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辨骚》 卢晓 200221010045
一.题解: 1.骚,以骚代楚辞 《汉书·艺文志》说:屈原赋二十五篇,(《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一篇、《卜居》一篇、《渔夫》一篇,共二十五篇)二十五篇中《离骚》为最重,故后人以“骚”名其全书。
纪评:“《离骚》乃楚辞之一篇,统名楚辞为骚,相沿之误也。 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举首篇以统号其全书。
可见“辨骚”中的‘骚’不是单指《离骚》一篇,而是代指《楚辞》。而且“骚”也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楚辞应归为赋体,它是赋体的先声。黄侃说:“自彦和论文,别骚与赋,盖欲以尊屈子,使离骚上承诗经,非谓骚赋有二。” 纪评有:“楚辞是赋,不可别名为骚。离骚二字亦不可截去一字。”刘勰在《诠赋》篇中也明确地说明了骚与赋的关系:“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从骚不是单独的文体而是属于赋体的层面上,我们说也不能将《辨骚》篇放入文体论。
2.辨,在《辨骚》篇中,‘辨’有三层含义。 一辨,辨别汉代文学家、理论家对屈赋评价的得失:“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二辨,辩明屈赋与儒家经典的异与同(四同、四异),从而提出自己的评价标准。“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
三辨,辩明后人追迹屈赋的得失,提出如何学习楚辞而不离创作正轨。“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
3.辨骚的目的是什么?以‘辨’求‘变’。 从刘勰《序志》篇可见‘骚’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可见‘骚’具有同‘道’、‘圣’、‘经’同样重要的地位,都是“文之枢纽”。楚辞开创了与诗经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楚辞引领了辞赋的浮诡、绮靡文风,纪评曰:“辞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辨字极为分明”。由骚开始变,辨骚就是为了澄清骚对诗经的转变。可以说‘辨’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变’,为了探求文‘变’之道。‘辨’是‘变’的基础,‘变’是‘辨’的目的。“辨”和“变”可以说是《辨骚》篇的眉 眼。
二.字词梳理及释义: 自风雅寝声,(寝,休息,停止。指周朝衰败,不再采诗以讽上。诗大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此变为产生楚辞打下基础)莫或抽绪(即抽出前绪,这里的‘绪’应对于诗经,指诗经的风貌或余韵。此句意为:自从诗经一派的歌声停息后,没有人能够继承它的传统。)奇文(与刘勰所说的‘正’相对,即不合经典的作品。)郁起,(经过深厚的积累而兴起,据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郁’不好解释为:蔚然兴起。)其离骚哉!固(确实)已轩翥(飞貌)诗(诗经)人之后,奋飞辞(辞赋)家之前,(指屈原的离骚上承诗经下启汉赋)岂(难道是因为)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这一段讲屈赋的兴起,及屈赋在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位置。)
昔汉武爱骚(这里可以广泛地理解为汉武帝喜爱文学),而淮南作传(《离骚传》也有人谓《离骚赋》范注不采),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过分),小雅怨诽而不乱(违礼),(此句可解为::十五《国风》里有不少情诗但所写都不过分仍合乎伦理规范,《小雅》里有许多怨刺诗但也没有叛乱之作。正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蝉的幼虫在泥里蜕化为蝉),浮游尘埃之外,皭(JIAO)(皎洁状)然涅(本为黑色燃料,此处作动词染用)而不淄(黑色),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卓尔不群,处淤泥而不染,此高风亮节可与日月相媲美)。(此四句与《史记·屈原列传》语可相互参照:“濯(ZHUO)淖(NAO)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是淮南王刘安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后来司马迁基本采用此说。)
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怨恨)沉江(屈原放逐,郁郁不得志,且国家危亡而无能为力,故投汨罗江自杀);羿浇二姚,(指夏朝的五子:后羿、过浇、有虞氏的二女二姚、有娀(song)氏的美女),与左氏不合;(班固认为屈原《离骚》中写的羿浇二姚,与《左传》所写的不相符合。)昆仑悬圃,(神话中的两地名,《离骚》中有:“邅zhan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语句。)非经义所载;(班固在这里以是否合乎经典为判断标准,而没有认识道艺术取材不必限于经书。)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
(班固依照他的明哲保身的哲学出发,以封建纲常为尺度否定了屈原的人格行为以及作品中的夸诞之词,但是还是从作品的艺术性方面肯定了楚辞: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
王逸以为:诗人提耳,(诗经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讽谏之语,于斯为切。指诗经表达怨刺时直露迫切,面提耳令式的,这与屈原的表达怨愤的方式形成对比。)屈原婉顺。(屈原之辞优游婉顺,和缓)
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可改为:分号,因为下文具体解释如何依经立义的)驷虬(驾着四匹虬龙)乘翳(凤凰)(离骚中有:驷玉虬以乘翳兮,盍俟si风余上征。,则时乘六龙,(《易·乾·彖辞》:时乘六龙,以御天。”)昆仑流沙,(地名,离骚中有:“忽吾行此流沙兮”《禹贡》中有:“余波入于流沙”。)则禹贡敷土。(《禹贡》是《尚书》中一篇,其中有语“禹敷土”“敷”,即分布治理,“土”指当时的九州之地。)(这里是说离骚中用的典故都是从经书中来的。)名儒辞赋,莫不拟(模拟,仿照)其仪表(风格)。所谓金相(质也)玉质(屈原的辞赋具有金玉的品质),百世无匹者也。
(王逸提出了与班固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屈赋不仅依经立义,而且是“金相玉质,百世无匹”。)
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汉书·王褒传》记:汉宣帝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如女工有绮縠hu,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yue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宣帝认为屈赋恰恰符合经典的要求。)扬雄讽味,亦言体(体制)同(符合)诗雅。(诗经的小雅)
四方(指上面提到的四人:淮南王、王逸、汉宣帝、扬雄)举(通‘俱’)以方(打比方,作比较)经,而孟坚(指班固,字孟坚)谓不合传(《左传》),褒贬任(任意,任凭)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不)精,玩(玩味)而未核(核心,要旨)者也。(这是刘勰对汉人评价的批评)
此段首辨汉人对屈赋的评品失当之处。“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不精,玩而未核”也。刘勰对于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既不完全赞同,也不一概否定,而是有自己的标准,对于屈赋的评价,刘勰是矛盾的,从“道”方面考虑,刘勰是否定屈赋的,从“文”的方面看,刘勰又是赞赏屈赋的。
将核(核实)其论,必徵zheng(证明)言(屈原的作品)焉。故其(屈赋)陈(陈述)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恭敬),典诰gao之体也;(指离骚有语:“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屈赋这样赞美尧舜禹汤和周,是符合《尚书》中典诰的体例的)。讥桀纣之猖披(行为不检),伤羿浇之颠(颠覆)陨(陨落,坠落),规讽(规劝,讽刺)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ni以譬(比喻)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指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叹君门之九重(距离大,阻塞多)(此句指:“君之门以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范注为:同于《书》《诗》)
至于托云龙,(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说迂怪(迂远怪诞),(说荒诞不经的事比如,木夫九首,土伯三目)丰隆(雷神)求宓mi妃(神女),鸩鸟媒(说媒)娀song女(有娀国的女子),(离骚语:“望瑶台之偃蹇jian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诡异之辞也;康回(共工,共工与颛zhuan顼xu争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向南倾)倾地,夷羿(后羿)彃bi(射日)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jue怪之谈也;
依彭咸之遗则(殷大夫彭咸谏君不听,投水而死),从子胥以自适(吴王夫差逼迫伍子胥自杀后,把他的尸体装进革囊,投进江里。这里是说屈原从伍子胥的灵魂浮游江海,顺适自己的志向),狷狭(胸襟狭隘)之志也;士(男子)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停止),沉湎(沉浸在宴乐里)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将屈赋中的夸诞与经典中的雅正相对比)。固知楚辞者,体宪(法也,效法)于三代,(楚辞之文,如:上文提到的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等同乎于经典的地方是取法于三代(夏商周)之文)而风杂(杂糅,掺杂)于战国。(战国时代的纵横之诡俗,即本段所提的楚辞中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等异乎经典的地方是继承战国风气的)。(刘永济说‘体宪于三代,风杂于战国’二语,尤得屈文体义。)
乃雅颂(指诗经中的雅诗和颂诗,代指诗经,其实这里可更宽泛地理解为三代之文)之博徒(博弈之徒,本带有贬义地称那些卑贱之人,但此处不可简单理解,因为屈赋同典经比较有同也有异。此句只不过是借用汉宣帝认为辞赋贤于倡优博弈远矣。)而辞赋之英杰(相对于博徒而言的)也。(这样不仅指出楚辞与诗经及后来辞赋的优劣异同,并暗指了屈赋的承上(诗经)启下(后来的辞赋)的历史地位。)
观其骨鲠geng(骨骼,骨干,这里指楚辞之文的体制)所树,肌肤(楚辞之文的文辞、辞采)所附,虽取镕(铸造容器的模型)(取镕,就是取法、取式)经意,(楚辞的文法是取法于经典的意旨)。亦自铸(铸造,比喻楚辞辞采的练就)伟辞。(楚辞本身就练就了奇伟的文辞)(这两句对应于上面的‘体宪于三代,风杂于战国’)
故骚经(离骚)九章,朗丽(鲜明清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辞采华丽)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奇特怪异)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大胆不拘谨地说)之致,渔父寄独往(独自保持清醒而不从俗浮沉)之才。故能气(气势)往轹li(车轮碾压而过)古(压倒古人),辞(辞采)来切(割断,切断)今,(楚辞的辞采卓绝艳丽,使后来的辞赋家都无法相比。)(这两句可理解为楚辞空前绝后)。惊(惊骇,震惊)采绝艳,(楚辞的辞采奇伟瑰丽惊骇文坛,文苑辞采无可比拟。)难与并能矣。
(这一段辨别了屈赋与儒家经典的四同四异,因此刘勰对于屈赋的评价也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如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词。不难看出刘勰对屈赋的艺术性是盛赞的:“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自九怀以下,(这里指楚辞中汉人的作品,)遽ju(急)蹑nie(追随)其迹,而屈宋逸步(飘逸绝尘),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鬰(yu郁)伊(郁悒状)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苍凉,悲愁)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顺着声律)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披阅文辞)而见时。(这里主要写屈原善于抒情写景)。是以枚(枚乘)贾(贾谊)追风以入丽,马(司马相如)扬(扬雄)沿波而得奇,其衣被(使……受益)词人,非一代也。
故才高者(能从大的方面或整体来把握楚辞体制的人)菀(同‘苑’,这里指以……为苑囿。即在这里可以得到丰厚的猎物)其鸿裁,中巧者(中才,才力居中的人,这里为了和前面对应而不好理解为心思巧妙)猎其艳辞,吟(歌咏)讽(背诵)者衔其山川(歌咏讽诵的人只关注楚辞的山川的描绘),童蒙者(愚昧不知的人)拾其香草(注意楚辞中关于香草的描写)。
若能凭(倚,靠着)轼(古代驾车时凭轼执辔)以倚雅颂(这里是形象比喻的说法,指作文就象驾车奔驰凭轼那样依靠雅颂等儒家经书),悬辔(缰绳,悬辔就是指驾驭,把马缰绳拿到手里)以驭楚篇,(同样是比喻指作文象驾马持辔一样来把握楚辞)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这两句是对驾驭学习楚辞的具体要求)。
则顾盼可以驱辞力(辞章骨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章的情致),(依照前两句的要求来作,就可以达到此境界)(顾盼之下可以支配、挥洒文辞,谈吐之间便可以极尽文章情趣。)亦不复乞灵(乞求神灵帮助)于长卿(司马相如的字号,汉武帝时辞赋家之首),假(假借)宠(荣耀,荣光)于子渊(王褒的字号,王褒,汉宣帝时辞赋家之首)矣。
(这一段辩明后人追迹屈赋的得失,同时刘勰为后来的学习者开出了药方:“凭轼以依雅颂,悬辔以驭楚篇”。)
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飘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楚辞宏博,它的艳辞、香草美人、山川的描绘是无尽的)情理实劳。(要研究学习它的情理实在是很困难)金相(质,品质)玉式(法式),艳溢锱(最小的重量单位)毫。(极为细小的地方都充满着文采。)
赞词刘勰对屈原以及楚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从整篇来看刘勰仍然是尊经抑骚,或者说刘勰对‘道’与‘骚’的关系始终是矛盾的。骚的文章上的成就必须通过经来指正。
三.文章解析:
1.为什么将《辨骚》放在总论而不是文体论? 《辨骚》篇到底应放在总体论还是文体论?这是历来有争议的问题。范文澜以及一些文学史家如刘大杰等认为骚即楚辞已经是一种文体,(实际上骚还不是一个独立成熟的文体)所以应放在文体论里;而刘永济等认为《辨骚》的‘变乎骚’中的‘变’贯穿整个文论,而且骚的位置也决定了《辨骚》的‘文之枢纽’的地位。刘勰自己在《序志》篇中明白地将《辨骚》归为‘文之枢纽’而且概括了这五篇的主要内容,“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五篇的内容实际上也表明每一篇在枢纽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虽然纬和骚不能与道、圣、经等量齐观,但是它们在文论中的分量也不是无足轻重的。
那么为什么《辨骚》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变乎骚”即是答案。辨骚的目的就是要澄清由骚开始的‘变’。刘勰一开始就点明了骚开创了与诗经不同的文学传统:“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刘勰的整个文论本来就是针对齐梁形式主义的绮靡文风而发的,刘勰认为汉魏以来的浮诡、讹滥颓风就是发源于楚辞。如在《宗经》说:“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还说:“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纪评说的更明了:“辞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楚辞的“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特殊位置使得刘勰求‘变’一定要从辨骚开始。
而实际上钟嵘在《诗品》中分析诗体流变时提出了三个源头:《国风》、《小雅》、《楚辞》可见《楚辞》是具有与诗经大不相同的文学传统。文学传统由骚开始‘变’,而且骚对后世的影响也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因此,刘勰要‘辨骚’,以求“变通”之道,即“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也就是以‘道’制‘文’。
2.为什么刘勰对屈赋是如何评价的? 刘勰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是复杂的,或者说是前后矛盾。刘勰在辨明楚辞与经典的异同之后评价屈赋说:“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这个评价并不高,甚至还暗含着否定的意思。但是接下来的评价又有很大的转变,对屈原的作品一一进行分析评价后总结为:“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这个评价又是极高的。
为什么刘勰对屈赋评价会出现前贬后褒的矛盾呢?这种矛盾实际上有着两层方面的原因。 首先,具体分析《辨骚》,刘勰的前贬后褒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贬是针对汉人对屈赋评价的争议,以四同四异来辨汉人评价的‘褒贬任声’之弊,对屈赋的贬主要是从宗经角度考虑的;而后褒则是侧重于屈原作品的艺术性方面,赞赏屈原对‘文’的贡献。
其次,刘勰的前后矛盾正体现了刘勰的理论原则与他鉴赏实践的矛盾。其实“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就明显地表明了刘勰的这一矛盾。刘勰一方面对屈赋‘文’的艺术性极其赞赏,但是宗经的保守性又使得他要把艺术不断地向‘道’的标准靠拢。从根本上说,刘勰对屈赋的肯定主要是集中在艺术性方面的成就。‘道’虽然是至尊的,但对‘文’的赞赏也是竭尽全力的,这也体现着文的自觉时代的特点。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中对《离骚》的评价实际上正是切中了刘勰的要害。“《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评骘之语,遂亦纷繁,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盖一则达观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诗教,故其裁决,区以别矣。”刘勰的裁决是既局蹐于诗教又达观于文章。宗经是刘勰理论的基石,但他也并不是牢牢胶着其上的,刘勰对于文章自身艺术性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思想上的保守性。
其实,诗教与文章的矛盾是《文心雕龙》整个体系的特点。譬如《通变》篇中关于通与变的关系,一方面理论基石要求他坚持以通为本,但艺术发展实际又使他看到变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