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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与墨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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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与墨家思想 一、墨子与《墨子》一书 二、墨家思想学说 三、儒墨关系 四、墨学的盛衰绝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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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墨子与《墨子》一书 1、墨子生平 “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附)墨子周游列国,向齐、楚等国君主宣扬非攻兼爱之说,奔走于楚、卫、鲁、宋之间,以期建立交相利和交相爱的国与国间和谐的关系。他急勇好义止楚攻宋等事迹,被后世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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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所绘墨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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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墨子的出身: 墨子的出身是有争议的,冯友兰说墨子及其门人出身于“游侠”,童书业说墨子的祖上可能是宋国公族,他本人也是宋国人,做过宋国的大夫。似乎是个手工业技师,和鲁国的公输班差不多,是个手工业工匠的头。(《先秦七子思想研究》) 墨子身份虽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墨子及其门人社会身份不高。多为春秋战国之际没落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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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子》一书 《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七十一篇。注: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
《隋书·经籍志》载:“《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墨子》一书是墨子后学集墨子言论而成,一般的研究者认为《墨子》书中前三篇《亲士》、《修身》、《所染》混合着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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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四篇,大致相当于墨学的总论。从《尚贤》上篇到《非命》下篇共二十三篇,大体上是前期墨家所记墨子的主要学说,这二十三篇中分做十个题目,各分为上中下三篇,大概是三派墨家所记,时代最晚不过战国中期。《非儒》上下篇,仅存下篇,是更晚的墨家反对儒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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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上》到《小取》六篇是战国晚期后期墨家所著。从《耕柱》到《公输》五篇是墨子后学所记墨子言行的著作,其写录时代似稍晚于《尚贤》篇。最后论兵法的十一篇,时代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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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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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墨家思想学说 1、“兼爱”思想: 《兼爱》上篇云:“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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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墨子的结论:天下兼爱就会大治,交相恶就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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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中》:“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兼爱下》则以士为譬喻,把兼和别说成是两种士,用他们的言语和行为来说明兼与别的区别,论证兼爱才是正确的,是利天下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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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有反对墨子的兼爱之说,认为他过于理想,实际上行不通。墨子则引述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先王实行兼爱的事迹,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正确性。
时人认为兼爱太难,不易行得通。墨子认为“特上弗以为政,下不以为行故也。”(《兼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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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也提出了如何践行其“兼爱”说: 墨子说:“苟有上悦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兼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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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子的战争观: 墨子认为不利于民者,莫如兵争及奢侈,故讲《兼爱》,必讲《非攻》、《守御》之术,正所以止攻伐之心。墨子的“非攻”主张,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所反对的是“强凌弱、众暴寡”的战争。但是并不反对抵抗侵扰、保卫和平的战争。墨子认为古代商汤之放夏桀,周武王伐纣,都是为民除害、替天行道,是讨伐不义,不是征战攻伐,与非正义的侵扰战争有着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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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既在思想上教导人民反对不义之战,又于行动上帮助弱小抵御强权。《鲁问篇》载:齐将伐鲁,墨子晓齐王以利害;鲁阳文君将攻打郑国,墨子明鲁阳文君以大义。
《公输篇》则详细的记载了墨子制止楚国攻打宋国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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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倡节俭 《墨子》中的《节用》、《节葬》及《非乐》诸篇,则皆所以戒侈也。墨子所处的战国初期,农业可称初盛,王公大人厚敛于百姓,夺民之财。用于生活奢侈之物,如车马衣裘,修建宫室,厚葬。墨子对统治者的奢侈浪费很是了解,非常痛恨。他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是,告知浪费的害处,如在《节用》、《节葬》诸篇都具体的指明了浪费的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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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主张积极从事生产,墨子提出了五点主张:
要求人人劳动(《墨子·非乐上);主张各尽所能(《节用中》);强调分工合作(《耕柱篇》);注重依时生产(《七患篇》《节葬下》);提倡互惠(《尚贤下》)。 墨子的非乐是因为“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非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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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认为提倡节俭符合圣人之务“先质后文”:
“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长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说苑·反质篇》引墨子语) 墨子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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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志》《明鬼》与竹简《鬼神之明》 《天志》篇谈到“天帝”的存在,天帝爱人,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爱。天帝还经常监察人的行为,特别是统治者的行为。他以祸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以福奖赏那些顺从天意的人。除天帝外还有一些鬼神,也具有天帝的权能,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交相“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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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子的思想中“天” 处于中心位置,墨子的伦理观自然是由天定的法则。儒家强调严父、敬师、尊君,而墨子认为父母、师长、国君皆不足以法,而应该“法天”。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法仪》篇)这与《尚同》篇所表现的百姓以至于天子最后要一同之于天的思想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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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然则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法仪》)
墨子讲“兼爱”可视为道德的宗教化,墨子的道德观最后归于天志与神权。孔子讲“仁”是道德的人伦化,将人从神权笼罩下分离出来,说“敬鬼神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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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天志》、《明鬼》,实用以歆惧世人,使之兼相爱,交相利也。墨子认为三代圣王之后,天下大乱,是因为人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鬼神能够赏贤(或作善)而罚暴。现在若使天下人都相信鬼神能够赏贤罚暴,天下就不会乱了。接下来举了一些鬼神赏善罚恶的事例,并且鬼神赏善罚暴时被时人所见,或载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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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有曹锦炎先生整理所提《鬼神之明》篇名的竹简文:
“今夫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则以其赏善罚暴也。”是篇认为禹、汤仁义圣知,天下法之。此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鬼神之赏也。桀、受、幽、厉,焚圣人,贼百姓,乱邦家,生前为天下笑,又不得好死,是鬼神之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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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伍子胥,天下之圣人也,未得善终;荣夷公天下之乱人也,长寿而死;善者或不赏,恶者或不罚。“鬼神之不明必有故。鬼神之力是否能至,吾弗知也。”
简文《鬼神之明》可能是墨家的后学,对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皆有所论。鬼神之明,则赏善罚暴;鬼神不明时,未知是鬼神无力赏善罚暴,还是鬼神能办到而不去办。要之,可以肯定鬼神有时可以赏善罚暴,有时又表现为没有赏善罚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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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世官到墨子的“尚贤”主张 “尚贤”主张出现的背景:
由西周时期的世官制到西周晚期出现荐举属下或家族兄弟子侄为官,春秋时期荐举现象更加多起来,春秋之末至于战国出现荐贤现象。墨子学说中的“尚贤”主张正是适应社会思想的变化和社会需要而适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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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认为为政的目标有三: 国家的富强;人民的众多;刑政的安定。若达到这三个目标,国君就得“尚贤”。 尚贤有三个步骤: 官无常贵,民无常贱;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举公义,辟私怨。(《尚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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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举古代圣王“尚贤”为据: “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是以贤者众,而不贤者寡。此谓尚贤。”(《墨子·尚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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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成尚贤的理想,墨子又提出了“尚同”的主张。
《尚同上》篇载:从最低层的百姓尚起,经过里长、乡长、国君、天子,纷纷尚同,天子一同天下之义,才能把天下治理好,社会才能安定。墨子所提出的“尚同”,必须有“贵义”,从百姓到天子都以“义”为思想行为的准则。否则就不能称为“尚同”。 墨子为了实现尚同主张,将社会分成不同的阶级,希望建立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建设兼相爱的国家,进而发展天下太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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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针对以天子之是非为判断是非标准的盲目服从的政治情况,提出了两个措施:民谏与天谴。
所谓民谏是指“上有过则规谏之”(《尚同上》),“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尚同中》);在墨子构建的理想社会中,天子之下的各级长官都必须是绝对的贤者,如此上之不善而有待于民谏的情况就可以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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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谴,《尚同中》载,自天、天子以下直至百姓都得尚同。如果没有达到尚同于天,就会遭到天的惩罚,降给人间灾祸疾病。“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同乎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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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子不仁,不能善治天下,天必祸之诛之。
在《法仪篇》中举尧舜禹汤文武因为兼爱天下尊天事鬼,而受到天的福佑,被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服事之。至于暴虐之王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兼恶天下之百姓,侮辱鬼神,所以天降下灾祸,使其失国身亡,为后世笑,子孙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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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墨关系 1、墨子学儒者之业 《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墨子出于儒,可以从《墨子》书中得见,墨家诘难儒家者,为《非儒》、《公孟》两篇,《耕柱》亦偶见其说。而《修身》《亲士》《所染》三篇实近儒家言。墨子之非儒仅以与其宗旨不同者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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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仁” 墨子把“兼爱”和“仁”做了区别,《经上》:“仁,体爱也。”“体,分于兼也。”体爱只是一部分爱,不是兼爱。兼爱的行为被墨子称为“行义”或“为贤”。孔子所讲的“仁”也是爱,仁者的行为要求是爱人,是有差等的爱,不是兼爱。实际上墨子是把孔子“仁”的思想发展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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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对儒家的批评: 《公孟》载子墨子与公孟子的辩难,子墨子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 其所非者为儒家之丧服及丧礼,以其违节葬之旨。非其娶妻亲迎,以其尊妻侔于父,违尚同之义。非其执有命,以申非命之说也。非其贪饮食,惰作务,以明贵俭之义。非其循而不作,以与背周用夏之旨不合也。非其胜不逐奔,掩函勿射,以其异于非攻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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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对墨家的批评: 荀子曰:“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荀子·礼论》) “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悬)君臣;”(《非十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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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墨学的盛衰绝续 孟子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则墨学在战国时期极盛。(《滕文公下》)
墨家以仁、义、礼、忠、孝、信、廉、任、勇诸条为践履之德目。墨子以此等德目与内容丰富的教材教授弟子,故能成为一学派之风气。又因为墨者有其严密的组织,同处于首领巨子的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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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之所以兴盛一时,还在于墨学的内容丰富,主要针对时弊而发,“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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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衰微于秦汉,其衰微的原因,吕思勉先生说之较允:
墨之徒党为侠,多“以武犯禁”,为时主之所忌。又勤生薄死,兼爱天下,非多数人所能行。巨子死而遗教衰,其党徒,乃渐复于为游侠。(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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