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东汉中央集权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 （公元25年——公元220年） 第八章 东汉中央集权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 （公元25年——公元220年） 一、东汉前期的政治和经济 （一）恢复封建统治的政策措施 1、恢复封建统治的政治措施 一是退功臣，进文吏 东汉建立之初，为了防范功臣，同时也是为了治国的需要，刘秀采取了退功臣，进文吏的措施。即封那些战功卓著的功臣28人为侯，称“云台二十八将”，另封360多人为列侯，这些侯和列侯都给予尊崇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但没有实权，可奉请入朝参议，称作“奉朝请”。在退功臣的同时，刘秀又多次征召“天下俊贤”，收罗天下文士充任吏职。刘秀的这一“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政策使他能较容易地“总揽权纲”，同时也形成以儒生为主的官僚政治人才基础，这是东汉政治与西汉最明显的不同之处。

东汉初年的政治

东汉初年的政治

二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为了加强皇权，刘秀一方面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扩大尚书台的权力。他把原来掌管公文发放的简单机构扩大，并由自己挑选的亲信以“录尚书事”的名义担任尚书台的官职，使之成为皇帝的决策机构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关。三公职位虽高，都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实际权力则集中于尚书台。由于尚书台的官员一般都资历较浅，官卑品低，易于驱使，因而有利于皇帝集权。皇权因此得到加强，而相权则遭到削弱。 正如后来仲长统所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仲长统传》

三是加强监察制度 东汉初年，刘秀恢复了西汉时曾设置的三套监察机构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一是提高御史中丞的地位。秦和西汉中央最高监察官为御史大夫。东汉建立后，将原御史大夫属下的御史中丞改任为御史台长官，负责监察百官，其权位逐渐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并重。其二是设置司隶校尉。东汉建立后不仅重新设置，而且还扩大了其职权，使司隶校尉既管本州部事务，还负责监察中央百官，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朝会时，司隶校尉、尚书令与御史中丞设有专座，号称“三独座”。其三是扩大刺史的职权范围。除与西汉有相同的职权外，每年还要在所辖州郡举茂才一人。于是刺史又有选举之权。同时，地方选举劾奏之权亦转归刺史。 东汉地方机构的重大变化，是州的地位逐渐由监察区演变为具有郡职上一级地方政权性质的行政区，刺史则相应地变为具有统郡职能的长官。

四是集军权于中央 为了集军权于中央，刘秀在东汉建立不久，就废除了执掌地方兵权的郡国都尉，以后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实际上取消了地方军队。在削减地方兵力的同时，刘秀又逐步扩大中央军队，主要有4支：首都两支，即南军、北军，南军掌守卫皇宫和侍从；北军宿卫京师。地方两支：一支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守卫黄河以北，为首都洛阳北面之屏障；一支驻雍（今陕西凤翔南），以守卫三辅，为首都洛阳西边之屏障。 东汉一代地方军队的数量不多，这与豪强地主田庄之内的部曲家兵制有关，这种地方上封建田庄的部曲家兵，承担着镇压农民，维护地方治安的某种职能。 总之，刘秀通过上述措施，达到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

东汉初年专制王权的强化

东汉初年专制王权的强化

2、恢复统治的经济措施 一是释放奴婢 奴婢问题曾经是西汉后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王莽改制曾企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未能成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从26年到38年，刘秀曾先后九次颁布了释放奴婢和禁止虐杀奴婢的诏令。这一政策的实行，对稳定东汉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起了很大作用，也使得东汉一代奴婢问题比西汉有所缓和。 二是轻徭薄赋 东汉建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刘秀就把赋税由原来的十一之税降到三十税一，在减轻赋税的同时，还对一些灾区和受战争创伤严重的地区实行减免赋税政策。章帝与和帝后来基本上都遵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为东汉中后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东汉前期农民承担的赋税基本上与西汉相同，主要是田租、人头税和更赋，但比西汉后期要轻。

三是精兵减政 东汉初年，由于连年战争和灾荒使得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其户口只有西汉末年的十之二三（即由西汉末年的6000万人减至2100万人），而统治机构却和过去一样庞大。为节省开支，刘秀下令裁并郡县省减吏员，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后来又大量复原军队（主要是裁撤地方军队），从而节省了国家开支。 四是实行度田 所谓度田，就是清丈土地，其中也包括核实户口。其目的是便于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增加赋税收入。这一措施同时也包括核查豪强地主的土地人口，以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由于度田触及到豪强地主的既得利益，一开始就存在度田不实，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等问题，结果引起民变和叛乱，尤其是遭到豪强地主的强烈反抗，最终以失败告终。 度田的失败，使东汉豪强地主保住了大量隐瞒的土地和人口，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东汉初年恢复经济的措施

恢复经济的措施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1、农业的发展 2、手工业的发展 ◆冶铁业：南阳太守杜诗发明水力鼓风炉（即水排） ◆纺织业：马钧发明了高效率的织绫机。 ◆农耕工具的改进 ◆水利的兴修（治理黄河，修复开凿水渠） ◆牛耕的更加推广 ◆耕地面积和人口的增加 2、手工业的发展 ◆冶铁业：南阳太守杜诗发明水力鼓风炉（即水排） ◆纺织业：马钧发明了高效率的织绫机。 ◆制瓷业：有青釉瓷和黑釉瓷两种。

3、商业和城市的发展 东汉商业发展的特点是既发展却又不很兴盛。这时商品比西汉多，市场亦有所扩大，城市中大都设有交易商品的“市”，还有民族间和官方组织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商业交换叫做“合市”或“互市”。 东汉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中国的都市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京师洛阳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长安不仅是西北贸易的集散地，还是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的城市。另外，成都、邯郸、南阳等地方都市仍保持往日的繁荣，成为当地商业贸易的中心。 经济区的变化。东汉以前，经济区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到了东汉后期，这种情况有了较大变化。黄河流域某些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某些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

（三）豪强地主的兴起和地主田庄的发展 1、豪强地主的形成 所谓豪强地主，主要是指世家大族和名门望族，包括那些世代为官、拥有世袭特权和经济实力的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和有权势的商人地主。他们是整个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势力，在东汉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不同于西汉中前期的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和军功地主。而是通过土地的买卖，同时又经营“货殖”，不断的资产积累发展来的。从西汉中期以来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正是豪强地主的形成，对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巨大冲击的反映。 豪强地主的经济基础就是他们经营的田庄。

2、豪强地主田庄的特点 东汉豪强地主田庄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 二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的经济实体。 三是拥有私人武装，有很强的割据性。 四是田庄主利用 宗族宗法关系，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 影响： 一是豪强地主田庄与自耕农经济相比较，具有很强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二是随着地主田庄经济的形成，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也有了发展。 三是东汉的宗法制度与周代不同。

陶庄园

二、东汉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 （一）东汉与匈奴、西域的关系 1、匈奴的分裂与南匈奴内附 西汉末年，王莽掌权后，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臣属关系随之瓦解。此后，匈奴利用中原战乱之际经常向内地侵扰。到东汉建立后，匈奴势力一度进至上党、扶风、天水等郡，对东汉王朝的北部边防构成威胁。 48年，匈奴发生内乱，分裂为南北两部，其中南匈奴归附东汉，并内迁云中、五原等边境各郡，助汉戍守。东汉王朝常以财物、粮食、布帛赠予南匈奴。由于南匈奴的归附，使东汉的北部边防得以巩固，也使东汉恢复了原来已撤销的边境郡县，边塞的经济也逐渐得以恢复发展。另外，南匈奴内附后，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亦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并且逐渐为汉族所同化。

东汉与匈奴的关系

2、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 南匈奴内附后，留在草原上的北匈奴，因其势力较弱，曾多次被南匈奴打败，退居漠北。后来，北匈奴的势力重新发展起来后，又不断南下侵扰，对东汉的北部边防构成新的威胁。 为了彻底解除北匈奴的威胁，保障河西四郡的安全并相机恢复同西域的交通，东汉政府于73年、89年和91年，先后对北匈奴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迫使匈奴人不断西迁，最后不得不离开蒙古高原，向更远的西方直至东欧迁徙，至此，数百年来，对中原王朝北部边防构成严重威胁的匈奴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但是，匈奴人内附和西迁后，原来匈奴东南部的鲜卑人又趁机西进，并且逐渐占据了匈奴故地，从而对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防构成新的威胁。

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

3、班超通西域 东汉明帝年间，窦固率领汉军打败北匈奴后，基本上控制了西域北道诸国。为了恢复与西域南道诸国的联系，窦固派随军征战的班超出使西域。 73年，班超奉命率36人出使西域，目的是打通东汉与西域南道诸国的联系。班超到西域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果敢精神，将匈奴在南道诸国的势力逐一逐出，并且还使这些国家与东汉建立了联系，断绝数十年的西域通道也重新恢复。 班超帮助西域南道诸国摆脱匈奴人的控制后，东汉政府于91年在西域龟兹恢复了西域都护府，由班超任西域都护，班超也因在西域的功绩，被封为定远侯。到94年，西域50余国完全摆脱匈奴人的控制后，均被纳入东汉政府的管辖之下。但在班超之子班勇之后，东汉政府不再设置西域都护，而以西域长史代行都护职。灵帝末年，刺史职权日高，西域遂成凉州辖区。

班 超 通 西 域

班超重开丝绸之路

班超(32—102年)字仲升，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和外交家。 班超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著名的史学家。班超为人有大志，73年，他随窦固出兵攻打匈奴，并在军中任假司马之职。窦固很赏识他的军事才干，遂派他率领36人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奋斗了30年，使50多国与东汉通好。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公元102年，班超71岁时回到洛阳，不久病亡。

（二）东汉与羌族的关系 羌族是我国西部的古老民族之一，长期在青藏高原过着游牧生活，社会发展缓慢。汉武帝时，曾设护羌校尉统管羌族各部，并从内地迁徙汉人与羌人杂居。但是羌人与西汉政府有强烈的对立情绪，双方经常发生战事。王莽时期，羌人大量内迁，羌汉杂居，加速了羌族的社会发展。 东汉建立后，在凉州设护羌校尉，管理羌族各部，后来，东汉政府又迁羌族至三辅一带，并在内迁羌族与青海未臣服羌族间设置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相对平静。东汉后期，由于对羌族的残酷压榨和奴役，激起羌人的强烈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即107年、139年、159年，这三次大规模的起义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它持续时间长达五、六十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

汉与羌族的关系

汉与羌族的关系

（三）东汉与东北各族的关系 东汉初年，乌桓依附匈奴，不断劫掠东汉边境各县。46年，因匈奴内部分裂，乌桓各部亦摆脱匈奴控制，并臣服东汉政府。49年，东汉在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境内）设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 乌桓族在西汉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业为主。归附后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性质有明显变化，封建化过程逐步完成，同时也加快了它与汉族的融合进程。 鲜卑族在东汉中期趁北匈奴西迁之机，乘机占其故地，与散居原地的十余万匈奴人融合，势力迅速强盛，至此，鲜卑摆脱对东汉政府的依附，并成为主要的北方威胁力量。

东汉与乌桓、鲜卑的关系

东汉与乌桓、鲜卑的关系

（四）东汉的对外关系 1、东汉与朝鲜、日本的交往 东汉时期， 朝鲜半岛南部有马韩、辰韩和弁韩三部。45年，刘秀封苏马缇为汉廉斯邑君，属乐浪郡，四时朝谒。 日本在我国古文献中称“倭”。57年，倭人遣使朝贡刘秀赐以金印绶，文为“汉倭奴国王”，该印于1784年出土，证明中日交往悠久。 2、东汉与越南、印度的关系 东汉时期，在今越南北、中部设交趾、日南、九真三郡进行管理。41年征侧、征贰姐妹反叛，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之后中越关系密切和睦。 印度在东汉时称“身毒”，明帝时遣使问佛法。

三、东汉中后期的腐朽统治和黄巾大起义 （一）东汉中后期的腐朽统治 1、外戚、宦官交替专权 东汉到和帝、安帝以后，统治集团日趋于腐朽，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到了后期，又形成了宦官与朋党之争，使政治更加黑暗。 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始于和帝时期，至桓帝时结束。即从92年到159年。在这期间，基本上是幼帝继位，其中年龄最大的安帝只有13岁，最小的殇帝只有百天。由于皇帝幼小，几乎每一位皇帝继位后，多由皇太后临朝听政，而这些年轻的皇太后既没有治国经验，又不敢相信外臣，就依重自己的父兄辅政，遂使外戚掌握大权。等年幼的皇帝长大以后，又依靠身边宦官的力量打击外戚。这样，在东汉历史上就形成了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相互争斗的局面，成为东汉后期政治上的一大显著特点。

从92年到159年的60多年间，共发生了四次大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 第一次是和帝时，宦官郑众诛除外戚窦氏。郑众因功被封为鄛乡侯，这不仅是东汉历史上宦官封侯的开始也是宦官专权的开始。 第二次是安帝时，宦官李闰、江京诛除外戚邓氏。安帝重用李、江和皇后兄阎显等共掌朝政，从此又形成了宦官与外戚共同专权的局面，使政治更加黑暗。 第三次是顺帝时，宦官孙程等人诛除外戚阎氏。 第四次是桓帝时，宦官单超等人诛除外戚梁氏。单超等五人因诛除外戚有功，被同日封侯，世称“五候”。 由此可见，每次斗争都以宦官获胜而告终，结果使得宦官集团势力逐步加强，并独揽大权，使政治黑暗到了极点。

东汉后期的政治

东汉后期的政治 (太后兄） (太后兄） (太后兄） （梁后父兄）

东汉后期的政治

东汉后期的政治

东汉后期的政治

东汉后期的政治

东汉后期的政治

东汉后期的政治

2、党锢之祸 由于宦官专权垄断了仕途，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使大批太学生和儒生们上进无门，从而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遂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以清流自命视宦官为浊流，或对其进行猛烈抨击，揭露其罪恶，或利用职权直接惩治贪桩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他们激扬名声，互相标榜，品核公卿，裁量国政，兴起“清议”之风。当时的太学成为京师“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们推崇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为其领袖和楷模。桓帝时，逮捕了李膺等200余人，后虽赦免回归田里，却被禁锢终身。此为第一次“党锢”事件。 灵帝时，又起用了李膺等一些被禁锢的名士，由于他们谋除宦官集团之事泄露，宦官集团再次以“部党”罪名逮捕了李膺等百余人，使这些人皆死于狱中，宦官集团还对他们的亲属免官禁锢，此为第二次"党锢"事件。

儒学教育的发展

党 锢 之 祸

党 锢 之 祸

党 锢 之 祸

党 锢 之 祸

第 二 次 党 锢 之 祸

第 二 次 党 锢 之 祸

第 二 次 党 锢 之 祸

东汉后期的政治

东汉后期，由于宦官操纵朝政，使政治黑暗腐败达到极点。为了聚敛钱财，汉灵帝还在西苑公开定价卖官由于买官的人太多，在出售时，往往还要临时加价。当时规定二千石官二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入钱，贫者到官后加倍缴纳。另外，还私卖公卿等官，公千万，卿五百万。卖官鬻爵进一步加剧了东汉的政治腐败，很多买官者到任后加倍贪污、勒索、搜刮，结果使广大农民破产流亡，“寒不敢衣，饥不敢食”，以致出现人相食的惨象，走投无路的农民为了活命，只有挺而走险，于是，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东汉后期政治的腐败

（二）黄巾大起义 1、起义简要经过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是通过宗教形式即太平道宣传发动组织起来的。太平道是原始道教的一个教派，为顺帝时琅邪方士于吉所创。东汉末年，太平道的教主是巨鹿人张角，他以传教为手段，在十余年间发展信徒数十万人，为起义作了充分准备，并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将斗争矛头直指腐朽的东汉王朝。 184年2月，起义正式爆发，“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由于他们头裹黄巾，故称黄巾军。起义主力因遭到东汉王朝和各地豪强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再加上缺乏作战经验和必要的训练，又力量分散，敌强我弱等原因，仅坚持9个月时间就于同年10月遭到失败。但分散在各地的起义军仍继续坚持斗争长达30余年。

2、起义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黄巾大起义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与秦末和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大起义。 第二，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将斗争矛头直指东汉腐朽政权，表达了农民阶级要建立一个天下太平的理想社会的强烈愿望。 第三，首次利用宗教形式组织和发动起义。 第四、具有朦胧的“均平”思想。 第五、起义队伍比较纯洁。

黄巾大起义虽然最后遭到失败，但它在中国历史上仍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它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东汉王朝经此打击，已名存实亡。。 第二，给世家大族以沉重打击。起义军摧毁了许多大地主田庄，使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得到部分调整，为以后曹魏政权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为以后的农民起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利用宗教作掩护，并以宗教形式组织和发动农民，做出周密的行动计划，提出明确的斗争纲领，这是黄巾起义为后世农民起义留下的宝贵经验。 第四、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对儒家思想处于颠峰状态的东汉时期伦理纲常的反动说教，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使地主阶级不得不以玄学来代替儒学。

五、秦汉时期的文化 汉代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它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一）哲学和宗教 1、哲学 两汉时期，在哲学上，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西汉中期的董仲舒，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东汉前期的王充。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为博士官，以通晓《公羊春秋》闻名于世。汉武帝时，他上《天人三策》，并著有《春秋繁露》等著作。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董仲舒像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为博士官，以通晓《公羊春秋》闻名于世。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等。    

第一、提出“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学说。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提供理论依据。   董仲舒提倡儒学独尊，并且将孔子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从而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第一、提出“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学说。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主张“大一统”说。认为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统谊（义）也”。 第三、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 第四、主张“德刑并用”。 第五、宣扬“更化”观点。

总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是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理论前提，以“三纲五常”为封建伦理道德标准，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宇宙观来宣扬封建专制制度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其核心就是神化皇权加强专制，将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权结合起来，为封建统治服务。因而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成为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

王充（27年—100年），今浙江上虞人，出身于“细族孤门”。早年在洛阳太学读书，后以教书为生，他用了30年时间写成《论衡》一书，共计85篇，20余万字。全书贯穿着反儒、反谶纬、反迷信的唯物主义精神，为古典唯物论的不朽著作。其主要内容是： 一是继承了战国时期的唯物论传统，建立起自己的反谶纬神学的思想体系。 二是否定了人死变鬼的灵魂观念，反对有神论。 三是提出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否定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 当然，王充的思想也有消极的一面，如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往往归之于“命”，认为“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这是唯心的。

王充（27年～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期著名思想家。 　　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少时受业洛阳太学，曾师从班彪 。他历时十年写成《论衡》85篇，20余万言，全书贯穿着反儒、反谶纬、反迷信的精神，是一部中国古典唯物论的不朽之作。

2、宗教 两汉时期，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有较大影响的是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产生。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5-6世纪的印度，是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创立的，他与我国的孔子约为同时代人。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乔达摩·悉达多的尊称。佛教是经中亚、新疆逐渐传入我国内地的。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西汉末年哀帝时期，即前2世纪大月氏使者伊存到长安传授浮图（佛）经，从此佛教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 东汉明帝时，曾派蔡愔和秦景到大月氏求取佛经，后来秦、蔡与大月氏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一同回到洛阳，并用白马驮回一批佛经和释迦牟尼像，明帝下令在洛阳城西兴建了我国第一个佛教寺院—白马寺。东汉末年，西域高僧安世高、支娄迦谶 等先后来到洛阳翻译佛经，使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

白马寺

道教是由黄老学说和民间巫术、神仙方术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它奉老子为教主，称“太上老君”。道教也是我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西汉统治者大多信奉黄老之学，而东汉又盛行谶纬神学 ，这些都为道教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东汉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将其师于吉在东海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即《太平清领书》呈献朝廷，它的内容以阴阳五行为主，而多巫觋杂语。道教就是以这种思想和著作进行宣传，逐渐形成的。今存残本《太平经》系《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是道教的主要经典。《太平经》推尊图谶，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佛教义理加以缘饰。《太平经》中的一些地方宣扬散财救穷，自食其力，这些经义易于农民所理解和接受。东汉后期被统治者诬为“妖贼”的多次农民暴动，就是农民用道教作为组织手段发动起来的。

（二）经学和谶纬神学 1、今、古文之争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传授出现了一个昌盛的局面，儒家的文化典籍《诗》、《书》、《礼》、《易》《春秋》相继被立为官学，尊为“五经”。由于通经可以入仕，因此，传授经学者日众，讲习经书蔚然成风，从而形成了经学。 在经学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搜集与整理的热潮。当时博士弟子所学的经书均用通行隶书抄写，故称“今文经”。 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坏孔子旧宅时，在墙壁中又得《尚书》等数十篇，都是用古文小篆写成，故称“古文经”。两派均有学者传授。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在校订古书时，又发现用古文书写的《春秋左氏传》、《毛诗》、《尚书》等。因刘歆很推崇古文经，遂建议在太学设学官传授古文经，但遭到今文经学派的反对。于是在经学领域就形成了今、古文之争。

2、谶纬神学的泛滥 谶纬神学是一种庸俗的经学和迷信的混合物，又称为图谶。所谓谶，是指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和治乱兴衰。谶书中附有很多古怪的图画，所以谶书也叫图书、图谶。最早的谶书是《河图》、《洛书》。所谓纬，是指用神学迷信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因为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把儒学神学化，纬书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把它说成是神的启示。 董仲舒在宣扬他的思想主张时，就曾经大讲符瑞灾异，以此为发端，到西汉末年出现了谶纬之学。当时的儒生都以谶纬之学为必修科目。东汉初年，儒生们为了功名利禄，也都兼习谶纬，从而使谶纬之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谶纬的内容极为庞杂，有的讲经，有的述史，除了包含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历数等）和古史传说以外，大部分都是宣扬神灵怪异的荒诞之词，以便于人们穿凿附会作出任意的解释。如王莽搞易姓受命公孙述、刘秀争夺政权时，都曾利用谶纬来制造舆论，以此作为夺取政权的理论根据。如“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称帝后，对谶纬更是推崇备至，并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甚至发诏颁命，施政用人等，都要以谶纬为依据，直到临死之前，刘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宣布图谶于天下”。 刘秀以后，又经过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79年），用谶纬来解经，谶纬之学遂占了统治地位。其影响之广泛，见于《汉书、五行志》。

（三）史学和文学 1、史学 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前135—前93年？）字子长，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太史令司马谈之子，他历时十年完成史学名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长达3000年的历史，全书分为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0多万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具有鲜明的进步的历史观，突出表现在对农民起义领袖的热情讴歌，如将陈胜入世家，项羽入本纪孔子亦入世家，而据其身份均不能入。又如《游侠列传》则歌颂社会底层敢于蔑视封建正统的斗士。《史记》在记载某些人物时所持的态度，表现了这一著作的杰出的思想价值。它把项羽同秦始皇、汉高祖一起列入本纪，把农民领袖陈涉（胜）同诸侯一起列入世家。它敢于斥责历史上的暴君，还敢于极言景帝之短。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1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始称《太史公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班固与《汉书》：班固（32—92年），字孟坚，今陕西咸阳人，其父班彪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曾著《史记后传》65篇，拟将《史记》续至西汉末年为止。班固继承父业，用了20余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西汉历史著作的绝大部分，后因受外戚窦宪之狱的牵连，死于狱中。据说和帝命班固妹班昭补写“八表”，马续补写“天文志”，从而最后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它基本上因袭了《史记》的体裁，但比《史记》更为周密详尽。《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等，是《史记》的《表》、《书》里所没有的。但是，由于班固生活在儒家伦常完全定型的东汉时期，封建正统观念极强，其历史观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严密束缚，缺乏批判性，较之《史记》大为逊色。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 班固九岁能文。约在47年入洛阳太学。54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其父续补《史记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历时20余年基本完成。该书详尽记载了西汉一代的史事。 班固后因受外戚窦宪之狱的牵连死于狱中

2、文学 两汉时期的文学主要有汉赋、散文和乐府诗。 汉赋是受屈原楚辞影响在汉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它讲究对偶和押韵，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汉代文人一般都爱作赋主要为抒情言志。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杨雄的《长阳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归田赋》等。由于汉赋大多描写宫廷皇室的奢华生活，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是典型的宫廷文学，因而内容空泛，词句华丽，形式呆板，文学价值不高，但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汉代的散文创作也有很大成就，特别是文字生动，说理深刻的政论文有较大影响。代表作有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徙民实边疏》，桓宽的《盐铁论》等，这些政论散文言词激切，感情充沛，富于文采，洋溢着形式美、形象美和感情美，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汉代的诗歌以乐府诗和五言诗为代表。乐府诗是汉武帝时命乐府搜集民歌并配乐而成的诗集。它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代表作有《战城南》、《十五从军行》、《陌上桑》等。 五言诗也是汉代新兴的一种文学体裁。西汉时只在民间流行。东汉时一些文人学士也开始作五言诗，如班固的《咏史诗》就是最早的五言诗，后来张衡、蔡邕等都写过五言诗。五言诗多是无名氏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古诗十九首”，这些作品语言生动简洁，感情真切自然，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后世诗歌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四）科学技术 1、天文历法 西汉时期，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谶纬神学的流行对观测星象很重视，当时长安建有很高的观象台，昼夜不停地观察天象的变化，并如实地及时记录下来，从而为天文学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如《汉书·天文志》就有关于太阳黑子和流星雨的记录，其中太阳黑子的记录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比欧洲早900多年（伽利略在1600年才看到太阳黑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星占》记载了秦汉之际70年间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是我国古代较有影响的天文学著作。汉武帝和汉宣帝时，还制造了早期的浑天仪，用来观测天象，表明西汉时天文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东汉时，天文学又有新的发展。著名科学家张衡在总结前人天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写成天文学巨著《灵宪》一书（即天象法则之意）。该书较正确地阐述了许多天文现象，如认为月光是日光的返照；月食是因月球进入地影而形成的，即地球的影子投到月面上就要发生月食。 张衡主张浑天说，认为天地都是圆的，天象蛋壳，地如卵黄，为天所包裹，这与当时盛行的盖天说和宣夜说相比是进步的。他还根据浑天说和对天象的长期观察并在西汉浑天仪的基础上，于132年设计出一种更加先进科学的，能演示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浑天仪，所观测到的情况与实际天象完全相符。他还设计出测定风向的侯风仪和预测地震方位的地动仪。侯风仪的制法今已失传。地动仪曾准确地预报距洛阳千里之外的陇西发生的地震，使人惊叹不已。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的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欧洲早1700多年。

张衡(78～139)，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 张衡观测记录了2500颗恒星，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浑天仪和第一架预报地震方位的地动仪等。     张衡共著有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三十二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宪图》等。

地动仪

与天文学关系密切的历法在汉代也有较大的发展。秦和汉初都使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由于年代久远，到西汉中期已很不准确，和天象相差很大，甚至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月”的错乱现象。为此，汉武帝命司马迁等人修订历法。太初元年，即前154年，新历修成，这就是有名的《太初历》。它以正月为岁首，并第一次把24节气编入历法，还可预知日食、月食，校正朔望，指导农时，它不仅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同时也是我国保存至今的第一步比较完备的历法对以后历法的修订有很大影响。如后来刘歆就根据《太初历》制定了更加精确的《三统历》，该历规定，一年为365·25天，一月为29·53天，19年置7个闰月，这个成就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先进的。

2、算学 约在西汉中期，我国古代第一部算学著作《周髀算经》成书，它也是我国古代算经十书之一。该书虽然主要是以天文和历法为主，但它在数学方面，使用了复杂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算法，并最早利用勾股定理，比西方早500多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著作（主要是用数学方法来解释天文学中的盖天说）。 稍晚于《周髀算经》的算学著作是《九章算术》，约成书于东汉初期。全书分为九章，即九大内容，涉及到现代初等数学中的算术、代数、几何的大部分内容，其中有各类实际应用数学题246个，并按解题方法和应用范围分为九大类，说明我国数学在当时已形成科学的体系。在世界数学史上，《九章算术》可以和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相媲美。

3、医学 两汉时期，医学也有较大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中医学体系，出现了一批医学名家。如在西汉有著名的医学家淳于越，他精通脉学，医术高明，“为人治病，决生死多验”。在治疗过程中，注意把病人的病情诊断和治疗过程记录下来，是我国最早的病历创始人。 在东汉，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 张仲景：今河南南阳人，他在广泛搜集民间验方，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多年行医实践，写成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一书，共16卷，后经西晋名医王叔和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前者论述了当时属于“伤寒”的若干病症及治疗方法，后者是妇科、内科等多种常见病的医方汇集。他还总结出中医查找病因的四诊和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一套辩正方法，成为中医学的经典，他所阐述的中医学理论和治疗原则，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被后人尊为“医圣”。

张仲景(约150年—219年），名机，东汉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我国古代卓越的医学家。 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并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后世称其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

华佗：今安徽亳州人。他以行医为生，拒绝为官，后被曹操所杀。他精通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和针灸，尤其擅长外科手术和针灸，其外科手术和麻醉术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他还根据多年行医经验发明了麻醉剂—麻沸散，这在当时是首创，他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全身麻醉的医生。他还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并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创造了“五禽戏”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华佗作为一代名医，被后人称为“神医”。 在药物学方面，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该书总结了长期以来的大量药物学知识，记载了365种药物的性能和用途，还包含有植物学、动物学和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它的成书，是我国古代药物学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华佗（145-208）：东汉沛国谯（今亳州市）人，字元化，三国著名医学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外科尤为擅长。他曾用“麻沸散”使病人麻醉后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又仿虎、鹿、熊、猿、鸟等禽兽的动态创作名为“五禽戏”的体操，教导人们强身健体。后因不服曹操征召被杀，所著医书已佚。

4、造纸术的发明 造纸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之一。在造纸术发明以前，人们主要是用竹木简和帛作为书写材料，但简重帛贵，不便使用。于是，在西汉人们就已开始用丝絮和麻纤维造纸。在众多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有宣帝时的麻纸片，这说明造纸术最晚在西汉中期就已发明，只是当时没有大规模推广而已，直到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进一步改进造纸技术，纸的使用才逐渐推广普及。 蔡伦在总结西汉以来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为原料，并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重大突破，因而造出的纸既轻便又实用。蔡伦曾被封为龙亭侯，因而他所造的纸被人们称为“蔡侯纸”。由于这种纸原料易得，价格低廉，所以很快得以推广。

蔡伦（62年—121年），字敬仲，东汉桂阳（今湖南耒阳）人，我国古代伟大的发明家，造纸术的发明人。 蔡伦在和帝时，曾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114年封龙亭候。他总结西汉以来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技术，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为原料，于105年成功地制造了一种既轻便，又经济的纸张，被称为“蔡候纸”。造纸术的发明，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蔡伦墓

虽然在2世纪（即105年）就已发明了造纸术，但完全用纸代替简帛作为书写材料，还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直到南朝时，即404年桓玄下令废竹简，纸才完全代替简帛而成为书写的主要材料。 造纸术的发明，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约在三、四世纪时，造纸术传入朝鲜，后又传到日本。唐中期时，又传到中亚、印度，后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再由欧洲传到北美。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促进了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思考题： 重要名词： 1、简述刘秀巩固统治的措施及影响。 2、试析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田庄的特点及影响。 3、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的原因和后果是什么？ 4、黄巾大起义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说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起义？ 5、简述董仲舒思想的主要内容，并作简要评价。 6、简述秦汉时期取得的科学成就。 重要名词： 光武中兴 尚书台 水排、翻车 班超通西域 清议与党锢 王充与《论衡》 佛教与道教 今、古文之争 司马迁与《史记》 班固与《汉书》 《古诗十九首》 张衡与地动仪 《太初历》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华佗与麻沸散 蔡伦与造纸术。

阅读书目： 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 2、[刘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3、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4、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2 5、曾延伟：《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北京 出 版社，1989。 6、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 社，1959。