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1949—1991年的中苏关系 及其经验教训

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分为三个阶段： 1.同盟关系（1949—1969） 2.敌对关系（1969—1989） 3.中苏关系正常化（1989—1991）

一、中苏同盟关系（1949-1969） 1.“一边倒”外交政策与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 A.“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开始时的目标就是以苏联为榜样，最终在中国建立起苏联式的社会制度，这一最终目标在二十多年的革命中从未改变过。

但对于中国革命，斯大林先是不相信能获得胜利；当革命胜利成为定局时又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产生怀疑；同时担心苏联公开支持中共会导致美国对中国革命的直接干涉，造成苏联腹背受敌。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并未给予中国共产党实质性的帮助。

1948年2月，斯大林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我已经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会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 ”，“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条件，中国同志应当同蒋介石维持正常的暂定条款，并解散自己的军队……在中国这个例子上，我们犯了错误。情况表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苏联同志。”

斯大林曾怀疑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怀疑中共会成为第二个南共，毛泽东称为第二个铁托。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南斯拉夫革命一样是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的，苏联对中共的控制力很弱，毛泽东也是在中国革命中自我产生的领导人，而且历史上和苏联在一些问题上产生过分歧和矛盾。特别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相互缺乏了解。

赫鲁晓夫：“（斯大林）总是翻来覆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 1949年1月，斯大林派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华，对中共的态度进行全面了解。 在西柏坡，毛泽东用了两天时间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国革命史和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对于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中共表示会有所考虑，对于中东铁路问题，中共也采取了模糊的态度。

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进一步说明中国的政策。中共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站在一起，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同时，毛泽东于6月30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莫斯科，刘少奇向斯大林解释了“一边倒”的含义：“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对此，斯大林表示极为赞赏，表示新中国一成立苏联就会承认。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 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论人民民主专政》

Ｂ.毛泽东访苏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 1947年夏，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大势已去。按照他的设想，用五年左右彻底消灭国民党军。于是开始考虑建国和争取苏联提供援助的事情。1947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毛泽东访苏的建议，斯大林表示同意。但7月1日斯大林又致电中共要求推迟毛泽东访苏。1948年4月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再次要求访苏，4月29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同意，但5月10日又建议推迟访问。

7月毛泽东再次表示了访苏意愿，斯大林又以联共（布）中央负责同志分赴各地开展粮食收购工作为由，要求毛泽东把访苏日程推辞到11月底。接到电报后，毛泽东一面平静地回答斯大林同意访问推迟到11月，一面毫不掩饰地对身边的人说：“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面出动?”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根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达莫斯科。”没想到斯大林再次婉拒，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

这次，毛泽东算是服了斯大林，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提访苏的问题。 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和中共领导人。他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说，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全世界第一个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受斯大林的邀请，第一次出访苏联，历时2个月20天。 此次访问的目的，一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典，二是就两党两国所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并签署两国间的有关条约和协定。　　　　　　　

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签字仪式。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后来又秘密签定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但是，苏联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侵略扩张的倾向。 对中国利益的损害主要表现在：坚持外蒙古独立；除苏联外，不允许任何外国资本和个人在中国东北和新疆进行活动;以一般物资援华，换取中国的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签订橡胶协议时，要求中方在未生产出橡胶前须从国外购买再转给苏联，而价格不得超过国际市场价格，若不能如约供应，就减少对华汽车援助。

苏联学者贡恰洛夫：“在整个五十年代我们双方联系的现实是此《条约》。根据条约规定苏联和中国结成军事政治同盟，这实际上是针对美国及其同盟国的。对于苏联的战略意义是，保障了苏联7500公里边界处于安全和友好的状态，也保证了苏联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拥有一个可靠的同盟者。与中国结盟的军事战略意义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的1950年10月就已显示出来。”

“我们也不应忽视，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迫性，是不利于中国的。此条约有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秘密的《补充协定》。苏联事实上获得了在中国东北（满洲）和中国西北（新疆）的‘特殊的势力范围’，也就是沙皇俄国当年企图并吞到自己利益范围的那些地方。…中国实际只处于‘小伙伴’的地位。这反映了50年代初期苏中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和两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但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这种地位是迫不得已和临时的。1950年文件固定下来的苏中关系注定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问题只取决于变化以什么形式以及在什么时间发生。”

2.中苏之间的全面合作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特点是：同盟互助、全面合作。 这种合作的典型事例就是 ———朝鲜战争。

周恩来：“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中苏在朝鲜战争中的合作 周恩来：“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俄国军事史学家沃尔科格诺夫：“朝鲜冲突加强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也加强了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支援：武器弹药、空军支援。 斯大林态度的转变。 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支援：武器弹药、空军支援。 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抗美援朝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1950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占整个国民经济预算的44%，1951年占52%；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导致我国进出口大大减少、物价飞涨。应中国的请求，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货物，还大大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出了许多专家，帮助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建设。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3.斯大林逝世之后的中苏关系 （1953—1969年） 风雨飘摇 走向破裂 武装冲突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5岁。3月6日，毛泽东致电吊唁，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悲痛，并偕同朱德、周恩来等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3月9日又发表了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抒发怀念和感激之情。 同日下午，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葬礼的同时，北京各界6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追悼大会。

斯大林去世后，经过苏共内部得激烈斗争，赫鲁晓夫成为苏共和苏联的新领导人。

赫鲁晓夫和苏共对中共及 毛泽东的态度 1.希望进一步改善苏中关系（1953年12月26日毛泽东60寿辰，苏共来电最长，达500字；1954年10月，赫鲁晓夫亲自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撤退驻旅顺苏军，并把海军基地交还中国；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提供5.2亿卢布长期贷款；增加援助项目；废除秘密《补充协定》；同中国开展核技术合作。）

2.对毛泽东的评价进一步提高（在祝贺毛泽东60寿辰的电报中称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1954年初《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四卷发行，称其“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有伟大的意义”；《真理报》称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中共和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 1.你对我平等友好，我也对你友好相待。来而不往非礼也。 2.1954-1955年间，中国在苏联建立华沙条约组织、同西德建交、与西方举行裁军谈判、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等外交活动中全力支持苏联。 3.在国内建设方面照搬苏联的模式，甚至用宪法形式将此固定下来。

总的来看，从1954年 至1956年2月苏共二十 大召开，中苏关系处于 其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相 互合作，关系愈益密切。

然而，从1956年起，中苏关系开始逐步变化，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多。主要表现如下： 1.苏共20大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会后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大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罪行”。1962年苏共“22大”后又将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葬于红墙下面。又陆续为在个人崇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平反。苏共“二十大”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有助于摆脱教条僵化思想的束缚和健全民主。但秘密报告把个人崇拜归咎于斯大林个人，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引起了思想的混乱。

毛泽东不赞成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力求客观公允、实事求是。他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论”、“再论”）。

“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气。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问题的出现, 根本问题是,斯大林生前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乎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关于“三和”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也不赞成赫鲁晓夫的观点，尤其是“和平过渡”的观点。 尽管对于毛泽东客观分析斯大林的功过及帮助苏联重新树立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心存感激，但上述分歧仍引起了赫鲁晓夫和苏共的不满，认为这是中共在觊觎苏共的领导地位。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而事实上，到1950年代中期，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是重要原因）。在1957年出访莫斯科时，毛泽东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念讲稿，而且讲稿都要经过苏共的检查，只有毛泽东是坐在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

2.在处理波匈事件上出现分歧 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激起了轩然大波。首先，在东欧的匈牙利和波兰爆发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匈牙利甚至出现了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暴力事件。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在波匈事件上，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中国不赞成赫鲁晓夫的做法，并助其纠正了错误。这使得毛泽东和中共的地位和威望迅速提高。这引起了赫鲁晓夫的不满。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3.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 从1958年夏天开始，中苏之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苏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之机，提出双方共同合作在中国建造一座长波电台和一支联合潜艇舰队。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但中国方面却认为，这是苏方以帮助中国为借口，实际上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双方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月。毛泽东为之大发雷霆，赫鲁晓夫则为此急匆匆飞到北京，为苏联辩解。此事后来虽然都不了了之，但从此双方种下恶感。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4.1958年的炮击金门事件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一直高唱“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的高调。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开始走上自以为是的由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道路。赫鲁晓夫开始不断向美国献媚讨好。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58年8月，为了表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统一台湾，同时也是为了支援叙利亚的反美斗争，毛泽东命令中国驻福建前线部队向金门、马祖实施炮击。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炮击金门不但令美国茫然不知所措，也让苏联感到震惊，同时触怒了赫鲁晓夫。原因在于：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这次行动。赫鲁晓夫认为中国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第二，担心炮击金门、马祖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将苏联拖进美苏大战之中。第三，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愤怒不已。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5.中印边境冲突 中国在进行朝鲜战争时，印度单方面宣布继承英国对中印边界的划分，向“麦克马洪线”推进加快，于1951年越吞并了九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在西藏叛乱、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后，印度总理尼赫鲁又于1959年3月22日致信周总理，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大约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印度当局在其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推行其所谓“前进政策”。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境东段的朗久，印度边防军向中国边防军猛烈开火，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的冲突。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在印度的武装入侵面前，中国被迫自卫还击。面对印度的不断寻衅滋事，毛泽东说，我们是先礼后兵，退避三舍。中方于1959年11月单方面从中印边界后退20公里，并建议进行边界谈判。但印度阻绝中国政府防止边界冲突的各项建议，一意孤行继续其“前进政策”，不断侵占中国领土。1962年10月，尼赫鲁向印度军队下达了 “把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了。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中方考虑到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又是中国盟国，所以9月6日中国外交部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他介绍了中印边界冲突情况，明确告诉他，这次冲突是由印方挑起的，是印度越过中印边界设立哨所、进行巡逻 ，进而向中国边防军开枪引起的。中国的目的是让苏方理解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指出“尼赫鲁正在力图利用苏联向中国施压，不能上当”。但是中国并不要求苏联对此事公开表态。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然而苏方并没这样做。9月9日塔斯社发表声明，说中印边界冲突是“试图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使局势复杂化”。9月13日，在声明发表不到一周，苏印签署协议决定援印3.75亿美元，其数额比原计划高出一倍。在这种背景下，印军又制造了“空喀山口事件”。由此可见，塔斯社声明的发表起到了为印度侵华壮胆的效果。1962年我们被迫进行了对印自卫反击战。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6.在中国人民公社问题上的分歧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认为是个发明，后来还建议向“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者颁发“博士头衔”。12月30日又谈到，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1957年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不甘落后，提出“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1958年初，毛泽东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到8月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了起来。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1月，毛泽东又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对于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社，苏联最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且还提出要总结和吸取中国的成功经验。建筑师阿尔辛切夫说：“你们现在建筑速度是惊人的，14天就可建一所楼房，而且还是用手工，我们用机器还没你们快。” 但从1958年11月起，赫鲁晓夫就对中国人民公社提出批评和表示反感。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讲道：“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这在我国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中苏关系公开恶化 赫鲁晓夫1959年9月为改善苏美关系而访美，动身前借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决定取消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合同并不再提供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底他从美国赶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招待会期间，陈毅、彭真、周恩来轮番与赫鲁晓夫辩论，陈毅最为强硬。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离开北京回到西伯利亚后，赫鲁晓夫公开发表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甚至影射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1960年6月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前，苏共代表团突然向各代表团散发对中共进行攻击的书面材料。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共党的方针进行攻击，中共代表极为不满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公然破坏两国国家关系。苏联的背信弃义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许多工程被迫停建，工厂被迫停工、停产。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争执造成了彼此间的不满和恶感，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各方均开始怀疑对方的动机，甚至认为对方居心叵测。两国都是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当问题越来越多时，必然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原因，从理论、路线、政策方面去挖根子。于是，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随着国家利益的冲突进一步扩大，远远超出了1958年以前的范围。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分歧的尖锐化又反过来加剧了国家利益的冲突。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1963年，苏联改变了过去一直坚持的立场，决定和美国、英国签订部分禁试核武器条约，以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中国对此极为恼怒，终于下决心与苏联分道扬镳。从1963年开始，中苏两党之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同时两党关系彻底中断。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九篇评论苏联共产党的社论，简称“九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1964年10月12日，趁赫鲁晓夫在索契度假之机，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罢免赫鲁晓夫。次日，赫鲁晓夫被召回莫斯科，接受主席团的“判决”。眼看大势已去，赫鲁晓夫表示“自愿退休”。 10月14日，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作了关于撤销赫鲁晓夫职务及其原因的长篇报告。

报告列数了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个人集权，随心所欲，自我吹嘘，任人唯亲，管理混乱，外事不慎。全会宣布，满足赫鲁晓夫本人的“请求”，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同时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4年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个是中国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另一个是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中苏关系 1964年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个是中国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另一个是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

赫鲁晓夫一直在准备孤立中共。他原打算在1965年6月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会议，目的是将中共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否认中共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悬在中共头上的更有破坏力的政治“原子弹”，所以中共最关心的是，赫鲁晓夫下台后，是不是这颗政治“原子弹”也哑了？

随后，中共四套班子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向苏共中央新领导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发出贺电。与此同时，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苏联，看看是不是能缓和中苏两国间日趋紧张的关系。

苏共高层对周恩来率团访苏是高兴的，但对于中苏关系却有着与中共不同的想法。苏共一些人认为，赫鲁晓夫在处理中国关系时确实太鲁莽，但影响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因此，必须趁中共代表团到来之际，暗示或动员象周恩来这样老资格的领导人在中共掀起一场波澜，像苏共赶赫鲁晓夫下台一样把毛泽东赶下台。

这使得这次修复关系的苏联之行变成了一次踏雷之行，而引爆地雷的“爆破手”是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11月7日晚，苏共中央在克林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包括中共代表团在内的兄弟党代表团。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醉醺醺地对周恩来吼道：“不要让任何人妨碍影响苏中两党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也不要任何毛泽东来......”

周恩来不等他说完，厉色正言：“你的话我不懂！”扭身就走。可马林诺夫斯基象疯了似的，冲着周恩来的背影嚷道，“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采取行动，搞掉毛泽东，苏中两党只有这样才能和好！”接着，他又对贺龙说了同样的话，结果遭到了贺龙的驳斥。周恩来对贺龙说：“贺老总，这个家伙太放肆了，看来，他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我们只能退席表示抗议！”

于是，周恩来领头，贺龙紧跟，其它代表团成员随后，中共代表团在全场凝视中愤然退场。马林诺夫斯基见中国人并不响应他，显得气急败坏，对着扭转身而去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背影，大骂斯大林和毛泽东。第二天，周恩来就此事郑重地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表示了道歉，并表示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说八道，他的话并不代表苏共的意思。

周恩来语气严厉地驳斥说，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恰恰是酒后吐真言，这反映了苏共领导人中仍有人在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以老子党自居，坚持对中国主权进行干涉和颠覆，对中国党政领导指手划脚，看不顺眼就公然鼓吹“搞掉”。此后的会谈一直不顺利。苏共拒绝解释搞掉赫鲁晓夫的原因，而且坚持要召开赫鲁晓夫确定的意在继续向中共施压的兄弟党国际会议。

周恩来肯定地说，苏联共产党是奉行错误的修正主义路线，如果苏联同志真诚地希望克服同中国领导人的分歧，就应该对自己的政治方针进行重大修正。勃列日涅夫拒绝道：“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和方针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制定的，这是集体共同制定的正确路线，你们要我们修改二十大制定的路线方针，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做不到。”

米高扬：“赫鲁晓夫下台后，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对中苏关系问题，即苏联对华政策没有什么改变，和赫鲁晓夫的政策是一致的。” 这次莫斯科之旅，是中苏彻底决裂前的一次挽救之旅，马林诺夫斯基把苏共高层一大部分人的想法鲁莽地和盘托出，终于使中共代表团如梦初醒，这次充满期望的解冻之旅结果变成了雪上加霜之行。

毛泽东对此事高度警惕，对苏共彻底失望，对与苏联当局特别是与马林诺夫斯基有“染”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也狐疑顿生。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曾经与马林诺夫斯基关系密切，为此他首先遭到怀疑。

应该说，当时中苏双方都有愿望改善关系，只是没有把握住机会。而马林诺夫斯基事件的影响极为深刻，后来，“文革”爆发，对内揪走资派，对外反帝反苏修，对内对外的内容和精神是一致的，毛泽东认为这两股势力拧在一起，都是要搞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