听。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涉及到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切身利益，中国人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不能听了一些好听的话，就感觉特别好，把外国人赞扬的话搬过来作为套话，自己糊弄自己。

有许多事情对于中国的局外人，别人是感受不到的，或者说感受上是不深的。譬如，我们国家的经济确实发展得非常快，一面是林立的高楼不断地出现，一面却是乌黑的河流散发出恶心的臭气；一面是一条条高速公路奇迹般地建成，一面却是一座座青山被剃成了“秃顶”；

一面是 一座座钢铁厂在不断地建设，一面却是煤炭供应紧张，煤矿事故不断；一面是城市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一面却是农业的耕地在不断地减少，粮食供应面临新的危机；一面是有些人用钱像流水，财富在不断地膨胀，一面是贫困的人口缺医少药，生活面临着许多困难；一面是国家的许多的法律制度不断地出台，一面却是干部贪污腐败的风气时不时地出现；一面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充满着活力，一面却存在着经济失序，假冒伪劣产品不断现身······这些，外国人知道一些，但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最深刻。

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看待上面所说的现象，当我们在讴歌中国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时候，就不得不非常冷静地思考如何克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和谐、不协调的现象，就能够非常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战略意义。为什么说十六大以及它的几次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等重要思想是指导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法宝，个中的道理非常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