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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唐宋文 一、唐宋文概述 (一)唐宋古文及唐宋八大家 1．唐宋古文
第五章 唐宋文 一、唐宋文概述 (一)唐宋古文及唐宋八大家 1．唐宋古文 古文就是古典散文，是与今体(骈体文)相对的一种文体。“古文”一词古已有之，但多泛指古代典籍，与文体无涉。“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概念始于中唐的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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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未给“古文”下过明确的定义，宋初柳开有个说法：“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 (《应责》)大体上说清了古文的含义。“古文”所指我国古代散文，主要包括先秦盛汉的散体文和唐宋两代古文家所开创的新体古文。它实质上贯穿着我国古代散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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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全过程，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主体和精华，代表着我国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唐宋两代之文，既有古文，亦有骈文和辞赋，但唐宋两代各有一次古文运动，成就斐然，影响深远，代表着散文的主流和最高成就；骈文、辞赋虽延续不断，但成就和影响有限，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异，其总趋势是逐渐向古文靠拢，所以我们这里所讲的唐宋文，主要讲“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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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宋八大家 唐宋出现了两次“古文运动”：先有韩愈、柳宗元倡导的中唐古文运动，后有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两代古文运动一脉相承，后人习惯将其积极参加者称为“古文家”，称其文为“唐宋古文”。而在这众多的古文家中，成就最高的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苏洵、苏轼、苏辙，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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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 文 1．唐文的发展 唐朝建国，骈体文以绝对强势的文体统治着文坛，但古今文体之争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千古一帝”的唐太宗，其文虽未能完全脱去六朝绮丽文风影响，但却力主改革浮华文风，提倡务实，提倡文章应有益“劝诫”，对扭转文风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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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前期除了傅奕、吕才等用古文写反佛文章外，贞观年间以魏征为代表的一批名臣多写直言极谏之文，批评南朝骈文为“亡国之音”，呼吁南北文风合流；武则天时代，“初唐四杰”的文章虽仍多沿用骈体，但在内容、气骨和兴象方面，已与传统的骈文有了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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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时期致力于文风改革且成效卓著的是陈子昂，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他否定齐梁“彩丽竞繁”的文风，提倡建安风骨和风雅兴寄的传统。他真正为反对骈文而写作古文，开唐代散文改革风气之先，为唐代古文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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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其由盛转衰的嬗变时期。在这样的时代，既有“典丽宏赡”的盛世之文，亦有指陈时弊、辅时济世的乱世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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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直言极谏之文和粉饰盛世之文同时成为主流。直言极谏之文以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为代表，其文章情理俱胜，质朴自然，骈散相间，颇有古文特色；粉饰盛世之文则以张说和苏颋为代表，时人称之谓“燕许大手笔”，实则多为歌功颂德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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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开元年间的文章总体上还在骈体文内部演化的话，那么到了安史之乱前后(盛唐后期和中唐前期)，文坛则出现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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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晚年耽于淫乐，朝政日非；而安史之乱八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国势一蹶不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文人，多有忧时救弊之心，其创作也多由骈体改为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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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后期的苏源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等，均强调文章应本于儒家思想，要有益于社会教化，元结更主张文章应悯时伤世，“救世劝俗”“导达情性”，成为韩愈之前最重要的古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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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以后的梁肃和柳冕都是重要的古文家，特别是柳冕，把经术、教化、文章、王道以及社会治乱结合在一起，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教化中心论主张，成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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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矛盾重重。统治者为了重振国势，逐步实行了一些改革，社会出现了“小中兴”局面。一批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受到鼓舞，积极从政，要求文学改革，以适应社会改革需要。此外，儒学复古思潮的兴起，也为古文运动提供了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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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贞元至唐宪宗元和年间，在韩愈及柳宗元的大力倡导下，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古代散文革新运动。它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骈体文为批判对象，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行变革，文学史上称之为“古文运动”。韩愈和柳宗元在继承和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提出了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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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们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原则，作为古文运动的思想纲领。韩愈反复强调“古文”与“古道”的一致性，要“修其辞以明其道”，柳宗元也强调“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韩柳的“明道”主张，都强调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这对批判形式主义文风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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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们都强调文章的社会功能。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不平则鸣”的创作口号，不但肯定了文学的表情功能，而且特别强调了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柳宗元也一再表明，文章应有“辞令褒贬”“导扬讽谕”的社会作用。这样，他们就将作家、作品和社会现实更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也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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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语言方面，他们既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词必己出”，对于前人的著作也只是“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又要求“文从字顺各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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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柳的古文理论，强调内容与形式统一，基本上矫正了前辈古文家重道轻文、骈文家重文轻道的偏颇，大大增强了文章的社会教化功能和表情达意功能。在他们的影响下，古文运动的队伍不断壮大，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转相传授，进一步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此外，白居易、刘禹锡、裴度、张籍等，都写出了出色的古文，对中唐古文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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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古文运动是一次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的文学革新运动，蔡元培称之为“文学上的一次革命”。它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古文家，写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文学作品，确立了古文的新体制，扩大了古文的实用范围，丰富了古文的表现手法，一扫骈文积弊，改变了一代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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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是唐代古文的衰微时期。韩柳诸公谢世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古文渐趋衰落，骈文又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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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前期，文坛尚不太冷落。活跃在这一时期的古文家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以杜牧为代表，基本上沿中唐古文的大方向前进，坚持古文创作，尚质朴，反浮华，反因袭，并以其气盛词雄的文章风采，成为晚唐最有成就的古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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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刘蜕、孙樵为代表，他们虽写古文，但沿袭了皇甫湜、沈亚之求奇求险的路子，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出现明显的偏颇。在古今文体之争中，一些作家又选择了骈体文，如李商隐即是这一时期的骈文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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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后期，文坛更不景气，所可述者，就是这一时期的小品文。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一批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既不满意骈文回潮，也不满意某些古文家的新形式主义。他们发展了古文运动中的“杂文”形式，创作了一批具有强烈战斗精神的小品文，成为晚唐文坛的一种特殊产品和耀眼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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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此论准确地概括了这一时期小品文的成就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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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有其突出的特色和成就，也有其不可讳言的不足与局限。它不过是古文运动的一抹余晖，没有、也不可能扭转古文日衰的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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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文的代表作家与作品 初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序》《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遗表稿》；“初唐四杰”中王勃的《滕王阁序》和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谏灵驾入京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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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如宋璟的《请停广州立遗爱碑奏》；张九龄的《上姚令公书》；李白的《上韩荆州书》《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萧颖士的《伐樱桃树赋并序》；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元结的《右溪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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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期，如韩愈的《师说》《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的《封建论》《段太尉逸事状》《捕蛇者说》和“永州八记”；刘禹锡和《陋室铭》；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记》《荔枝图序》；皇甫湜的《顾况诗集序》；李翱的《杨烈妇传》；张籍的《上韩昌黎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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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时期，如杜牧的《阿房宫赋》《李贺集序》李商隐的《上河东公启》；孙樵的《书何易于》《书褒城驿壁》；刘蕡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皮日休的《原谤》；陆龟蒙的《野庙碑》；罗隐的《辩害》《英雄之言》等，历来都颇负盛名，千古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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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文 1．宋文的发展 宋初文坛未脱五代“卑弱”积弊，创作处于低迷状态。这种状况都引起有识之士的不满，纷纷要求改变文坛不景气状况，以适应社会变革之需要，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也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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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宋太祖立国到宋真宗统治时期，是诗文革新运动准备阶段。 从北宋中期欧阳修登上文坛起至欧阳修去世，是诗文革新运动蓬勃发展时期。 欧阳修去世至北宋末年，是诗文革新运动取得最终胜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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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虽只有半壁江山，但也延续了一百五十余年。贯穿南宋一代最突出的社会矛盾是宋与金、元之间的民族矛盾，反映在统治集团内部，则主要是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故爱国思想高涨是南宋一代古文最引人注目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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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之交及南宋初期，国难当头，最高统治者屈辱投降。当此之际，有心救国、无意为文的爱国名臣宗泽、李纲、胡铨等人纵论国家大事，指斥昏君佞臣，其文章慷慨陈词，略无顾忌，唱出了抗敌救亡的时代最强音，留下了最富时代特色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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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中期，宋金议和，统治者又过上了“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享乐生活。但一批正直文人则不满朝廷苟安，力主抗金复国，故论政之作仍是文坛主流。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辛弃疾、陈亮、叶适，以及理学家朱熹、周必大等，都写下了不少指斥时弊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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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政治腐败，文禁也严，文章亦随世而变。其文章可述者大略有三类：一是受朱熹影响的道学家之文，以真德秀、魏了翁等为代表；二是爱国志士的慷慨悲歌之文，以陆秀夫、文天祥、谢枋得等为代表；三是遗民们的苍凉怨愤之文，以林景熙、郑思肖、谢翱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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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文的代表作家与作品 北宋时期，王禹偁的《待漏院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五代史伶官传序》《朋党论》《秋声赋》；苏洵的《六国论》；曾巩的《墨池记》《战国策目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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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答司马谏议书》《祭欧阳文忠公文》；苏轼的《教战守策》《留侯论》与前后《赤壁赋》；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上枢密韩太尉书》；司马光的《谏院题名记》《训俭示康》；周敦颐的《爱莲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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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书》；李纲的《议国是》；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陆游的《跋李庄简公家书》；朱熹的《百丈山记》；辛弃疾的《审势》；陈亮的《中兴论》；周密的《观潮》；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林景熙的《蜃说》；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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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人大内，他上表力谏，被贬为潮州刺史，又量移为袁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祭酒、京兆尹等职，官至吏部侍郎，世又称韩吏部。卒谥“文”，世又称韩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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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宋文选 (一)韩愈《张中丞传后叙》 1．韩愈生平及其文学创作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三岁而孤，由兄嫂抚养。唐德宗贞元八年(792)中进土，先后任汴州观察推官、徐州节度推官、国子监四门博士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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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任监察御史，因上疏请求减免灾民赋役，贬为阳山令，有政绩。后又历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博士、职方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知制诰等职。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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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在政治上力主中央集权，思想上尊儒排斥佛老。他关注现实，直言敢谏；坚持任人唯贤，奖掖后进。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他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浮艳文风，大力提倡古文，提出了文以明道、气盛言宜、不平则鸣、词必己出等文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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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出了第一流的新体古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深于立意，巧于构思；众体兼长，形式多样；文笔遒劲，气势雄伟；语言精练，新颖自然，形成“闳其中而肆其外”的独特风格。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杜牧有“杜诗韩文”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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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改六朝以来的繁缛华丽文风，开辟了散文发展的广阔道路，对后世影响深远。
韩愈又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勇于创新，以文为诗，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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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叙”的含义 后叙：即“后序”，是“后记”“跋”一类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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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叙事与议论并重 文章的前半部分侧重议论，基本上是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既有对历史事实本身的议论、评说，又有对各种谬论的尖锐批驳，锋芒毕露。文章的后半部分以补叙人物的轶事为主，在侧重记叙张巡、许远、南霁云逸事时，不但叙事清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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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成功地运用细节描写和侧面烘托渲染等手法，增加作品的生动性和可信度。文章的前后两大部分之间，又用自己过睢阳、祭双庙作为过渡，转折十分自然，结尾处又回应文章的开尖，这样就使得议论和叙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全文神气贯通，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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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许远辩诬的论证方法 一是运用逐层分析推理的方法，批驳怀疑许远“畏死而辞服于贼”的谬论。二是运用比喻论证的方法，以脏腑得病和绳断来类比睢阳的陷落是由于粮源和兵源的断绝，不是许远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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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运用对比论证的方法，先分析睢阳的战略位置来论证死守睢阳保障江淮，关系全国，说明张、许二人的死守城池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驳斥不必死守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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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南霁云形象的刻画手法 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也是本文的特色之一。作者善于选择典型的事件，用最富个性特色的语言和动作来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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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 1．柳宗元生平及其文学创作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世称“柳河东”。祖上已迁至长安万年(今陕西省临潼县)。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殿正宇、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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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任礼部员外郎，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革新失败后，受到残酷迫害，先是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十年后，又调任为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刺史，政绩卓著。四年后病逝于任所，世称“柳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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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诗善文，散文包括论说杂文、人物传记、寓言故事和山水游记等。其论说杂文思想深刻，逻辑性强；人物传记写人状物，生动形象；他是我国古代寓言文学的完成者，其寓言故事生动，文笔犀利，针砭时弊：他是我国古代游记文学的完成者，被称为“游记之祖”。其山水游记语言秀美，描摹生动，富有诗情画意，寄托深远，“永州八记”为代表作。有《柳河东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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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题发挥的表达方式 借题发挥，寓情于景是本文的突出特点。文章长于状景，对景物既有简括的整体勾勒，又有精细的具体描绘，但绝少纯客观描摹，多为感受之景，处处融进了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情景交融，物我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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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构线索 结构缜密是本文的又一特点。文章以“始得”二字为全文的结构线索，文中五次强调“始得”：“未始知”“始指异之”“然后知”“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文章从第一段末的“未始知”到篇末的“于是乎始”，前后照应，气脉贯通，可谓构思新颖，结构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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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语言特色 本文的语言精美、简洁、生动、明快，多用短语，骈散相间，极富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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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1．欧阳修生平及其文学创作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四岁丧父，家境贫寒。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土，初任西京留守推官，又人为馆阁校勘。因他支持范仲淹的上书言事，被贬为夷陵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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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1043)，以太常丞知谏院，又知制诰，全力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被贬为滁州知州，后又知扬州、颍州、顺天府，至和元年(1054)奉诏返京，参与修《新唐书》。至和二年奉命出使契丹。嘉枯二年(1057)知礼部贡举。此后历任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等职，嘉祜六年任参知政事，封开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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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即位，他辞去参知政事，先后出知毫州、青州。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于熙宁四年(1071)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退居颍州西湖之滨。卒谥“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北宋的政治家，他不满北宋的腐败政治，反对因循苟且，力主宽简政治，一生敢说敢为，光明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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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诗、词、文兼长，尤以散文成就最高。他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成就斐然。其文章大都内容充实，叙事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又严密，语言轻快圆融而不滞涩，形成平易婉曲的独特风格，对北宋一代文风形成、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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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败由人的中心论点 这是一篇著名的史论。通过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成败的历史事实，阐明了国家的盛衰不在天命，而在人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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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 这是一篇精彩的议论文，通篇围绕“盛衰”二字下笔。首先开门见山提出成败由人的中心论点。接着用庄宗得天下之“盛”与失天下之“衰”的历史事实，进行正反两方面的对比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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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叙事与说理结合 在叙事中融人作者的议论，将叙事和说理紧密结合，引史评史，就史论事，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客观分析、评论，从中归结出发人深思的道理，告诫人们汲取历史教训，充分体现了史论文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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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言警句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些名言警句，言约意丰，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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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苏轼《前赤壁赋》 1．“乐一悲一喜”的情感线索
文章以月夜泛舟赤壁为线索，通过泛舟江上、扣舷而歌和主客问答三个场景，写出了作者思想情绪的起伏变化，即由乐到悲、转悲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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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客问答”的表现手法 作者一句“何为其然”的问话，设下了关于人生问题的主客问答。第三段主要是借客人的回答，抒发了他对人生无常的悲凉慨叹。第四段是主人回答客人，运用了扬主抑客的手法，表达了作者超旷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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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主客双方的看法都是作者的自我独白，是其思想上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具体体现，而主客问答形式的运用，使得这种思想表达不平淡，有波澜，生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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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景、情、理的有机结合 文章首段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月夜江景图，秋江浩阔，如置身仙境，充分表达了作者欣愉的畅游之情，激发了其阔大的胸襟，寓情于景，景中含情。第二段通过对悲凉箫声的描绘和渲染，为下文怀古伤今的悲情作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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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通过客人触景生情，引发出对历史人物的凭吊，表达现实人生的苦闷，即景抒情，缘情生议。第四段，苏子关于水和月变与不变的议论，使文章自然过渡到说理上来。由情人理，以理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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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语言特色 此文在语言方面也极有特点。全文骈散相间，错落有致，灵活自如。如：“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等，句式整齐，富有节奏感；文中还采用了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辞采华美，文势如行云流水而又跌宕多姿，读来琅琅上口，宛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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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背诵第一、四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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