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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沟通行动理论的出发点 沟通行动和沟通理性 生活世界、系统与社会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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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1929-),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至第三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是批判主义社会学传统在现当代的主要继承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流派,因建立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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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历程 1923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立标志该学派的诞生,该学派标榜自己是社会批判理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资本主义。
经历了三代:20世纪30年代至二战前,为创立和形成阶段,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战后至60年代末过渡到“否定的辩证法”阶段,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1969年以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逐渐解体。 基本观点: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富裕但却是一个病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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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沟通行动理论的出发点:社会理性化的困境
哈贝马斯:“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 所谓社会理性化的困境,是指韦伯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理性化所导致的现代社会的两难困境,即形式(工具)合理性和实质(价值)合理性的矛盾。 无论是韦伯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人物,他们在对待西方理性化发展悖论这一问题上都走向了悲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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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则认为,韦伯他们之所以会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持悲观主义的态度,是因为他们对行动和理性概念的理解太过于狭隘,他们是一种目的-工具理性模式,这种视角只看到人类行为在处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合理性,而忽视了主体之间关系的合理性,这就是沟通理性。由沟通行动中发展出来的沟通理性可以使人类生活的发展出现另外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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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沟通行动和沟通理性 (一)沟通行动概念的提出 不同行动概念的比较 目的(策略)行动 客观世界 规范调节的行动 客观、社会世界 戏剧行动
客观、社会、主观世界 沟通行动 客观、社会、主观、语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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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策略)行动 韦伯提出。 目的行动是行动者通过选择一定的有效手段,并以适当的方式运用这种手段,实现某种目的的行动。 哈贝马斯认为,目的行动本质上是非社会的,因为在此行动中,他人只是他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单纯从目的行动出发来理解合理性,只会承认工具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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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调节的行动 符号互动理论对此有详细论述。 在此行动中,行动者不仅要同作为外在的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更主要的还是同他自身所属的社会世界发生联系。 社会世界是指由一定价值规范构成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整体;规范表达了社会集团成员共同认可的行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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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行动 戈夫曼提出。 戏剧行动是指在公共场合有意识地展示自己的主观情感、品质、愿望等主观性的行动,它的核心是自我呈现。 戏剧行动除了要与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相联系外,更主要的还是同行动者的主观世界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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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行动 沟通行动是指至少有两个行动者通过语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协调相互间关系的互动行动。行动者共同寻求他们对情境和行动计划的理解,以便达到意见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协调彼此的行动,实现共同的目的。 沟通行动的目的是相互理解、相互协调、达成共识,而这种理解和协调是以语言为中介的。行动者通过语言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及主观世界发生联系(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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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遍语用学(言语的四个有效性基础/沟通行动的一般前提假设)
沟通行动本质上是言语行动,只有有效的言语才能使沟通行动进展下去。 言语的有效性要求:可领会性要求、真实性要求、正当性要求和真诚性要求。 可领会性要求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就能满足,即只要一个句子合乎语法,那么它对于所有懂得这种语言构造的人来说都是可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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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要求关联着“客观世界”,即语言要反映客观世界的真相(语言的内容是真实的)。
正当性要求关联着“社会世界”,即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语言和别人沟通时,必须遵守社会规范(言语是正当的,符合社会规范的)。 真诚性要求关联着“主观世界”,即语言使用者要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意向的表达是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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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沟通的有效性要求受到质疑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断沟通,一种是进行论证活动,即理性讨论过程。
理性讨论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沟通参与者寻求或利用合理的论据,来论证自身的言语行动是符合有效性要求的,即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沟通行动得以进行的外部条件:理想的言语情景,即平等、自由的沟通环境。 理想的言语情景的形成有七个条件(p360),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求有一个没有内外限制的论辩社会和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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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沟通理性 在沟通行动中,潜藏着不同于目的-工具理性的另一种理性,即沟通理性(反省、批判和论证的能力)。
沟通理性首先是一种对话式的理性,是以主体间的平等对话为基础的;而目的-工具理性是一种独自式的理性,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计算的理性。 其次,沟通理性是一种借助于“更佳论据的力量”进行反复论证的理性;而目的-工具理性不必借助于理性地讨论,而是以单方面的利益取得为标准。 如果人类的这种沟通理性能力能够得到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理性并非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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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世界、系统与社会理性化 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其一是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其二是系统(或体制)的理性化。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 定义:所谓生活世界,是指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大家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拥有的、一组庞大却并不明确的社会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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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包含文化、社会和人格这三种结构性要素;生活世界使得人类的沟通行动成为可能。
文化是人类共享的知识系统(或知识储存库),从而使相互理解性的沟通成为可能。 社会是指合法的社会秩序,为沟通行动提供环境基础。 人格是沟通行动的参与者所具有的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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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表现在三方面:生活世界结构上的区分;形式与内容的分离;符号再生产过程中的反思性增强。
所谓生活世界结构上的区分,是指文化、社会和人格这三种结构不再受神秘色彩的世界观所控制,而是各自独立起来。 对应于文化、社会和人格的区分,是形式与内容的分离。 符号再生产过程中的反思性增强,是指在文化领域、社会制度领域,甚至在教育下一代的过程中,理性的反思代替了权威和传统文化成为沟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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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指出,原因就在于社会理性化还包含了另一层含义,即系统层面的理性化,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往通过理性的讨论多于受权威的制约,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工具理性当道和人际关系疏离的现代社会困境呢? 哈贝马斯指出,原因就在于社会理性化还包含了另一层含义,即系统层面的理性化,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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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体制)的理性化过程 系统主要是指与生活世界相对的,影响人类生活的社会制度或组织。 生活世界在价值层面上规范人的行动,而系统则是在功能层次上调节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取向。 系统理性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平等式部落社会、等级制部落社会、政治阶级分层社会和经济阶级结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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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两个阶段,生活世界与系统还没有分开,系统的发展以生活世界里的符号意义为基础。
在第三个阶段里,权力机制与亲族结构逐渐分离,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国家。 在第四个阶段里,经济与政治秩序分离。 从系统理性化的四个发展阶段来看,系统的发展依赖生活世界给它提供符号意义,但随着系统的发展,却出现了现代社会的悖论:一方面是个人的理性认知和自主性增强,另一方面是系统的不断扩张最后导致生活世界受制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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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指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给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了。
在现代社会,系统的理性化主要发生在国家和市场的范围内。在市场范围内,人们主要从事经济活动;在国家范围内,人们主要从事政治参与活动。这两种活动都要求有效率的运作,因此都以工具理性作为运作的准则和目标。为了达到有效率的运作,市场以金钱来调节和制约人的经济活动,国家机关则通过权力来影响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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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金钱和权力的制约机制逐渐渗透到其他活动或领域中,人们不但在日常的工作中,而且在娱乐、教育和家庭等事务中也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沟通的媒介。这样,人们逐渐习惯于把周围的环境,包括其他人在内,都当作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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