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雷鋒 一。 另一種面貌的雷鋒

雷鋒做好事不留名，他只留照片！

《学习雷锋好榜样》 洪源词 生茂曲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 学习雷锋好榜样 /艰苦朴素永不忘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保卫祖国握紧枪/ 继续革命当闯将

《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延伸閱讀： 《雷鋒現象》， 陶克，王躍生著，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 《回憶雷鋒》，戴明章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雷鋒》，師永剛著，三聯書店2006 《學雷鋒活動40年》，中共遼寧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著，遼海出版社2003 《雷鋒的媒體宣傳與時代變革》，吳海剛，2001 《國家倫理體系中的雷鋒精神》，朱大可 《道德教育與新英雄主義中的雷鋒精神》，《世紀中國》網站2002

第四節 鄧小平 生平： 1919年9月: 到法國勤工儉學. 1924年: 補選進入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員。 第四節 鄧小平 生平： 1919年9月: 到法國勤工儉學. 1924年: 補選進入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員。 1926: 到位於莫斯科的專門培養中國革命者的「中山大學」學習. 1927年: 鄧小平返回武漢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並參加八七會議，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1929年: 奉命到廣西的右江和左江地區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發動了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 1930年: 領導建立了左江和右江兩個蘇維埃政區，創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 1931年: 被派往江西瑞金擔任黨委書記。擔任過紅軍報紙《紅星》報主編。 1933年: 鄧小平被第一次打倒。李維漢等左傾勢力抨擊羅明、鄧小平的政治路線，實質是批評毛澤東的戰略方針.

1934年: 長征初期，負責出版《紅星》雜誌。年底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1935年1月: 作為正式代表參加了遵義會議，被正式選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和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1937年: 抗日戰爭爆發，進行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1945年: 國共內戰s時期，鄧小平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後改稱為中原野戰軍 、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

1949年： 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兩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委，還是西南地區的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 1952年： 被調派北京，擔任國務院（當時稱為政務院）副總理。 1956年：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并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排名第六位的領導人，開始與劉少奇一起負責日常工作。 1966年： 文化大革命終於爆發。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被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

1973年： 回到北京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在8月24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2月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再次進入領導核心。1975年1月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三副一長）。 1976年：四五事件后再次被打倒。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 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被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同年8月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1978年3月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

1978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華國鋒結束了他的最高領導生涯。這次會議確立了鄧小平實際最高領導者的地位。 1989年： 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鄧退出領導崗位。 1992年： 考察了武昌、廣州、深圳、珠海與上海，依靠他昔日的威望，在考察各地發表一系列的講話。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去世。

鄧小平

在毛澤東時代，實現工業化的途徑是通過政府的計劃，而在鄧小平時代，尤其是鄧小平的現代化思想的模式中，中國的工業化則要靠社會主義市場秩序的形成來加以推動，而不僅僅靠政府的計劃。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企圖在封閉的基礎上，完全靠中國自己的力量建設一個現代化社會；而在鄧小平時代則是走開放引進的道路，把國門打開，借助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加速中國現代化。 在毛澤東時代，社會發展的動力被界定為主要依靠個人的道德理想，而在鄧小平時代，這一方面卻顯得實際得多，主要靠利益機制和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換句話說，把利益當作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大缺陷就是輕視知識，輕視人才，輕視教育；在鄧小平時代，重視教育則被全面地提到了議事日程。” （劉軍寧）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首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1977年4月4日，還沒有完全復出的鄧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1977年7月16日到21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恢復了三副一正的職務，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解放軍總參謀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抨擊了“兩個凡是”的思想。這篇文章，引發了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在閉幕式上，鄧小平做了總結性的發言，題目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群眾提了些意見應該允許，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么可怕。要處理得當，要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12月18-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決定，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1979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28日，鄧小平出訪美國。

劉賓雁

第五節： 劉賓雁 閱讀書目： 劉賓雁：《人妖之間》，臺灣：人間出版社1987 劉賓雁：《第二種忠誠》，臺灣：人間出版社1987 石中玉：《劉賓雁》，臺灣：桂冠出版社1987 劉賓雁：《劉賓雁自傳》，臺灣：時報出版社1989 《劉賓雁言論集》，香江出版社1988 李劼：《中國八十年代文學歷史備忘》，臺灣：秀威資訊2009 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黃河清、一平、北明：《劉賓雁紀念文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12月初版

“對于我來說，名利二字已經無所謂。論地位，我雖然沒有官位，也是行政13級的高級記者，論名聲，在百姓中的名氣也有了，我已經沒有什么個人追求。唯一想做的，就是為民請命推動中國社會的改革進步。”

第二種忠誠： 儘管主題在於揭示和批判國家官僚主義的腐敗和黑暗，但諸篇文章無不呈現了在時代洪流裡所該肯定的生存典型，其筆下的「正面人物」無不有所抉擇、有所取捨、有所堅持，劉賓雁似在隱隱透過他們讓讀者得以窺見黑暗背後的光明，正因有這些人物，中國的品質才不至於絕望；正因有這些人物，中國的前途才不淪於虛妄。（馬家輝） 劉賓雁的觀點，代表不少那一代老共產黨人。他們堅持認為，四九年以前的共產黨是好的，是追求民主自由，是有理想的，因此他們才會參加這個黨；中共獲得政權後，這個黨腐敗專權，變壞了，因此他們才和共產黨分手；或者說他們仍堅持理想，而遭到墮落的共產黨的迫害。劉賓雁在自傳中說：「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為這個黨的事業主動地、多少有點創造性地獻出我的力量時，我卻開始成為它的最危險敵人。」 （曹長青）

兩個代表性： 1. 老一輩理想主義者的代表 2. 高貴的流亡

流亡者： 王若望 戈揚，陳一咨，嚴家其，司馬璐，郭羅基

戈揚，司馬璐

嚴家其，陳一咨

李寧 李宁於1971年進入廣西壯族自治區體操隊，1980年入選中國國家體操隊。

在1982年的第六屆世界盃體操錦標賽上，在男子的7個項目中，共獲得個人全能、自由體操、鞍馬、吊環、跳馬、單杠六枚金牌及雙杠銅牌，創造了世界體操史上空前絕後的神話，因而從此被譽為“體操王子”。 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上，李寧共奪得三金二銀一銅，為當屆奧運獲得獎牌最多的運動員。但在四年後的漢城奧運會，由於中國國家體操青黃不接，先前已有退意的李寧只好帶傷出戰，但在比賽上連番失誤，令他於1988年殘奧之後抱憾告別體壇 1989年接受時任健力寶集團總經理李經緯的邀請加入廣東健力寶集團，1990年更創立李寧有限公司[1]，現為該公司主席，执行董事，直至2007年底，李寧牌為全球第四的體育用品產業公司，市價達38.61億美元。

1951年11月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公布了第一套广播体操。 八十年代：振興中華與體育精神： 許海峰(射擊)、郎平(排球)、李寧(體操)、孫晉芳(排球)、馬艷紅(體操)、欒菊傑(擊劍)、朱建華(田徑)、聶衛平(圍棋)、蔡振華(乒乓球)、李玲蔚(羽毛球)、高敏(跳水) 廣播體操： 1951年11月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公布了第一套广播体操。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第五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公布于“文革”高潮时期的第五套广播体操，开头可以听到：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第五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1996年准备创编第八套广播体操时，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提出官方推荐操概念。 “官方操是我们提倡的，没人做也得搞。因为这是个举旗帜的操，这个操是个‘政治操’……比如说官方组织会操，需要规定动作。”

什么是奧運精神？ 體育= 國力+軟實力+意識形態+集體主義+民族主義

艾未未評論奧運會： 違反藝術的真實性原則：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8月8号的开幕式，在最基础的问题上，已经违背了艺术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比如说，它必须是真情的，其次才是它所表达的内容。我们已经看到，尤其是这两天暴露出来的新闻，所谓的直播在很多地方都是做了假的，真正唱歌的是另外一个女孩子，焰火和脚印是电脑制作出来的。中央电视台作为实况转播台与奥运艺术策划小组共同做假，欺骗世界，欺骗所有的观众。我觉得，这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通常说，在中国没有一次事件是偶然事件。它反映了政府一贯的策略和政治方式，那就是：能够掩盖的掩盖，能够遮挡的遮挡，来获得最愚蠢的效果。

2。 政治化： 中国政府包括国际奥委会一直在强调要远离政治，但这次的奥运会是最政治化的奥运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奥运会期间，民工必须离开北京，小的店铺、音像制品店都必须关掉。种种措施已经使它成为没有民众参与的奥运会。 在一个极权国家，有一个令人感到兴奋的全民的欢庆--这个我在一年前就说，是不可能的。我说，一个极权国家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但是唯独不能激起全民的真正的欢乐。

3. 論張藝謀： 我觉得，他既不是媚俗，也不是媚权，他就是一个投机者，一个完全没有灵魂的人。完全不懂得什么叫是非，什么叫最基本的艺术职业工作者对艺术的尊重，和对人的基本品质、伦理道德的尊重。他崇尚权力，做着一些令人作呕的事情。 奧運開幕式，被這撥傢伙攢撥成了：一個經典的偽傳統文化廢品回收站；一個褻瀆自由精神、虛情假意的視覺垃圾場；趣味低級的噪聲汙染；帝王意識借屍還魂的雜耍；終極版的集權文化的樣板；精神淪陷的百科全書。在還沒有站直之前，再一次沉重地趴了下去

什么是法西斯美學？ 是一种20世纪30年代诞生于法西斯专政下某种文艺作品的美学风格的统称，该概念来自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的一句名言：“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 指在法西斯主义专政下诞生的迎合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文艺美学风格

张导如此忠实地演绎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和谐”。“和谐社会”的钦定主题以汉字“和”的形态浮现在开幕式的整个乐章中，让开幕盛典成为向五洲四海传播党的政策的历史文化宣传片。 然而，我们不会忘记，在各类队阵一而再再二三地展示了“和”字之后，居然出现了四个舞刀弄枪的戏曲傀儡。尽管舞台上的刀枪并不见血，却有意无意地暗示了“和”的表面之下隐秘的暴力美学。

从他的电影《英雄》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已经多次展现了他集体布阵的深厚功力：个体的泯灭作为对于集体的无私献祭，成为张艺谋美学的最鲜明特征。“和”的阵局，可以说就是通过暴力地消灭了每一个具体的个体（不管是2008个还是13亿个），清除了所有的“杂质”和“异类”，才赢得了群体的壮美。（楊小濱）

苏珊•桑塔格谈法西斯美学 　　 　　“……法西斯美学……从对情境的控制，对服从行为和狂热效应的迷恋中得到发挥（并找到正当理由）：这种美学颂扬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和苦役这两种表面对立的现象。主宰和奴役采取了一种特别虚饰的形式：成群集结的人；人向物的转换；物的增多以及人与物，均围绕一个无所不能的，有催眠术的领导人或领导力量集结。法西斯舞台艺术的中心是强大的力量和它的傀儡之间的狂热交替。法西斯的舞蹈设计是无穷尽的动作和凝结的，静止的和“有男性气概的”架势之间的交替。法西斯的艺术夸耀屈服，歌颂愚昧无知，美化死亡。

吳敬璉

吳敬璉，1930年1月24日生於南京，1953年復旦大學畢業，1954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1955-1956年跟後來在柯西金時期成為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的前蘇聯專家阿畢爾曼學習，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 1956-1957年參加全國範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1960年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社會主義的過渡性》一文，被國外某些學者認為是一篇某種原則上區別於前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體系的代表作。 從1979年開始，他把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來。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 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別人合寫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和《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調節方式》等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3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1984年7月訪美歸來。他在調查研究中發現某些簡政放權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鎖割據現象加重，而企業並未獲得應有的自主權，於是在中國經濟學文獻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權”和“經濟性分權”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分權的概念，指出必須避免走行政性分權的道路。

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他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共同工作，在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 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吴敬琏曾经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在2007年3月参加政协会议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言论，从反对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到主张城市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等等，他的评论引发了很大争议。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