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 光 社 會 學 旅遊、家、與父權 授課老師：邱琡雯

旅遊、家、與父權 Hall和Kinnairdy在「對女遊的附記」(a note on woman travelers)一文中指出，當旅行做為女性自我完成與自我認同的一種手段時，女遊必須克服的是來自男性(the male )與家(the domestic)的兩項束縛(Hall and Kinnairdy,1994：190-191)。 因為，女遊常常被再現為特立獨行(individuality and uniqueness) ，不同於其他一般「正常」的女性，也就是不同於社會規範對女性「自我犧牲和照料家庭」的要求。

而女性得以開始出遊，也通常被認為是婚變、失戀、雙親過世、要不就是獲得一筆龐大遺產等條件下才產生的，忽略女性在自我探索的驅策下主動出遊的可能。 Alexandra David-Neel 是第一位進入西藏•拉薩的歐洲女性(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六年)，她是在辛苦歷經翹家、逃婚之後才開始自由旅行，並嘗試創業、研讀神學和佛經。

然而，對女遊而言，男性與家也不必然只是束縛而已，有時它可能是一種助力，包括經濟上、精神上、安全上。 十八世紀的女遊充滿了階級性，只有位居少數貴族階級男性的隨行者(accompanist)像女兒、妻子、未婚妻等女性才得以出遊，譬如，一七一六年英國駐土耳其大使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隨著丈夫到東方殖民地任職是開當時女遊風氣之先的人。

除了「階級」因素外，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女遊可說是大英帝國、殖民主義、戰爭、外交之下的產物，在英國國內這些女性在「性別」上仍被男性宰制而備感壓抑，然而，這層壓抑卻可透過到帝國內其他殖民地旅行的機會，以「種族」上的優越感取而代之，無論是看待殖民地的男性或是女性。

可以說，<家>的意義不再只是狹隘的個人家庭，它可以延伸至帝國、國家、國族的範疇，其中包括了階級、性別、種族等複雜關係的重組與協商，而一個強勢的男性與家園有時也支持了女性的出遊。 女遊(旅遊)的發生，帶動了女遊的「書寫」，乃至於女遊書寫的「出版」。

這學期選修『觀光社會學』的六十六位同學分別從「女遊」和「男遊」(女同學寫女遊，男同學寫男遊)的出版品去搜尋，以當代(包括國外)特別是近年來臺灣的女遊和男遊之出書做為分析對象。 從作者的社會屬性、旅行的目的、旅行與「家」的關係、旅行與「父權」的關係等四個方面找出其中的共通特質，這些特質除了一般公認的「有錢、有閒」之外，可以看成是：作者得以出遊、得以書寫、乃至得以出版的得天獨厚之條件。

其中，旅者如何看待、如何維繫與客方社會(guest society)及主方社會(host society)的「家」與「父權」之關係是作業分析的重點。 總體而言，男同學所整理出來的男遊對於「家與父權」的著墨並不太多，因為，男性(包括男同學以及男遊本身)在傳統上的多重優勢，以及在旅遊這件事上並未被賦予過多的性別焦慮(雖然，父權對於男性也是一種壓迫)。沒有壓迫，沒有焦慮，自然也就不會產生像女遊般強烈的書寫慾望。

一、作者的社會屬性： 普遍是高學歷，大學畢業或碩士學位者比比皆是，不少人有在國外求學工作的經歷，並且多數從事文字或知識性的職業，像作家、記者、編輯、學者、老師等。 旅行對他們而言，不因返家就劃上句點，也不因和親友分享完照片或分送完紀念品而結束，必須再透過對旅遊的反芻、整理、書寫、呈現才算大功告成。

當今的女遊身份比想像的多元，有未婚的，離婚的，單親媽媽，也有已婚的，已婚者當中有暫且拋家棄子獨自單飛的，也有是攜家帶眷出走的，或是中年之後和配偶相伴出遊的。

二、旅行的目的： 只是一種「習慣」，或是為了工作尋找靈感，為了休息，為了療傷，為了換跑道，為了自我完成，為了逃避家中過多的溫暖………。 可以發現，現代人對於生命的週期轉換之需求越來越迫切，這種焦灼感的發洩已有許多方式，旅行也逐漸成為現代人轉換生命的重要機制，透過它，許多人希望生命得以重新啟動、重新出發。

三、旅行與「家」的關係： 能夠出遊這件事除了個人的社會條件與強烈意願外，來自親情的支持，包括金錢上、精神上、物質上的支持也是功不可沒，不少作者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父母親比較開明，對女兒生命意義的指引不再只局限於傳統的窠臼。

對單身女性來說，沒有夫家的束縛，又得到原生家庭的鼓勵，自然是愛走就走； 對已婚女性而言，除了夫家、娘家的鼎力扶持外，在強烈的自我意識驅策下，再去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旅行就是獨享自己的家之重要時刻。 而那些攜家帶眷出遊的人，則是努力把整個家扛在肩上一起移動。

弔詭的是，旅行既要離家，但在旅途中碰到危險狀況、或是疲憊、或是骯髒、或是觸景生情、或是異文化衝擊(譬如女遊獨闖伊斯蘭世界)時，旅人又都會第一個想到家，特別是家庭所提供的溫暖、呵護、與穩定，家庭仍舊是一個重要的避風港與鄉愁的想像寄託。

因此，可以發現：旅人只是短暫離家，終究必須返回(或許也渴望返回)，旅途中和家的維繫間歇不斷， 譬如，令人有家的感覺、有媽媽的味道、持續在家中的生活習慣、寄明信片、發E-MAIL、打電話、買紀念品等意識或行為，旅行成了檢證自己在「離-返之間」與家「親密-疏離」的一種指標。

然而，原生社會的家或許不是真正的家，而只是「枷」。社會上的邊緣人透過旅行追尋生命中屬於自己的家，譬如，同志旅遊書寫提到來到舊金山這個同志國度，才讓他(她)們有真正回到家的感覺。

四、旅行與「父權」的關係： 父權、母權、神權、政權等所有壓迫的意識型態都是綑綁女性的來源，然而，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反抗，能夠反抗的人卻只是少數擁有特殊條件的人(經濟獨立、自我意識強)，出遊就是對於壓迫的一種反抗、一種鬆綁。

很多女遊會在旅行中檢證客方社會與主方社會男女平等/不平等的關係，從決定出遊那一刻開始，她們已經強烈知道，除了扮演主流價值要求女性「在家」做個好女兒、好妻子、好媽媽、好媳婦之外，出遊這種「不安於室」的行動本身是一種試圖翻轉，她們訴諸出遊是女性建構生命意義的另類選擇。

父權無所不在，脫離了客方社會的父權宰制，上路之後，主方社會的性別文化(如一夫多妻、男尊女卑)仍透過父權的強勢運作時時衝撞著女遊。 單槍匹馬的女遊總在旅途中被問到：「結婚了嗎？為什麼一個人跑出來？妳的先生呢？」等父權賦予女遊的性別焦慮。

因此，在客方社會和主方社會的父權雙重夾擊之下，女性做為一個被性別化的旅人(gendered travelers)通常「被期待」(久而久之也自我期待)在被性別化的地方(gendered places)以被性別化的方式(gendered modes)從事旅遊活動。

譬如，以奇風異俗為號召的商品化旅行常能吸引女遊趨之若鶩，女性不宜前往的地方(西藏/阿拉伯/伊斯蘭地區)最好不要單獨前往，女遊不宜從事騎腳踏車、騎馬、騎駱駝、爬山、航海等危險活動的說法一直絟繞著女遊的行動，是束縛，也是指引。

因此，現代女遊的意義至少有以下三點： 1. 改變與「家」的關係：女性不再只是「看守、等待、犧牲、奉獻」的角色，她能透過暫時的出遊，去維持她與家的不同關係。 2. 改變與「父權」的關係：女性除了三從，也就是「在家從父、父死從夫、夫死從子」的關係外，父權在女遊的發生上扮演了支持或反對的不同角色，父權是一種壓迫，也可能是一種引導。

3. 改變女性建構生命意義的方式：除了做賢妻良母、相夫教子、與嫁一個好男人之外，女性可以透過旅遊來實踐自我、發現自我，旅遊可以是女性建構自我生命意義的方式之一。 亞太研究所 邱琡雯 二○○一年十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