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虫综合治理 Integrated Pest Mangement 扬州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冯从经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学科涉及生态学、经济学、环境保护学和系统科学等诸多领域,与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密切相关。通过有害生物综合治理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最新理论和方法,了解国内各类作物的有害生物防治的技术,并对系统科学的应用有所认识,最终合理运用各项防治措施。
教学内容 第一章 概论 (6.0 学时) 第二章 害虫综合治理的理论基础 (2.0 学时) 第三章 害虫综合治理的经济学原理 (2.0 学时) 第四章 害虫综合治理体系的防治技术 (8.0 学时) 第五章 我国农作物害虫综合治理进展 (4.0 学时)
害虫综合治理:历史背景及当代发展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晚期, 在IPM中有害生物包括杂草、病原体和非节肢动物类的动物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缺少有效的杀虫剂,植保专家依赖害虫生物学知识和栽培实践来制定多种手段的防治策略,在某种意义上这策略成为现代IPM系统的先驱。到20世纪晚期,IPM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术语,被普遍理解和频繁使用。
有害生物入侵上海
茄果类病虫害
IPM的发展历史 19世纪40年代早期至60年代中期被称为害虫防治的黑暗时期。至19世纪50年代末期,人们即开始对以杀虫剂为主的害虫防治措施提出警告。特别是随着在加利福尼亚和南美、北美棉花工作者,以及在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工作者在落叶果树上出色的生物防治工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发现了过分依赖杀虫剂的灾难性后果的早期预兆。
IPM的发展历史 20世纪40年代早期随着有机合成杀虫剂的出现,这时植保专家们开始集中精力检测化学药剂,这对研究害虫生物学和非化学防治方法不利。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综合治理延伸到科学文化教育和害虫防治实践中,尽管那时“害虫治理”作为一个相近概念正受欢迎。无疑,新型有机合成杀虫剂的失败——抗药性、主要害虫再爆发、次要害虫爆发及环境污染成为“综合防治”概念的最初形成和不断盛行的基本因素。尤其是美国作家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给人的深刻印象加速了人们对“综合防治”概念的接受。
IPM的发展历史 在1965年,来自36个国家的植保专家参加了意大利罗马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讨论会,这次会议上“综合治理”概念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发展。1969年和1970年美国昆虫学家接受澳大利亚“害虫治理”,替代美国的“综合防治”。直到1972年,“害虫综合治理”和其缩写IPM才被录用到英语文献中,并被科学界所接受。
IPM概念的传播 20世纪后半期,美国促进IPM走向植保科学前沿,这就同样影响了其它大多数国家。其实,苏格兰新星和加拿大苹果害虫及秘鲁棉花害虫的典型综合防治项目提供了一些早期的田间IPM成功实施模型。另外,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害虫综合防治专家小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促进IPM的必要的合作、领导和资源。
IPM概念的传播 由粮农组织、联合国发展项目、联合国扩展项目和世界银行共同主办建立了全球IPM设施支持粮农组织IPM最新发展,这正好响应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讨论会的宗旨,指出了IPM作为《21世纪议程》的一部分在农业中的重要作用。这个全球IPM设施作为合作、咨询、建议、筹划实体,服务于全球IPM的发展。
IPM概念的传播 当前,许多国家IPM项目通过合作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在巴西主办了各种项目,包括大豆生产和保护的技术协助,自一开始,IPM就有很大的优越性,在巴西和其它拉美国家,大豆IPM项目的成功作为其它农业产品类似项目的典范。
IPM存在的问题 尽管国内和国际力量的大力支持,IPM进展很慢,大面积农产品依然面临虫害或过分使用农药造成的过度损失;尽管过去10多年IPM的成功无可争议,但仍存在忧虑:(a)项目进展速度太慢了;(b)许多项目仍基本依赖适时使用杀虫剂作为主要治理策略;(c)大部分项目(包括节肢动物,病原体或杂草)以害虫为中心,而很少考虑多重害虫作用。
IPM与可持续农业发展 可持续性农业这个词首先出现在1978年的文献上,但1985年才正式引用。 确实,IPM为可持续性农业提供了概念方法和实施范例。从IPM观点出发,可持续性农业为推动IPM更高的综合水平提供了基础。IPM是具有最强大的生态学基础的可持续性农业的组成部分。IPM不仅促成农业的可持续性,而且作为一种模式服务于生态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以及为其它农业系统组分的发展提供范例。
IPM的模式 IPM模式指明,害虫及其治理存在于三个多维空间的交界面上,即生态学、社会经济学和农业,且复杂性水平不断上升,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基于这个论述,IPM可认为是多种综合水平的相互作用系统。IPM项目的成功通常以全面减少控制主要害虫的杀虫剂用量来衡量。事实上,杀虫剂用量减少是IPM的一个理想结果,但这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方法。也有特殊情况,即使在IPM指导下,为了保持农业产量,也必须多用而不是少用杀虫剂。关键是在IPM准则下使用杀虫剂,也就是说,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控制,再选择使用杀虫剂。
IPM的未来 国际农业和生物研究中心估计了IPM与2000年环境,相当一些论文和报道试图设计下世纪的IPM。新的IPM策略预期有重大的发展:排在首位的是植物和昆虫(天敌)遗传工程的成果,开发未被充分利用的天敌、发展新的生物农药、抗性治理延长、必要杀虫剂和转基因植物的有效使用、合理使用半化学制剂来丰富现有的IPM策略。
Bt抗虫基因
IPM的未来 因特网上信息传播方便和速度可能影响下世纪的IPM。根据真实气候资料可靠预测模型的希望可能最终能实现,随着项目和气候信息可从网上获取。网上信息和教育项目可利用了,合理使用将会带来正面效果。
IPM的未来 总之,IPM提升到更高的综合水平将依照对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和动态理解的深度而定。因为农业生态系统是生态学和社会经济学范畴交叉的结果,如果它不利于实现生产者的经济目标和满足社会需求,则不会有技术创新。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害虫防治历史的回顾及害虫综合治理的提出 第二节 害虫综合治理的概念及特点 第三节 制定害虫综合治理规划的原则和方法 第四节 害虫综合治理的推广实施及对策
第一节 害虫防治历史的回顾及害虫综合治理的提出 害虫防治的历史 害虫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的提出
一 害虫防治的历史 早期的害虫防治 害虫防治方法都是一些经验性的土办法;而且在害虫防治时常带有迷信色彩。 文艺复兴之后的害虫防治 在西方国家,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科学技术得到较大进步。这一时期害虫防治的主要特点:(1) 化学(土)农药(主要是植物性农药和矿物农药)得到较大发展,害虫防治进一步多样化;(2)利用农事操作和生物防治开始出现,并得到较大发展。
二十世纪初的害虫防治(1900-1940) 从害虫防治技术上没有较大发展,但在害虫天敌的引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多以失败而告终。但人们开始认识到防治害虫仅用单一的方法很难奏效,因此提出“综合防治”(Integrated control)的概念,其着眼点是要把各种害虫防治方法——农业技术防治、化学防治法、生物防治法、机械防治法等配合起来,共同应用,以便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提高防治效果。它的基本思想仍是消灭害虫;没有从生态学、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方面考虑害虫防治。
害虫防治的第一次革命(1940-1962) 20世纪40年代害虫防治发生了第一次革命性的改变,这是由于DDT的出现所引起的。英法两国同时发现与DDT同效的六六六,后来又发现了许多高效的有机氯杀虫剂。德国在二战期间也发展了有机磷毒物,后来发展为有效的杀虫剂。 同时,也出现了人们通常说的“3R”问题:害虫抗药性(Resistance)、农药残留(Residue)、害虫再猖獗(Resurgence)。 总之,DDT等新型杀虫剂的出现带来了第一次革命,它大大地提高了防治效果。
杀虫剂影响男性生育
害虫防治的第二次革命(1962-现在) 由于长期单纯使用化学农药,开始出现了许多不良后果。美国Racheal Carson在1962年写了一本《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描绘了大量使用农药造成的后果。昆虫学家和植保工作者开始重新考虑害虫防治的策略。这时人们重新提出害虫综合防治(IPM)策略。害虫综合治理的提出和实施,给害虫防治带来了第二次革命。
害虫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gement-IPM)的提出 在60-70年代,除了IPM策略外,也又人(Dicket,1948; Bartlet, 1956; Stern,1959)提出IPC的主张,他们主要是从农业生产的经济观点,着重谋求化防与生防的协调应用。 Frange又主张应用综合运用天敌为中心的耕作等一切有效防治方法。Gicket 60年代初又提出害虫治理(Pest Mangement)的概念,明确指出害虫防治不是以“消灭”为目标,而是将种群数量控制在不造成危害的水平。
第二节 害虫综合治理的概念及特点 概念的发展概况 害虫综合治理的特点
概念的发展概况 国外 (1)196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及生物防治国际组织(IOBC)联合召开了一次会议(罗马),提出害虫综合防治一词(Integrated Pest Control, IPC),并开始在欧洲地区应用,美国稍晚些时候也应用该词。 (2)1972年,在美国召开了一个环境质量保护会议(简称CEQ),决定把IPC改为IPM,即现在用的名称,从而与以前20-30年代提出的综合防治相区别。IPM或IPC中的Pest一词,在60-70年代提出,主要指害虫(包括害螨),现在则泛指有害生物(包括病虫、杂草、害虫等)。
IPM的几次定义变革 1966年,FAO害虫综合治理定义: “害虫综合防治是一套害虫治理系统,这个系统考虑到害虫中的种群动态及其有关环境,利用所有适当的方法与技术以及尽可能互相配合的方式,把害虫种群控制在低于经济受害的水平之下。”这一定义表明:(1)要用经济阈限决定是否防治害虫,即只要求降低害虫种群数量,使其不造成为害,而不要求彻底消灭害虫;(2)害虫防治要根据害虫种群动态及其有关环境;充分考虑自然环境所起的作用。(3)重新提出各种防治方法的协调配合。
Rabb (1972)的IPM定义 “IPM靠明智的选择及利用各种防治害虫的方法来达成生态的、经济的及社会的效益”。这一定义指出了IPM不仅要消除害虫的为害,还要不影响生态系统,及保证社会安定。
Smith R.F.(1978)的IPM定义: “IPM是一个多学科的、偏重于生态学的害虫管理方法。它利用各种防治方法配合成为一个协调的害虫管理系统;在它的实施中,害虫综合治理乃是多战术的战略,但是在这些战术中,要充分的利用自然防治因素,而只是在必要时才使用的人工防治方法。”这一定义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防治策略都要使用所有的防治手段与环境中的自然调节因素配合起来。它也明确地指出:害虫综合防治一定要考虑生态平衡,是多种防治方法的有机配合,并强调:(1)要强调及充分利用自然控制因素;(2)不到经济阈值不进行人工防治。
国内 1、50年代初期,在有的农业害虫防治工作报告中,就提到综合防治。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把农业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物理的各种防治方法因地制宜的结合运用以提高防治效果,补充各种方法的不足。这与国外20-30年代提出的综合防治大致相同。
2、 1974年秋,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受农林部的委托,在广东韶关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作物主要病虫综合防治的讨论会。大会代表认为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作为植保工作方针。会议给综合防治下了一个定义:“综合防治是从农业生产的全局出发,根据病虫与作物、耕作制度、有益生物和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辨证关系,因地制宜、合理应用必要的防治措施,经济、安全、有效地消灭或控制病虫危害,以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定义的特点:(1)从农业生产的全局和农业生态系的总体出发。(2)综合治理是建立在各项措施的基础上,但不是各项措施的简单相加。(3)要考虑经济、安全、有效。 不足之处:(1)未能强调自然控制因素。未给“经济有效”一个定量标准。
3、1975年,在河南新乡的全国植保工作会议正式制定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并提出把“防”作为植保工作的指导思想,在综合防治中,要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因地制宜的合理应用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措施,达到经济、安全、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的目的。
4、1979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有关方面专家,编写了《中国主要害虫综合防治》一书,在书中,马世骏对综合防治的内容做了说明:“综合防治是从生物与环境的整体观念出发,本着“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和安全、有效、经济、简易的原则,因地制宜,合理运用农业的、化学的、生物的、物理的方法,以及其它有效的生态手段,把害虫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以达到保证人畜健康和增加生产的目的”。
5、 1981年,在山东青岛召开的中国植保学会第三届年会上,又进一步讨论了综合防治的概念与我国植保方针,评论了化学、生物防治等技术措施在综合防治中的作用和地位。会议认为:“综合防治应进一步树立生态学的、农业经济学的和环境保护学的观点,从有效、经济、安全等方面来衡量其作用。综合防治不仅是防治手段上的多样化,而应理解为综合运用的必要手段……”。 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应将“综合防治”改为“综合治理”。经讨论,为避免名称上的混乱,暂不变更,但二者的概念含义与指导思想基本一致。但是,与国外的IPM又有不同,即后者进一步充实了“系统理论”的内容,把害虫看成资源管理的一部分,又同时强调了自然控制的作用。
6、 1984年,农林部召开全国植保处(站)长会议,对综合防治进行了讨论,指出:“病虫草害的防治工作,应当从生态学的观念来考虑”。并认为“综合防治不是搞拼盘”,在一个地区,对一种作物的病虫害防治应该通盘考虑;因地因时因病虫害制宜地协调运用农业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病理的多种手段,经济、安全、有效地将病虫害控制在经济允许的水平之下”。 该定义较以前的定义不同是:(1)强调害虫防治要从生态学考虑;(2)首次在我国的综合防治定义中使用经济允许水平作为经济的定量标准。
通过IPM发展的历史,大家想一想,来给IPM一个定义吧!
1986年11月,由中国植保学会和农科院植保所,在四川成都联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作物病虫综合防治学术讨论会上,总结了1974年第一次综合防治会以来的进展和经验,再次修订了综合防治的概念: 定义:“综合防治是对有害生物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系。它从农业生态的总体出发,根据有害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因地制宜协调应用必要的措施,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受害允许水平以下,以获得最佳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它是一种对有害生物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系,它不仅包扩技术方面,而且包括组织管理、制定政策、经济收入、综防队伍的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这一定义是迄今最完美的定义,它与国外的IPM完全一致。
小 结 有关IPM的定义,Kogan(1998)作了一个统计,在英文文献中至少可以找到64种不同的版本。在我国也有多种定义。尽管大家给IPM的定义以及对IPM的具体含义的理解不尽一致,但以下的基本思想是大多数人所公认的。 IPM或IPC包括三个基本观点:(1)生态学的观点;(2)经济学的观点;(3) 环境保护的观点。
害虫综合治理的特点(基本思想) 容忍哲学 以生态系统为管理单位 充分利用自然控制因素 强调防治措施间的相互协调和综合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全盘考虑 提倡多学科的协作
容忍哲学(philosophy of containment) IPM的基本哲学思想是容忍哲学,它与以往害虫防治中的消灭哲学(Philosophy of eradication)完全不同。 关于害虫的概念,传统的定义是:“为害人类或人类资源的昆虫,使人类受害,使资源受损,降低其利用率、质量或价值”。所谓资源,包括农作物、家畜、人类的衣物等。在IPM中,“害虫”的概念是相对的,即只有发生在种群密度超过经济阈值时,才能称其为害虫。因此,一种昆虫能否成为害虫,决定于它的种群密度与造成经济损失的程度。 IPM,不要求彻底消灭害虫,它提倡与害虫协调共存,强调的是对害虫种群数量进行控制,也就是说允许少量害虫存在于农田生态系统中,即允许害虫在经济受害允许水平以下继续存在。
以生态系统为管理单位 从系统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害虫是农田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分(分量)。因此,害虫防治友要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把害虫作为其所在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分量来进行研究和控制。害虫防治必须全面考虑整个生态系统,要以生态系统为管理单位,既要考虑各个组分的改变,如何影响害虫数量的变化,也要考虑害虫数量的变化(即防治后果)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 既然害虫综合治理以生态系统为单位,那么管理的范围大小应根据害虫的迁移能力来决定。 总之,IPM第一次提出了防治害虫不只是对害虫,而是从调节生态系统中的个组分的相对量出发来控制害虫的为害。
充分利用自然控制因素 1、自然平衡: 在稳定的生态系统中,在一定时期内,生物种群是相对稳定的;各种环境因子的复杂结合影响到群落中的各种群,使其种群数量在特有的上下幅度内维持动态平衡,这就是自然平衡。其过程是,当种群数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过剩或不足后,又能使种群恢复到特有的平衡密度,这种恢复力是极为重要的,它是测定一个生态系统好坏的重要指标。 自然平衡是各种生物在自然环境内自动调节的结果,它保证一个生物中的种群数量既不会衰亡到灭绝程度,也不会无限度的增长。形成自然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种群的自然控制作用。
2、自然控制因素 主要包括:(1)天敌;(2)植物的抗性;(3)有限的资源(害虫的食料,生存空间等);(4)周期性的灾害气候及其它为害因子(热、冷、干、风、雨等);(5)种内竞争和种间竞争(动物与植物间,害虫的不同种间,害虫与天敌);(6)自然死亡。 在以上的各种自然控制因素中,天敌是许多农业害虫和害螨的重要自然控制因素,因此,害虫生物防治就是人为地加强这一因素的作用。另外,植物抗性在IPM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总之,充分利用自然控制因素是现代害虫综合防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高度重视生态系统中与害虫种群数量变化有关的自然因素的作用;因此,IPM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控制“环境”,增强自然因素的作用。
强调防治措施间的相互综合和协调 1、综合 害虫防治实践告诉人们,单一的防治措施常常不能解决复杂的害虫防治问题。因此,现代害虫综合治理在防治策略上强调不依赖任何一种防治方法,而要求多种方法的协调配合,即主张多战术的策略。但是这种综合不是几种措施的简单相加,即混合防治;而是有机地协调应用各种措施的优点,以达到综合控制害虫的目的。对某一具体害虫来说,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措施,并根据各措施特点协调配合使用,不能千篇一律。
2、协调 -IPM要求各措施与自然控制因素的协调 (1)人为防治措施与自然控制因素的协调 现代害虫综合治理强调充分利用自然控制因素;因此,一切人为防治措施,都应该与自然控制协调,促进自然控制,而不是削弱自然控制。 (2) 各种人为防治措施之间的协调 一般来说,生物防治、农业防治等一般不可与自然防治发生矛盾。物理防治方法多种多样,有的方法常与自然防治发生矛盾,如黒光灯诱杀害虫,同时也诱杀部分天敌。
3、化学防治在IPM中的地位 化学防治往往与自然控制和生物防治相矛盾,即它不但杀伤害虫,也杀死了大量的天敌,因此应尽量少用药,但必须指出,因为目前还没有简便有效的、可靠的生物防治法或较好的抗虫品种等措施来控制它们,因此在害虫暴发成灾时,还必须依靠杀虫剂的应用。 实际上,化学防治在提出IPM后,已经有了很大改进,主要时促进它与自然控制和生物防治的协调,即合理用药。因此改进的化学防治法在现代害虫综合治理中仍占有重要作用。其中化学防治的合理应用是协调生防的关键。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全盘考虑 任何一种害虫防治策略都要考虑经济效益。如果防治费用大于损失,那么防治就没有收益,就不值得防治,因此IPM中首先考虑:费用与受益之比(Cost/benefit),要制定经济阈值(防治指标),要考虑经济效益。 在IPM中,还必须考虑:受益与危害之比,即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一般来说,对害虫进行防治,将少了损失,对社会有利。但如果滥用化学农药,那就会污染环境,对生态造成危害。IPM对害虫防治的社会经济学和环境毒理学必须考虑。
提倡多学科的协作 根据IPM的基本观点,即害虫防治时,要有生态学、经济学和环境保护的观点。因此,在害虫综合治理的策略的制定进程中,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合作。例如,随着害虫综合治理的水平的提高,系统分析、数学模型和机算机程序对制定最佳害虫防治策略有帮助。相获得一个最佳的管理策略,没有多学科的协作是难以实现的。 但是,需要指出IPM并不是对所有害虫生物防治的最好途径,如对一些检疫对象。
第三节 制定害虫综合治理规划的原则和方法 分析害虫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 发展可靠的监测技术 制定压低主要害虫平衡密度的方案
分析害虫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 调查研究特定农田生态系各组成部分和功能。 要对害虫及天敌种类进行调查,并根据以往的资料,分析各种害虫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即明确主治兼治对象。事实上,在一个生态系统中植食性昆虫的种类是很多的,真正造成严重损失的并不多。
为害植物的害虫分为以下几类: 潜在害虫:其种群平衡密度(EP)一般不超过经济阈值(ET),在IPM管理体系中该类害虫不是真正的有害种类。
偶发性害虫:平衡密度(EP)低于经济阈值(ET)。它主要是受到异常气候或杀虫剂的使用不当引起的。
周期性害虫:平衡密度(EP)低于经济阈值(ET),种群密度较有规律的超过ET。
常发性害虫:平衡密度(EP)常在经济阈值(ET)上下波动,属主要害虫,要密切注意。
最严重(关键)害虫:平衡密度(EP)在经济阈值(ET)以上。其种群密度始终在ET以上。
需注意的几点 某种害虫对一些作物或作物品种是主要害虫,而对另外一些作物或品种可能是潜在或偶发性害虫。如玉米螟在水稻上和玉米上则不同;粘虫在水稻和玉米上不同。 在同一地区,对某种害虫来说也不是一层不变的,即在某一时期可能是主要害虫,如稻飞虱、稻绿蝽、稻苞虫等 不同地区,同种害虫在同种作物上的为害情况也不尽相同。
发展可靠的监测技术 害虫综合治理的实质就是监测与控制,它要求在预测害虫种群达到ET时才采取控制措施。由于气候、作物生长、自然天敌和其它因素随时都在变化,害虫种群也随之变化,所以必须对生态系统中的害虫种群和与之相关的环境条件进行监测,才能为正确的决策提供依据。
分组讨论 我们该如何发展可靠的监测技术?
一、生物学监测 生物学监测就是要对作物的生长发育情况。害虫和天敌的数量变动等进行监测;而作物的生长发育状况,害虫天敌的生物学和生态学则是构成作物、害虫、天敌整个系统的必要信息。 1、主要害虫和天敌的监测 (1)首先要研究主要害虫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与种群动态的规律。 也就是说要做好害虫综合治理,必须了解何时何地发生,发生数量多大,为害程度如何,影响其种群变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只有掌握这些信息,才能探索防治途径,确定防治对策,抓住防治的关键时期。总之监测技术的核心是害虫种群数量的监测,它是害虫防治的基础。
由于许多天敌是害虫种群数量变动的抑制因子,因此应该掌握重要天敌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特别是它们与主要害虫数量变动的数量关系。 (2)、掌握重要天敌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 由于许多天敌是害虫种群数量变动的抑制因子,因此应该掌握重要天敌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特别是它们与主要害虫数量变动的数量关系。
2、预测预报 预测预报是根据害虫生物学特性与发生为害规律,应用生态学、生理学、分类学、气象学、生物统计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等有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对害虫的发生发展与为害趋势,预先作出估测,并加以报道,作为害虫防治的科学依据。 总之,预测预报是IPM决策的一种手段,也是IPM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治与不治、何时才治、用什么方法治、防治到什么程度、不防治可能造成多大损失和防治后可能取得多大效益等问题都要由预测预报来解决。
预测预报内容 可分为: (1)发生期预测;(2)发生量预测;(3)分布预测;(4)为害损失预测;(5)防治预测。要做到预报准确及时,就要深入研究与掌握害虫的生物学、生理学、生态学特性与发生规律,作为测报办法和进行监测的科学依据。
3、作物受害监测 (1)作物受害敏感期的监测 植物受病虫的为害都有相对的敏感期,如果此时与害虫的发生期吻合,不防治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IPM要对作物生长发育情况进行监测,了解各作物生育期与害虫发生的关系,以及环境因素对它产生的影响。这是IPM规划要求掌握的重要信息。 (2)关于作物受害产量预测的方面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许多害虫-产量关系的模型仍处于受害分析阶段,并局限于以确定害虫的ET为目的。如何在虫情预测和作物受害分析的基础上,促使作物受害产量预测预报的客观化和定量化,制订更切合实际的ET,对IPM则是非常重要的。
4、防治措施的有效性监测 任何一项防治措施,不仅对目标害虫起作用,而且也将对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其它生物及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多方面的生态学监测,以揭示处于控制条件下的害虫及其它生物的关系,特别是害虫与天敌的数量变化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害虫监测工作愈来愈多地应用数学的方法,进行监测;特别是在计算机迅速普及的时代,监测工作实现计算机管理。但是,田间直接抽样调查仍是最普遍的监测技术,灯诱和或其它诱集技术也常用于监测系统。多因素构成的系统监测常借助于特殊设备(如雷达)及计算机。
三、制订压低主要害虫平衡密度的方案 害虫综合治理是一种要求努力控制环境条件,充分利用自然控制因子,协调各种控制措施,以降低主要害虫平衡密度的技术措施。 (一)、选择措施的原则; 选择措施应符合“安全、有效、经济、简易”的原则。 安全-对人畜、天敌的安全;使环境不受损害和污染。 有效-指能有效地控制害虫种群密度在经济阈值之下。 经济-要求尽可能降低消耗性的生产资料和人力,即尽可能降低防治费用。 简易-只有因地制宜和简便易行,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利于推广。 安全是前提、有效是关键、经济是要求、简易是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而达到目标。
优先考虑以下三种原则 (1)、改变害虫环境;增加各生物防治因素的效能;破坏害虫繁殖、取食和隐蔽场所,降低其种群密度。 (2)、采用耐虫和抗虫品种:一般不要求免疫和高抗,有时低抗也很有效。 (3)、引进或建立新的自然天敌种群。 以上三种措施一般能有效的控制害虫种群。但如果害虫种群数量突增,则必须使用应急措施,即使用杀虫剂,尽量做到合理用药,以寻求对生态系统破坏最小的方案。
(二)、综合措施的方法 不同措施的综合,对害虫产生的控制效果是不同的,如图1-3(p11);其结果如图1-49p12).
马世骏(1979)提出在我国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各有侧重。 (1)以化防为主,辅以其他防治措施,如目前,稻飞虱、棉铃虫等的防治。 (2)以生物防治为主,辅以化学防治及其它措施,如柑桔害虫等。 (3)以农业防治为主,辅以化学防治及其它措施,如水稻二化螟、三化螟、烟草蛀茎蛾。 (4)多种措施的综合应用。
四、综合治理方案的制定 在明确害虫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经济阈值、各项措施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的基础上,根据各种调查监测资料以及当地耕作和农业环境,大致设计出IPM方案。
第四节 害虫综合治理的推广实施及对策 害虫综合治理技术推广和实施系统 实施害虫综合治理的限制因素及对策
害虫综合治理技术推广和实施系统 害虫综合治理是农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IPM的开展,必然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密切相关,因此,应以生产系统的整体出发来研究IPM的推广和实施体系。
一、IPM技术推广和实施系统 在IPM系统中,具体的农事操作是由农民来实施的。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农民的农事活动与农业技术的研究推广、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以及供应等有密切的关系。这些成分组成了IPM体系中治理技术推广和实施系统。同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亦受到大环境的社会、经济、科学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它们形成了IPM体系的社会经济环境(图1-6)。在IPM中制定和实施计划的进程如图1-7。
实施IPM有哪些限制因素?我们有何对策? 全班讨论 实施IPM有哪些限制因素?我们有何对策?
二、实施害虫综合治理的限制因素 1、政策上的限制 2、科研与推广的严重脱节 3、推广部门(系统)积极性问题,以及配套措施跟不上 4、农民素质问题
植保 专业化 服务 怎么办 ?
我国植物保护专业化服务现状 我国植保专业化服务的主要形式 政府直接参与调控类型 专业技术服务组织(协会)指导类型 植保部门独立或联合村委承包服务类型 集体统防统治队服务类型 民办植保企业服务类型 “五统一分”类型 综合服务类型 科研单位托管类型
现阶段我国植物保护专业化服务存在的问题 地区发展很不平衡 服务人员素质较低 组织管理缺少规范 危害损失界定困难 农户标准要求过高 服务内容范围单一 专业服务存在风险
三、对策 1、在技术体系方面,要加深对害虫-作物系统的理解,开发切实可行的害虫治理技术。 2、健全害虫治理的推广服务体系(图1-11)。 3、害虫综合治理实施者的培训和提高。 (1)直接培训农民,即建立农民田间学校。 (2)培训农民技术员,让他们直接指导农民。 4、建立植保专业化防治队伍和体系。
现阶段我国植物保护专业化服务的目标 与时俱进,转变职能 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扩大示范,树立典型 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因地制宜,多元发展 规范管理,完善机制 扶持引导,市场运作 加强监管,保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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