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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土地革命的开展 1. 白区工作的恢复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广泛建立和发展 2.古田会议 3.苏区土地革命的开展 4.中共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5.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出现及其被克服(1930.6—9) 6.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7.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 8.思考题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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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区工作的恢复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广泛建立和发展
1927.9底-10初,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1928.4,中央发出《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与秘密工作》的通告,第一次提出党的秘密工作须与公开工作相结合、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和半公开的机会团结工农群众的策略方针。 周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以顾顺章为负责人。1929年末,又派李克农、钱壮飞等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钱还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机要秘书,为中央工作和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提供许多重要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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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闽西根据地:1930. 8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1931
赣南闽西根据地:1930.8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1931.9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江西瑞金为中心。 鄂豫皖根据地:处于大别山区,1931.5组成中央分局,张国焘任书记。 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陈昌浩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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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赣根据地: 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 红三军团。
洪湖湘鄂西根据地:1930.7红二、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周逸群领导(1935.7以红二、六军团为基础组成红二方面军)。1931.3成立中共湘鄂西分局,夏曦为书记。 闽浙赣根据地:方志敏领导。 广西右江根据地:邓小平等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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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统一各地红军序列和番号,共13个军6.2万多人。5月中央在上海召开苏区代表大会,准备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时红军已在全国10多个省300多个县建立15块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永嘉爆发84村4000多农民参加的暴动,并建立红军游击队。1930.5成立红十三军,3000人左右,军长胡公冕、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军部设在永嘉岩头五尺,全盛时期6000人左右。1932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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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初期,胡公冕一家在西安拍摄的全家福
胡公冕(1888-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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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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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红十三军军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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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田会议 1929.5,红四军4干人,党员1329人,占33.2%,其中,工人出身310人,农民626人,小商人106人,学生192人,其他95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的影响大量反映到党和红军中来,如单纯军事观点(朱、彭)、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严重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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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2.28,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心思想就是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
关于党建问题,决议案指出必须着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因为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选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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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队建设问题,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原则指导红军建设。“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问题的武装集团”,“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毛选84页)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区别。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这三大任务。红军还须正确处理内部外部的关系,实行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红军内部必须把严格的纪律和充分的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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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从根本上分清了人民军队和旧军队的界限,彻底解决了在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党和军队中,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如何建设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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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区土地革命的开展 占农村总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60%-70%的土地,占农村人口10%的中农占15%的土地,占农村人口60%-70%的贫苦农民只占5%的土地。 六大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六大时明确规定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基本上确定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正确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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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边界特委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因还不知六大精神,规定没收农村中全部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征收土地税,禁止土地买卖。《井冈山土地法》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的法律文献 缺陷: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禁止土地买卖,影响农民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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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4,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根据党的“六大”决议,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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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7,毛泽东又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进一步提出了区别对待中小地主与富农,保护工商业者,集中打击地主的政策。决议明确规定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没收富农的多余土地,“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土地分配以乡为单位,按原耕形势,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按人口平均分配,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而不是打乱平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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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实践中,我党逐步解决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问题。
(1)关于没收土地的对象: 土地革命之初,曾规定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占地50亩以下者)实行减租政策。后又提出过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六大时明确规定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井冈山土地法》制定时,因还不知六大精神,规定了“没收一切土地”的原则。到《兴国土地法》颁布时,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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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方法: 一般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并以原耕地为基础,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
(3)关于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 开始实行土地公有(苏维埃政府所有),农民使用的原则,禁止土地买卖。《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都这样规定。到1931年春,改为土地一经分定,使用权和所有权都归农民,可以租借、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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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土改的阶级路线: 即土地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六大基本上确定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正确路线。但对富农的政策后来发生了曲折。1929年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各地执行“坚决反对富农”,实际上是消灭富农的政策。直到1935年才把对富农的错误政策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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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中共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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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1)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毛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其中一部分便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又给中央写了《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从中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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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五个原因与条件。(见毛选一,P48-50)
(1)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根本原因。 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红色政权能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存在和发展下来; 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使革命力量有回旋的余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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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在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的地方----群众条件。
(3)中国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而当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客观条件。 (4)“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5)最要紧的条件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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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包括三方面基本内容: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紧密结合不可分离。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没有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也不能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发动农民,红军的革命战争就得不到广大农民支持,根据地也不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阵地,不建设根据地,武装斗争就失去依托,土地革命也无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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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毛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一块块根据地与全国政权联系起来,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认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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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立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选一,P97—99)这实质上就是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这也标志着毛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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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重要内容,后者是前者的目的与归缩。 区别:从内容上看,前者论述了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与条件,后者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途径、工作重心及其作用问题;从实践上看,前者为了促进湘鄂赣粤四省的暴动,后者为了夺取全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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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5毛写《反对本本主义》,集中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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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号召人们“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毛选一,P109—118) 这篇文章从哲学的高度,对当时党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是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的争论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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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基本特点: (1)党的工作重心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 (2)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不是工人而是农民阶级。 “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赢得农民”。 (3)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不是长期的合法斗争,而是长期的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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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革命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其主要原因在于:
(1)武装夺取政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见马恩选集一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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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也曾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列选三P19)
(2)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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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外无独立内无民主,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无合法斗争的手段可以利用;
B.旧中国的反动势力异常强大凶残,且主要集中在城市; C.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且有强烈的革命愿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3)中国革命的历史史实充分表明忽视武装斗争和坚持“城市中心论”都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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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伟大意义: (1)指导中国革命实现了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2)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3)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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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它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5)它对于我们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对于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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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出现及其被克服(1930.6—9)
国外:1929年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共产国际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期”理论:1917—1923年汉堡工人起义失败,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时期;1923年以后进入第二期,资本主义处于“局部稳定”和经济复兴时期,又是苏联经济恢复,建设事业取得较大成就时期;最后是第三期,总危机走向极端恶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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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1930.5爆发了新军阀间的大规模内战--中原大战,红军利用有利时机,打了一些胜仗。
1930.6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一套“左”倾冒险主义主张,使“左”倾错误第二次在中央占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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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革命形势问题上,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革命需要主观力量的充分准备,主张不断的进攻。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了”,“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认为“只要有客观的革命条件,革命的主观力量便不成问题”;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要在“这一最后博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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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革命性质问题上,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提出没收民族工商业,消灭富农和建立集体农庄等“左”倾政策。
(3)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反对毛等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指责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极端错误的”,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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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
,在周、瞿主持下,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批评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的过“左”估计,停止了他的冒险计划,基本上结束了这次“左”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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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1)第一次反“围剿” —1931.1,蒋调集8个师约10万人,任命江西省省长鲁涤平为总司令,18师师长张辉赞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术,由北向南迸攻中央苏区。红军一方面军一、三军团等4万人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寻机歼敌,共毙伤俘敌人1.5万人,并活捉了张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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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师师长张辉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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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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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反“围剿” 1931.4—5,蒋调集20万人,由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进攻中央苏区。红军3万余人继续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寻机歼敌。从5.16—31,红军横扫700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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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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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次反“围剿” 1931.7—9,蒋调集30万人,亲自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针,进攻中央苏区。红军3万人采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迎战,共消灭敌人3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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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敌我力量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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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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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 1931.4,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给党中央造成极大的威胁。6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由王明代理总书记职务。9月,王明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指定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等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博古临时中央急于“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苏区”,造成全国革命的高潮,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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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及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工农检察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救济被难群众问题、为死难烈士立纪念碑问题等决议案,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任务是在中共领导下,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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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1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主席台右起第3人为朱德,4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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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国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阶级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代表参加政府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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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六大以来》上,第 页) 大会选举了63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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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 军事人民委员—朱德 劳动人民委员—项英, 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 司法人民委员—张国焘, 内务人民委员—周以粟, 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 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 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后又增加周恩来)为副主席,统一指挥全国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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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性质。
8.思考题和参考资料 思考题 1.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 2.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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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舒龙等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历史系1979年编印。 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 刘秉荣:《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戴向青等:《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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