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 2.“八一宣言”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正式提出 3. 瓦窑堡会议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 4.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 5.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十年内战局面的基本结束 6.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7.思考题和参考资料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 1932.4.1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的口号和主张。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最初萌芽。但它实际上只是“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兵士哗变”。既不包括国民党蒋介石，也不包括地主、资产阶级的抗战。我党认为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宣言发表前,我党倡导的是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2.“八一宣言”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正式提出 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七大,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次会议精神指导下，加上华北危机的加深，我党于1935.8.1以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王明起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

“八一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把统一战线扩大为各党各派各行各界各民族的联合，把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军队都包括在里面，提出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此后，我党的统战工作在继续下层统战工作的同时，主要进入上层统战工作阶段。 但由于当时蒋介石坚持反共剿共、消极抗战的立场，宣言并未把蒋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而是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

3. 瓦窑堡会议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 为制定新形势下党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于1935.12.25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25日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正确认识了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2）提出在新形势下,“党的策略路线: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指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3)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抗日反蒋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4)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5)宣布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相应调整自己的政策。

为贯彻会议精神，从理论上说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12 为贯彻会议精神，从理论上说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12.27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毛指出，在日本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因为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出现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历史“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毛选一P144）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但“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 “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毛选一P144-5）

“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 “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P148-149）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

毛还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由于日帝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日帝成为全中国人民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须打败它。但当时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由于“左”倾错误,我们只剩下陕北一块根据地,3万红军,4万党员,白区党组织基本被破坏,因此,要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就必须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还深刻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 ,并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正式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是共产党政治路线真正转变的起点(遵义会议未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它保证了党在新形势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去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

4.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 (1)国民党五大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11.1-6，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会议通过了“救亡大计案”、“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和“安定金融办法案”。会议期间，汪精卫被晨光社记者孙凤呜击伤，亲日派力量受到打击。

11.12-23，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02人，会议代表425人，是历次代表大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次。 19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表对外关系的演讲。他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形势，提出了国民党的对日方针。

他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其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321页

***1936.7.10-14，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御侮之限度》的外交报告，对“最后关头”作了解释。

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犯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使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是一点。其次,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危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P152-3

蒋的这一方针,虽然说明国民党对中日妥协仍抱有幻想，但也表明国民党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修改对日政策、准备抗战的新动向。 国民党五大始终在“御侮救亡”的气氛下进行。它一反以前历次会议以“剿共”为中心议题而转向对日,表明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方针开始变化。国民党中枢的人事也有较大变动,亲日妥协势力有所下降,各派系分子进入党政军领导机构,表现了空前团结的气氛。由于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实施宪政,国民党罗致了一些学术名流进入政府,表现出一点开明姿态。

（2） 红军东征和“五五通电” 1936.1红军积极谋求与进攻陕甘根据地的东北军、西北军合作抗日。2月中共中央把陕甘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以彭德怀为总司令,毛为总政委,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准备直接对日作战。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宣布红军“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

红军强渡黄河,迅速突破晋军防线，进入山西。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急忙组织4路纵队阻拦红军,于4月均被红军击破。这时,蒋介石先后调集10个师20万人，以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包抄红军，并命令驻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向陕甘根据地进攻。(4.14刘志丹牺牲于山西中阳县三交镇) 5.5红军全部回师河西,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五五通电)。

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能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工农民主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P148宣言第一次公开放弃了“反蒋”口号。

（3）西北大联合的形成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1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调集朱绍良中央军、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西北军）继续围攻陕北红军。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把争取东北军、西北军，争取张、杨作为整个上层统战工作的重点。以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来推动全国的统一战线，成为党中央的重要战略步骤。

东北军和张学良家仇国恨系于一身，有抗日复土的强烈愿望。调到剿共前线后，东北军在和红军的战斗中又屡屡失败(从1935 东北军和张学良家仇国恨系于一身，有抗日复土的强烈愿望。调到剿共前线后，东北军在和红军的战斗中又屡屡失败(从1935.9调到陕西剿共后，不到3个月，损失近3个师，2师长阵亡，蒋又乘机取消其3个师的编制),更使他们感到内战没有出路。这些都是我党争取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有利条件。

我党对东北军的争取是从释放东北军俘虏619团团长高福源开始的。高在我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和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1936 我党对东北军的争取是从释放东北军俘虏619团团长高福源开始的。高在我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和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1936.1高从苏区回到东北军，沟通了双方的联系。1936年1月25日，红军将领发表《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表示红军愿意同他们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去同日本直接作战。1936.2.25和3.4李克农两次到洛川，先后和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张学良会谈(中共中央在保安)。

由于张学良的建议，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延安）与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接受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并就红军和东北军互不侵略、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事项达成协议。1936.6.20中央颁发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规定争取东北军是党的基本方针，但其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其变为红军，而是给其彻底的抗日纲领，使之变为红军的友军。因此，争取东北军的方法是说服、解释，不搞阴谋诡计。

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我党也积极开展争取西北军和杨虎城的工作。杨与张有许多不同之处，争取他有更有利条件。他出身贫寒，有阶级仇，早年曾打富济贫，参加过辛亥革命等斗争，受过革命思想熏陶。他不是蒋嫡系，与蒋矛盾较深。他在部队中任用南汉宸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党的基础较好。1935.12毛泽东派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向杨虎城转交亲笔信，提出共同抗日主张。共产党还派王炳南到杨虎城处工作。在我党努力下，杨表达了与我党合作愿望。

在与共产党交往中，张、杨之间也消除了隔阂，实现团结。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实际上已停止敌对状态。同年8月，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到西安，作为中共常驻代表。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局面在西北地区首先实现。

（4）国共两党开始秘密谈判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认为中共已到“日暮途穷的绝境”，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时机已成熟，即在不放弃军事进攻的同时，通过谈判来“收编”红军。1935年底“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1935.12.19蒋对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高兴。”次年1月初,蒋又对鲍格莫洛夫说,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让红军存在,并请苏联政府说服红军承认中国实际上存在的政府。1.22蒋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蒋不仅提出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中共问题的愿望，还积极寻找与中共联系的渠道。1935 蒋不仅提出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中共问题的愿望，还积极寻找与中共联系的渠道。1935.12蒋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作为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代表，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提出国共谈判要求。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与邓文仪交换意见后，派潘汉年回国与各方联系。

潘于1936.5抵香港，7月在上海同中共中央驻沪代表冯雪峰取得联系，不久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铁道部次长)接洽。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又通过宋庆龄，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2.27，董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谈判的信息，秘密到瓦窑堡，同博古见面。博古即将情况电告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毛回电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同时，宋子文、陈立夫派曾养甫通过谌(chen3)小岑(曾的部下)经翦伯赞介绍找到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吕向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汇报。经市委研究,由吕赴南京与曾会谈。1936.1-3,周小舟受中共北方局派遣, 两次去南京与曾会谈合作抗日条件。

1936年5、6月，曾养甫两次写信给周恩来要求面谈。8月，中共在致国民党书中，开始称国民党为“贵党”，称蒋为“蒋委员长”，并正式提出两党合作。9月，中共中央把“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 方针，派潘汉年为最高代表去南方与国民党谈判。蒋虽改变过去坚决“剿共”的强硬态度，主动与共产党沟通，但错误地认为共产党积极合作的态度是向他“投降”、“输诚”,企图在不放弃军事“围剿” 条件下，通过谈判“招抚”和“收编”红军。

1936. 9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又强硬起来。1936 1936.9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又强硬起来。1936.11，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会谈时，陈立夫提出4项条件：遵奉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地方政府，要求共产党接受。陈立夫代表蒋说：“对立的政权与军权必须取消，红军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 国共两党的谈判在西安事变以前毫无收效，但是通过谈判，使对立10年的国共两党再次坐在一起，就合作抗日问题各抒己见，这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揭开了序幕。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两广地方实力派打出“抗日救国”旗号，发动两广事变，进行反蒋活动。1936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两广地方实力派打出“抗日救国”旗号，发动两广事变，进行反蒋活动。1936.5，胡汉民患脑溢血病故，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企图乘机解决两广问题。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决定先发制人，于6.1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名义吁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抗日。 2日又将抗日主张通电全国。 4日,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随即出兵湖南。

蒋一面派军队准备作战,一面收买陈济棠部下。7月,粤方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投奔南京,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7 蒋一面派军队准备作战,一面收买陈济棠部下。7月,粤方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投奔南京,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7.13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陈见大势已去,逃往香港。蒋调集大军,准备一举进占两广,内战一触即发。全国舆论纷纷反对内战, 蒋也深知内战一发便不可收,遂收回成命。9.17蒋和李在广州会晤,以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两广事件和平解决。

（5）“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 1936.6.20，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1936.7.10-14，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二中全会)，正式提议立即停止内战，合作御侮救亡，并宣布随时准备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 1936.8.12党中央在《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中，首次确认南京为统战的“必要与主要对手” ，提出“请蒋抗日” 的问题。

8.25，党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批评国民党对内压迫、对外投降的政策,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虽有若干进步，但并没有作彻底改变，明确提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的建议，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信中还用“民主共和国”代替“人民共和国”口号。此后，毛、周等分别致书国民党上层人士,呼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9.1《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的继续进攻面前,国民党中央也有参加抗日可能,因此“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中现史资料P155)

1936.10.15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单方面发布停战命令，决定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任何进攻，仅在被攻击时，才采取必要的自卫。 1936.10.26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46人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在西北的高级将领，提出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承诺在抗日前线上，红军愿承担一定战线，并保证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未征得“抗日友军”同意时，红军决不进入“抗日友军”的防地。

这是大革命失败后，我党第一次把国军称为友军(过去叫匪军，白匪)。12.1红军将领又致信蒋介石，再次提出“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5.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年内战局面的基本结束 两广事件后，蒋介石决心消灭陕北红军，他调动100架飞机、30多个陆军师沿陇海线西进，准备投入内战战场。 10.26红军将领致书蒋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将领,希望蒋“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但蒋坚持内战,于10.31发布对红军总攻击令。

12.4蒋由洛阳抵达西安,中央军纷纷开赴潼关，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将领陆续到西安。蒋威逼张、杨进攻红军,张、杨不愿再与红军开战,多次劝说蒋改变内战政策，均被拒绝。12.7张与蒋发生激烈争论。张痛哭陈词，但蒋表示其“剿共”政策至死不变。 劝谏 哭谏 兵谏

**<<有关张学良入党问题的探讨>> 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rwyj/000193.htm 1.张学良有无要求入党的可能？ 2.张学良入党问题有无事实依据？ 3.张学良真的入党了吗？ ***加入中共本身，多半正是张学良决心联俄联共，与蒋介石国民党根本决裂、分道扬镳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确切地说，张学良是在1936年6月底通过中共中央联络员刘鼎，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的。6月30日，刘鼎将此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得到报告后，当即就作出决定，准备派重要领导干部前去帮助张学良，并计划以后适当时机许其入党。7月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洛甫将此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共产国际。

***关于张学良曾经被吸收入党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在共产国际指示到来之前既很少可能，在共产国际指示到来之后就更没有可能了。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国际否定了吸收张学良这样的人加入共产党的可能性，而且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还否定了中共中央前此与张学良密谋实行的“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求中共与红军转而实行以南京政府为唯一谈判对手和主要统战对象的“联蒋抗日”的新的统战方针。为此，中共中央不能不转而要求张学良继续与蒋介石保持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要吸收张学良加入共产党，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当然，所有这些目前还仅仅是一种逻辑的分析。只有当相关的文献能够被发掘出来时，有关这个问题才可能有盖棺论定的说法。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左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学良。

蒋介石(1887—1975) 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

张学良(1901-2001)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 杨虎城(1893～1949) 陕西蒲城人 卫立煌（1896－ 1960），字俊如，安徽合肥人

12.12，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孙铭九1909-2000

复兴亭(1946) , 正气亭(1946) , 捉蒋亭(解放后 ) , 兵谏亭(1986 )

***有关西安事变发生时间及经过的几个问题 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sjyj/000228.htm 1．蒋介石是被张学良设计骗来西安生擒的吗？ 2．张学良什么时候决定发动西安事变的？(10日晚或11日白天 ) 3．西安事变何时发生？蒋介石何时被擒？(凌晨5时左右向预定目标运动 ,6时左右开始突然的军事行动, 7点半左右俘蒋 )

12.12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国民会议。” 对蒋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何应钦等人力主讨伐; 但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人主张救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在南京任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也主张和平解决。 各地军阀多数通电谴责张、杨。少数如广西李、白, 四川刘湘，绥远傅作义等,支持张、杨, 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事变。阎锡山企图控制局势,要张、杨把蒋送往太原。宋哲元、韩复榘表面上拥护中央,实际上主张杀蒋。中间阶层大多谴责张、杨行动, 但赞成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要求恢复蒋自由。

日本企图以此挑起中国内战，趁火打劫。日政府一再声称，南京政府不得作出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方案，并支持在德养病的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组织亲日政府。 英美等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会损害其在华利益，反对南京讨伐张、杨，主张南京与西安妥协。 苏联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抗日，希望事变“能早日迅速和平解决”。

事变后，张、杨部下和西安人民，多数主张杀蒋。但张学良始终抱定只要蒋答应抗日，就拥护他作领袖的主意，而杨虎城倾向于惩办蒋。由于张、杨在事变前没有拟就处理事变的方针，对中外舆论的歧异和许多人士的谴责感到非常紧张，大有骑虎难下之势。他们急电中共中央，希望派出代表共商解决事变的办法。

12.12，中央书记处致电北方局，“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15日，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 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西安事变“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只要国民党能实现抗日，“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 应张、杨电邀，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于12.17到达西安，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调停工作。

经端纳联系,宋子文、宋美龄等在弄清张、杨意图后,于22日飞抵西安,代表蒋与张、杨和中共代表周进行两天谈判,24日达成解决事变的六项协议: (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救国的具体办法。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周恩来会面之谜 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tlzm/000094.htm 在过去，大陆学者依据周恩来当年的电报，断定蒋、周曾会面，蒋且许下诺言，然而却说不清见面的具体时间；台湾学者过去则往往否认有见面的事实，更不承认蒋有任何许诺，可无法证明周恩来电报纯属虚构。 1998年夏，台北国史馆所藏大溪档案（即蒋中正档案）对外开放。其中披露西安事变期间各种档案资料甚多，尤以根据蒋日记类抄编写之《困勉记》（卷四十）对蒋事变期间目睹及经历之史实，记述较客观。比照蒋之〈西安半月记〉，不难发现前者重在记述史实，而后者则侧重宣传。 根据《困勉记》,事变期间蒋、周确有会面，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两次会面的时间一次在12月24日晚十时左右，一次在25日上午十时左右。

12.25下午 ，张陪蒋经洛阳飞回南京，在西安被拘的军政大员也先后被释放。26日蒋背信弃义扣留张，西安形势又开始动荡。东北军中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军官要求与南京开战，遭到王以哲等反对。 1937.2.2，少壮派军官刺杀了王以哲。东北军出现分裂，内战危险重新出现。经过周恩来等耐心的说服工作，2.4，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内求和平，外求抗战”，巩固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团结，基本保住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东北军将领王以哲（1896～1937）字鼎芳, 吉林宾州（今宾县，属黑龙江）人。 王以哲将军旅训，告戒全旅士兵共赴国难!

张学良 纪念馆http://zxl.chinaspirit.net.cn/ *1936年12.25下午3时张学良亲自送蒋返京。当日抵洛阳。 *26日，蒋与张各乘飞机先后飞抵南京。*30日，南京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 31日，军法会审结果，张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5年，*1937.1.4，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张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开始浙、赣、湘、黔、台等地的幽居生涯。 张学良 纪念馆http://zxl.chinaspirit.net.cn/

**张学良大陆十一个秘密囚禁地 一：南京宋、孔两公馆 ; 二：奉化雪窦山 ; 三：黄山 ; 四：萍乡 ; 五：湖南郴州苏仙岭; 六：沅陵凤凰山 ; 七：贵州修文阳明洞 ; 八：贵阳黔灵山麒麟洞 ; 九：开阳刘育乡 ; 　 十：息烽集中营 ; 十一：桐梓无门洞小西湖 台湾新竹;高雄西子湾和台北北投

**1937年1月杨虎城被南京国民政府撤职留任。6月被迫出国“考察”,游历美、英、法、德等国,宣传抗日主张。“七七”事变后,多次向蒋发电,要求回国抗日，遭拒绝。1937年11月底由法国回到香港, 准备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被诱至南昌囚禁。在此以后的12年中杨虎城一直被监禁，先后关押于湘、黔、川等地。1949年9月国民党兵败溃逃时，杨虎城被蒋下令杀害于重庆戴公祠。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的枢纽，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摆脱了困境和危局，为革命力量的恢复、发展铺垫了道路。

图为1937年4月初，周恩来在西安谈判后回到延安。左起：秦邦宪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参见杨青：《90年代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1999.7。 张注洪：《国外和港台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北京党史》1998年第2期，人大中现史复印1998.6。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 *杨奎松： 《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西安事变纪念馆 http://www.china1840-1949.net.cn/xasb

6.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37.2.10中共发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实现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四项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P160-1

1937.2.15-22，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大会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提出的“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 会议宣布对五届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外交方针“继承不变，且努力以策其进行”，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

国民党虽没放弃其“根绝赤祸”的立场，但从“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表现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的重大改变。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意向和国内和平目标的实现，使历史迈上了全国联合抗日的必由之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7.思考题和参考资料 思考题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简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大致过程。 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原因和意义。 参考资料 1.《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版。 2.《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1版。 3.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

4.赵刚：《有关西安事变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党史研究》1985.1。 5.施文魁：《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及张学良在事变中的作用》，《沈阳师院学报》1985.1。 6.张注洪：《国外和港台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的特点和趋势》，人大中现史复印1998.6。 7.刘灿华：《西安事变中国民党主和派的和平救蒋运动》，人大中现史复印1998.9。 8.薛玲仙：《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人文杂志》1998.5。 9.罗玉明：《张学良送蒋回宁原因新探》，《人文杂志》1996.4。 10.张晖：《试论西安事变的民主主义底蕴》，《人文杂志》1999.4。 11.杨青：《9O年代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1999.7。 12.蒋景源：《从“反蒋”到“逼蒋”、“联蒋”的政策转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9.4。 13.田克勤：《试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研究》1982.5。 14.顾小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与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研究综述》，《党史研究》1984.2。 15.林祥庚：《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方针》，《中共党史研究》1996.3。 4.赵刚：《有关西安事变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党史研究》1985.1。 5.施文魁：《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及张学良在事变中的作用》，《沈阳师院学报》1985.1。 6.张注洪：《国外和港台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北京党史》1998年第2期，人大中现史复印1998.6。 7.刘灿华：《西安事变中国民党主和派的和平救蒋运动》，人大中现史复印1998.9。 8.薛玲仙：《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人文杂志》1998.5。

9.罗玉明：《张学良送蒋回宁原因新探》，《人文杂志》1996.4。 10.张晖：《试论西安事变的民主主义底蕴》，《人文杂志》1999.4。 11.杨青：《9O年代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1999.7。 12.蒋景源：《从“反蒋”到“逼蒋”、“联蒋”的政策转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9.4。 13.田克勤：《试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研究》1982.5。

14.顾小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与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研究综述》，《党史研究》1984.2。 15.林祥庚：《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方针》，《中共党史研究》1996.3。 16.尹玲芝：《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蒋政策的演变》，《大同高艾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1,人大中现史复印1999.7。 17.彭升：《论中共逼蒋抗日方针制定的原因》，《湘潭大学学报》1998.2。

18.史波：《略论蒋介石、张学良关系对“西安事变”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2000.2。 19.钱守云：《“两广事变”初探》，《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4。 20.夏红兵：《宋美龄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芜湖师专学报》2000.3。 21.李新：《西安事变初探》，《历史研究》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