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宋 文 坛 的“苏 黄 唱 和” 程 效
苏轼(东坡 1037 -1101)与黄庭坚(山谷 1045 -1105)是北宋文坛两大巨擘。苏黄均博学多识,于诗文词赋、书画哲思都堪称天纵之才,两人酬答唱和本身就具备着很强的影响力。
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又使这种影响力大为扩张发散,从而产生强大的磁场效应,形成了以苏黄为中心的大批量的作家群体,共同开辟和引领着一个时代文化走向高潮。
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苏、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二人以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文艺术作品,展现出了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另类“清明上河图”。
(一) 一、苏轼、黄庭坚两位兼负着文坛扛鼎重任的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历经十多年的相知、订交,到北宋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终于在汴京相逢,从此亦师亦友、相知相交,在诗歌创作上以苏、黄并称于世。
表面上看,苏黄面对面唱和的起止时间约四年,即元祐元年(1086)两人同时抵北宋京城任职,到元祐四年(1089)苏轼被排挤出朝廷、再度出知杭州这段时间。
但实际上唱和的时间远不止这四年,苏黄唱和还应包括元丰元年(1076)两人正式订交到相逢的前十年,加上后面从元祐四年到苏轼去世(1101)的后十六年时间。所以,放大的苏黄唱和总时间数应是三十年。
后十六年 前十年 京城四年 这里添加说明文字 这里添加说明文字 以书信方式唱和 这里添加说明字 经常聚会见面唱和 主要以书信唱和 以书信方式唱和 这里添加说明字 经常聚会见面唱和 主要以书信唱和 主要以书信唱和 前十年 京城四年 后十六年 公元1076 - -1086 公元1086 --1089 公元1089 --1101
苏黄两人政治上同声相应,学问上相互砥砺,可谓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上承李、杜(李白、杜甫),下启辛、陈(辛弃疾、陈亮)之终身不渝的友情,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不同凡响的灿烂篇章。
二、“元祐之交”不仅促成了苏、黄“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还促成了大批文学俊彦聚集在苏黄的旗帜下,他们聚集京都、交汇思想,讲道论艺,诗酒娱乐;或在馆阁史局修史作文,立本儒学、濡染释道;
或公暇之余、切磋诗文,鉴书赏画,游集宴乐,酬唱赠答;或呼朋唤友,郊野寻芳,山中赏月,踏雪寻梅,湖上泛舟、寒江垂钓。总之,通过丰富多彩和不拘一格的文化艺术活动,造就了北宋文坛又一空前繁荣的文化盛况。
(二) 一、“苏黄唱和”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标榜以文治国、修文偃武的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政治“积冗”,军事“积弱”,经济“积贫”,而科技、文化登峰造极的朝代,也就是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发展极不平衡和非常奇特的时代。
一方面,北宋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军事实力不强,与辽国、西夏对抗时长期处于劣势。经济上虽然十分繁荣,但北宋政府经常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
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发明都出现在北宋,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北宋的文学艺术也是登峰造极,无与伦比。正如黄庭坚的修水晚辈同乡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无论文化人才还是文化成果,北宋都可以和历史上任何时代媲美。
北宋的皇帝文质彬彬,诗词、书法、绘画无所不通,宋仁宗赵祯、宋微宗赵佶还是公认的艺术大家;北宋的文人士大夫知识渊博,出口成章,著述丰富;北宋的百姓读书成风,举止有礼。北宋的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独具一格,与唐诗并峙为双峰,北宋还开创了理学,在哲学领域出现了“北宋五子”。
北宋是文人得宠的朝代,是文化人的天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到了北宋中后期,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批改革家,为了改变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经济危局,实行以所谓理财为核心、寻求富国强兵之道的熙宁、元丰变法。
由于变法改革多项内容的急功近利和所用非人,从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大臣的激烈反对,并形成了旷日持久的新、旧党争和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苏、黄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并被划入旧党阵营,两人的官职起伏、身世浮沉都打上了这一特定时代烙印。
比如,两人都对王安石的变法多持反对意见,属于划入“元祐党人碑”的保守派人士,在变法的新党得势时,两人屡遭打击和贬谪,然而,旧党占上风执政时,苏黄似乎也讨不到好,原因是两人对保守派不问青红皂白,全部废除新法也多持异议,并且在任地方官时,对新法一些有利于百姓的举措,力所能及地予以推行。
所以,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得势,总体上,他们都是两头不讨好,甚至卷入党同伐异的旋涡中而不能自拔。由此说明苏黄均是正直的良臣和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故在政治黑暗的时代无法实现远大的抱负,只能在文化艺术领域而担当扛鼎重任,此是时势使之然,也似乎是历史的选择。
二、“苏黄唱和”的主要内容: 1、思想交汇。 二、“苏黄唱和”的主要内容: 1、思想交汇。 苏黄均博学多才,诗文歌赋、书画、词曲凡所涉猎,均卓然为大家。两人不仅是文学艺术大家,还是胸怀济世救民抱负的思想大家。他们在京城第一次相逢和思想碰撞,即达成了要振兴大宋文学,须先对熙、丰以来的王学流弊予以重新检讨和拨乱反正,才能开创大宋朝文学艺术新局面的共识。
苏轼的府邸类似一个后世的“文化沙龙”,学者名流常常在此聚集,谈艺论道,不时迸发出思想火花。从苏黄的学养和道德情怀可看出,在儒学居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儒、道、佛兼容、通融是宋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宋朝文人的文化结构大都有此特质,苏、黄及门下弟子亦然。
他们都是本于儒学又濡染道、释的,身处江湖,则以居士自命,以道艺处士自期;居庙堂之高,则以自由人格自重,以通晓佛理自慰。苏、黄的友情和默契,就在于他们政治思想、人生观、宇宙观的相同或相近,才能做到所谓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2、学理砥砺。 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主张上,苏、黄均认为宋代文化处于登峰造极唐代诗文之后,不能无所作为的学唐趋唐,而是要通过艰苦探索而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
苏轼主张诗文创作关注现实,主张要“有为而作”、“重以意为主”,为了使诗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提出诗词需“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 黄庭坚认为诗歌创作应该循序渐进,从书本知识的积累入手,提出著名的“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诗歌创作的法则。
3、诗词酬唱。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京城四年期间,两人唱和诗词有近百篇之多,内容大都是研习儒学本旨、道统禅机和诗书画鉴赏内容。如元祐元年春,山谷作《有惠江南帐中香者戏答六言二首》,东坡依韵和作《和黄鲁直烧香二首》之后,两人似乎意犹未尽,又再作《再和二首》、《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前韵二首》。
又如苏轼作《送杨孟容》且“自谓效黄鲁直体”,而山谷有次韵《子瞻诗句妙一世……》表示逊谢;东坡为《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山谷皆次其韵……苏、黄唱和,既实现了心灵的沟通和艺术主张的互动,又开创了一种新的文风和诗韵。
苏黄都为和尚画家作过题为《惠崇春江晚景》的诗,苏轼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首诗名气很大,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清朝康熙年间大学者、大诗人毛希龄就批评苏轼这首诗说:“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这是在瞎抬杠。春江水暖,鹅当然也知。宋人还有“春到人间草木知”的诗呢!这是题画诗,可能画面上本来就没有画鹅。
黄庭坚作的题画诗:“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山谷称赞惠崇这幅画作画得太逼真了,山水扁舟竟诱发起诗人归隐之意,可谓丹青描秀色,人在画中游,就题画诗而言,山谷诗相比东坡题画诗并不逊色,若仅从绘画专业视角来看,山谷这首题画诗的观察、见识和领悟似乎还应在东坡诗之上。
在词曲创作方面,苏轼开创了“豪放词”一派,千古称颂的佳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两首《江城子》等;黄庭坚也以独标一格的“清壮顿挫”而名世,并与“婉约词”大家秦观并称秦七黄九。
黄词最有名的是《清平乐·春归何处》“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此词在当时的京师汴梁,被当红歌妓演唱的次数甚至超过苏轼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相比诗歌创作风格的取径不同,黄词有学习其师的痕迹。如山谷词《念奴娇·瑶草一何碧》,明显看得出山谷在有意识地模仿东坡之作。如其中的“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之句,几乎就是东坡“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句式的翻版。
还有黄早年在北京任国子监教授时写的《水调歌头·落日塞垣路》一词,写铁骑射猎的边塞风光,格调遒劲,从中不难看出东坡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投影。
黄词虽然稍逊色苏词,但黄的许多经典力作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试举山谷词《阮郎归·烹茶》(独木桥体)为例,此词以一女子口吻,咏其与茶颇有因缘之一段爱情。
烹茶留客驻金鞍。月斜窗外山。别郎容易见郎难。有人思远山。 归去后,忆前欢。画屏金博山。一杯春露莫留残。与郎扶玉山。
对比看现代李叔同(弘一法师)非常有名的《送别》(双字体)词作,显然李叔同借鉴、模仿了山谷词虚写爱情念想的手法和意境,除体式稍微作改变外,连押韵也是一样的: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
4、研习书法。 苏、黄均是闻名天下的书法大家,列名“苏、黄、米、蔡”四大家。一般认为苏轼的书法“尚意”,主张率性而为,直抒胸意;黄庭坚的书法“重韵”,主张典雅厚重,不落俗套。正因为两人书法风格的差异,导致彼此在互相欣赏的前提下,常常相互调侃戏弄。
有一次,苏轼开玩笑对黄庭坚说:“黄九,你的字虽然清劲爽逸,但是有时笔势太过于清瘦,好像树梢上挂蛇一样。” 黄庭坚一听,也半开玩笑地对苏轼说:“大苏的字,天下人都叫好,我固然不敢妄加议论,但是我有时感觉到您的字有点墨痕褊重,就像石头压蛤蟆一般。”
两人言毕,都禁不住哈哈大笑。因为苏轼的书法字体“丰腴”,“石头压蛤蟆”的比喻非常生动形象;黄庭坚的书法字体“瘦长”,“树梢挂蛇”更是一针见血。
苏轼最有名的行书《寒食帖》,公认名列天下行书第三;黄庭坚最有名的行书《松风阁》诗帖,名列天下第九。山谷草书实为宋四家第一,明代大家文征明认为黄应可称“草圣”,请看《花气熏人帖》图。
5、品茶弈棋。 苏黄均精于茶道,东坡喜欢品北宋官茶“龙凤团茶”(据说本朝的团茶是一种干制的小茶饼,始制于丁谓任福建官员之时,专供宫廷饮用。茶饼上印有龙、凤花纹),并在与黄庭坚等朋友应答中,写过20多首有关茶的诗词。
黄庭坚一生以茶为载体的诗词多达64首,其中诗53首,词11首,在北宋文学家中名列首位。他认为家乡的双井茶甲天下,自谓“分宁一茶客”。连欧阳修也曾称赞双井茶为草茶中的极品。
每逢苏轼过府造访,黄庭坚都会拿出珍藏的双井茶招待好友。东坡品茶性偏急,往往三下两下饮完了事;山谷则习惯在细饮慢嚼之间品尝茶趣。黄有《双井茶送子瞻》,苏作《次韵为谢》以答。山谷取笑东坡为“牛饮”,东坡则说山谷是“老牛拉破车。”
双方互不服输,有时又拿出围棋来再较高下。黄庭坚棋艺堪称在苏轼之上,赢多输少,常笑称苏为“臭棋娄子”;苏轼则狡辩说“棋为小道,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并坦承黄庭坚的《弈棋二首呈任公渐》是写围棋的绝妙好诗,但又说诗好未必棋高,论棋艺彼此则是半斤对八两,即便黄今天侥幸赢了一两盘棋,也是自己的疏忽所至,下次再来一定给你黄鲁直一点颜色看看。
6、宴乐游集。 如果双方都觉得饮茶、弈棋尚不过瘾,不论是在苏府还是黄宅,都会命人上酒上菜,并取来大酒杯来比试酒量高低。苏轼酒性豪爽,但酒量不高,饮少辄醉,一醉则席地而卧,不一会便鼾声如雷。
过一会儿醒过来,照样能谈笑风生,或咏诗作对,或即兴挥毫作画,而且往往能创作出传世的精品佳作。酒量大一些的黄庭坚见状常感叹:“非凡人,乃神仙中人也。”
苏、黄不仅同是文学大家,在烹调美食上也很有一手。 黄庭坚在北地为官多年,为让母亲适应北方的口味,学会了做面食,特别擅长做小笼包子。
苏轼厨艺则更胜一筹,除了广为人知的东坡肘子、东坡饼外,苏学士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亦堪称一绝。有一次,苏轼亲自下厨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知道又是来蹭饭揩油,于是慌忙把做好的鱼藏到了碗橱顶部。
黄庭坚进门故意问道:“今天特来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 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蘇者,上草下左鱼右禾。” 黄庭坚又问道:“那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 苏轼回答说:“似乎也可以。” 黄庭坚接着又问:“那这个鱼放上边行吗?”
苏轼十分肯定地回答道:“那有鱼放上面的道理?” 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 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这次吃了个哑巴亏,只好拿出鱼让黄庭坚大饱口福。
苏黄的交往唱和,既有诗文创作上的鸿篇巨制,也有生活中趣妙横生之小品俗事,友情加快乐和文人集群的密集交流,成为苏、黄京城同任朝官、密切交往相处的主旋律。以苏、黄为核心的文友之间诗酒唱和活动,往往流连胜景,他们经常结伴而行,足迹遍及京城内外的风景名胜和古迹。文化史上比较著名的有:
西园雅集 北宋李公麟为此创作了传世名画《西园雅集图》,后世著名画家马远、刘松年、赵孟頫、唐寅、李士达、原济、丁观鹏等,都曾画过同一题材的画作。
礼部考试锁院。所谓“锁院”,是北宋负责科举命题考试的考官的一项回避制度,规定“锁院”之日,众考官进入礼部试院即关闭院门,要直至三月初一考试结果出来。在此期间,考官不得回家住宿,不准会见亲友,活动范围只能在试院围墙之内,门口有禁卫严加把守。
元祐三年正月,翰林学士苏轼奉命主持知贡举,同知贡举的有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黄庭坚、张耒、晁补之、李公麟、李昭玘、廖正一、蔡肇、陈轩、单锡等十五人参详、校定、点检试卷。
一时天下举子凡4732人,并集太学应试。由于主考官和考务官均是闻名全国的学问艺术大家,在等待外面考试结束而集中在试院居住的一段时间,为打发时光,众考官创作了大量经典的诗文、绘画艺术作品。
游览京师顺天门、金明池、西太一宫、大相国寺,参与的文人吟咏了大量诗文墨宝。此外,还有后来京城之外的杭州玲珑山奉佛礼禅、鄱阳湖口舟中偶遇等。通过书信唱和则多得难以计数。
苏黄唱和的形式和内容远不止上述种种,而且除去汴京零距离的四年外,前十年、后十六年更多是远距离的、频繁的书信往来唱和,还有通过朋友带口信或熟人转述的方式实现思想和心灵的沟通。比如见之于洪迈《容斋随笔》记载的“苏黄杭州相会”:
我们就从中得知山谷给来不及见面的朋友陈季常留下了一封长信,并由此得知陈妻柳月娥为“河东狮”的一则趣事。在杭州畅游七天后,黄庭坚执意要北归返京。苏轼再三挽留道:“过几天黄州的陈慥(字季常)到访,与汝也算是老朋友,贤弟可否记得其妻柳氏为“河东狮”吗?正好我们一起接待他。”
黄庭坚说,至今还记得东坡当年戏耍陈慥的诗句,并大声诵出:“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念完,两人忍不住相视一笑。黄庭坚临行时写了一封给陈季常的长信,请东坡转达。
他的信引经据典,大意是讲娶丑女(电视剧《河东狮吼》中柳氏的角色是美女,纯粹是扯淡)也是男人之福。象黄帝之于丑妃嫫母,齐宣王之于钟无盐,诸葛亮之于黄阿丑,他们自身都是帅哥美男,娶妻却并不以貌取人,实在是值得吾辈效法。一再劝陈氏要善待发妻柳氏,尤其是到了老年要注重药石养生保健,云云。
(三) 一、“苏黄唱和”产生和延伸的文化意义 1、 培养和造就大批量的诗、书、画一流的作家。
以苏轼为盟主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还有所谓“苏门后四学士”(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以及苏门四学士加上陈师道和李廌两人所称的“六君子”。
进而形成以苏、黄为中心、名家数以百计的“蜀党”学派,与程颢、程颐为领袖的”洛党”、以刘挚、梁焘为首的“朔党”互争意气,造就了北宋中后期特有的“学派”林立现象,特别是王安石变法以来形成的新、旧党激烈争斗、轮流执政的政局。
以黄庭坚为宗师的“江西诗派”。江西诗派名称的确立和流播,以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为标志,该派尊崇杜甫,推举黄山谷为开宗祖师,而列陈师道、陈与义以下的洪刍、洪炎、韩驹、徐俯、晁冲之、王直方、高荷等25人居其中,以及众多以师友关系为纽带,以相近创作倾向于基础的诗人群体。
该派在诗坛的影响很大,特别在北宋晚期到南宋前、中期,诗坛几乎是江西诗派的一统天下,对后世的影响甚大,我们不仅能在元曲调与明代前、后七子的诗歌中,窥见到“山谷体”的影子,而且直到晚清的“同光体”都能寻觅到“江西诗派”的遗韵,这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学者所公认的非常之独特文化传承现象。
北宋中后期涌现了许多著名书法家和画家。书法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成就最高,被称为“北宋四大家”,另外,宋徽宗取众人所长独出己意创造的“瘦金书”也别具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当时的知名画家早期有李成、郭熙、范宽、燕文贵、文同等名家和苏轼、李公麟、张择端、米芾、米友仁、赵佶(宋徽宗)等人,北宋中后期的山水画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的艺术水平。
2、造极“文化盛况”于赵宋之世 北宋中后期文坛群星荟萃,明代学者宋濂称:“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韩愈、柳宗元为唐人,其余六人均为北宋人。”六人中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北宋是一个诗的国度,更是一个词的国度。宋诗苏黄是中后期的两座高峰,不多赘说。宋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而北宋中后期词人众多,佳篇迭出,可以说是词的鼎盛时期。
北宋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推动,北宋皇帝个个爱词,北宋文官人人都是词人,北宋民间写词成风,人际交往已经到了无词不欢的程度。当时著名词人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范仲淹、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等。
3、推动史学出现经典巨著和理学的应运而生 北宋中后期在史学方面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其代表人物是与苏黄关系密切的欧阳修和司马光。黄还参与了温公史书的写作。
在《二十四史》中,有两部史籍与欧阳修有关,一部是《新唐书》,一部是《新五代史》。《新唐书》由欧阳修主持编写,《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这两部史籍都是纪传体史书,这种体裁的史书以本纪和列传为主要内容。
《新唐书》最初由宋祁编著,因宋仁宗担心宋祁一人难以独自完成这项工作,所以又令欧阳修参与并主持修撰。二百二十五卷的《新唐书》,宋祁一人承担了其中三分之二的修撰。欧阳修作为主持人,对宋祁的劳动成果十分尊重,很少改动他的文稿,并坚持分别具名。
《新唐书》体裁完整,既有本纪、列传,又有志和表。《旧唐书》无表,《新唐书》创撰《宰相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和《方镇表》,不仅补了《旧唐书》之缺,对了解唐朝史书,也颇有帮助。
《新五代史》在编撰方法上仿效《史记》,在写作上仿效春秋笔法,刻意简约文辞,以达到微言大义的效果,因此删去了不少重要史料。但相对《旧五代史》而言,《新五代史》取材广泛,叙事生动。
加上欧阳修文笔简净,因而更有可读性。 自成书后,读者无不称赞欧阳修的文笔好,其中的一些论赞尤为出色,如《伶官传序》、《宧者传序》等都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不朽之作。
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马迁并称“两司马”,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以时间为纲,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
《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 该书“详于理乱兴衰”,在取材上“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写作上文笔“飞动”,使人百读不厌,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理学有“北宋五子”,北宋在哲学领域远超唐代,出现了一批理学家。理学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因理学家着重探讨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又称为道学。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人称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他将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加以融合,阐述了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思想体系。张载是程颢、程颐的表叔,人称横渠先生,他发展了气一元论思想,为古代中国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他所作的《砭愚》、《订顽》(即《东铭》、《西铭》)影响深远。
张载著有《正蒙》、《理学经窟》等,其理学体系较有体统性。程颢、程颐兄弟都曾从学于周敦颐,程颢人称明道先生,程颐人称伊川先生,兄弟合称“二程”。 他们是北宋理学的重要代表,为北宋理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程颐著作有《易传》,和程颢的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邵雍是北宋最有创造性、自成体系的奇特思想家,是先天象数之学的创始人,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在他写的巨著《皇极经世书》中。当然,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南宋朱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