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翻译的标准

中国翻译学代表人物及翻译标准思想 西方翻译流派及其翻译标准

中国翻译学代表人物及翻译标准思想 严复“信、达、雅” 傅雷“神似” 钱钟书“化境”

严复“信、达、雅”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其父是乡间儒医，在他14岁时去世，家境转穷。他便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语与航海术。1877年被派到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留学两年。 1897年发表译著《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后又译了《原富》（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共约法200万字，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大家和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

19世纪末，严复：“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 Faithfulness – being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Expressiveness – being explicit and smooth; Elegance – being elegant in words;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文取明深意，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思后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以为信也。《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严复（1854－1921，《天演论·译例言》）

关于“雅”的争论 Elegance: the words, or the expression in the translated text should be in the old Chinese language style, to be more exact, the style before the Han Dynasty. 其实严复的“雅”的标准有特定的背景：他所译的多是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精理微言”，这类著作的翻译，确实不太适宜用“利俗”的文字；而且他译著的读者多为19世纪末的士大夫，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及官僚。因此，必须应用这类读者所心折的古雅文体。

傅雷“神似” 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是神似。 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长所短，不善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做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弄得不仅诗意全无，连散文都不像……

傅雷主张“重神似不重形式” 指的是当原文意义和（语言）形式不能在译文中同时保留或同时兼得之情形下，译者必须作出选择，必须甩开原文语言形式，以便将意义和形式（这里指风格形式）融合产生的整体效果传达出来而非仅只传译单方面的意义或内容。

即使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勿过于不及……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1998） 傅雷十分重视翻译上再现原作风格，他提出的“神似”说也部分施形于保持原作者的风格效果。但是，在他看来，翻译上追求重现原文风格甚或追求“传神” 的关键在于“我的风格能否适应原作的风格”。

钱钟书“化境” 化境 指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译者应有极好的语言功底，使译文符合译文读者的口味。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 ------ 钱钟书

西方翻译流派及其翻译标准 “翻译思想”指翻译者关于翻译的主张或理念，这种主张和理念，通常是译者基于自身经验同时也基于志在身体力行的翻译体悟。另外，翻译思想又通常是某种（哲学的、美学的、文艺的、语言的）学术思潮在翻译领域中的反映。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翻译思想的人或群体所形成的理念认同或风格认同，就是所谓的“翻译流派”。

西方主要翻译流派 语言学派（Linguistics-based School） 语文学派（Philological School） 释义学派（Hermeneutic School） 文化学派（Culture-based School） 功能学派(Function-based School) 解构学派（Deconstruction School） 女性主义学派(Feminist School) 后殖民学派(Post-Colonial School)

语言学派（Linguistics-based School） 翻译思想：以语言为核心，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出发研究翻译标准的对等问题。 代表人物： 语言学派分布的地域较广，主要集中于英美，代表人物有奈达，卡特福德（J. C. Catford）、纽马克（Peter Newmark）、哈蒂姆 (Hatim)等，除此之外，捷克布拉格学派的雅克布逊（Roman Jakobson），前苏联的费奥多罗夫，法国的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以及德国的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rnby），也都是当代国外语言学派的突出代表人物。

雅克布逊在1959年发表的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和论述了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以及翻译中存在的一般问题，为当代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理论方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奉为翻译研究经典之作。这此篇论文中，他首次将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这一分类准确概括了翻译的本质，在译学界影响深远。 尤金·奈达是语言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对西方当代翻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提出了“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是“翻译科学说”的倡导者；他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把信息论应用于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即交际，创立了翻译研究的交际学派；他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并进而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提出“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他还就翻译过程提出了“分析”、“转换”、“重组”和“检验”四步模式。这些观点都在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纽马克主要从事德英互译理论和实践的教学，在许多翻译理论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因此，他较多针对其他翻译理论家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于尤金·奈达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圣经》翻译基础之上的，所以，他提出的动态对等原则乃至功能对等原则都过于注重内容而忽视形式，有一定的局限性。纽马克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概念，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直译”和“逐行翻译”这两类翻译方法互为参照。

语文学派（Philological School） 翻译思想：这一学派主张翻译是艺术，把翻译视为原作者用译入语进行再创造，译者注重神韵，要求译文和原文一样能够给译入语读者带来美的感受， 该学派将原文置于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心地位。总之，语文学派主张译者应当以原文为权威，积极追随原作者的脚步，追求译文与原文全方位的契合。 代表人物：德莱顿(Dryden)和泰特勒(Tytler)。

德莱顿是十七世纪英国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从他对译者“奴隶”的身份定位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翻译思想是以原文、原作者为中心的，译者这个“奴隶”的使命就是遵从主人——原作者的使唤，将原文的思想、风格用另一种语言完整地再现出来。他还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翻译观，将翻译粗略分为三大类，即逐字翻译、意译和拟作。他对翻译的这种三分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二分法的樊篱，推动了西方翻译史向前了一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西方的翻译标准，最常引用的是18世纪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F.Tytler）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中提出的三条翻译基本原理： 1． 译文应该完全传达原文的思想。（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2． 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一致。（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3． 译文应像原文一样流畅。（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释义学派（Hermeneutic School） 翻译思想：即对原义的解释，是关于理解、 及其方法论的学科。 代表人物：以施莱马赫（F.Schleiermacher）与狄尔泰（W. Dlethey）的主张为源头，以胡塞尔（E. Husserl）、海德格尔及伽德默（H. Gadamer）“三巨头”的阐释为理论基础。

施莱尔马赫是德国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也是探索释义学理论的第一位学者。1813年6月24日，他在柏林德国皇家科学院做了题为《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这篇演讲整理成文字后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论文，在文中他表达了如下一些翻译观点： 首先，施莱尔马赫区分了“真正的翻译”和“纯粹的口译”。作为西方第一个做此区分的人，他认为“纯粹的口译”主要指从事商业翻译，是一种十分机械的活动，可以实践，但不值得为之付出特别的学术关注。 其次，施莱尔马赫将“真正的翻译”进一步区分了“释译”和“模仿”。前者主要指翻译科学或学术累文本；后者主要指处理文学艺术作品。两者的主要区别是：释译要克服语言的非理性，这种翻译如同数学的加减运算一样，虽然机械但可以在原文和译文之间达到等值。而模仿则利用语言的非理性，这类翻译虽然可以将文字艺术品的摹本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无法做到在所有方面都与原文精确对应。 再次，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正确理解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 最后，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有两者不同的途径，要么使作者向读者靠拢，要么使读者向作者靠拢。他的这一思想后来被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所采用，发展出了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理论。

文化学派（Culture-based School） 翻译思想：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作为译语文学系统的一部分，重视史料的搜集、描述和分析，其研究方法属于实证性描述性研究。 代表人物：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教授霍姆斯( James Holmes, 1972)、比利时学者、后移居美国并任教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勒菲维尔(André Lefevere, 1978)和英国学者、沃里克大学教授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

功能学派(Function-based School) 翻译思想：针对翻译语言学派中的薄弱环节，广泛借鉴交际理论、行动理论、信息论、语篇语言学和接受美学的思想，将研究的视线从源语文本转向目标文本。 代表人物：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贾斯塔·霍茨一曼塔里（Justa Holz-Manttari）

功能派翻译理论最早是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于1971年在其《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提出。莱斯把功能范畴引入翻译批评，将语言功能、语篇类型和翻译策略相联系，发展了以原文和译文功能关系为基础的翻译批评模式，从而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雏形，莱斯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在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方面都与原文对等，并把这样的翻译称为综合性交际翻译（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 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提出了目的论（skopos theory），将翻译研究从原文中心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目的论影响深远，功能学派因此有时也被称为目的学派。“skopos”一词来自希腊语，指行为的目标、功能或意图。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这一行为必须经过协商来完成；翻译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即是说译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贾斯塔·霍茨一曼塔里（Justa Holz-Manttari）借鉴交际和行为理论，提出翻译行为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进一步发展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这一理论将翻译视作受目的驱使的、以翻译结果为导向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对翻译过程中的行为及参与者的角色予以细致的分析，主要包括：发起人/客户（the initiator/client）、委托人（the commissioner）、原文作者（the TT user）及译本接受者（the TT receiver），他们并非参与每一个翻译过程，有时一个人可以同时担任几个不同的角色。 除此之外，功能学派倡导者还有克莉斯汀娜·诺德（Christiane Nord）、汉斯·荷尼西和宝儿·库斯摩尔、阿曼等。

解构学派（Deconstruction School） 翻译思想：它以解释哲学作为哲学基础，主张多元性地看待问题，旨在打破解构的封闭性，颠覆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传统，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存异”而非求同。 代表人物：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福科、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

本雅明在一篇题为“译者的任务”的序言中首先提出顾及受众无益的观点，因为如果考虑受众因素，势必会把翻译看作传递信息的工作，而文学作品的本质不是陈述或传递信息，任何执行信息传递功能的翻译传递的只能是非本质的东西。 本雅明还谈及支配翻译的法则，也就是原作的可译性。他认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译者以及原作本质是否有翻译的需求，其中第二点尤为重要。如果一部作品本身具有值得翻译的实质性东西，即使人们没能译出，也不能断言它是不可译的。 在探讨语言间亲缘关系的出处时，本雅明引入了一个重要而抽象的“纯语言”概念，在“纯语言”这个总体集合里，每种语言的意指方式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臻于完满。而翻译则是指向通往这种难以企及的最高境界的途径。为了更好地阐发这一概念，本雅明以“面包”在德语和法语中的语言表现为例，对语言的意指对象和意指方式加以区分，同时引用马拉美的话指出语言的意指对象和意指方式具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他将“纯语言”比作有碎片构成的花瓶，而原作与译作均为该花瓶砸碎时掉下来的，需要重新组合的碎片。他以独特的比喻使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由传统的“模式/复制”关系变为平等互补的关系。在本雅明看来，纯语言的思想规定了译者的真正目的和任务。他认为，原作及其语言在不断中止生命的阵痛中一步一步接近纯语言的同时，翻译亦获得检验的功能，检验着原作及其语言在重生后于能够呈现所指意图的纯语言之间的距离。

福科从历史的角度对翻译做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我们对前人作品的理解受到所处历史时期的制约；在不同的时代，阅读和翻译原文都带有不同的历史烙印，即文本存在着历史性，我们对许多作品的理解总是基于不断积累起来的注释，这就是证明。例如，读者并不了解许多古典作品的作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可有可无，我们不应把作者看得比译者更重要。真正的原文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福科的理论修正了原文概念，削弱了原文的地位，为翻译理论的探索作出了积极贡献。 海德格尔把福科的理论引向深入，不仅解构了原文概念，还对命名提出质疑，从而解构了所有概念，打破了概念对翻译的束缚。海德格尔的哲学观同其翻译观相生相伴，因而其翻译理论中夜渗透了同样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中。 德里达从拆除现时的在场和颠覆秩序人手，瓦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深蒂固的逻各斯注意。他认为符号不存在同一性，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距难以弥合，意义在差异中扩张，文本在差异中发展。这些观点极大地丰富了解构主义派的理论，同时也为他成为解构注意大师奠定了基础。

女性主义学派(Feminist School) 翻译思想：否定单纯的语言翻译,强调在翻译过程中使用各种翻译手段干预文本达到创造性叛逆。 代表人物：代表人物有雪莉·西蒙（Shelly Simon）、劳丽·钱伯伦（Lori Chamberlain）、巴巴拉·格达德（Barbara Godard）和路易斯·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等。

雪莉·西蒙（Shelly Simon）执教于加拿大康克狄厄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文学研究，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她这样说道：“妇女的解放首先是从语言中获得解放。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女性主义学者的论著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她们清楚地意识到语言是意义争斗的场所，是主体在此证明自我的决斗场。因此，毫不奇怪，翻译研究会受到女性注意思想的滋养。” 从女性主义翻译者具体的翻译策略来看，弗罗托总结出如下三种做法：补充（supplementing）、加注与前言（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ghjacking）。补充是指译者对两种语言的差异之处予以平衡的做法，是译者的创造性行为。前言与加注则指女性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描述，以突出女性译者的差异性翻译。在前言中，女性译者会阐述其对原作意图的理解及其翻译的策略。而“劫持”是指女性主义译者对原作的挪用，赋予不具女性主义色彩的文本以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后殖民学派(Post-Colonial School) 翻译思想：其最主要的理论依据生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思想界内部，即以反叛、颠覆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传统和文学批评的话语为特征的解构主义。 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盖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到尼南贾纳等。

尼南贾纳在《为翻译定位》一书中，从追溯印度的被殖民史，探讨了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其目的是为了使后殖民社会挣脱殖民话语的羁绊。 而斯皮瓦克的文章《翻译的政治》则通过西方女性主义者翻译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事实让我们警惕翻译中所隐藏的新型的殖民主义。

思考： 1. 试比较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化境”说以及钱钟书的“化境”。 2．简述西方翻译流派关于翻译标准的思想极其特点。

在国外鳄鱼观赏点，有一警示标记牌，上写着： “The last one is delicious,bring me another one!”

“ 鳄鱼伤人，禁止入内！” 英语的幽默已荡然无存！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