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文化与审美

大汶口文化彩陶

陶瓷文化的诞生 陶瓷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陶器，是由粘土或以粘土、长石、石英等为主的混合物，经成型、干燥、烧制而成的制品的命名，瓷器则是用瓷土（高岭土）烧制的制品的命名。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合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高岭土）的无机混合物作原料,ca采用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方法制成的器皿统称为陶瓷。我们把人类烧制陶瓷的工艺流程总称为陶瓷艺术（简称为陶艺）。陶瓷艺术处在不断的继承和发展的变化之中。 由于陶土的宜取宜塑，当人类掌握了火的使用之后，陶器就成了人类最日常、最普遍的工艺制作。从大约一万年前直到今天陶瓷一直没有退出人类日常生活的场景。 陶瓷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和独特性。

。世界陶瓷艺术的发展历史，可分为两大源头和三大体系。 两大源头：一是中国，二是西亚。从目前考古材料看，世界各地大多数新石器遗址都有陶瓷出土。 它们都经历了从土陶、彩陶、黑陶或红陶，向釉陶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人类物质和精神同步发展的“陶器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中亚新石器时代陶器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北亚和东北亚日本也出现了新石器时代陶器。 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向北非尼罗河流域和欧洲东南部传播。尼罗河流域也出现了新石器时期陶文化。欧洲南部、东部的地区也出现了陶文化。 总之，新时期时代，陶器在人类文明史上在世界范围内被发现，体现了人类文化的某种普适性。

中国考古学新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出现于湖南省道县白石寨村的玉蟾岩遗址，大约在一万年前。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是瓷器的发明和传播。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中国比较成熟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的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青瓷的原始性，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以后，中国（China）最早被世界认识正是因为瓷器（china）,中国的陶瓷器素以历史悠久、造型优美、质地精良、装饰新颖瑰丽而享誉世界。回顾陶瓷器漫长的历史脚步，它的每一步无不闪耀着科学、艺术、文化和智慧的光辉。

由于陶瓷的物理、化学特性，使得即使是残件也可保留相当完整的制作时的信息。在原始彩陶上，我们可以找到清晰的先民手印。陶瓷的器形和装饰反映了特定的时代礼仪制度、社会风俗、审美观念。所以说，陶瓷是使用量很大，制作手段非常丰富的工艺品，是独特的人类文化的载体。

陶与信仰文化 陶艺制品反映了人类物质和精神追求的多个层面。在原始和古典时期，相当多的陶艺制品体现了先民的信仰意识。 古典文献《礼记·郊特牲》云：“大报天而主日，兆于南郊，就阳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孔疏引郑注破之云：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故先燔柴于坛，后设正祭于地，器用陶尊匏爵而已。”

《诗经·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孔疏：上言将徃祭天，此言正祭之事。郑笺：我后稷盛葅醢之属，当于豆者、于豋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则安而歆飨之。何芳臭之诚得其时乎？美之也。祭天用瓦豆，陶器质也。后稷肇祀上帝于郊，而子孙蒙其福无有罪过，以至于今，故推以配天。”（见《读诗质疑》清严虞惇撰。） 所引古典文献是说先民使用质朴的陶器来祭祀天地，象征自己虔诚的心意。

  女娲捏黄土造人是中国最古老的创世神话。天神女娲用黄土捏成了一个一个灵巧的活人，甚至用藤子搅拌泥浆，甩向地上，溅落的泥点也变成了人。从社会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个神话至少对应于两个史实：一是母系氏族社会成员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生育被神化了。二是其时人类已经能熟练地制造陶器。生殖崇拜是原始彩陶艺术的主要母体。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人形彩陶壶》，就是以生殖崇拜作为装饰母题的典型制品。 《人形彩陶壶》高33.4厘米

这件彩陶壶采用彩绘和贴塑相结合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全裸的人体。 壶身腹部两耳上方绘两大圆圈纹，其间填以网纹，前后又施有蛙纹（蛙纹隐寓生殖主题）。正面中部蛙纹略去，在空档处贴塑彩绘人体像。 人体正面全裸，头部贴塑在壶颈上，躯体上堆塑了肚脐和双乳，乳头特意用黑彩描绘。女性生殖器官用雕塑完成，象一个突出的符号放在腹部，也是陶壶的正中位置。 这件制品很可能与母神崇拜有关，表达了先民祈求繁衍生殖的强烈观念。而陶容器（如壶）形态上也接近孕妇隆起的腹部，陶壶上贴塑人形，更揭示了陶壶的象征性。这件《  人形彩陶壶》是赋予日用器皿以神圣观念 的经典作品。 1982年辽宁省朝阳市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的石砌圆形祭台基址中，同时发现了好几个陶质塑像。陶塑人像都有隆起的腹部和肥硕的臀部，有明显的孕妇特征。这类陶塑当是祈求生育、繁殖的母神崇拜物。

陶从它产生的最初开始就兼有日用和神器的双重性能。龙凤图腾是原始先民神圣崇拜观念的产物。湖南省高庙文化遗址发现了７４００年前原始人类的祭祀遗址，并且出土了大量与宗教祭祀、巫术有关的艺术神器。其中有一块白陶罐残片，上面戳印着似凤凰的鸟形图案，高庙遗址出土的凤鸟陶片，是陶作为祭祀神器的最早的考古学证据。

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发掘出用蚌壳堆塑的龙虎图，距今6000年左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被誉为“中华第一龙”。1958年甘肃甘谷县西坪出土的一件彩陶瓶，上面描绘了一条鱼龙的形象，可以说是陶器上 最早的龙纹。

1975年出土于庄浪县韩店乡西面源头的齐家文化《龙纹镂空响铃陶罐》，肩部阴线刻划蛇形龙纹缠绕其间，龙为蛇首，细长身、卷尾，龙身刻箭矢状鳞纹。为齐家文化陶器中以蛇形为其主体的龙纹雏形，学者们则称为“蛇龙变化”。罐内隔开为上下两层，上层可盛水，下层内置陶丸两只，晃动摇响，龙吟细细。

陶与礼仪制度 陶瓷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一直承载着日常用品和祭祀礼器的双重身份。在相当长的时间充当了政治制度中的身份等级的象征物。 元代吴澄写有《赠陶人郑氏序》云：“古者四民各世其业，故工有世工而子孙以之。为氏者有虞氏尚陶。其后阏父为周陶正，周赖其利器用，而阏父之子得封于陈。今东昌郑氏以善陶名，数百里间凡民之用器、官之礼器咸资焉。其功岂让于阏父也。” 这段话揭示陶瓷在古代社会的功用。

陶用作礼器在《礼记》上有记载，《礼记·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汉代学者郑玄注云：“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故先燔柴于坛，后设正祭于地。器用陶尊匏爵而已。”宋人聂从义《三礼图》解释说：“陶匏是太古之器，历夏、殷、周随所损益，礼文不坠，以至于今。其间先儒不言有饰，盖陶者资火化而就，匏乃非人功所为，皆贵全素自然，以象天地之性也。”就是说，陶从上古被发明以后，作为礼器的功能一直被延续下来。商周发明了青铜器，也没有废除它的礼仪功能。因为陶器朴素天成的品德象征着天地之性。

在原始社会，彩陶的使用是与部落成员的身份和等级相关联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仰韶文化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外壁画着鹳、鱼和石斧组合的写实彩画。鹳和鱼可能分别是部落的图腾，鹳的嘴里叼着鱼，表明了部落之间的敌对关系。石斧代表着权力。这件器物很可能是某个部落首领使用的礼器。在青海柳湾墓地发掘的仰韶文化马厂类型墓地中由于墓主人生前身份不同，随葬之彩陶数量也不同。有的墓葬陶器只有十几件，最多的一座墓葬仅陶器就有91件，绝大多是彩陶。 新时期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向山东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墓葬用陶体现了较大的等级和贫富差别，刻有图像文字的陶尊、陶质牛角号等象征身份地位的随葬品在大墓中出土。 陶器在当时的重要性大致相当于后期的青铜器。而青铜器是象征着王权等级的重器——“礼器”，只有权贵们才有权作为死后的陪葬物。

龙山文化的黑陶和商代的白陶制品主要作为礼器来使用。秦汉至隋唐从陶俑到唐三彩的使用上也体现了很鲜明的礼仪制度。 《唐六典》还明确规定俑类明器的尺寸，但并未被很好的执行。 瓷器的烧治在唐代出现了官窑制度。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任命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 

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由官府直接经营，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南宋时在今杭州市凤凰山南麓乌龟山郊坛另设新窑，称“郊坛下官窑”，又称南宋官窑。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浮梁磁局”，到1911年清朝覆亡，景德镇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所在地，中国的官窑制度在这里延续了632年。

《明会典》曾有这样的载：“陶器，诸司职掌。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设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可见朝廷对官窑烧治瓷器的严格管理和垄断措施。官窑瓷一方面是皇宫日常生活所需及品藻赏赐之物，另一方面也是皇室祭祀祖先举行盛大法事的祭器，由于宫廷用瓷的至尊性，以及历代帝王的特殊需求和审美喜好，极大地推动和制约了官窑瓷期的发展，使我们在官窑瓷器巧夺天工的外表下，也阅读出礼制文化的某些特点。

陶瓷与商品经济 在中国古代社会，陶瓷作为使用量和使用范围极大的工艺产品，是国内外贸易获利的重要商品。

唐代的瓷器生产有了大规模的发展。浙江越州窑生产的青瓷，河北邢州窑、定窑生产的白瓷，产量都很大。四川的大邑窑也以生产白瓷著名。李肇《国史补》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流通之广。而江西昌南镇（景德镇）白瓷和青瓷兼烧，当时有“假玉器”之称。陕西的耀州窑，唐代开烧黑瓷、白瓷和青瓷，也是很著名的窑口，北宋末为盛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哲宗时，“温俊乂知耀州日，遣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可见当时官员也有从事陶瓷贸易的。唐代的唐三彩的生产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了鼎盛期。唐代长沙窑新创釉下彩绘工艺，产品也很畅销。 从唐代中期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对外贸易。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邢窑、定窑的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橄榄釉青瓷，还有唐三彩。

输出的陶瓷一部分沿着丝绸之路，取陆路经新疆、中亚、到达西亚的波斯等地。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逐步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陆上丝绸之路就衰落了。到元朝时候，这条路虽然有过短暂的复兴，但是，随着元帝国的灭亡，陆上丝绸之路也就失去了作用。到了唐末、五代时候，陆上的丝绸之路就被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

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泉州或广州沿海南下经南海诸岛，可达越南、加里曼丹、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等地。出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航行可到缅甸、孟加拉、印度、向南至斯里兰卡，横渡印度洋穿过阿拉伯的也门，由也门沿阿拉伯半岛南岸经阿曼进入波斯湾；或沿海航行，由马拉巴海岸到达埃及，往东南可达东非。据考古发掘显示，唐代中外海路所及的许多地方，都有唐瓷出土。在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发现大量唐瓷碎片，种类有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黄褐釉瓷、长沙窑瓷器等。在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发掘出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前半叶唐朝邢窑、长沙窑、越州窑产品。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斑波尔遗址，发掘出晚唐越窑瓷器和长沙窑黄赫釉带绿彩花草纹碗残片。在伊拉克萨马腊遗址，出土过唐代瓷器残片。在印度尼西亚北婆罗洲沙捞越，也有9-10世纪越窑产品出土。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浙江龙泉青瓷，江西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德化窑青白瓷器、建窑黑瓷，河北磁州窑瓷，定窑瓷，陕西耀州窑瓷等等。 定窑的孩儿枕

据北宋朱或写的《萍洲可谈》记载： “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形象的描写了当时的海上运输的状况。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载：“洪武七年……命刑部侍郎李浩及通事梁子名，使琉球国，以文绮百匹，纱罗各五十匹，陶器六万九千五百事，铁釡九百九十口，就其国市马。”这是明代陶瓷官方对外贸易的一个实例。

明代至清初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青花瓷的大量外销与郑和下西洋有很大的关系。 从永乐三年 （1405）至宣德八年 （1433），大监郑和奉命率领万人以上 的使团和数百艘船队先后七次远航西洋，随船主要物品就有瓷器。使团随员马欢写的《瀛涯胜览》中有 “（爪哇）国人最喜用中国青花瓷”的记载。《明会典》还载有：”贸易使臣进贡到京者毎人许买食茶五十斤，青花瓷器五十副……“的规定。 由于海外贸易的需求促使景德镇开始大规模的青花瓷器的生产。 一部 分 外商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自带纹样画稿，大批定烧青花瓷，直接在港口装船运往海外各国，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风格。

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它的烧制始于十六世纪的明代。大约在十七世纪后期，法国宰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这个公司在广东定制了大批带了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此后，纹章瓷便在欧州盛行起来。据T·沃尔克编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记载，公元1602至1682年，即明末清初的八十年间，仅荷兰人贩运我国瓷器就达1600万件以上。 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后，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崛起，以及清朝政府的腐败与社会动乱，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瓷业趋于衰落，瓷器外销亦锐减。

陶瓷与社会习俗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厚葬之风。商周时代的墓葬用人殉葬，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被俑所替带。

《孟子．梁惠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反映了以俑殉葬的普遍社会风气。孔子是反对人殉也反对俑殉的。但是陶俑、陶器作为随葬的明器，却始终存在于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中。石家河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的石家河遗址而得名，距今约4600—4000年，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地区。在石家河文化邓家湾遗址出土了大批石家河文化的陶俑和陶塑动物，这些陶俑和陶塑动物出自祭祀遗址和灰坑中，总数在一万件以上。这些具有本质的雕塑美的作品，不仅展示了远古先人们独有的天籁，而且提供原始丧葬习俗的典型场景。

古代社会把厚葬之风推到极致的是秦始皇。

《水经注》载：“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斩山凿石，下涸三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三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岛具地理之势，宫观、百官、竒器、珍寳充满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辄射之，以人鱼膏为烛，取其不灭者久之。后宫无子者皆使殉葬甚众。坟髙五丈，周回五里余，作者七十万人，积年方成。

    1974年2月，当地农民在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打井时偶然发现了被当地人叫做“瓦神爷”的兵马俑。从此，一个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地下军阵被挖掘出来。在陵园东1.5公里处发现从葬兵马俑坑三处，成品字形排列，面积共达2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其中一号坑为“右军”，埋葬着和真人真马同大的陶俑、陶马约6千件；二号坑为“左军”，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9辆，是一个由步兵、骑兵、战车等三个兵种混合编组的方阵，也是秦俑坑的精华所在；三号坑有武士俑68个，战车1辆，陶马4匹，是统帅地下大军的指挥部。这个军阵是秦国军队编组的缩影。

1980年又在陵园西侧出土青铜铸大型车马2乘。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和关注, 这些按当时军阵编组的陶俑、陶马为秦代军事编制、作战方式、骑步卒装备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 兵马俑的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二十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秦俑的写实手法也给中国雕塑史带来发现的惊喜和全新的研究课题。

汉代中晚期的社会习俗也是崇尚奢华的。《后汉书赵咨传》中赵咨批评当时的厚葬之风说：“原籍暴秦，违道废徳。灭三代之制，兴淫邪之法。国赀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敝未有若此者。虽有仲尼重明周礼，墨子勉以古道，犹不能御也。是以华夏之士，争相陵尚，违礼之本，事礼之末。务礼之华，弃礼之实。单家竭财，以相营赴。废事生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岂云圣人制礼之意乎？记曰：丧虽有礼，哀为主矣！又曰：丧与其易也，宁戚。今则不然，并棺合椁以为孝恺，丰赀重禭以昭恻隐，吾所不取也。”

由于东汉葬制不太遵从传统，民俗风尚“事死如生”，把人间的事物和生活场景制作成陪葬用的明器，埋进墓葬，陶瓷和画像砖成了主要的墓葬用品。墓主人生前享用的亭台楼阁、歌舞百戏、宴享庖厨、狗马珍玩以至于牛栏猪舍都有很丰富的表现。

一九七二年河南灵宝张湾三号墓出土 河南省博物馆藏东汉<绿釉三层陶望楼> 是 建筑明器,高130厘米 宽45厘米。

象征水上建筑，是园林景观之组成部份。下为方形池塘，内有龟、鱼、鸭等水族动物浮游，并矗立一座三层重檐四阿顶楼阁，二、三层有卧欄环周，角檐处皆有四十五度角斜挑樑转角拱，正脊上站立一只振翅欲飞的朱雀，各垂脊置有柿蒂花饰，房坡上佈瓦垄。 整个楼阁佈有迎宾俑、吹奏俑、张弓欲射俑，还有一位主人正在临阁眺望。通施绿釉。从楼阁建筑及设施可知，这是一座可居、可眺望的别墅式模型，也是达官显贵们空幻升仙的理想寓所，又是瞭敌防禦永保安乐的建筑工事。因此，它是研究东汉建筑史及社会生活史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1957年四川省成都市天迴山出土,四川省博物馆藏东汉说书俑,高56厘米,泥质红陶，模制。头上着巾，戴笄，额前有花饰。大腹鼓凸，赤膊上有缨络珠饰。左臂环抱一鼓，右臂向前平伸，手中握一棰欲击。下身着长裤，赤足，前伸。左足蜷曲于圆榻上。面部神情幽默、滑稽，前额数道皱纹，张口露齿。是一个十分生动的说唱艺人形象。

四川省成都市出土四川大学博物馆藏东汉陶狗 高67厘米 长41厘米 此狗红陶胎，较粗鬆，头、两前肢、躯干分部制作套合粘接成型。其造型生动，竖耳，鼓眼，大鼻，短方嘴，上唇宽大，昂首直颈，前肢直立，后肢（残）曲坐，躯体肥硕，神态安详。一宽带绕颈至背结环，用於系绳牵控。颈部带上系有四铃。汉人有观玩名贵狗马之风尚。武帝时，田蚡为相，权倾朝野，[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勝数]（《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这种狗即是汉代士族男女玩好之珍稀宠犬。 汉代陶俑出土的范围很广，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 、陕西、四川、贵州、江苏、安徽、广东等地的两汉墓葬中都有不同品种、不同地域风格的陶俑出现。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或多或少地使用陶俑陪葬。两汉的社会风俗也在这些匠心独运的陶俑上得到生动的反映。

青瓷的烧造在东汉末年已经趋于成熟，随着瓷器工艺的改进和提高，瓷器制品越来越精致、美观，也越来越被使用到日常生活地方方面面。 《耀州窑印花多子盒》甘肃池县出土，高4.9厘米，口径12.5厘米。

陶瓷的审美价值 1、生生不息的审美母题 郭沫若有一首词《西江月·颂陶》写道：土是有生之母，陶为人所化生。陶人与土配成双，天地阴阳酝酿。

水火木金协调，宫商角征交响。汇成陶海叹汪洋，真是森罗万象。这首词揭示了陶艺是人类生命的物化形式，人们在陶艺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结合时代的需求，发明新的材料、新的器型和新的审美样式，但不管怎样的“陶海汪洋”、“森罗万象”，中国陶瓷中，“阴阳酝酿”、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审美品格，始终以生生不息的生命情态出现在各个时代的好的陶瓷作品中，供后人鉴赏和借鉴。 陶艺的审美意象的起源可以追述到上古神话。女娲捏黄土造人是中国最古老的创世神话。天神女娲用黄土捏成了一个一个的活人，甚至用藤子搅拌泥浆，甩向地上，溅落的泥点也变成了人。这是只有在彩陶时代才能产生的话语方式，陶土承载了生命的意象。

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是仰韶文化时期的作品。彩陶瓶的器口做成圆雕人头像，象孕育着生命的母亲，腹部隆起，赋予实用的容器以象征的内涵。黑彩画三横排由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是花鸟纹的抽象简洁。既像美丽的服饰，又蕴涵生育的母题。是中国陶艺审美的经典之作。

艺术史的历程告诉我们，任何时期的优秀艺术都是人类“远观诸物，近取诸身”，取舍创造并加以发展的产物，从山顶洞人留下的贝壳项链，我们就可以知道，人类装饰自己，美化和赞颂人本身，是随着人类的进化，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着。每一个原始民族都有文身的历史，而彩陶艺术是人类文身艺术在器形上的表现方式。它是人类智慧和情感的结晶，是对生命的赞颂。     彩陶图案有大量的几何形纹饰，这既是早期陶器中编织物纹印以及鱼网、水涡、树叶等图案的延续和变化，同时也是原始人内心音乐涌动和视觉表现。 人能把自身体验到的运动、均衡、重复、强弱等节奏感用画笔表现出来，这无疑是神奇的创造。彩陶中的动植物形一般都用几何形把它概话出来形神兼备，显示了彩陶艺术写心写意的高超水平。 彩陶的象形图案多种多样，最基本的主题是生命主题。有大量的鱼、蛙、 植物果实、花朵的描绘。

2、气韵生形的制作手法 宋郭若虚撰《图画见闻志》曰：“如其气韵必在生知，……窃观自古竒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画必周气韵，方号世珍。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

“气韵生动”是南朝谢赫最先提出的品评绘画的美学标准，其实，推及中国艺术各门类，都可以用“气韵”标准来鉴赏。 陶艺最初不借助工具直接塑造，倚赖手感最能感知气韵。上古作品无论器形还是陶偶，都如元气生发，浑朴天成。湖北省天门市邓家湾遗址出土的陶塑，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大约一万件陶塑动物人偶，都是捏制而成。这些作品对造型有本质的领悟，在淳朴和生动之间有着恰当的把握，令人惊讶地展现了原始艺术发展的连续性和和类型的成熟阶段。

彩陶的彩画也采用装饰图案中点、线、面造型的三大要素，经过富有想象力的恰当的组合，生发出气韵生动、节奏多变的富有寓意的图像。

庙底沟、马家窑等类型的彩陶，提供了许多在图案中成功地运用点、线、面来造型的范例。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马家窑类型彩陶旋纹罐中，高50厘米，口径18．4厘米。细泥红陶，通体磨光，敛口。口沿、肩、上腹部分三层画有旋纹和水波纹。罐体外轮廓也简洁，上部饱满，下体约收，丰满有韵味，此罐造型巨大，线型丰富，节奏对比强烈，被誉为“彩陶之王” 。

3、虚实相生的空间经营 《道德经》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埏埴就是制陶。老子以制陶设譬来阐述哲理，同时也揭示了中国美学的核心内容——有无相用，虚实相生。 陶瓷是以土为质，以水为媒，以火而成的，具天然之性，与金木相和，循自然之道，讲究本真之美。 同时陶瓷又是感官愉悦和理念象征的艺术作品，精巧的构思使他趋于万有和万利。成功的陶艺作品都是巧妙而又自然地把握了有无虚实之间的美学关系，既随材料之性而宛转，又与我之匠心而徘徊的产物。

中国陶艺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在材料、器型、造型趣味和装饰方法上，深受本土文化观念的浸润即使传统陶瓷工艺文献中并没有多少美学的总结，但是在陶艺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书画美学观念一样有效的审美方式。 中国画大师潘天寿说：“画事之布置，极重疏、密、虚、实四字，能疏密，能虚实，即能得空灵变化于景外矣。画事，无虚不能显实，无实不能存虚，无疏不能成密，无密不能见疏。是以虚实相生，疏密相用,绘事乃成。”陶艺也正是在有无的、虚实、雕与不雕的辨证的美学范畴的指导下，推敲诸如方圆、曲直、繁简、疏密、动静、欹正、凹凸、遮露等工艺关系的。

中国陶瓷在发展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虚实变化的风格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鉴赏。 神人纹彩陶壶（甘肃省博物馆藏品）

例如原始彩陶器皿，不管器型有多少，总体来说彩陶造型基本上是在球形中按功用不同在变化。它的彩绘极具抽象装饰的虚实疏密变化。甘肃省博物馆藏神人纹彩陶壶在腹部以双耳为界，下部空虚，上部饰以满地神人纹。神人纹中又以不同的线形、色调造成疏密强弱的对比关系。 黑陶的器型则有许多在鬲形的正三角和觚形的倒三角之间寻求着虚实和节奏的变化。

山东省博物馆藏龙山文化《黑陶蛋壳杯》，高26 山东省博物馆藏龙山文化《黑陶蛋壳杯》，高26.5厘米。大形似觚，侈口，尖唇，足部向上在柱形高柄中呈现粗细凸凹的变化，展示黑陶的薄与精的品格特色，柄上有镂空装饰，造成质感上的疏密效果，最上部呈喇叭形，显示轻盈感。此杯胎质细密，薄如蛋壳，通体漆黑透亮，制作工艺令人惊叹，是龙山文化黑陶典型。 山东省博物馆藏龙山文化《黑陶蛋壳杯》

唐代《黑釉蓝斑双系壶》壶高27.1厘米 ，口径12.2厘米， 底径12.5厘米，代表了典型的唐代造型的美学风格。

唐代执壶器大抵上下呈椭圆形，极讲究外轮廓大形的饱满，这也符合唐代其它造型艺术的大体一致的风格，看看颜真卿楷书的造型，你会明白一个时代的审美通感。 唐代执壶短流是其特征，出流一般不会超过外形的大圆弧线，就像颜字的偏旁出撇极为谨慎一样。此壶上部束颈撇口，使弧线有了虚实的变化，比较含蓄。器身大部施黑釉，腹部连足部露胎不施，恰到好处的体现了虚实的对比，就像人保留了天性一样。肩部随意涂上几笔蓝釉，使黑釉罐面蓝彩流溢，既自然生动，又虚实相生，动静相宜，散发出冷艳的气韵。

4、雅俗共生的诗化形态 苏轼读王维的作品，有一句很著名的评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我们鉴赏陶瓷，也能从好的作品中感受到诗的意境。

南京博物院藏西汉女舞俑就是一件极有舞韵诗意的雕塑作品。舞俑头身分塑，套装而成。舞者梳乌云髻，表情含蓄，似专注于舞姿。着右衽长袖曳地袍装，身躯柔软，屈伸之际，动态承转。而长袖已垂，象一个明确的休止符号，就此凝固了舞姿。 作者恰当地把握了舞女身欲动而意已止的瞬间，赋予了作品以诗的意境。以雕塑形态诠释了汉代傅毅的《舞赋》的诗句：“体如游龙，袖如素蜺。黎收而拜，曲度究毕。迁延微笑，退复次列。观者称丽，莫不怡悦。”陶俑虽朴，意态动人。

陶艺精品如诗如画的气韵，也触发了历代诗人的灵感，细品那些吟咏陶瓷的名句使我们能更好的领略陶瓷的美感。唐代越窑的青瓷，胎质细密、釉色润泽，金声玉质，有秘色瓷的美誉。 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道：“九秋风露越寒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点逗出越窑青瓷冷艳高雅的气质。相传五代柴世宗御批：“雨过靑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也希望柴窑瓷器妙合自然而且有微妙的诗意。

杜甫曾写有《于韦处乞大邑磁碗》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至今人们依然对诗圣所描写的扣如哀玉、白胜霜雪的大邑白瓷充满向往。 清代王士禛《居易录》载：明万历时期。景德镇人。叫昊十九者的人，隐居作陶，淡泊名利，才华可比元代的赵孟頫，工诗善画，自号壶隐道人。他所制薄胎精瓷，妙绝人间，他所烧造的流霞盏，其色明如朱砂，犹如晚霞飞渡，光彩照人。

又作有卵幕杯，薄如蝉翼，莹白可爱，一枚才重半铢(约合1 又作有卵幕杯，薄如蝉翼，莹白可爱，一枚才重半铢(约合1.1克)，四方不惜重价求之。因为他制作的瓷器别具特色，所以人们把他烧制瓷器的窑称之为“壶公窑”。明代画家李日华赠诗云：“为觅丹砂斗市廛，松声云影自壶天。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汛兰亭九曲泉。”御史樊玉衡赠诗曰:“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知名昊十九。更有小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 “故宫博物院至今藏有昊十九所作《壶公窑娇黄凸雕九龙方盂》，上有铭文：”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旭东壁，万历吴为制。“ 这是陶艺家善诗而作品为世所重的典型。 民间也有直接以诗文书法装饰陶瓷的制作风格，如长沙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