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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之 曹禺与中国现代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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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话剧的发展简况 文明新戏时期 爱美剧时期 小剧场运动时期 左翼戏剧运动时期 剧场戏剧时期 广场戏剧时期 剧场戏剧再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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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戏时期 话剧是一种西方的戏剧形式,19世纪末由在上海的西方侨民引入中国。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组织的春柳社被看作是最早的话剧团体。他们演出的这种不同于传统戏曲,而主要适应于现代文明需要的西方戏剧形式,被称为"文明新戏"或"文明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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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剧时期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新文学作家和理论家们一面更加猛烈地批判传统旧戏,一面竭力提倡西洋新戏。他们大力提倡非营业性质的爱美剧(爱美,即Amateur的译音,意为"业余的"、"非职业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天津南开学校、北京清华学校为代表的学生业余演剧活动形成了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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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剧场运动时期 小剧场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自由剧场”的艺术实验活动,后风行于欧美与日本,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戏剧取代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戏剧,从而占据剧坛主导地位的一次戏剧革新运动。 中国的小剧场运动以爱美剧的形式进行艺术实验,建立起不同于文明新戏的话剧体制,其核心是以"导演制"取代"明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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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戏剧运动时期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激发起了1928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1929年秋,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 的口号。 1930年8月,成立了上海剧团联合会,后改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成为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力量,左翼戏剧运动,也成为30年代最有声势的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左翼戏剧运动以提倡"戏剧的大众化"为特色,在各个领域向着"广场戏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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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戏剧时期 剧场戏剧(即“大剧场”演出)以职业化和营业性为特点,是中国话剧从业余走向专业的标志,也是中国话剧从幼稚期走向成熟期的标志。
剧场戏剧必备条件:一是必须是一种艺术,二是必须有票房号召力。而成功的关键则在于剧本的创作。 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面世之后,使剧场戏剧的理论真正得以实现。这就是《雷雨》对现代话剧的特殊贡献:达到了文学性与舞台性、艺术性与欣赏性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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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戏剧时期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话剧再次向"广场戏剧"倾斜,并出现了三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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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戏剧的第一次高潮 抗战初期,组织救亡演剧队(抗敌演剧队)分赴各地成为当时戏剧演出的主要形式,其演出形式主要有街头剧、广场剧、活报剧、茶馆剧、游行剧、谐剧等多种样式,其中,被称为"好一计鞭子"的《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最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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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戏剧的第二次高潮 抗战中期,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即"解放区"),以秧歌剧和民族新歌剧以形式的广场戏剧最为活跃,其中,秧歌剧的代表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民族新歌剧的代表则是《白毛女》以及《赤叶河》、《刘胡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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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戏剧的第三次高潮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反内战、反饥饿的全国性学生运动热潮的高涨,具有极强的政治的广场活报剧成为当时戏剧的主要形式。
这时期,职业剧作家创作的作品,陈白尘的《升官图》、吴祖光的《捉鬼传》、宋之的的《群猴》、瞿白音的《南下列车》等,都具有广场戏剧的特点,也是学生剧团经常演出的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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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戏剧再兴时期 在广场戏剧不断掀起高潮的同时,在大后方(以及沦陷区)剧场戏剧在大中城市也继续得到繁荣。 剧场戏剧在大中城市繁荣的主要表现:
一是历史剧的创作繁荣。 二是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繁荣。 三是讽刺作品的繁荣。 沦陷区"市民化"戏剧创作和演出也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态势,与后来解放区戏剧的"农民化"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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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禺的生平 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
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他的姓氏“万”的繁体字为一个“草字头”和“禺”字,草字头与“曹”谐音,故“曹禺”即“万”)。 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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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的创作简况 他一生共写下了14部剧本(包括改编和合著)。 《雷雨》(1933年) 《日出》(1936年)
《雷雨》(1933年) 《日出》(1936年) 《原野》(1937) 、《全民总动员》( 1938年合著)、《蜕变》(1939)、 《正在想》(1939年、改编)、《北京人》(1941)、《家》(1942年、改编)、 《柔蜜欧与幽丽叶》(1943年、改编)、 《镀金》(1943年改编、《桥》(1944)、 《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年合著) 《王昭君》(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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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分期: 从《雷雨》到《原野》是曹禺创作的第一阶段。其总的特点是“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琐事;善于构思,但不墨守成规”。
从《全民总动员》到《桥》是曹禺创作的第二阶段。现实性明显加强,直接以抗战的现实为题材,并塑造了具有高尚品质的正面人物形象。 从《明朗的天》到《王昭君》是曹禺创作的第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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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的"四大杰作" 《雷雨》、《日出》和《北京人》被称为曹禺的"三大杰作"。这三部作品再加上《原野》又称曹禺的"四大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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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主人公形象分析: 在《雷雨》中,上场的人物共有八位:周朴园、蘩漪、侍萍、周萍、四凤、周冲、鲁大海、鲁贵。其中,前三位都曾被人看作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也是应该重点了解的三个人物形象。 左图为《雷雨》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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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朴园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剧中各种悲剧的根源。
周朴园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 周朴园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蘩漪两位女性形象以及他与鲁大海等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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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周朴园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
一是他与妻子蘩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 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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蘩漪形象 蘩漪形象的塑造,深受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
蘩漪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园的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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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萍形象 侍萍形象的塑造,深受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
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 ,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 左图为《雷雨》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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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 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 左图为《日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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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 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
“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 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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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中的人物链 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 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 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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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 《原野》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精神承受力的理性探讨。
《原野》的故事背景: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抢占,仇家的房屋被烧毁,仇虎的妹妹被送进妓院而惨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儿子焦大星强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上图为《原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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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话剧中的诗意特征 "诗意"现象,是文体风格问题,也是对曹禺剧作进行整体把握的关键之一。有人认为,从《雷雨》到《王昭君》,曹禺一直在追求"诗与戏剧"的融合,在追求戏剧的诗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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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戏剧诗意特征的主要表现 曹禺总是带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和理想的情绪去观察和描写生活。他不是先有主题,而是在朦胧的诗意般的感受和想象中,抓住最激动人心的创作冲动或灵感开始创作构思。 剧情与现实的联系并不紧密,生活表现的逻辑也不严密。曹禺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琐事。 时空感不确定,常带有偶然性或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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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曹禺在少年时代就接触到《圣经》,并经常跟着继母去教堂做礼拜,在大学时代还曾专门研究过《圣经》和“圣经文学”,大学毕业后还曾在河北女子师范用英文讲授过《圣经》,基督教文化对他的人生观和创作观都有相当的影响, 在《雷雨》的序幕中就有在教堂做弥撒的合唱场面,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氛。 曹禺开始文学创作的动机正是为了"劝恶从善",他的前期创作也多是表现善恶较量的社会道德剧,而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浸透了基督教的人文意识,如原罪情结、忏悔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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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悲剧的影响 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有突出的命运观,在他们看来,人的悲剧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是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因而希腊悲剧也称为“命运悲剧”。 在《雷雨》中,世界的残忍和冷酷,人的盲目的挣扎,情爱不可避免地走向乱伦,特别是四凤自觉不自觉地重蹈母亲侍萍的覆辙等等,都表现了某种命运悲剧的因素。 希腊悲剧对曹禺话剧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内容上,还更多地表现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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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影响 曹禺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则是“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
莎士比亚被称为“第一个把精神痛苦写到至极的作家”,他对人物很少作单一的或静止的描写,而是对其性格和情感作生动细致的描写,其人物大多复杂丰富,富于发展变化。因此,莎士比亚悲剧也称“性格悲剧”。 《雷雨》的悲剧可以说直接与蘩漪的"雷雨式"性格有关,而曹禺笔下的许多人物(包括次要人物)都具有复杂而偏执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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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的影响 易卜生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广泛的,五四时期出现的大量的“问题小说”和“问题剧”都是学习易卜生结果。
曹禺从易卜生那里学会了如何关注妇女问题,关注社会问题。 学会了如何安排人物与事件的复杂关系,如何制造悬念,处理高潮,如何运用象征的手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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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尼尔的影响 曹禺是中国的奥尼尔,因为两人的情况更为相似:他们都学习过易卜生,都富于激情,都善于写悲剧,都喜欢表现人物的命运,都热衷于新的样式和新的技巧,也都对自己国家的戏剧事业作出过特殊的贡献,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奥尼尔的出现使美国的现代戏剧走向了成熟,而曹禺的出现也正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 曹禺与奥尼尔的相似,主要还不是形似,而是神似,是同样喜欢用不平常的人物命运来吸引观众,是同样喜欢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进行精确的描绘,对人物的命运进行出色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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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的影响 无论是希腊悲剧,还是莎士比亚和易卜生,都很重视戏剧的集中性和动作性,都要求有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曲折跌宕的戏剧情节,剧中的中心事件往往都是生活中少有的,人物性格也过于强烈,戏剧结构更是力求紧凑严密。但这一传统的戏剧观念在契诃夫这里得到了改变。 契诃夫曾经影响了曹禺整个40年代的创作,给曹禺戏剧风格带来了全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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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创作的成功及后来创造力的衰退与他的人格心理的关系
《雷雨》等作品的成功以及后来《明朗的天》等作品水平下降,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从作家的人格心理的关系这一特定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发现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身居高位后反而创作力衰退,由于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与他的处处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完全放弃自己以前的创作个性与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创造力的衰退便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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