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的作用 2、《资治通鉴》中民本管理的内涵 二、教学重、难点：《资治通鉴》中民本管理的内涵 三、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四、教学课时：2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导入新课：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创始于西周初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周公旦时代，后经春秋战国时期及历代封建王朝一系列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发展，其内涵更加丰富，其外延更加宽广。它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精华之一，熏陶了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饱受儒学传统文化浸淫的司马光汲取了前人民本思想中的养料，形成了自己较为完整的民本思想，构成了他治国思想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一）重民思想 重民，是民本思想的逻辑起点。孔、孟、荀、贾谊等思想家对民的地位和作用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司马光继承了先贤的重民思想，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以及后来的农民大起义中，民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先哲们对民的地位与作用的思考。 孔子在其思想体系中明确地把民的重要性放在首位。《论语·尧曰》中说“所重：民、食、丧、祭”，认为民是第一位的。他主张统治者要重民：“使民如承大祭。”孟子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的巨大力量，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看法。作为先秦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荀子，曾把君与民的关系比做舟与水的关系，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秦朝在农民革命风暴打击下，土崩瓦解。汉初统治者进一步看到民众中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更加充分认识了民为邦本的意义所在。汉初著名的政论家贾宜认为，政以民为本，君主、官吏都以民为本，民意不可欺，民意不可辱；否则，与民为敌，民必胜利。 司马光认为，国家必须以民为本，百姓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国以民为本”，“民者，国之堂基也”。在评价商鞅不废徙木之赏以示信一事说：“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此段文字，司马光虽是强调统治者要昭大信于天下，但着眼点恐怕还是在于“国保于民”，“非民无以守国”。即国依民存在，国之休戚系于民。 民的作用是臣大的，欺骗民意，会造成“上下离心，以致于败”巧鼢的结局。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与信任。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二）民心向背决定政治兴亡 自古以来，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向背与国家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孟子在总结商汤、文王之所以兴，夏桀、商纣之所以亡时，说：“桀纣之所以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者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记载了大量史实来说明民心向背与政治兴亡的联系。凡是治世都是得民心的，能得到百姓拥护的。如刘备之所以据蜀而鼎立天下，是因为他弃城而不弃民，面对曹操的追兵不忍心弃民而去。凡乱世都是因统治者视百姓如草芥而失民心，导致邦覆国灭。如南北朝齐东昏侯“作芳乐苑，山石皆涂以五彩。望民家有好树，则毁墙拆屋而徙之。”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司光强调，“为政在顺民心，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则何患号令不行，民心不附，国家不荣哉。”在《资治通鉴》的“臣光曰”中司马光在评论刘裕伐南燕屠广固和苻坚宠秩慕容评两事，旗帜鲜明地指出；失去了民心，其后果不堪设想。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1、失去民心，不能完成统一大业。义熙五年(440年)四月，刘裕率东晋之师北伐南燕。广固之役，遇到了顽强抵抗，付出了一定代价，才灭亡南燕。刘裕对广固顽守难下忿恨于怀，欲尽坑杀之，以其妻女赏给将士。韩范苦谏，说敌对双方各自尽力，是应该谅解的，如果尽坑杀之，就难得北方人心。刘裕口头答应，“然犹斩杀王公以下三千人，没人家口万余，夷其城隍”，斩了南燕主慕容超。 司马光批评说：当动乱之际，刘裕应该“旌礼贤俊，慰抚疲民，宣恺悌之风，涤残秽之政”，以争取民心，而“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这是虽有“智勇而无仁义”，不能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原因。在此，司马光反对以残暴发泄私忿，强调以仁义争取民心。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2、失去民心导致国家的覆亡。慕容评是前燕的大奸“蔽君专政，忌贤疾功，愚暗贪虐以丧国”，自己也当了俘虏。慕容垂向秦王苻坚建议杀了这个恶人。苻坚却任命他为范阳太守。司马光对此发表了评论：古时候，灭掉别国，而使得人民高兴，是在于“为人除害”。 对待慕容评这样一个大奸大恶之徒，不行正法，反而宠秩之，这是 “爱一人而不爱一国之人，其失人心多矣!”这话很正确，爱了一个慕容评，实际上是不爱前秦和前燕之人，自然要失去很多民心。又说：“是以施恩于人而莫知恩，尽诚于人而人莫尽诚”，终于导致失败，就在于不懂得用人之道。施恩和尽诚于恶人，自然会使众人得到恩与诚。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三）宽民恤民 在封建社会中，百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辛苦到头，往往是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百姓生活的困苦，在于封建赋税力役的繁重。在生活不下去的情况下，百姓们往往奋起反抗。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出发，许多思想家要求统治者宽民恤民。 宽民、恤民就是要做到剥削有度，反对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如孔子认为“宽则得众”。孟子强调统治者应当“省刑罚，薄税敛”。董仲舒主张统治者“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司马光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来表达其宽民恤民思想的。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l、同情和理解农民的悲苦境遇。司马光同其他封建史学家一样，在他的笔下，起义的农民都是“盗贼”。但是司马光对于这些苦难深重的农民，表示颇多的同情与理解。对于农民起义的原因，司马光认为是封建统治者“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使百姓疲敝。” 在《资治通鉴》正文中，司马光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把人民生活情况，人民反抗封压迫与剥削的起义和战争作了详细的记录，反映得也比较真实。 比如《通鉴》称陈胜、吴广起义为“起义”，认为是“因天下之愁怨”而发。赤眉、绿林起义称“以饥寒穷愁起”。对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采用郎中张钧之说“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议谋不轨”。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特别是对唐末声势浩大的黄巢起义，广引杂史，删订正史，把起义军转战南北，历时十年，队伍发展到上百万之众，打得唐王朝遍体鳞伤，逼得唐朝皇帝狼狈逃离京城长安，避难西蜀的具体情况，作了逼真生动的描述。同时，对唐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也作了相当深入的揭发。如《通签》记僖宗元年黄巢、王先芝起义说：“上年少，政在臣，南衙北司互相矛盾，懿宗以来，奢侈日甚，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抗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 孙又如唐僖宗广明元年(880)七月记载“黄巢自采石渡江罔天长、六合”之下说：“(高骈)畏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这是司马光用《考异法》把正史材料与《唐末见闻录》等野史记载比较异同后，对唐王朝一向依任，掌握地方军、政、财权的高骈进行了富有讽刺意昧的揭发。以后起义军胜利进军中原，连克两京，农民起义军建权于长安。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通鉴》描述其进入洛阳说：“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黄巢军进入唐都长安，更是浩浩荡荡，“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于霸，卜。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蕈塞涂，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日：黄壬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尔营，汝曹但安居无恐”。 这样， 一方面对唐王朝的腐败无能作了无情的揭露，另一方而对农民军的所为作了如实的记载。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2、主张安抚起义农民。司马光很欣赏汉光武帝刘秀命冯异取关中的做法。两汉之际关中大乱，你争我夺，生灵涂炭。乱世的人们企盼安定生活。光武帝令冯异讨取关中，亲自送行嘱咐冯异，关中乱了多时，生民苦难不堪。 前去讨取，要善于对付投降者，令乱者归田务农，不能让诸将掳掠，不能害百姓，“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冯异照办，进取顺利。司马光说：“昔周人颂武王之德日：‘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志在布陈威德安民而已。观光武之取关中，用此道也，岂不美哉!”司马光认为招抚比屠杀好多了。 诚然，我们应当承认，光武帝、司马光他们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局限性。但是，对农民起义，采用血腥屠杀，而是导之归农，是适应人心和历史发展要求的。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3、宽恤普天之民，非一家一户之民。在评价唐德宗复赵光奇家时，司马光提出了这个看法。贞元三年(787年)，是最为丰稔的年岁，德宗下诏和籴。十二月，德宗游猎进入百姓赵光奇家，听列赵光奇诉苦：官府苛剥丁民者多，百姓愁苦，“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德宗听后，命令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税。对于德宗的行为，司光发表了自己看法，认为唐德宗能到农民家里，正好赵光奇也敢于诉说民间疾苦，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唐德宗应当以此为契机，严惩那些抵制诏令、横征暴敛、浮夸不实、残害百姓的官吏，改革弊政。可是德宗并没有这样做，仅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役，“夫以四海之大，兆民之广。，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赋役乎?”赵光奇一家的悲苦，是广大农民所共有的，知道他家的情况，只是免除了他一家的赋役是不能解决问题。唐德宗坐失千载难逢的良机，漠视广大农民的疾苦而无动于衷，对这样一个昏君，司马光喟然长叹道：“甚矣，唐德宗之难寐也!”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四）保民爱民 爱民保民的思想由来已久。远在殷周之际的周公提出了保民的思想。他认为小邦周能取代大邦商，原因在于商不保民遭到了人民的反对，而周保民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因而，周公认为，要永承天命，就必须永保民，关心和爱护人民，“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永保民。 孔、孟、苟等人继承了周公的保民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发挥和深华。孔子从他的仁政思想出发，提倡“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子的爱民思想很有特色，要求统治者与民同乐。他指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后不正者，未之有也。”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荀子对爱民思想又进行了发挥，提出“尊君爱民”，“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观点。他说：“故有社稷者，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为亲爱己，不可得也。” 司马光继承先贤们的爱民保民思想，并将其作为评价一个封建政治家是否“仁”的重要标准。如在《资治通鉴》卷六六中，司马光认为荀彧仁于管仲：“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 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天下而有其八，其功义在管仲之后乎?”按照司马光来看，荀彧：二于管仲，其原因在于荀彧辅佐曹操统一北方，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使生灵免遭涂炭，“大济生民”。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又如，司马光针对后周世宗柴荣毁佛像以利国用一事，认为周世宗是“仁”、“明”之君。 后周世宗时，官府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佛像，流通领域缺钱使用。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9)九月下令，除必要的军器、民具留用外，其余佛像等，五十门交到官府，给予报酬，违者处罚。他说：不必怀疑佛像。铜像小等于佛，“佛以善道化人”，在于“利入”，连其头目都可以舍以布施，如果“朕身可以济民亦所非惜。”司马光对此大加赞扬，说：“若世宗可谓仁矣，不爱身而爱其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五）利民富民 物质财富是君国社稷的基础。民是社稷的财富之源。国家之财，皆出之于民；君之所用，皆民之所供。民是国家须臾不可失去的生存条件。民安则国安，民乱则国乱。民或安或乱，并非事出无因，而是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好坏。民富则安，民贫则乱，物质利益决定一切。安民之要在于“富民”。 当然，这种富民并不是要使民真正富裕起来，而是使民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维持最低的生活保障。先秦的思想家们对于“富民”，这一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孔子是主张富民的：“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管子》一书的作者将 “富民”作为治国施政的根本之道；“凡治国，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 孟子看到了经济生活状况对于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也。”因而提出“富民”的具体目标为民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的恒产。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总的来说，司马光在史论中民本思想，主要包括内在逻辑性极强的三个层次。 司马光发挥了孔孟等人的“富民”思想，主张“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在“富民”问题上，司马光强调了义与利的一致性。孟子回答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强调以仁义为要，不能以 “利”为先。子思回答孟子问“牧民之道”，强调为政要讲仁义，以利民为大。 司马光对此二事评论说：“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惠王直以仁义，而为及利者，所与言人之异故也。对好利之人，应当强调“仁义”的重要性，不能好利忘义。而探讨施政与牧民的方针时，要懂得只宣言仁义是欺世愚民之举，讲仁义就得利民：如果不利民，无什么仁义可言。 总的来说，司马光在史论中民本思想，主要包括内在逻辑性极强的三个层次。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首先是回答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其次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很重要，必须争取民的支持。要争取民的支持，其关键在于争取民心。第三，怎样争取民心。包括宽民恤民，保民爱民，富民利民几个方面。这几个层次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浑然一体的。 当然，由于《资治通鉴》选材和体例的限制，司马光不可能在史论中纵横捭阖，系统阐述其民本思想，而只得将其民本思想倾注于史论中。故而，每一个层次的内部不可能论述得很系统、很充分。对于司马光的民本思想，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呢?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邵勤先生在《析 “民本”——对先秦至西汉“民本”思想的考察》一文中对民本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这个评价同样适应于对司马光民本思想的评价。他认为：民本思想以剥削民为前提，以维护君为目的，而且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剥削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因此，民本论者反对急政暴虐，有其真实的动机并非欺人耳目。另一方面，这只不过是为了给民一线生机，以保证剥削阶级生存的前提。 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一种调节理论。民本理论试图以保证民的必要劳动来将君民矛盾调节在一定范围内，维护君民统一体。这种认识有符合客观规律的一面。就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实际效果来看，也是积极的。但民本思想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