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 外来文化和汉语外来词

外来文化与汉语外来词 大量涌入——汉唐之际 “汉唐盛世”

汉语和唐话 “汉语”（“唐话”） 日语中当用汉字的语音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系统。京都的京读作きよう，是吴音；京畿的京读作けい，是汉音；南京的京读作きん，是唐音。

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 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 汉开拓，唐开放，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联系自然频繁。 张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也会跟着“搭便车”。 西域既通，现成的词汇就不够使用；佛经既得，外文的翻译就成了问题，因此汉唐两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入民族公用语库，华夏民族语言大大丰富的时代。

音译 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音译 咖啡（coffee） 可可（cocoa） 坦克（tank） 苏打（soda） 沙龙（salon） 逻辑（logis） 苜蓿buksuk（大宛语，伊朗） 葡萄budawa （大宛语，伊朗

音译的讲究 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 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还是写成葡萄。因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写成葡萄，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真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觉。

中文翻译的精神 信、雅、达 “可口可乐”译——cocacola “伟哥”译——vigra 雷达——radar 模特——model 佛——Buddha

苜蓿——牧宿、目宿 苜蓿跟放牧时睡觉或看得见的宿营地等并不关联，译为牧宿、目宿都很牵强，于是发明出新字来表示。

琥珀——虎魄。琥珀不是老虎的魂魄。除“琥”字古已有之外（琥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即琥璜；或信物，即虎符）。

珀、苜、蓿，都是专门为此发明的。后来，但凡松柏树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腊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只有红的才叫琥珀。

“佛”之神译 中国原本是没有佛的，佛教刚传入中国时，Buddha一词的译法也五花八门。 没驮、勃驮、浮屠、浮图、佛图、佛陀

——佛陀，简称为佛。因为没驮、勃驮实在怪异，让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浮屠、浮图也容易产生歧义。当然，也可以意译为“觉者”，但总觉得不过瘾。既不崇高，又没有神秘感，想来想去，还是佛陀好。

佛的本义是仿佛，即所谓“见不审也”。像释迦牟尼佛祖这样的人，我们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高深莫测。 佛这个字“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单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来表示那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的非凡的人。何况鬼、神、仙、佛并列，也很整齐。所以，用佛来译Buddha，也是“神译”。

菩萨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萨，但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释迦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时的称号，全称是菩提萨埵（duǒ） ，即梵文 Budhisattva的音译。其中，菩提（Budhi）即断绝烦恼成就涅盘的智慧和觉悟，萨埵（Sattva）即心系众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还要救万民于水火，所以，一个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就会被称作“活菩萨”或“菩萨心肠”。

阎罗 阎罗也是音译，而且和菩萨一样，都是偷工减料，省掉了两个字，全称则是阎魔罗阇(shé) （Yamaraja）。 菩提萨埵简称为菩萨，阎魔罗阇简称为阎罗，并不光是为了省事，也是为了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你看菩萨和菩提萨埵相比，阎罗和阎魔罗阇相比，显得更有中国味儿。

邬波驮耶（Upadhyaya）译为和尚，比丘尼（Bhiksuni）称作尼姑，就更是中国化。 事实上菩萨、阎罗也好，和尚、尼姑也好，不但读音全变，意思也不尽相同，早就变成中国的名词，异国情调已经没有多少了。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 日本人是很能学习和吸取外来文化的。当年，他们跑到中国来，学了不少东西去，连文字都是从中国进口。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以西洋为师，一大堆先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涌入日本，颇有些应接不暇。他们的办法，是用从中国借来的汉字去对付。

意译 最便当的方式当然是用现成的汉语词汇来意译。 文化（culture） 文明（civilization） 革命（revolution） 经济（economics）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西汉刘向《说苑·指武》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 《周易》 文化（文治教化） 文明（原意是文采光明） 经济（原意是经世济民） 革命（变革天命，也就是改朝换代）

造词 历史（history） 辩证法（dialect） 共产主义（communism） 这些字都是中国有的，这些词却是日本人造的。 科学、原则、政策、单位、对象、条件、成分、关系、系统、意识、观念、概念、目的、意图、代表、前提、现象、背景、现实。

造字 日本人不但造词，还造字，比如“癌”和“腺”就是日本人造的。还有呎（英尺）、（毫米）、浬（海里）、瓩（千瓦）也是。 烎 yin2

综合运用 “精神” ，意思是精气和神明，那就用来翻译spirit。 与 spirit相对的matter却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可用，便发明一个“物质”。

相对——绝对 具体——抽象。 相对和具体这两个词，是中国原有的，本义是“相向而对”和“具有全体”。 absolute既然和“相对”（相向而对）相反，自然是“绝对”（绝无所对）。照此逻辑，则与“具体”相对的，就应该是“抽体”，怎么是“抽象”呢？原来，日本人已先把concrete翻译为“具象”了。其实，抽象和具象，我们也仍在使用，只不过主要用于美术领域罢了。

日本人并不光是用汉字做翻译，也用汉字搞创造。 希望、场合、方针、权威、支部、宗教、派出所、处女作、化妆品，取缔、引渡、见习、手续。 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去了汉字，又用这汉字造了词来供中国人使用，有点“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而中国人既从日本“进口”辩证法（西文日译），又从日本“进口”派出所（汉字日文）。

其实日本人的这种本事也是从中国人这里学过去的。当年中国人翻译西域和佛教名词，用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办法。 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佛教名词。过去即前世，现在即现世，未来即来世，合起来叫“三世”，也叫“三际”（前际、中际、后际）。

俗话说一个人嘴馋，就说“前世没吃过”； 说活该，就说 “现世现报”； 说感恩戴德，就说“来世变牛变马也要报答”。 中国原先也有过去、现在、未来，但那是词组，不是单词，意思也不一样。现在是此刻存在，未来是尚未到来，过去则是从某一时空点移到另一时空点。不过，“过”和“去”都有不再存在的意思，比如事过境迁、去年今日等等。所以，把 “过”和“去”合成“过去”，用来翻译“前世”，也还“过得去”。

世界 中国古代有“世”有“界”，没有世界。 我们现在说的世界，上古时叫“天下”。“世界”是佛教的概念，其中三际为世，十方为界。 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和上、下。

“世”是一个时间概念，“界”则是一个空间概念，佛教的所谓“世界”，也就相当于汉语中原有的“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但汉语的“宇宙”和佛教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古人宁肯用作为时间概念的“世”（世代）和作为空间概念的“界”（界限）合成一个新词，也不愿意照搬“宇宙”这个现成的老词。

世界一词意义的演变 “世界”一词，后来意思也变了，成了“国际社会”或“全球”的意思。 在方言中，则又不一样。北京人说“满世界”，是“到处”的意思。粤语中的“世界”则指生活。好世界，是好生活；倾世界，是谈生活；叹世界，是享受生活；捞世界，则是谋取生活，和佛教的所谓“世界”也满不是一回事了。

外来词的中国化 的确，外国的词汇一旦翻译为中文，往往就会变成中国的东西，比如天堂和地狱就是。

地狱与天堂 地狱是梵文Naraka的意译，天堂则是基督教的概念。 佛教没有天堂，只有净土（Sukhavati），也叫极乐世界。其中属于阿弥陀佛的叫西方净土，也叫西天。 “西天”词义的演变：一个人死了以后，如果能往生西方净土，自然是好事，然而说一个人“上了西天”，却不是什么好词。

魔 魔，是梵文Mara的音译，也译为魔罗，意为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者。它最早写作磨，后来被梁武帝改为“魔”。 这一改不要紧，魔王、魔鬼、魔怪纷纷出笼，建魔窟，伸魔爪，施魔法，设魔障，弄得人们颇有些难逃魔掌的感觉。可见语言这东西是有生命力的。一旦换了存在环境，就会变种，甚至生儿育女，衍生出新的词汇来。

罗汉 罗汉，原本是梵文Arhat的音译，全文是阿罗汉，意思指断绝了一切嗜欲，解脱了所有烦恼的修成正果者。罗汉比菩萨要低一等，因此人数很多，没有八百，也有五百，一排一排地坐在庙里，当然是“罗汉”（罗列的汉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他们既然解脱了一切烦恼，自然应该是一脸的福相，胖墩墩的。于是那些胖墩墩的人或东西，便也被称作罗汉。 比如罗汉豆或罗汉肚。 罗汉豆就是蚕豆。 罗汉肚则是发福之人的腹部，也叫将军肚或老板肚。

出租车 出租车在台湾叫计程车，在香港和广州叫的士。的士是taxi的音译，公共汽车（bus）则叫巴士。如果这公共汽车是小型或微型的，就叫“小巴”。但minibus叫小巴，miniskirt（超短裙）却不叫“小裙”或“微型裙”，而叫“迷你裙”。迷你，是 mini的音译；裙，则是skirt的意译。这也是港用粤语的翻译。

粤人港人翻译的习惯 粤人港人翻译外文，喜欢音译，更喜欢音意双佳。 “迷你裙”就是。事实上女孩子穿上这种超短裙，确实比较性感，也多少有点“迷你”的味道。可惜并非所有小型和微型的东西都性感，“迷你”一词的使用范围也就有限，比如minibus就只能叫小巴，不能叫“迷你巴”。

的士 小巴和中巴都是面包车。面包车其实是旅行车，只因为外形像只长方形的面包，便被叫做面包车。面包车如果用来做公共汽车，当然得叫 “巴”。如果用来做出租车，就不能叫“巴”了，只能叫“的”，北京人管它叫“面的”，昵称“小面”。北京人喜欢“小面”，因为便宜，十块钱起步，能跑十公里，超过起步价每公里也只要一块钱，坐的人还多。不过现在北京已经没有“小面”了，再过若干年，人们将不知“面的”为何物。

板的 北京人的另一项发明是“板的”。“板的”其实就是平板三轮车，拉这车的则叫“板儿爷”。北京人爱用“爷”这个字，因此有钱的叫“款爷”，能说的叫“侃爷”，拉板车的当然就是“板儿爷”了。其实板儿爷并不是什么“爷”，正如“网虫”并不是什么“虫”。网虫就是迷恋因特网的人。北京人管着迷的人叫 “虫”（比如“书虫”）。整天想着上网，一上去就不肯下来的当然是“网虫”。于是，一个外来的“网络”加一个本地的“虫”，就构成了“网虫”。这就像一个外来的“的士”加一个本地的“板车”就构成了“板的”一样，都是北京人创造的当代方言。

洋泾浜 洋泾浜，在今上海延安东路一带，当年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也是租界的界河。华洋混杂，交易频繁的。那时与洋人打交道的，有所谓洋行帮、生意帮、白相帮和码头帮。但不管是哪一帮，英语都不怎么地道（洋行帮水平最高，码头帮最差），都夹杂着上海话或上海腔，所以叫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 洋泾浜如此这般一普及，有些词就变成了上海话，不再是英语了。 洋泾浜是地地道道的上海特产，也是典型的外语加方言。那时上海的各行各业差不多都要和洋人交往，连人力车夫一类的“苦力”也不例外，也就顾不上语音标准不标准，语法规范不规范。

瘪三和阿飞 英语管乞丐叫deg，管乞讨叫degfor，洋泾浜则称作degsay，写成汉字就是“瘪三”。瘪，指容貌枯黄干瘪；三，指衣食住三者全无。如果这人还买了件旧西装人模狗样地穿在身上装阔气，便会被骂作“洋装瘪三”。 阿飞则从英语fly来。美国人把二十年代后出现的城市不良青年叫做苍蝇（fly），而fly的本义和常用意义是“飞”。

吴语喜用“阿”字，如阿哥、阿姐、阿公、阿婆、阿猫、阿狗、阿木林，就连那些印度锡克族警员都被称作“红头阿三”（英国人招呼警员常以I say开头，这些人又都头缠红布），则fly当然也就是“阿飞”了。

上海的阿飞和北京的痞子，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流氓地痞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作派更“洋气”，往往是些油头粉面穿着时髦的“小白脸”。同样，上海的瘪三也比国内其他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更为干瘪枯瘦面目可憎。于是，阿飞和瘪三，就成了上海方言。

一首洋泾浜歌谣 来是康姆(come)去是谷(go)， 廿四洋钿吞的福(twenty-four)。 是叫也司(yes)勿叫诺(no)， 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 真崭实货佛立谷(fully good)， 靴叫蒲脱(boot)鞋叫靴(shoe)。 洋行买办江摆渡(comprador)， 小火轮叫司汀巴(steamer)。 翘梯(tea)翘梯请吃茶， 雪堂(sit down)雪堂请侬坐。 烘山芋叫扑铁秃(potato)， 东洋车子力克靴(riskshaw) 打屁股叫班蒲曲(bamboo chop)， 混账王八蛋风炉(daffy low)。 那摩温(number one)先生是阿大， 跑街先生杀老夫(shraff)。 麦克麦克(mark mark)钞票多， 毕的生司(empty cents)当票多。 红头阿三开泼度(keep door)， 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 爷叫发茶(father)娘卖茶(mather)， 丈人阿爸发音落(father-in-law)。

方言的外译 其实不但外语会变成方言，方言也会变成外语。 Tea——闽南话“茶”的音译 Bohea——武夷 Pekoe——白毫 Oolong——乌龙 Souchong——小种，即小毛尖 Hyson——熙春 Congou——工夫茶 这些词不是来自闽语，便是来自粤语，而且多半来自闽语（陈原《社会语言学》）。

碁和棋 英语中围棋叫go，就是日语“碁”的音译。围棋在日文中写作“碁”，读作ご。其实中国古代围棋也叫“碁”，碁和棋是相通的。老外不但不知道日本人的这个“碁”就是中国人的“棋”，而且还以为围棋是日本人的发明，称作“日本的棋艺”。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麻木 北京人创造了“面的”和“板的”，武汉人和成都人则发明了“麻的”和“的”。 “麻的”其实就是三轮车。因为在武汉，驾三轮车的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汉子，俗称“酒麻木”，因此他们驾驶的三轮车如果出租，便叫“麻的”。 “的”则是自行车旁加一个车斗，原本应该叫“偏斗车”的，只因为这种偏斗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让那些心疼老婆的老公载了太太们去上班、购物、兜风，而成都人管怕老婆的人叫“耳朵”，于是一致公认应该将此车美其名曰“耳朵车”。这种车，如果也拉客、出租，当然就是“的”了。

广州人和香港人的“组装” 其实最爱搞“组装”的还是粤语方言区中人（主要是广州人和香港人）。粤人引进外来词汇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音译，二是喜欢组装。

比方说，内地人很少会把奶酪（cheese）叫“芝士” 把奶油（cream）叫“忌廉”。 把烤面包（toast）叫“多士”，广州人和香港人就会。

他们也管足球、篮球、排球一类的球（ball）叫“波”。于是，打球便叫打波，看球便叫睇波，球王便叫bo霸，而球衣则叫波恤。恤，是shirt的音译，意思是衬衣和衬衣一类的东西，也叫恤衫。波恤既然是“打波”时穿的“恤衫”，也就是运动衣了。

外语与方言 把运动衣叫做波恤，是粤语方言区独有的叫法。后来流行到全国的是T恤。T恤就是短衫，老上海话称作“贴血”，现在也都叫T恤了。 实际上外语一旦用方言来翻译，那译名便会五花八门。比如toffee（奶油糖），广州话叫“拖肥”，上海话却叫“太妃”（太妃糖）。 butter，广州话用意译，称为 “牛油”，上海话却用音译，称作“白脱”。

俄语和方言 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外来词。 雪文、洞葛、五脚忌、加步棉这些词，北方人听了肯定是一头的雾水。其实它们是印尼马来语肥皂、手杖、街廊和木棉的音译，是闽南华侨从东南亚带回厦门的。 列巴、苏波之类，南方人听了恐怕也不明就里，除非他懂俄语。俄语在中国也曾很普及了一阵子，所以康拜因、布拉吉之类，大家或许还明白。但要知道列巴和苏波是俄语面包和汤的音译，大约就只有东北人和新疆人了。东北人很早就和“老毛子”（俄国人）打交道，新疆与苏俄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列巴、苏波之类的俄译名词，在东北和新疆还流行。

吴语、粤语和外语 上海和广州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的两个最大窗口和门户。这两个城市，又分别是吴语和粤语的重镇。结果一些外语在上海和广州登陆后，就被翻译成吴语和粤语了。 沙发（so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梭发”，但上海人把“沙”读作“梭”，也就成了“沙发”。 还有“快巴”（fider，一种纺织品），也只有用粤语读才对头。北京人照搬了过去，又自作聪明地把“巴”写成“扒”，结果就弄出“快扒女裤”之类的笑话来。

粤语翻译的外来词走向全国的，除巴士、的士、恤衫、迷你裙外，还有菲林（胶片或胶卷）、镭射（激光，内地曾译为莱塞）、派对和的确良等等。

的确良是decron的粤语音译，广州人写成“的确靓”。靓是漂亮的意思，比如靓仔就是漂亮男孩。所以“的确靓”是典型的粤语译法，追求音近意佳的。但六七十年代的确良从广州进口时，粤语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那“靓”是什么东西（甚至也不会读），就改成“的确凉”。后来发现这玩艺也未必凉快，又改成“的确良”。

沪译外语在五十年代前也曾风行一时，现在则多半不用了，比如生司（cents 硬币）、派司（pass 通行证）、切司（cheese 乳酪）、沙司（sauce 番茄汁）、配司（paste 番茄酱）、水门汀（cement 混凝土）。要用，范围也不大。比如“罗宋汤”，西餐菜谱上还有。有些词，新上海人宁愿直接说英语，比如暂停说stop，而不再说“史到婆”。有些词，则和全国统一，比如bar（酒吧）不再叫“排”，而叫“吧”。

结语 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复杂，一种方言代表着一种文化，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各种文化交织，五光十色，是一笔财富。 通过对汉语方言的分布、历史形成、方言与地名、戏曲、民族、移民等关系的考察，我们有必要树立正确的方言观，树立语言平等的观念。 任何人都有义务在利索能力的范围内为中国语言文化的继承和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