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腐败和经济增长 在中国可以并存 ——张光，2008

一、悖论 腐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令政治经济学者烦恼的问题。当然，使他们烦恼的，不是哪些举不胜举的腐败导致经济凋敝的例子，如蒙博托治下的扎伊尔、叶利钦领导的俄国、晚清和国民党四大家族统治下的中国；而是那些为数不多但却影响很大的腐败与经济快速增长并存的个案，如镀金主义时代的美国、朴正熙和全斗焕治下的韩国，当然，还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

腐败的定义 政治学家对“腐败”的定义有广狭之分。前者指“由于掌握政治权力的整个统治阶层只顾自身利益而导致政治制度或政治治理的全面败坏”；后者则指“公职人员个人或小团体为了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或资源的行为。”前者着眼宏观制度安排，后者聚焦个人作用。共同之处是二者均把腐败理解为违背公共利益，追求私利之行为。

鍍金時代  (1878-1889) 马克·吐溫寫了一本名為鍍金時代的小說，嘲諷華盛頓特區與當時的許多領導人物。

工業的成長與移民潮成為美國歷史上在這個時期的特徵。鋼鐵的生產量急遽增加，而西部資源，例如木材、金子、銀子，也因為要改善交通系統而需求量大增。鐵路的發展，讓西部豐富的資源得以源源不斷運到東部。當時對鋼鐵與石油也有很大的需求。工業化的結果，讓許多人創造了相當大的財富，例如約翰‧洛克菲勒 (John D. Rockfeller) 因為石油致富、安德魯‧卡內基 (Andrew Carnegie) 因為鋼鐵而致富等。因為這些人靠著買低賣高的手段，賺取大量財富，所以他們都被稱為是「強盜大亨」 (Robber Baron) 。之所以把這個時代稱為鍍金時代 (Gilded Age) ，是因為有許多人在這個時期裡成為巨富，也因為富有，而過著金色的生活。

运作有序的财富统治着政治，呼风唤雨，政治腐败成了大商业和大政治老板之间每日的风流韵事。一位参观过纽约城的游客将美国经济中心纽约城比作“一位衣着舞裙的贵妇，戴着钻石耳环、蹬着一双露趾的皮靴”(Weinberg, 1961: viii)。 　　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使美国生机勃发。但是，“美国人对新时代的到来既无经验也无精神准备”(康马杰，1988：73)，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成堆的问题：政党核心小集团(machine)和老板(boss，一译党魁)控制城市、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经济权力集中、大企业享有特权操纵国计民生、财富分配不均、血汗工厂、童工和女工处境悲惨、贫民窟、劳工互相倾轧、许多人没有选举权、不合理的税法、对黑人移民的偏见和歧视、假药和不洁食品充斥市场、农民不满意以及国家资源被浪费，等等。

《镀金时代的垄断者》 由于法律与习俗的演化，美国今天的垄断者与镀金时代（1870～1914年）的那种辉煌而富有创造力的、不道德的、欺诈的强盗绅士处处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诸如Rockefeller、Gould、Vanderbilt、Frick、Carnegie、Rothschild以及Morgan等大亨的传奇故事，描述了你可能难以想像的一切。他们开创了诸如铁路、石油、钢铁等产业，形成自己的财团，推动了西进运动。他们都击打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并把将惊人的财富留给了他们的后代。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的美国，经济经历了强有力的增长，但充满了渎职和腐败。Daniel Drew是一个偷马贼、马贩子和铁路工，他掌握了water the stock（灌肠术）的诀窍。他在将牛送往屠宰场之前不让牛沾到水。而在牛过磅之前，他预先用盐将牛弄得口渴难耐，然后让牛狂饮大量的水。后来，企业界的大亨则通过抬高他们证券的价格来搞“搀水股”（water their stock）。

历史可以将美国西部边疆的铁路大亨们列为最不道德的企业家。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建设，是通过大量拨让土地而获得资金，并通过大肆贿赂无数高官和议员而获取特权。南北战争之后不久，老谋深算的铁路职员Jay Gould就企图垄断全美的黄金供给，并用它来控制国家的货币供给。Gould为了提高位于北部经常因为大雪而受困的地区的那段铁路的声誉，竟然描述说：那里是一片热带雨林的乐园，种植园里长满了桔子和香蕉，随处可见欢蹦乱跳的猴子。 到那个世纪末，所有这些贿赂、土地转让、搀水股票以及荒诞不经的承诺，最终却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系统的竣工。

J•Rockefeller的故事可以说是十九世纪垄断者的一个缩影。他看到幼小的石油产业可以挖掘巨大的财富，就着手组织炼油产业。 Rockefeller是个谨慎的经营者，总是试图从那些容易争吵又极不可靠的企业家那里获取“订单”。他自然也会遭遇一些竞争对手，但通过说服铁路部门并秘密地给予回扣，他获取了有关对手的供给信息，从而逐步获取了对该产业的控制权。只要竞争对手对Rockefeller立下的规则稍有不从，他就拒绝为他们供油，甚至宁可将油倒在地上。到1878年，Rockefelleer已经控制了美国90％的石油供给和炼油市场。价格从上升变为稳定，相互残杀的竞争终于为垄断所替代。

J•Rockefeller还设计了一个相当精明的新方案，以保证自己在石油联盟中的控制权。这就是“托拉斯”，即股东将股份转交给托管人，由他们负责经营，实现利润最大化。其他行业也效仿Rockefeller的标准石油托拉斯，很快就在煤油、糖、威士忌、铅、盐即钢铁行业中建立起托拉斯。 　　这种行为引起了农民与平民的极大公愤，不久后国家通过了“反托拉斯法”。在1910年，进步人士的“反大财团”运动取得第一次伟大胜利后，标准石油托拉斯才被解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Rockefeller竟然能够在实际上从解散中获利。这是因为标准石油的公众股价格实际上已经涨上去了。

但是，垄断也创造了极大的财富。1861年美国只有三个百万富翁，而到了1900年就增加到4000名（那个世纪初的百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一亿美元）。（注：据《福布斯》统计，美国共有415位亿万富翁。2005年美国的百万富翁约400万名 。） 巨大的财富也引发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这个词在T•Veblen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被引入经济学）。与早期欧洲的主教和贵族一样，美国的企业大亨们也要为他们的财富树立永恒的纪念碑。

　　许多财富被用于修建华丽的宫殿。例如罗德岛新港的“大理石房”，至今仍为人们观瞻和仰慕；又如，他们收集的大量艺术品，成为如纽约大都会这样的美国大博物馆的主要藏品；再如，他们开办基金会，设立一些用富豪命名的大学如斯坦福、卡内基、梅隆、洛克菲勒大学；等等。在他们的个人垄断因为政治原因或竞争者的赶超而瓦解之后很久，在他们的财富被其继承者所分割而后代的企业又大为逊色的今天，这些强盗式绅士们的慈善基金等遗产依然在影响着美国的艺术、科学和教育。（以上摘引自萨缪尔森《经济学•微观》第9章）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出现史无前例的严重腐败和高速经济增长，对腐败有害于经济增长的常识（如果不是良知的话）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什么腐败和经济增长能够在中国并存？腐败究竟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还是损害经济运行的腐蚀物？

二、事实 首先，我们必须确立腐败与经济增长在改革时期的中国并存的事实。国际比较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手段。 下面我们将借助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提供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和世界银行提供的经济增长率来完成这个任务。每年，国际透明组织都会向在各国各地区的商业人士、学术和金融分析专家发放问卷，调查他们对所在国和地区的腐败状况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国、各地区每年度的CPI和腐败状况排名。

CPI取值在10（最清廉）和0（最腐败）之间。下表中，我们选择了俄国、匈牙利和波兰这三个市场经济转轨国家，以及印度、印尼、墨西哥和巴西这四个人口和经济规模都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与中国比较的对象。

国家 CPI GDP年均增长率 1996 2007 1990-2000 2000-2005 中国 2.43(50) 3.5(72) 10.3 9.6 俄国 2.58(47) 2.3(143) -4.8 6.2 匈牙利 4.86(31) 5.3(39) 1.5 4.0 波兰 5.57(24) 4.2(61) 4.6 3.1 印度 2.63(46) 6.0 6.9 印尼 2.65(450 4.2 4.7 墨西哥 3.30(38) 1.9 巴西 2.96(40) 2.9 2.2

注：括弧内数字为世界排名。1996年和2007年进入国际透明组织CPI排名的国家和地区数，分别为54和179个。 资料来源：CPI来自于国家透明组织，WWW.transparency.org；GDP年均增长率来自于世界银行。

上表清楚地显示，与几个人口和经济规模较大及经历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比较，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中国始终处于腐败现象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例。1996年，中国的CPI为2.43，为列举八国中的最低者；而在同年进入透明组织CPI报告中的41个国家中，中国的CPI更低(2.16)，位居倒数第二。如此看来，1990年戴中期，中国当属于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列。

此后十年，就国际透明组织的CPI而言，中国的腐败状况并没有恶化，而是获得了少许改善。1998-2007年，中国的CPI基本上徘徊于3.1到3.5之间。2007年，中国与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的CPI均为3.5，在179个国家和地区中，并列72名。这一纪录，尽管远优于俄国与印尼，但值得指出的是，2007年腐败记录恶于中国的国家，大多是缺乏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第三世界小国，如格鲁吉亚(3.4)、阿尔巴尼亚(2.9)、安哥拉(2.2)。总体而言，按照国际透明组织的测算，我们可以把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划入世界上腐败现象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的国家行列。

与腐败指数一塌糊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过去三十年间，特别是小平同志92南巡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前无古人（与自己过去比）、一马当先（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相比）的骄人成绩。前表的世行数据显示，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前五年，中国经济以10%的年均增长率扩张，比同期表现以属上佳的印度还高出3到4个百分点。表中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更不能和中国同日而语。 那么，为什么严重的腐败与高速的经济增长，可以在改革开放期的中国并存？对于中国这么高速运行的经济列车而言，腐败究竟是润滑剂，还是阻抗体？

三、解释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出现严重的腐败和高速的经济成长并存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它究竟支持了腐败有害论还是有益论？ 事实上，这三十年，腐败的范围、种类和程度的变动，均与市场经济改革进展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起步阶段，国际透明组织测量的中国CPI从1980-1985年的5.13降至1988-1992年的4.73。这表明，腐败状况虽有所恶化，但幅度较小。

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全面展开的1990年代，中国的CPI陡然降至1993-1996年的2. 43和1997年的2

但是，腐败与市场化经济改革并存，和腐败与市场化改革下的高速经济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在叶利钦时代的俄国，腐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衰退如影相随。但在中国，似乎至少过去的十余年间，腐败、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却能并存无碍。于是，为什么同样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同样产生了大量腐败现象的中国，却没有出现象叶利钦时代那样严重的经济衰落，反而出现蒸蒸日上的经济增长局面？

孙雁的论文《改革、国家和腐败：腐败在中国的破坏性作用比在俄国小吗？》(“Reform, State, and Corruption”)和拉尔森(Tomas Larsson)的论文《改革、腐败和增长：为什么腐败在俄国比在中国造成更大的危害》(“Reform, Corruption, and Growth)，提出了若干有趣的解释，值得在此介绍。

首先，中俄两国是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发动市场化改革的，这一点对腐败在两国的破坏性作用产生了不同影响。 拉森把此点归因于两国经济的不同比较优势。中国发动经济改革时，比较优势在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领域，中国无论在出口还是在吸引外资上，其国际竞争对手均是低工资国家，其中很多也是高度腐败的。而当俄国开始改革时，她在两个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一是资源开采，二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前者的国际竞争优势无需通过国家制度优化获得（如众多石油输出国所示）；至于后者，俄国的竞争对手几乎全是制度精良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比较优势和竞争对手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在制造业出口和吸引外资上，取得了俄国不可企及的成绩。

其次，中（渐进的增量改革）俄（激进的存量改革）不同的改革路径，亦令腐败对两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中国存量不动、增量改革的渐进模式，使得在中央直属企业一旁，生长出地方经济；在计划国有经济一旁，生长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缺乏国家主管部门、国有银行、国有商业渠道支持的情况下，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只好诉诸腐败手段，以争取竞争空间。在这里，腐败多少发挥了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作用。与中国不同，俄国采取的是恨不得一夜之间完成私有化的激进“休克疗法”。这一战略实施导致了两个让腐败得以肆虐的结果：一是国家正式的计划机器突然解体留下的经济真空，很快被黑色社会填补；二是许多原本担当国家管理要职的高官摇身一变成为私人公司的老板。这两股势力合流，汇成了叶利钦时代腐败的滚滚洪流。

第三，在改革过程中，国家机器一强一弱，决定了腐败对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 中国的渐进主义改革是在中共主导下实行的，国家机器特别是权威始终保持相对强的状态。改革期间的中国政府不但保留了原有的反贪机制，而且设置了种种新的廉政机构，以预防、揭发和控制腐败。期间的历次反腐运动，虽然大都治标不治本，但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把腐败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开始的领导人都把官员腐败及其整治当作决定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从陈希同到陈良宇等高官腐败案，虽然不无政治斗争的成份在内，但同样显示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反腐决心。

后苏联时代的俄国，尤其是叶利钦时代，则由一个治理能力很弱的国家机器统治着，这一机器首先因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后因休克疗法下的经济崩溃，而处于极度虚弱甚至瘫痪状态。中国的许多反贪机制，“在俄国并不存在。共产党的垮台剥夺了它通过人事升迁任免来控制腐败的权力。新政权对最低限度国家的新自由主义信仰，加上它已经被弱化的权威，决定它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采用纪检、查账、严打等行政手段。政府的权力分立使它难以通过（更不用说实施）反腐败法律。监管企业经营的国家机关，如税警部门，没有一点调查权力。而有关审计的程序和法律则刚刚制定，这决定审计难以发现滥权等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在中国仅仅是控制腐败的最后一道关口，在俄国却成为唯一的反腐机构。然而，包括警察和检查机关在内的内务部门极为腐败，臭名昭著。”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比较严重的腐败与高度的经济成长并存，乃是不争的事实。通过与俄国比较，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腐败之所以在中国没有像俄国那样，对经济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部分是由于两国发展的比较优势、制度的路径依赖不同；部分是由于中国最高领导人能够保持必要的清廉和明智。渐进型市场改革的每一次重大进展，如从80年代的“增量”改革到90年代的“存量”改革，在为市场配置资源释放出更大空间的同时，也为官员寻租、官商勾结创造了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中，至少有一部分，就短期而言，发挥了亨廷顿所说的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作用。但从长期来看，所有的腐败行为无疑都是有害于经济发展的。在这里，中国的反腐败努力，不但帮助中央维持了政治权威，而且无疑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一些比较独特的观点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腐败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巨变的时代最容易产生。在这些时代，新的财富和权力资源向政府提出新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合法地得到满足的话，就必然出现贿赂等形式的腐败行为。腐败不但提高了经济效率，而且还具有反革命、增进社会稳定的效应：“一个去贿赂体制内的警察的人，比一个去爆炸体制内的警察的局的人，更可能对体制产生认同感。”

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政治腐败比较》一书中则讨论了腐败的种种隐性功能，例如腐败是马来西亚华人影响政治决策的唯一方法，亦是苏联人民应对计划经济下物品短缺现实的一种生存手段。赖夫(Nathaniel H. Leff)更主张腐败可以软化官僚主义的刚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腐败就像润滑油，可以加速商业车轮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